观点:中国应该吸取美国的前车之鉴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

当美国在冷战之后节节胜利之时,美国人的足迹遍布世界。他们到中东,入侵伊拉克,到欧洲轰炸南联盟,他们到欧洲攻打索马里,美国游客无论走到哪里,都大声喧哗,无所顾忌。以至于在1991年有一个说话非常轻的美国人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我们的澳大利亚专家说,这是一个安静的美国人。

在我印象中,澳大利亚人其实嗓门儿也很高,人们也喜欢大声说话。八十年代,我的加州老师斯蒂芬是爱尔兰人的后裔,他说话就非常大嗓门。而我的新闻同行美国人说话其实都很轻。

我想说的是,在我个人的印象中,当美国进行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后,美国陆续地对阿富汗,对苏丹,对利比亚等国,后来还有也门都发动过袭击。换来的结果是,美国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遭到恐怖袭击。吓得非洲各国美国使馆门前都放上了大水泥墩子。在美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门前三道大水泥路障弄的使馆一点都没有使馆样儿了。

同时,美国人在世界各地旅游的时候,时不时也有个别游客被攻击被骚扰的情况。这说明,一个国家强大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很强大。一个国家傲气了,并不等于所有人都能尊重你。事实相反,对于美国人趾高气扬的样子,很多人都很反感。

第二次海湾战争以后,就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后,在新西兰,很多人掀起反美行动。上到总理海伦克拉克说,如果是戈尔当选,可能不会发生战争。结果被迫道歉。其实,即使戈尔上台,也不好说。但是,新西兰人就是在基督教堂前默默地示威,背手低头默哀,以此对战争表示不满。美国驻新西兰大使在大学做演讲,结果被大学生哄了出去。因为他们不赞成武力攻打伊拉克。

从那以后,美国人可以收腹背受敌。很多人一见到美国人就嗤之以鼻,美国人自己出来以后也非常小心,总是把自己跟政治撇清,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有的人认为美国只重视大车大房,对资源浪费,观点很原始,因为只重视力量。而不重视道德和环境。

近年来,中国迅速发展,中国游客走遍世界。中国政府也非常给力,多少次战争,冲突,核泄漏等都是政府派专机去接游客,在利比亚,叙利亚,日本等多种场合。

中国游客也是无论走到哪里,火气都比较大,嗓门也比较高。比较张扬一些。因此,一些小偷从机场就开始盯着中国游客,一直到饭店,等你吃饭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就抢包,抢钱和护照。他们对护照不感兴趣,但是,包里一般都有钱和护照。

今天又传来巴基斯坦一个酒店发生汽车炸弹爆炸。塔利班已经承认是他们干的。就是说,这是恐怖行为。原因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但是,事后有关部门说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在那里下榻。幸好爆炸时大使已经离开。这种事情能是巧合吗?

不可能。这是对大使的行踪跟踪密切,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那么是谁在背后这么紧密地跟踪呢?中国驻以色列大使已经离奇死亡。现在,驻巴基斯坦大使又险些遇害。这件事一定要引起重视。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们应该注意。

即使我们做得好,即使我们都对,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是要谦谦君子,不要给人留下得瑟,张扬的印象。我们一直反对霸道反对霸权。但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为什么要霸气呢?霸气,霸道和霸权有什么重大区别吗?

我认为我们的外交一定要象外交,就是对外交往,而不是对外战斗。我们有道理,我们有能力。对于一些人来说,他拿你没办法了,就想出了阴招,损招,那就是恐怖主义。他们就是要钱不要命了。或者就是和你拼了。你能怎么办呢?塔利班为什么要对付中国大使?这里是否有第三方力量的介入?

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注意礼节礼貌。同时,注意保护自己。在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前提下进行斗争。

我们应该自我检讨一下,是否我们做的都对。首先,对于对手,我们要注意防,要注意给人面子。我们自己希望要面子,也要注意给人面子。同时,也要好好地预防。防患于未然。其次,不要树敌太多。对于小国,要平等对待。小恩小惠,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跟着你走。

巴基斯坦是离恐怖分子最近的国家。境内是否暗藏恐怖分子或者是有关人士都是可能的。同时,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都是在某国情报机构的严密监视之下的。因此,必须万分小心。

百年纪念:纪念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荷兰人马林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驻荷兰记者张卓辉)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现在五千多万海内外华人扬眉吐气 ,挺起腰杆的时代!普天同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生活在欧洲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荷兰华侨华人饮水思源地自然联想到搭起共产国际与中共建党桥梁的先驱:“在所有同志们的心中,已经竖起了你的丰碑。没有花岗岩,没有大的支柱,你的丰碑应该是不加虚饰的存在,你的形象会留在同志们的心中,尤其是你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马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诗歌颂者 –马林的妻子

回首当初红色征程起步   揭示开天辟地大事史记

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荷兰人马林

荷兰  张卓辉    (文 /  图)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23日―31日,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说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她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今年7月1日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921-2021)。一部描述荷兰人Henk Maring(马林)长达一个小时的文献纪录片不久前在荷兰电视第二台播放。凸显当年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参与协助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背景与活动,见证中共一大召开唯一的西方人,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外国人之一。 

见证中共建党唯一西方人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展厅,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员会、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与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马林与中国》文献图片展,曾经于2009年6月29日至8月10日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改建一新的专题展厅展出。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杨晓渡,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以及荷兰驻上海领事馆、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马林亲属代表和有关博物馆、纪念馆及大学、社区代表等近200人出席了展览开幕式。

  中共一大在上海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会上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共成立表示祝贺,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题为《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时下忆述,“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

   “1921年7月23日,在如今一大会址的建筑里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荷兰社会历史国际研究所的Marien van der Heiden女士介绍说。“当时有13名中国人和2名外国顾问与会,这两名外国人中,一名是俄罗斯人,另一名就是马林。马林作为顾问暨列宁和莫斯科的代言人,亲历了这一转折性时刻。 马林的意见在那次会议上非常有份量。 毛泽东当时也在场。他那时候还籍籍无名,不过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年轻人,可当时没有人料到他日后的伟大作为。”

    马林生于1883年荷兰鹿特丹市一个职员家(原名亨克•斯内夫利特 HenkSneevliet)在政治领域非常活跃,他从一名铁路员工成长为工会领导人。“他一开始是荷兰社会民主党(SDAP)的党员,后来变得越来越革命”, Van der Heiden女士继续详尽介绍道,“1913年,他前往当时的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开展反对殖民主义斗争。” 马林还是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后来变成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马林的左倾思想和对十月革命的热情很快就被注意上了。他随后被荷兰当局驱逐出境。“列宁亲自安排人接他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被告知世界革命将在像印尼和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继续展开。马林之后启程前往中国。当时的中国,人们对共产党还所知不多。马林帮助他们创立中国共产党、给他们提供政治建议并选择正确的战略路线。 他还在很大程度上负责国共两党间的合作。为了不让人知道他来中国干什么,(否则他就会立即被驱逐出境。)他和中国共产党员在秘密的地点碰头,并使用化名‘马林’开展工作。”在大家都熟知的7月30日晚上召开的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时,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敲门闯了进来,后又推说找错了人。马林凭借他在东印度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果断地作出停止会议,立即撤退的决定。代表们疏散后不过十几分钟,法国巡捕便包围了会场进行搜查。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后来忆述说:“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是啊,当时只要稍一犹豫,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就难以预料,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可能要受挫折。将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红游船上继续进行。有诗为证:1964年4月5日,“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视察南湖。董老仔细察看了纪念船的内外,非常激动地说:这条船仿制得很象,很成功。随后又欣然题诗:“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

    这是首次通过国际合作的形式在中共一大会址紀念館內举办展览,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為筹备此次展览,提供了118件展品,其中46件为珍贵的档案文献原件。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也提供了一部分珍贵档案。为此,2008年4月,由该馆馆长倪兴祥、民革上海市委马铭德、李玉贞老师和该馆陈列部信洪林组成代表团赴荷兰访问,此期间他们拜访了马林亲属,并与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就共同办展签订了意向书。  

   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G是荷兰皇家科学院KNAW的下属机构。研究所IISG的一名专家說,从来没有提供如此之多珍贵文物給一個在亚洲地区举办的展览,而這次的展览让观众更多看到马林日常生活的一面。在展览现场,吸引中国专家关注的有:印在马林衬衣上的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的指令原件;1921年6月6日,马林在上海筹备中共一大前夕邮寄给儿子的明信片。

在广州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毛泽东在延安于1936年同《西行漫记》作者,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嘉.斯诺谈话中曾经谈到马林,说他是一个“精力旺盛和富于说服力的”人。他有着宗教般狂热的革命热情,在国共合作这件事上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个特点:不屈不挠,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是个注定要对他所处的时代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

    受国民党的邀请马林于1921年12月中旬由张太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广州起义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人)陪同去桂林拜访孙中山途经湖南长沙,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开展革命工作,他在文化书社接待了马林。再次见面后,毛泽东介绍了革命青年黄爱、庞人铨等和马林见面,并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情况,包括华盛顿会议和共产国际将要在苏俄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长沙之行给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随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他曾这样谈到沿途的观感:“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1921年12月底举行了罢工。”可见,马林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是十分赞赏的。

   到达桂林,马林拜访孙中山,就承认并联合苏俄问题的可能性与孙中山进行了3次长谈,他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情况及其政策。孙中山赞同马林提出的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和谋求国共两党合作等3点建议,并希望得到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随后他又去了广州、汕头、长沙和海丰等地考察,调查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并在广州亲历香港海员大罢工,同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人建立了联系。通过调查,认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必须以党内合作的方式,才能推动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国民革命,同时使弱小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起来。马林的战略构想被共产国际所接受,并在中共三大会议上作为决议通过,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局面逐步形成。在表决中,毛泽东等10名湖南代表,武汉的6名代表,加上陈独秀、瞿秋白等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获得通过国共合作,形成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执行共产国际与马林的国共合作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局面逐步形成。也标志着马林的目标得以实现。

    在这些档案资料中特别珍贵的还有:1922年12月马林与苏俄全权特使越飞联合向共产国际与苏俄领导机关提出的《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报告原件;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马林为出席中共三大的共产国际代表的任命书;1923年3月马林在广州进出孙中山大本营的特别出入证等原件。在荷兰的马林后代也提供了部分与马林相关的书籍物品,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马林街的路牌;马林读过的书籍《列宁与甘地》、《逆流而上》以及1942年,马林在欧洲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时不幸被捕牺牲后1945年在马林葬礼上,马林妻子用马林生前穿过的衬衣做的挽带和胸签。这些展品都丰富了展览内容。此外,俄国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也提供了一部分珍贵的历史档案。所有这些档案文件,几乎都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展出。

    其中还有一段美妙的插曲:马林后代提供了1922年马林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时使用过的砚台(其个人收藏)—-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有一菊花砚台,马林、罗章龙(书记部副主任)、高君宇、包惠僧等都使用过,是劳动组合书记部极少见的存世文物,非常珍贵。上世纪90年代,马林的女儿西玛到北京拜访她父亲的昔日战友罗章龙,罗章龙把她父亲曾使用过的这个砚台赠送给西玛,表达对马林的纪念。“亲爱的西玛:菊花砚不仅是稀世珍品,还具有纪念意义,”罗章龙还专门为菊花砚写了说明,“因此,这个菊花砚对我们来说有特殊意义。我们把菊花砚作为纪念品赠送给你以表达我对马林同志深深地怀念。”这次展览,马林后代把菊花砚从荷兰拿来展出。2009年6月29日马林外孙巴特尔还亲赴上海,将砚台等9件实物史料正式捐赠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当天开幕式上,他代表全家宣布将砚台捐赠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做永久保存,这一慷慨之举引来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目前根据最权威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就有可能使国民党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为革命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马林的建议并作出党内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实行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共同需要,也是两党各自发展的需要。

马林立交桥纪念中荷友谊先驱 

    现在马林的出生地鹿特丹港是逾世纪前华人最早登陆荷兰的地方, 2021年是荷兰华人来荷110周年纪念,鹿特丹先拔头筹。1947年在该港口城市成立的瓯海同乡会(因浙江温州地处瓯江侧畔,东海之滨,乃依此取名),尔後定名为旅荷华侨总会(1977年),是欧洲最早最老资格最大的侨团之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在该会址升起了欧洲第一面五星红旗,代表日益崛起的欧洲华侨华人向祖国祝贺致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该会成立50周年时,题词墨宝:“爱我中华,兴我中华”。这是该会和全荷华侨华人的骄傲和荣耀,也是欧洲乃至世界华侨华人的座右铭。今天该港与上海港东西犄角相对均成欧亚第一大港。但上海港前年已超越鹿特丹港,晋升世界第一大港。明年将为中荷(1972-2022)建交50周年,同时今年也是中国上海市与荷兰鹿特丹市结为友好城市42周年(1979-2021),鹿特丹市长奥伯斯道顿先生(I.W.Opstelten)触景生情地说,上述的展览为增进中荷友谊提供了最好机会。

    而在现在马林的故乡荷兰东部海尔德兰省(Gelderland)省会全国最古老都市奈梅亨(Nijmegen)市到进入西德门槛的郊区车克(Cuijk)城之间50公里(级)路段,是每年7月下旬旷周持久一度(届)被欧洲称誉荷兰和平盛典四日大游行“开步走运动会”(当地著名曰:VierdaagseFeest,欧洲国际行军节)最精彩热闹最壮观浩大的一段(站)。这里每年(届)都有来自荷兰、比利时、德国、英国、卢森堡、瑞士、瑞典、挪威、意大利等;还有应邀前来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5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部队军(警)团与民众团体、许多志愿者参加者共数万人,1999年首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队)应邀参加该盛会。荷兰海尔德兰省省报《De  Gelderland》在报道各国军队代表团时按语音序列为“Canada、China……”首支亚洲国家部队阵营出现;2008年7月中旬,首次有中国地方政府代表团—辽宁省大连市代表团抵达奈梅亨市考察“4日开步走运动会”。于是,荷兰的“VierdaagseFeest”宣传广告(标语、影画)前额上第一次使用中文隶书特写大字“联欢聚会”,显赫“友谊第一,竞赛第二”健民体育精神……。前年7月16-22日期间为第102届欧洲国际行军节(因为疫情,该节去今两年停办),届时步行者沿途附近总会看到一座被当地政府特地册封命名令人崇敬著名Henk Sneevliet(中文名为“马林”)的立体交叉桥,她宣示了永恒的中荷友谊见证–如同马林妻子的一首诗作:

    “在所有同志们的心中, 

  已经竖起了你的丰碑。 

  没有花岗岩,没有大的支柱, 

  你的丰碑应该是不加虚饰的存在, 

  你的形象会留在同志们的心中, 

  尤其是你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马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2021联合国中文日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海外影像节圆满结束, 瑞典中文学生两个视频获奖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2021联合国中文日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海外影像节圆满结束, 瑞典中文学生两个视频获奖。

4月20日是中国节气谷雨,也是一年一度的联合国中文日,又恰逢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五十周年,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共同举办了 “2021联合国中文日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海外影像节”, 面向海内外征集外国人原创有中国文化内容的影像作品,进行展播和颁奖,活动旨在向世界展现外国人眼中真实, 立体和全面的中国和中国文化。活动共收到来自27个国家的大约340条影像作品,活动共选出25条作品在中央电视台公益频道进行了展播,并在中文日当天举行了特别活动,公布了获奖名单。

瑞典学习中文的学生们在汉语桥俱乐部斯德哥尔摩站的支持下,向影像节提交了两件作品,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两件作品均脱颖而出,获得组委会提名奖,成功进入了影像节展播,在央视和影像节官方平台上展示了瑞典中文学生的独特风采。

小提琴手Diana Parhizgar 和古筝演奏员金欣蕊合作演出的”春思芒种” 以网红歌曲芒种为素材,组合新颖别致,乐曲优美动听,在斯京市郊雄伟的狮谷城堡的背景衬托下,充分表现了”北国新春风初暖,已盼芒种净世间”的主题,展播后获得了观众的好评和欢迎,在影像节官方平台的点击量名列前矛。

瑞典大学生林有为(Mattias Lind) 是中国茶艺爱好者,谷雨,新茶初成时,他和朋友苏珊娜 (Sanna Zommarin)一起品茗谈艺,思古赏琴,兴到酣处,苏珊娜展示了中国传统舞蹈采薇。这段”新茶·采薇” 充分表现了瑞典同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喜爱。视频录制在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进行,也是中国文化在瑞典传播的一段佳话。

汉语桥俱乐部斯德哥尔摩站成立于2020年9月,是由中瑞教科文交流协会牵头发起的民间组织。宗旨是以汉语桥比赛和学习汉语为契机,发展瑞典汉语教学,促进中瑞教育、文化交流,增进中瑞人民友谊。汉语桥俱乐部负责人郝景霞,李凯担任了这次视频录制的制片人,他们表示:“疫情期间,困难重重,但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圆满完成了视频录制,能够在这么高大上的平台上展示瑞典汉语教学的成果,表现瑞典优秀汉语学生的风貌,感到非常高兴”。他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喜爱汉语,喜爱中国文化的瑞典同学加入到汉语桥俱乐部中,大家一起用汉语来搭建中瑞友谊之桥。

以下是两个视频的链接,希望大家喜欢:

https://gongyi.cctv.com/2021/04/16/VIDEmWRLwVVefXpsFgYT9a9a210416.shtml?spm=C74732.PUe52f1yGKmo.EQBRo5CeiUfx.7

https://gongyi.cctv.com/2021/04/16/VIDEcU2MvMDdNlLQg0UlT9oN210416.shtml?spm=C74732.PUe52f1yGKmo.EQBRo5CeiUfx.10

时评: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杜好田帮农民卖土豆想到的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

今天看到一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一个报道,讲的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读研究生杜好田因为帮助农民卖土豆把土豆变成锅巴而申请延期毕业,并获得教授的同意。

看了这则新闻感到很激动。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深知农民种的庄稼不容易,很多时候,一丰收了,反而卖不出去了,价格也降低了。比如苹果太多会烂掉,卖也卖不上价钱,茄子太多也只能烂掉。5分钱一斤白给一样。问题就是有些尴尬,因为家里的苹果如果多也就是比平时多了一些,你说建一个加工厂,生产苹果酱,也不够规模。因为中国农民的土地就是那一亩三分地,没有多余的。因此,尴尬的时候很多。

如今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给农村发展提供很大空间。杜好田就给大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利用自己学习的技术,为陕北农民解决卖土豆难的问题。那就是把正常的土豆改良品种变成粉色的土豆,然后,加工成粉色的锅巴,这样,单是在校园里就销售很好。

作为一个学习的项目,他和团队帮助一个镇的农民解决卖土豆难的问题。直接把土豆加工以后销售,可以提高销售价值。这样也为脱贫作出了贡献。这正是中国应该发展的道路和实践。就这一个例子,反映了方方面面的进步。

首先,过去的学习理论很难联系实际。学生们在学校死读书,读死书,没有实践经验。这样,大学生即使毕业了,也很难找到工作。而且以前都是眼高手低,都希望到大机关去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今日中国,发展已经到每家每户。尤其是对困难户都实行精准扶贫。因此,大学生能到乡镇去扶贫,把学到的技术应用到农村非常好。

其实,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才是中国的巨大支撑。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付出才保证城市的极大丰富的物质供应。但是,有的地方因为偏僻,还不能和大城市联系好,因此,出现销售难的问题。而杜好田的实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以致用的实验。

第二,中国农村农民和城市脱轨。联系不密切。理想状态应该是城市的土豆食品加工厂应该和农村有密切联系,一旦土豆成熟了,立即有工厂来接收。或者是农民自己就有加工的场子,那样,就直接销售加工后的土豆食品,收益更好。

以前,我学习德语的时候,有一篇课文讲的是父母和孩子讨论学习什么。在德国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定学习方向了。那些致力于搞研究的人可以继续学习高中上大学。而一部分人可以不用上大学,直接进技校。孩子跟爸爸说,我不想上大学。爸爸问为什么,他说上大学毕业以后反而不好找工作。学历越高,工作越难找。其实,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如果中学毕业了,直接进工厂,德国的工厂从小就培养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很多高级工程师,都是从实践中学习出来的。

在瑞典,也是可以在高中毕业后选择工作一年或者是周游世界一年,作为实习一样,然后,再上大学是可以的。或者大学毕业工作一年以后再读研究生也是可以的。这样就给人思考和实践的余地。学以致用,学习是因为感兴趣而学等等。

而在中国一段时间以来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一口气象我爸爸说的把所有大学的门都读到关门为止。然后,学历高的进入国际机关,感觉所谓高大上的部门当一个小卒。现在,大学生似乎也越来越难找工作。不象我们毕业那时候抢手。但是,你实践经验没有,用人单位也不愿意让你来了就是实习,希望你马上能派上用场。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物理系的同学想来我们外语系听英语课,老师都把他撵出去了。其实,这种精神应该给予鼓励,或者是可以提供条件满足人们学习不同只是的需求。

这是说学校的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面。学校里有没有实习,似乎也不是必须的。这一点很不好,应该是必须的,而且实践要多一些,培养的人才更好。

关于农民的问题。在西方的经合组织国家里,例如,在新西兰,葡萄酒农场主就用电脑来联系市场,观察市场,看市场的需求量,根据需求量来决定他生产的酒量。这样就避免生产多了,葡萄酒会降价或者卖不出去。如果需求量大,可以加大生产。总之,农民和市场密切联系。农场主也是产品加工厂的厂长。一条龙服务。因此大农场主都是很富有的。

而在中国由于包产到户口粮田数量很少。其生产的产品不能规模化。因此,只能够自己口粮,卖不出好价钱。就拿土豆来说,我们的农民,依然是直接卖土豆。

但是,在西方,超市里的土豆产品实在是太多了。孩子一天到晚的选择各种土豆片,有黄色的,也有粉色的,各种品牌。这都是土豆加工出来的产品。农民种植大量土豆,除了卖新鲜土豆外,也卖各种加工食品。或者是农民与加工厂联系密切,或者是自己直接有加工厂。农民有农场主协会来组织起来,确定自己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怎么定价,怎么销售等一系列的事宜。

而中国农村有很多农民的小规模就十分困难。近年来已经有很大改善。例如,我哥家种玉米,就有人帮助承包机械化种植,然后,秋天有人来收购。这就形成了农业农村和城市工业的有机结合。如果农村能够大规模生产,在当地或者城乡结合部设厂,加工,就更好了。

中国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中央的政策可以贯彻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了。中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脱贫了。象杜好田这样的大学生能够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这也是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现在也开始甚至很多地方已经实行了大农业,在这个过程中,依然要注意不要侵犯农民的利益,让他们能够平稳过渡。有困难的农民能够及时得到帮助。这样就会越来越好。

报道说,杜好田的教授同意他延期毕业时间,这也是一个灵活的教学方式,让他做事有始有终,帮助他把这个项目搞完,这都是很好的实践,值得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