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副省长赵海山一行访问瑞典耶夫勒省和市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5月10日,湖北省副省长赵海山一行访问瑞典耶夫勒省和耶夫勒市,受到耶夫勒省省长佩尔.比尔和市政府及地方商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佩尔.比尔省长致欢迎词,热烈欢迎湖北省副省长赵海山一行。

比尔省长说,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所在的位置。这里是1728年在瓦萨过王的儿子推动下建立的城堡。但是,后来失火了,15年后又重建,一直到今天。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们这里有历史悠久的公司和企业,例如有一个公司已经有450年历史了。我们这里的水非常清洁,我们在垃圾分类回收方面做得非常好,这里曾经是咖啡和糖果生产基地,今天你们大家来,我希望你们能够达成协议,共同探讨未来创新发展与合作。

赵海山副省长说,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接触,湖北省认为和北欧国家尤其是瑞典有很大合作潜力。因此,带领大批企业家来瑞典和北欧其他国家访问。他也介绍了湖北省的情况,他说,湖北省在汽车制造,食品加工等很多方面与耶夫勒堡有合作和互补的潜力。湖北省愿意与耶夫勒堡省进行积极合作。湖北省教育科技人才有优势,有128所高校,有150万大学生,是中国链接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也是拥有方圆5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中心,优势明显。真诚希望双方能够合作,他希望耶夫勒堡能在11月或其他时间访问湖北。

左:翻译,右:耶夫勒堡郡县委员会战略顾问马格努斯.恩斯特罗姆致辞。他代表耶夫勒堡郡县委员会主席向代表团表示欢迎。

湖北省商务厅厅长秦军说,中国近年来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问题也十分严重,虽然湖北不是胖子省份,但是,确实有很多地方还是有胖子,因此,需要直接及时面对这个问题。

省长比尔和副省长赵海山和商务厅厅长秦军一起见证了湖北省和利公司和耶夫勒的北欧甄简,湖北大众华彩和瑞典港口物流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北欧甄简是一个北欧模式的社会企业,致力于在甜食中减糖的一家公司。

Anna-Sofia Winroth是一个工程师,也做无糖巧克力。为了准备迎接湖北客人,特意研究了湖北人的口味,发现他们喜欢吃辣的,所以,特意在巧克力中加入辣椒和海盐来调味。

赵海山副省长一行到市中心的创新枢纽中心体验了制作无糖巧克力的过程,了解了耶夫勒在减糖方面作出的努力,对制作无糖巧克力程序印象深刻。

图文 陈雪霏

Why has Hubei province great to do with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Xuefei Chen Axelsson

Today three women vice mayors from Hubei province talked about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e audience asked me, nowadays everybody talks about belt and road, even Hubei province talk about Belt and Road. I can understand when you talked about Xinjiang, it has relations with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ut Hubei province, what relations it has with Belt and Road?

I said it has great to do with BRI. Why? Because Hubei province is in central China and called center of China. Many goods from Yiwu, Shanghai and other eastern part of China have to go through Wuhan to go westward to Xinjiang and then to Europe.

Xiangyang, Jingzhou was communication hub in ancient times. Think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when Zhuge Liang from Sichuan met Zhou Yu from Zhejiang, they met in Jingzhou.

In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or transportation, Wuhan has great to do with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o matter it is about good in land or good to be transported through the sea.

湖北省推出三位女副市长在瑞典推介自己的城市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5月9日,在中瑞建交69周年的喜庆日子里,中国湖北经贸合作推介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推介会上武汉、襄阳和宜昌三位女副市长分别来推介各自的城市,虽然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没有女性,但是,在每一个市都有女市长或者副市长。

武汉市副市长徐洪兰讲话干练有力,用那带有一点儿武汉口音的流利英语开头和结尾给人以非常亲切的感觉,武汉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教育和科技,人才是最重要的。

宜昌市副市长讲话也是铿锵有力,主要介绍了宜昌对接一带一路国际海路贸易通道。盘点一下,原来湖北省有18位女副市长。而且都是六十后和七十后。

在今天的推介会中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龙小红的推介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襄阳的历史文化尽含其中,诗文绝句让人感觉十分美妙。昨天商务厅的同志就讲了襄阳的凤凰文化故事,勾起记者的兴趣,今天听了三国演义和神雕侠侣的故事更是让人感觉必须要去襄阳,去湖北。下面是龙小红的推介词:

我是湖北省襄阳市政府的龙小红。昨天,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飞越7000多公里,来到美丽的瑞典,为的就是能在风景如画的波罗的海之滨、享有“北方威尼斯”美誉的斯德哥尔摩与大家相遇相聚,希望能与大家增进交流与合作,共叙友谊与发展。同时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借着“2019中国湖北经贸合作推介会”这个平台向各位朋友们推介襄阳。在此,我谨代表襄阳市人民政府,向这次盛会的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关心支持襄阳发展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襄阳是中国中部一座拥有600万人口的美丽城市,它虽然远在地球的另一端,但却和瑞典有着深厚的经济文化联系。襄阳是中国茶马古道和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长江最大支流、有着7亿年古老历史的汉江穿城而过,是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汉江流域中心城市。襄阳版图面积1.97万平方公里,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188平方公里,人口172万,斯德哥尔摩城市面积186平方公里,与襄阳中心城区相当。

历史上的襄阳,是一座极富传奇色彩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楚文化、汉水文化、三国文化在这里孕育兴起,汉光武帝刘秀、中国智圣诸葛亮、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在这里谱写了许多历史传奇和名篇佳作,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120回有32回发生在襄阳。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的千古隆中对,还有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郭靖黄蓉守襄阳也发生在这里。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是这座城市的形态写照,外揽山水之秀,内得人文之胜,是这座城市的神韵和内涵。

襄阳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历来是兵家和商家的必争之地。近年来,襄阳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全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绿色崛起,2018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4309.8亿元,同比增长7.8%,位居湖北省第二位,中部六省同类城市的第二位,全国经济百强城市第50位,城市的能级、影响力和竞争力日益增强。如今的襄阳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襄阳是区域发展的重地。是中国中部地区30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经济首位度最高的城市,“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战略地位突出。国家和湖北省高度重视关心襄阳发展,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支持襄阳巩固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地位,加快打造汉江流域中心城市”;湖北省政府科学谋划的“一芯驱动、两带支撑、三区协同”高质量发展区域和产业战略布局,赋予了襄阳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使命。这些都为襄阳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二、襄阳是产业集聚的洼地。目前已形成以汽车产业为龙头,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医药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农产品深加工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是国家新型工业化(新能源汽车、军民结合、再生资源利用)产业示范基地,跻身中国第八大汽车工业城市,集聚了东风、日产、华为等3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

三、襄阳是开放发展的高地。拥有中国(湖北)自贸区襄阳片区这一国家级对外开放大平台,正在全力打造出口加工、军民融合、服务贸易、跨境金融、知识产权交易等国际化产业园区。我们正全力构建立体化国际物流大通道,加快推进航空港、铁路港、陆地港、水运港和综合保税区等“四港一区”建设。目前,襄阳至宁波港国际铁海联运、“襄汉欧”、“襄西欧”、“襄渝欧”中欧货运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襄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襄欧国际货运班列自2018年3月28日首发至今共发运2548TEU,货值约17836.7万美金,货重约20384.12吨。我们正在全力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国际邮件快件集散中心、跨境电商平台,并就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进行持续创新,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

四、襄阳是国家战略要地。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襄阳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我们正在建设国家高铁枢纽,未来将有4条高铁和4条货运铁路在襄阳交汇,搭建起襄阳与中国国内各中心城市的“4小时以内交通圈”;我们正在建设汉江航运中心,打造亿吨级汉江襄阳新港,对接长江黄金水道,实现千吨级船舶和万吨级船队通江达海;我们正在建设区域性门户机场和航空港,目前襄阳机场已开通33条航线42个航班,覆盖国内30个城市。我们正按照一类航空口岸的标准对襄阳机场改造升级,适时开通国际和港澳台地区的包机航线。

五、襄阳是投资兴业的福地。产业承载力强,拥有2个国家级产业园区和33个基础设施完善的专业园区。职业教育发达,每年可为企业提供高素质技术工人10万余人。要素成本低,工业用水用电用气价格低廉。政务服务优,设立登记企业仅需3个工作日。政策环境好,建立了“投资+信贷+基金”融资支持联动机制,实行“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的产业培育机制,为投资商量身定做实用的支持政策。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按照省政府的安排和部署,加快建设湖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和汉江流域中心城市。我们真诚的期待能与北欧国家的企业家朋友们携手合作,共同谱写财富新传奇。

各位企业家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唐朝大诗人王维有一句诗这样描写襄阳:“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表达了他对襄阳山水风物的无限热爱和流连忘返之情。襄阳确实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我们热诚地欢迎大家到襄阳走一走,看一看。衷心的祝愿各位朋友们事业鸿达!顺心如意!            

桂从友大使出席中国湖北经贸合作推介会并致辞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5月9日,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出席中国湖北经贸合作推介会并致辞。

他说,今年3月底,我们使馆举办了首届中国-北欧智慧城市合作大会。4月上中旬,瑞典中国商会年会和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路演在斯德哥尔摩成功举办。今天,湖北省举办中国湖北经贸合作推介会,这再次表明,中瑞经贸务实合作在双方政府和商界的共同推动下,正在健康、快速地发展,这也进一步表明中瑞经贸务实合作的巨大潜力正在得到发挥。借此机会,我愿与大家分享双方在贸易投资领域取得的最新合作成果。首先是双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双边贸易额达171.5亿美元,同比增长15%,创历史新高。中方自瑞方进口89.5亿美元,瑞方保持顺差地位。其次是中国企业对瑞方投资不断涌现出新的成功案例,除大家熟知的吉利沃尔沃外,近两年浙江山鹰纸业、吉林康奈尔、福建雪人、上海泛亚等在瑞投资项目也获得成功,取得双赢的成果。截至2018年底,中方对瑞方累计投资75.7亿美元,瑞方对华投资50.1亿美元。我们欢迎瑞方企业扩大对华投资,希望双向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展。

桂大使说,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它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转型实施的新区域开放开发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提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和沿江地区高质量发展,这些发展理念与瑞典所具有的优势高度契合。湖北省地处长江流域中心位置,交通枢纽地位突出,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城镇体系完备,在长江经济带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湖北与瑞典的经贸务实合作前景广阔。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明年将迎来中瑞建交70周年。在这两个重大节日来临之际,我们希望双方不断深化互利共赢的经贸务实合作。瑞典在绿色环保、智慧城市、新能源、生物医药和高端制造等领域技术水平全球领先,拥有一大批知名的创新型跨国企业和各具特色的中小科技企业。湖北省的经济实力、潜力、区位、市场、人才和资金等禀赋突出,有助于瑞典破解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的本国市场有限和发展空间不足等制约,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我希望在座的双方企业家们抓住本次推介会的契机,开启湖北与瑞典经贸合作的新篇章。

  预祝中国湖北经贸合作推介会取得圆满成功。

湖北省副省长赵海山率领多个代表团大约80多名政府企业代表齐聚斯德哥尔摩与瑞典的企业进行推介和对接。瑞中贸易委员会也是合作单位。本次活动也得到了中国银行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大力支持。

正如桂大使所说,今天正好是中瑞建交69周年,在这个日子举办这次活动意义重大,相信会取得丰硕成果。

图文 陈雪霏

2019中国湖北经贸合作推介会在瑞典成功举办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联合报道(记者陈雪霏)– 2019中国湖北经贸合作推介会5月9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成功举办。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湖北省副省长赵海山,瑞中贸易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拉格奎斯特,瑞典企业与创新部总司长莲娜.海格勒夫(Lena Hägglöf)及来自湖北和瑞典的几十家公司近200名代表出席了推介会。

5月9日也是中国瑞典建交69周年纪念日。此次大型推介会在这个日子里举行,也是为中瑞经贸合作献上的一份厚礼。

本次活动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北商务厅、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 斯德哥尔摩分行和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承办,得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支持,并与瑞中贸易委员会合作举办的。

瑞中贸易委员会秘书长伊丽莎白.舍尔德贝应邀主持推介会。

瑞中贸易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拉格奎斯特首先致辞。他说,中国人的哲学是以和为贵,和谐共处,和谐发展,绿色发展。一开篇,这位与中国在商界打了20多年交道,帮助宜家,斯凯孚等多家瑞典公司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老同志以中国的哲学观点开始他的讲话。

他说,中国现在既不差钱,也不差市场,可以说是人才物力都具备。瑞典的很多小公司都是有自己独特创新和技术能力的公司,如果中瑞中小企业之间能够合作,必将助力中国的大企业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带动全球的经济发展。

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出席推介会并致辞。他对湖北近年来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对中瑞经贸合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去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瑞典在欧盟以外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是瑞典顺差很大。

湖北省副省长赵海山致辞说,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关怀下,湖北正在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湖北的最大优势就是年轻人多,有128所高校,150万大学生,这些年轻人必将成为中国的劳动力大军也将是消费的主力军。

武汉副市长徐洪兰介绍了武汉的发展情况。
襄阳副市长龙小红介绍了襄阳的地理历史文化发展优势
湖北三峡大坝所在地宜昌副市长介绍宜昌的情况。

随后,武汉,襄阳和宜昌的三位女副市长对各自的城市做了推介,突显中国巾帼不让须眉的可喜可贺的发展景象。

湖北省商务厅厅长秦军主持签约仪式

湖北省商务厅厅长秦军主持签约仪式。他说,去年11月中国商务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中国北欧经贸合作论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天我们又不远万里来到创新之国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来交流过去一年来我们取得的各项成果,探讨今年和明年的工作意向。本次活动正是对去年上海进博会的后续跟踪。今天将与瑞典乃至北欧地区的合作伙伴签约,有十六个合作项目,合计合作投资金额达205.78亿美元,一百亿美元以上的项目一个,一亿美元以上的项目4个。一千万美元以上的项目7个,涉及贸易、商务、食品,新能源、生态旅游等多个领域。其中有11个项目在今天的会上签约。总投资额是205.63亿美元。赵海山副省长、桂从友大使和拉格奎斯特主席见证签约仪式。

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行长欧辉祝贺湖北推介会取得圆满成功

最后,中国银行卢森堡有限公司行长欧辉表示将对湖北客户提供竭诚服务。

推介会以后,来自湖北的80多人代表团分期分批到北欧各国包括冰岛、挪威、芬兰和丹麦进行分头考察。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经商处韩晓东参赞,国航斯德哥尔摩营业部总经理朱津川等多家公司代表前来参加推介会并与湖北方面进行了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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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陈雪霏

凤凰山遐想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5月8日,湖北代表团访问瑞典,其中一团长说湖北其实也是凤凰文化的发源地。

笔者感到很吃惊,从来没有听说过湖北有凤凰之说啊。回来查了查资料,发现中国古代确实相信有凤凰之说。

原来,中国有几十个凤凰山。而湖北荆州的凤凰山是在公元前278年就存在了。人们相信那里真的有凤凰。凤在中国古代是男性的意思,凰是女性。凤凰就是一种近乎神灵的吉祥物。凤凰涅槃,就是重生的意思。中国很多省份都有凤凰山。都是很有名气的地方。

说到凤笔者也想到了陕西的凤鸣岐山。那是周朝的时候,周文王被称为凤。在岐山这个地方有凤。家父名字就是凤鸣,姑姑凤仙,仔细想来都是很好的名字啊。

想到父亲就想起他年轻时候给我们讲故事的情景。那时候,家贫,父亲编筐编篓。晚上,我们小孩都躺在被窝里看着父亲编,同时听他讲故事。

他经常讲周文王和姜子牙的故事。姜子牙直勾钓鱼,愿者上钩。有一天,周文王出来巡游,看到姜子牙钓鱼,他很好奇,就问,你为什么直勾钓鱼,怎能钓上来呢?姜子牙说,我太老了,需要帮助,你是否可以背我回家。于是周文王背了他808步就背不动了。停下来了。于是姜子牙说,你是周朝天子,我是来帮助你的。你背了我八百单八步,我会保佑你八百单八年。

于是,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文王真的统治了八百多年。

听着中国古代的离奇故事,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遐想。最形象的画面就是比干皇叔在墓地烧火熏狐狸显原形的精彩片段。有时我都把祖坟冒青烟的镜头与此相联系。

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就是体现在这些历史故事方面,因为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架构,似乎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基本定好了,然后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就是奇迹。

美丽的北京野生动物园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4月2日,记者驱车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因为这里曾经是金丝猴和麋鹿的故乡,记者曾经到这里来采访美丽的金丝猴,因此想再来看看。如今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可是拥有世界各地的各种动物,种类繁多,丰富多彩。

不过这里挑选发表的都是赋予人性化的动物,看到他们,不禁觉得人类也更应该爱自己,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爱人,相信上帝的安排。

再访阔别20多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大学毕业那年,走在街上,有人说,这个是记者。当时笔者确实在街上记录着一场重要事件。就是这个镜头导致笔者后来真的到新闻单位工作,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毕业以后,多次到人大去看朋友看同学。还曾参加过俞敏洪老师举办的GRE辅导班。

光阴荏苒,后来,经常出国,就很少回人大了。好像2001年的一次房地产研讨会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人大了。说来也快20年了。

现在的人大不知道比31年前要漂亮多少倍。只有几个教学楼还依然矗立,但周边已经盖了很多新楼房。原来特别明显的带鱼形状也已经完全改变了,不知肥了多少。比较好的现象是墙少了许多,花草多了,环境大大地改善了。老图书馆还在,勾起笔者心中不少的回忆。人大,我的母校,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匆匆地一掠,是把和朋友约见的地点选在这里顺便看了一下。但也觉得很奢侈。人大,我为你自豪,人大我为你骄傲。因为你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大多都是品学兼优,他们在各个岗位上都尽职尽责,忠心耿耿,德才兼备。努力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自己的贡献!

拜访著名画家曹瑞华、杨永家、崔虹和李丽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4月4日,记者乘地铁来到艺术家之村宋庄拜访著名画家曹瑞华、杨永家和李丽。

石榴堂主人、恒均居士。1953年元月生于三门峡市陕州古城,曾进修于西安美术学院、北京画院高研班,是我国著名的国画画家。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曹瑞华写意花鸟高研班导师。现为中国美术协会会员、河南省三门峡市画院院长、中国文艺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文化部大西山墨香书画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画画家曹瑞华的《春的使者》入选河南省首届中国画作品展。曾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有《曹瑞华作品集》,《荣宝斋》特出版画谱专集;《中央电视台》《魅力中国》《收藏天下》《央广卫视》《水墨丹青》等栏目做专题报道。先后在《鉴宝》杂志、中国美协主办的《美术》、《美术界》、《现代水墨》、《人民艺术家》、《美术市场》等50多部国家专业报纸刊物多次进行专题报道。

大山水画家李丽,胡杨林著名画家杨永家和曹瑞华。

曹瑞华老师擅长花鸟,他的作品惟妙惟肖,尤其是孔雀非常漂亮。

作为中欧文化协会会长,笔者和中方执行会长、著名北京画家李丽一起拜访了曹瑞华和杨永家老先生。

杨永家老师于1951年出生在甘肃。成年后在内蒙古阿拉善生活工作了十几年。他熟悉阿拉善的大漠、胡杨、骆驼,长期以大漠、胡杨、骆驼为主题进行艺术创作。杨永家热爱阿拉善,以阿拉善为创作基地。仅1999年到2001年,就3次深入阿拉善采风写生,搜集创作素材,拍摄了上千张资料照片,以不同的构图和视角,描绘不同季节光线和色彩的变化,探索着不同的技巧和表现方法。浩瀚无垠的大漠,耸立倔强的胡杨,勇斗风沙、负重耐劳、坚韧跋涉的骆驼是他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对骆驼情有独钟。

他说:“作画和做人、做事一样,都要体现一种精神。我画骆驼,就是希望对它的品格和精神的刻画,给人一个思考,一种拼搏向上、勇往直前的力量。正是有了这种力量的驱使,才使自己在创作道路上有所作为,受益匪浅”。经过长期的艺术磨砺,他以精湛的技艺,粗犷而细腻的笔触,含蓄隽永的意韵,将大漠之舟表现得栩栩如生、质感如触,使人常看常新。他笔下的骆驼有的昂首阔步,不辞跋涉,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勇气;有的在枯树下小憩待发,给人以不屈不挠,蓄势拼搏的力量;那千峰涌动的驼队,有如万马奔腾、锐不可挡之势,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为此,他被人赞为“骆驼画家”。

从宋庄出来,记者和李丽又驱车到上地附近的著名人物工笔画家崔虹的家中探望。

崔虹作品多次发表于《美术》、《国画家》、《新水墨》、《中国人物画研究》、《中崔虹画作(7张) 国画家》,《美术报》、《中国书画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与天对韵——崔虹作品集》个人画册;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书画名家经典作品丛书——崔虹作品集》。其传略刊入《世界美术家传》、《世界美术集》等大型辞书。

崔虹尤其对女性的描绘非常美,她画的少数民族女性和她们的服饰都给人留下非常美丽大气的印象。

李丽,笔名金书,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硕士研究生,进修于中国国家画院杨长槐、范扬工作室,著名画家苗重安先生入室弟子,受益于刘大为、龙瑞、范扬、雷正民(中国美术家协会前党委书记)指教,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高研班导师,河北美术学院高研班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北京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女画家协会会员,北京女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报道副主编,京华美术馆副馆长,曾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型展览并获奖,作品曾被中南海、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务院事务管理局悬挂并收藏。作品被美国洛克菲勒家族关注与收藏,其作品也被多家国内使节作为国礼赠送于国际友人。李丽师从著名画家苗重安先生,故其山水画具有明显的“长安画派”遗留下来的痕迹,取材多为崇山大水,茂密繁盛,构图饱满充实,笔墨严谨不苟,画山能以适合北方山石地貌多种皴法为主,使之既便于状物,又有一定的个性特点。设色上则水墨与重色结合,从而创造了充实、雄阔的大意境。观李丽的画,不难看出其在继承苗重安先生绘画风格的基础上还有自己的创新。其山水画用线柔和饱满,墨色厚重大气,着色大胆,不落尘俗,同时在画面点缀民房屋舍,增添了画面的人文气息。同时她还在其作品中融入了女性细腻的笔触,线条紧密细致,层次错落有致,山水、树木、人家,表现出其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悠然的生活状态的向往,营造出了山水深处有人家的意境,值得慢慢品味欣赏。

可以说,这四位画家都是实力派画家,各有千秋,各有特色,通过这次走访,双方同意将来一起合作,邀请各位画家来瑞典乃至北欧进行画展和文化交流。

2019新疆行之二:吐鲁番的坎儿井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去年我在举办新疆图片展的时候,土耳其记者就问我是否采访了坎井,我说没有,因为那好像在南边,我们去的北疆。

今年借着采访两会回国的机会,我决定到吐鲁番去看看坎井。从葡萄沟出来,我们直奔火焰山,因为火焰山是我在西游记中看到的场景。我想亲眼看看火焰山到底是什么样。玉树普飞速地开车,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地和砂石山。等到我们抵达一处满山沟壑淋漓的地方,他说,火焰山到了,这就是火焰山。我感到十分失望。原来火焰山就是光秃秃的烤人的山。是的,这里人为地修了一个门,加上一些修饰,里边设立了苏悟空,铁扇公主等等的雕像。据说这里最热的时候可以达到70度。把鸡蛋放在沙土里可以煮熟。

照了几张相,我们就回来去看坎井。坎井博物馆在托勒逊。到底什么是坎井呢?我从百度百科里找了一些资料,供大家阅读。

我下到坎井里看到了很多过去灌溉的工具,例如井绳,辘轳等。当然,主要的是形象的地下水工程。坎井与万里长城和大运河并列为古代三大工程。

[kǎn ér jǐng] 

坎儿井

锁定同义词 坎尔井一般指坎儿井本词条由“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 审核 。坎儿井,是“井穴”的意思,早在《史记》中便有记载,时称“井渠”,而新疆维吾尔语则称之为“坎儿孜”。坎儿井是荒漠地区一特殊灌溉系统,普遍于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吐鲁番的坎儿井总数达1100多条,全长约5000公里。坎儿井是开发利用地下水的一种很古老式的水平集水建筑物,适用于山麓、冲积扇缘地带,主要是用于截取地下潜水来进行农田灌溉和居民用水。坎儿井的结构,大体上是由竖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和“涝坝”(小型蓄水池)四部分组成,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和西部 的喀拉乌成山,春夏时节有大量积雪和雨水流下山谷,潜入戈壁滩下。人们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创造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坎儿井不因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中文名坎儿井外文名Karez涵    义“井穴”的意思用    途集水建筑物适用范围山麓、冲积扇缘地带开放时间08:00~17:00门票价格40.00元著名景点坎儿井博物馆建议游玩时长3-4小时适宜游玩季节8月~11月,气候适宜。

代尤其是武帝的主要功绩之一是开发了广大的西北地区。当时把移民实边和修渠屯田作为抗击匈奴侵扰的组成部分,这时西北地区成为仅次于关中的水利重点地区,水利工程技术也大大提高。新疆特殊的水利工程型式——坎儿井也创始于西。据《书·西域传》记载:宣帝时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按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 ,三国人孟康坎儿井景观图(18张) 注解 卑鞮侯井 说: 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可以看出。这个工程有6个竖井,井下通渠引水,显然是近代的坎儿井。坎儿井是新疆特有的灌溉取水工程型式。在新疆一些冲积扇地形地区,土壤多为砂砾,渗水性很强,山上雪水溶化后,大部渗入地下,地下水埋藏也较深。为了将渗入地下的水分引出,供平原地区灌溉,开挖井渠是比较方便的。而井渠技术已在龙首渠的施工中应用,新疆劳动人民大约吸引了井渠法的施工经验,并将它引用到新的地理条件下,创造出新型的灌溉工程型式。坎儿井,早在《史记》中便有记载,时称“井渠”。吐鲁番现存的坎儿井,多为清代以来陆续修建。如今,仍浇灌着大片绿洲良田。吐鲁番市郊五道林坎儿井、五星乡坎儿井,可供参观游览。

名称

新疆维吾尔语

新疆维吾尔语称为“坎儿孜”。

伊朗波斯语

伊朗波斯语称为“坎纳孜”(Kanatz)。

俄语

苏联俄语称为

结构图

结构图“坎亚力孜”(Кяриз)。从语音上来看,彼此虽有区分,但差别不大。

新疆汉语

中国新疆汉语称为“坎儿井”或简称“坎”。

内地

中国内地各省叫法不一;如陕西叫作“井渠”,山西叫作“水巷”,甘肃叫作“百眼串井”,也有的地方称为“地下渠道。”

构造原理

坎儿井是一种结构巧妙的特殊灌溉系统,它由竖井、暗渠、明渠和涝坝四部分组成。总的说来,坎儿井

坎儿井

坎儿井的构造原理是:在高山雪水潜流处,寻其水源,在一定间隔打一深浅不等的竖井,然后再依地势高下在井底修通暗渠,沟通各井,引水下流。地下渠道的出水口与地面渠道相连接,把地下水引至地面灌溉桑田。

竖井

先说竖井。竖井是开挖或清理坎儿井暗渠时运送地下泥沙或淤泥的通道,也是送气通风口。井深因地势和地下水位高低不同而有深有浅,一般是越靠近源头竖井就越深,最深的竖井可达90米以上。竖井与竖井之间的距离,随坎儿井的长度而有所不同,一般每隔20—70米就有一口竖井。一条坎儿井,竖井少则10多个,多则上百个。井口一般呈长方形或圆形,长1米,宽0.7米。乘车临近吐鲁番时,在那郁郁葱葱的绿洲外围戈壁滩上,就可以看见顺着高坡而下的一堆一堆的圆土包,形如小火山锥,坐落有序地伸向绿洲,这些,就是坎儿井的竖井口。

暗渠

暗渠,又称地下渠道,是坎儿井的主体。暗渠的作用是把地下含水层中的水会聚到它的身上来,一般是按一定的坡度由低往高处挖,这样,水就可以自动地流出地表来。暗渠一般高1.7米,宽1.2米,短的100—200米,最长的长达25公里,暗渠全部是在地下挖掘,因此掏捞工程十分艰巨。坎儿井始于西汉,而指南针在明朝时期才从中原传入西域,在开挖暗渠时,为尽量减少弯曲、确定方向,吐鲁番的先民们创造了木棍定向法。即相邻两个竖井的正中间,在井口之上,各悬挂一条井绳,井绳上绑上一头削尖的横木棍,两个棍尖相向而指的方向,就是两个竖井之间最短的直线。然后再按相同方法在竖井下以木棍定向,地下的人按木棍所指的方向挖掘就可以了。在掏挖暗渠时,吐鲁番人民还发明了油灯定向法。油灯定向是依据两点成线的原理,用两盏旁边带嘴的油灯确定暗渠挖掘的方位,并且能够保障暗渠的顶部与底部平行。但是,油灯定位只能用于同一个作业点上,不同的作业点又怎样保持一致呢?挖掘暗渠时,在竖井的中线上挂上一盏油灯,掏挖者背对油灯,始终掏挖自己的影子,就可以不偏离方向,而渠深则以泉流能淹没筐沿为标准。暗渠越深空间越窄,仅容一个人弯腰向前掏挖而行。由于吐鲁番的土质为坚硬的钙质粘性土,加之作业面又非常狭小,因此,要掏挖出一条25公里长的暗渠,不知要付出怎样的艰辛。据说,天山融雪冰冷刺骨,而工人掏挖暗渠必须要跪在冰水中挖土,因此长期从事暗渠掏挖的工人,寿命一般都不超过30岁。所以,总长5000公里的吐鲁番坎儿井被称为“地下长城”,真是当之无愧。暗渠还有不少好处是,由于吐鲁番高温干燥,蒸发量大,水在暗渠不易被蒸发,而且水流地底不容易被污染,再有,经过暗渠流出的水,经过千层沙石自然过滤,最终形成天然矿泉水,富含众多矿物质及微量元素,当地居民数百年来一直饮用至今,不少人活到百岁以上,因此,吐鲁番素有中国长寿之乡的美名。 [1]

龙口

龙口是坎儿井明渠、暗渠与竖井口的交界处,也是天山雪水经过地层渗透,通过暗渠流向明渠的第一个出水口。

明渠涝坝

暗渠流出地面后,就成了明渠。顾名思义,明渠就是在地表上流的沟渠。人们在一定地点修建了具有蓄水和调节水作用的蓄水池,这种大大小小的蓄水池,就称为涝坝。水蓄积在涝坝,哪里需要,就送到哪里。

数量

根据1962年统计资料中国新疆共有坎儿井约1700多条,总流量约为26立方米/秒,灌溉面积约50多万亩。其中大多数坎儿井分布在吐鲁番和哈密盆地,如吐鲁番盆地共有坎儿井约1100多条,总流量达18立方米/秒,灌溉面积47万亩,占该盆地总耕地面积70万亩的67%,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建造条件

坎儿井景观图(二)(19张)在吐鲁番盆地大量兴建的原因,是和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分不开的。吐鲁番是中国极端干旱地区之一,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而蒸发量可达到3000毫米,可称得上是中国的“干极”。但坎儿井是在地下暗渠输水,不受季节、风沙影响,蒸发量小,流量稳定,可以常年自流灌溉。吐鲁番虽然酷热少雨,但盆地北有博格达山,西有喀拉乌成山,每当夏季大量融雪和雨水流向盆地,渗入戈壁,汇成潜流,为坎儿井提供了丰富的地下水源。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峰高达5445米,而盆地中心的艾丁湖,却低于海平面154米,从天山脚下到艾丁湖畔,水平距离仅60公里,高差竟有1400多米,地面坡度平均约四十分之一,地下水的坡降与地面坡变相差不大,这就为开挖坎儿井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吐鲁番土质为砂砾和粘土胶结,质地坚实,井壁及暗渠不易坍塌,这又为大量开挖坎儿井提供了良好的地质条件。“坎儿井”是“井穴”的意思,其结构是由竖井、暗渠、明渠、“涝坝”(积水潭)四部分组成。在高山雪水潜流处,寻其水源,在一定间隔打一深浅不等的竖井,然后再依地势高下在井底修通暗渠,沟通各井,引水下流。地下渠道的出水口与地面渠道相连接,把地下水引至地面灌溉桑田。正是因为有了这独特的地下水利工程--坎儿井,把地下水引向地面,灌溉盆地数十万亩良田,才孕育了吐鲁番各族人民,使沙漠变成了绿洲。

历史记载

清代萧雄《西疆杂述诗》云:“道出行回火焰山,高昌城郭胜连环。疏泉穴地分浇灌,禾黍盈盈万顷间。”它说出了“疏泉穴地”这吐鲁番盆地独特的水利工程最大特点。坎儿井是干旱荒漠地区,利用开发地下水,通过地下渠道可以自流地将地下水引导至地面,进行灌溉和生活用水的无动力吸水设施。坎儿井在吐鲁番盆地历史悠久,分布很广。长期以来是吐鲁番各族人民进行农牧业生产和人畜饮水的主要水源之一。由于水量稳定水质好,自流引用,不需动力,地下引水蒸发损失、风沙危害少,施工工具简单,技术要求不高,管理费用低,便于个体农户分散经营,深受当地人民喜爱。坎儿井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盛弘之《荆州记》中记述:“隋郡北界有厉乡村,村南有重山、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神龙所生林西有两重堑,内有周围一顷二十亩地,中有九井,神农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汲一井则众井水动,即以此为神农社,年常祠之。”九井自穿相通,一井牵动众井,这与地下暗渠相通的坎儿井结构相同。神农是我国农业和医药发明的传说人物,把穿井与他连在一起,可见其历史悠久。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云:“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舜穿井时,就挖了一条从旁出的“匿空”(地道),这与坎儿井的挖掘方法极其相似。如果:“匿空”为水平地道,就是坎儿井,这是公元前21世纪的史迹,比传说波斯于公元前8世纪有坎井,要早1000多年。《庄子·天地》篇云:“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子贡向其介绍当时的先进灌溉提水工具桔槔,而圃者答以“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他害怕使用机巧工具而乱了思想,坚持遵古法凿隧取水。可见在春秋时期凿隧取水已是一项古老技术,而这种技术运用于坡度较大地段,就可挖成坎井。《庄子·秋水》篇的“埳井”,即“坎井”。蛙“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这类井似同于壑,应是流水深沟或地下暗渠。(苟子·正论)又云:“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坎井之名,正式出现在先秦典籍之中。人们相信波斯地下暗渠起于公元前800年,却没有认真考究中国史籍中有关坎井的记述,不无偏废之嫌。虽然这些记述没有指明坎井的具体形成时间,却充分显示出产生坎井的文化背景渊远流长。汉代中原井渠法与坎儿井吐鲁番坎儿井是由地下暗渠、竖井、出口涝坝、引水渠等工程组成的自流灌溉系统。利用地形特点,通过地下暗渠,将埋深几十米乃至百米以下的地下潜流,引至农区或居住区。首先对吐鲁番坎儿井起源作解释的人,是清代光绪年间的陶葆廉。他在《辛卯侍行记》一书中记述鄯善连木齐(沁)西面的坎儿井时说:“又西多小圆阜,弥望累累,皆坎尔也。坎儿者,缠回从山麓出泉处作阴沟引水,隔敷步一井,下贯木槽,上掩沙石,惧为飞沙拥塞也,其法甚古,西域亦久有之。今人动云林文忠所创,非也。”他在夹注中指出:吐鲁番盆地的坎儿井与《汉书.沟洫志》引洛水,井下相通行水之法相同,《沟洫志》载:“严熊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恶地。诚即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陨以绝商颜,东至山领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今陕西澄城县北头村附近有一段引洛水入渠的遗迹,南流十余里进入永丰境。其第一段井渠共发现竖井7个。

坎儿井

坎儿井这是将河水通过地下暗渠引至山岭,吐鲁番坎儿井大都是把高远处潜流通过地下暗渠引至农田,也有少数引河水的坎儿井,其工程原理一致。“井渠之生自此始”,是指其广泛推广而言,并非说其工程原理与技术经验形成于此时,否则,何以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汉武帝就发卒万人立即动工。这说明早已有成熟的穿井技术可资应用。《汉书·沟洫志》明确记述井渠之法的推广情况;“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重修肃州新志》记述明代肃州千户曹斌“凿石为洞,引水渐上”。就是井渠之法的推广与继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儿宽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汉武帝云:“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儿宽所建以溉高卬之田的六渠,即是“通沟渎”、“畜陂泽”。《风俗通义·山泽》释“波”云;“陂者,繁也,言因下钟水以繁利万物也。”今山东省桓台一带所称洞子井,海南岛所称“陂”,是与坎儿井类似的水利工程。后汉永平十二年(69年)夏,明帝“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河南荥阳)东至千乘(山东利津)海口干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溪涧,疏导雍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在这项大型水利工程中,凿山阜引水修渠、即是坎儿井式暗渠。两汉时期暗渠开凿技术已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元朝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记述宋朝大中祥符七年修复龙首渠的情况,勅书中有“矢引顷首之清渠,实唐就北之旧迹,克修废隧,深副倚毗”之句,证明这一汉代的穿隧水渠经唐宋,仍然发挥效益,直到元朝成宗元贞二年(1296)骆天骧修志时才废弃。黄盛璋先生认为汉代井渠法,在汉以后“没有发展下来”,“也没有传到关中盆地以外”,与史实不符。王国维认为“所言与汉井渠之法无异,盖东来贾胡以此土之法传之彼国者,非由彼土传来也。”暂且不论中亚井渠法的起源,关于吐鲁番坎儿井技术是由汉代屯田兵卒传入的中国旧法的论断,至今还没有人能提出具有充足理由的反证。《西域井渠考》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伯希和在其《评王国维遗书》一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公元前2世纪末西安一带就有坎儿一类渠井,但又说“谓为纯粹汉人发明,似乎言之太早。”伯希和的疑虑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在春秋以前就有凿隧取水的古老传统所致。钱伯泉已撰文批驳,他阐明波斯语“卡赫莱兹”(Kahrez)是指芦苇,波斯语称坎儿井为“anat”,并非”Kahrez”,它与维吾尔语称坎儿井为”Kariz”的发音绝不相同。坎儿井一词,与《庄子·秋水》篇中的“坎井”十分相近。“坎井”一词屡见于典籍。《初学记》把井分为天井、坎井等名目,可见“坎井”早就是井类家族的正式成员。坎井在汉语中是一个开音节和闭音节组成的词语,容易儿化为坎儿井,翻译成维吾尔语自然会嵌入一个“儿”音节。维吾尔语Kariz是直接从汉语音译“坎井”而来。钱伯泉以坎儿井在《史记》、《汉书》等典籍中称“井渠”,而山东桓台县民间多称其为“洞子井”为据,考证维吾尔语坎儿井(Kariz)的语源是汉语“洞子井”的意译。维吾尔语称“洞”为ㄆ☆〃olar〃,在它后面加上“子”的音译(Z),则须在(r)和(Z)这两个辅音字母之间增添一个元音字母(i),于是“洞子井”译为维吾尔语(olariz),“oI”这个后颚磨擦音与“k”音相近,就读成“ka—riz”了。《重修肃州新志》记述明洪武中,肃州干户曹斌在“肃州城南二十五里修东洞子、西洞子两渠,凿石崖为洞,引水渐上者也,甚为奇异”。接近新疆地方的肃州民众也把坎儿井称为洞子渠,维吾尔语Kariz或是汉语洞子井的意译,可备一说。不论坎儿井(Kariz)是汉语音译或意译,都表明它源于中国。晋唐时期胡蔴井渠与坎儿井唐代诗歌有关于井渠的生动描述,如李群玉《引水行》云:“一条寒玉走秋泉,引出深罗洞口烟。十里暗流声不断,行人头上过潺湲。”它可以借来形容吐鲁番坎儿井。(一)胡麻井渠1990年,笔者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找出“胡麻井渠”以当坎儿井,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肯定或否定者都有。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有多处记载“胡麻井”、“胡麻井渠”。《唐显庆四年(659年)白僧定赁契》有“将五年马塠口分部田壹亩,更六年胡麻井部田壹亩”。以五年马塠口分部田更六年胡麻井部田,必须付出4斛麦,说明胡麻井部田优于马塠口分部田。《武周载初元年(690年)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有“一段一亩(部田三易)城西五里胡麻井渠,东渠酉麴文泽南渠北曹粟塠”。同件还有一处“城西五里胡麻井渠东荒西荒南荒北张阿桃。”“它展示胡麻井渠是在城西五里由东而南,此段地亩处于该耕作区南部边缘,其东、西、南三面都是荒地。大谷一二二一号文书有“屯头渠,东胡麻井西白海祐南胡麻井北至渠”。大谷二三九二号文书“一段壹亩(部田)城西五里屯头渠东渠西赵仕义南渠北荒”,这是处于同一方位的两处耕地,一二二一号文书中的“□□”缺文,是二三九二号文书“城西五里屯”字样,其“东胡麻井”、“南胡麻井”,应是二三九二号文书中的“东渠”、“南渠”的水源,它说明“胡麻井”附近有渠,即坎儿井入农田的灌溉渠。但这不能成为胡麻井是地名的理由,而是表明井和渠是结合在一起的。又《唐西州高昌县授田簿有“西五里胡麻井渠东张花西左延海南荒北荒”。大谷二六〇四号文书有“一段贰亩(三易部田)城西五里胡麻井渠过永寺南”。大谷二三九二号文书有“曹善八一段叁亩(部田)城西五里胡麻井西张龙(住)南张钦北田种欢”。大谷二八六六号文书有“一段贰亩(三易部田)城西五里胡麻井渠东尚宽西渠南高规北张师”。这四块耕地,除第一块没有标明亩数。余三块共七亩,加上上述已列靠胡麻井灌溉的田地,共计约十亩。从文书年代相近而这些地块大都不相邻接来看,由这口胡麻井

坎儿井

坎儿井来灌溉的面积,远不止此数。如果这口胡麻井是竖井,即使水源充足,用人工和畜力提水,根本满足不了生产用水的需要。吐鲁番出土文书有“井渠东渠西刘师南张因前有缺文,不知是什么名称,“井渠东渠”一语,证实吐鲁番井渠的存在。假若把“井渠”当作胡麻井的渠,那紧接的“东渠”,就完全成了赘文了,于文理不通。胡麻井、胡麻井渠都是指坎儿井而言。在没有自动化提水机械的年代里,在吐鲁番这样自然条件下,不可能靠一口竖井而形成渠系灌溉。此外,大谷二八六七号文书有“四里胡麻井渠”,和“一段贰亩(部田)城□四里胡麻井渠”。大谷一二四三号文书有“亩(部田)城北五里胡麻”。除城西五里有胡麻井渠外,城北五里和城□四里均有胡麻井渠。这说明以“胡麻井”当地名的观点不符情理,人们总不能把高昌城外方圆几里路的小圈子内的多处地方都叫“胡麻井”。如果把上述文书中的“胡麻井渠”理解为在高昌城西北部的一道坎儿井,就顺理成章了。(二)泉井与暗道遗迹唐代吐鲁番坎儿井的存在,还可以从其他文献和古遗迹找到线索。《唐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部将裴沙墓志》云:“奏拔四镇,公仍按以戎律,导以泉井,百战无死败。”吐鲁番在唐安西四镇区域之内,其“导以泉井”的“泉井”,应是指坎儿井。这句话颇为准确地表述了坎儿井工程的基本原理,坎儿井就是疏导地下泉流而成。交河古城内,有一段凿于地面以下3米左右深30多米长的地下暗道,至今保存完好,尚可过人,虽然尚无法断定它修建原由,但此类暗道开凿技术与坎儿井工程相近。据新疆水利厅原厅长维吾尔·米努甫《新疆坎儿井研究》一稿,“在今吐鲁番胜金口水库西坝端有一古居民遗址,在水库附近曾挖出两个陶罐和一个陶碗,经鉴定是魏晋时期文物。还有一条长100米的坎儿井,出口处距古居民遗址仅有30米,有7个竖井,每个竖井相隔约10米,现已干涸,出口处有一段已坍塌成明渠。可以肯定自魏晋至隋唐时期,这一带必定有坎儿井。(三)知水官与掏拓所唐代吐鲁番经济有较大发展,与之有密切关连的坎儿井相应增加。管理水利官员,县一级设有知水官。吐鲁

竖井

竖井番出土《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文书,其知水官杨嘉恽负责堤堰修整。“同墓所出另一件《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西州都督府致游弈首领骨逻拂斯关文》,高昌县派知水官杨嘉运(即场嘉恽)前往与突厥首领商议,令其派出一定数量的人员,长期从事灌溉劳动,交与多少粮食。《唐勋官某诉辞为水破渠路事》记述有人“过乘开水,渠破墙倒”,“水破渠路”、“桃木满逸”,与之“论理不伏”,为此向官府提出控诉,“今请迫过处(分)”。所言“合修理渠后始合取水”,是维护井渠工程的一条原则。水渠维护修理由受益人合力承担。出租土地水利责任,一般在租佃文书中有明确规定。1964年阿斯塔那10号墓出土《傅阿欢租田契》云:“田中租殊佰役,仰田主承了。[渠]□(中缺)讁,傅自承了。”中间缺文应是“渠破水讁”。从伴出其他文书分析,应是贞观二十三年立契。这项唐初租佃双方义务规定,是高昌王国时期租佃义务的沿袭。《高昌□污子从麴鼠儿边夏田,鼠儿从污子边举粟合券》云:“赀租佰役,□不知:若渠破水讁,麴郎悉不知”。对“谴”字解释不一,影响对当时租佃和水利状况的正确领悟。(四)高昌时期高昌王国时期设水曹管理水利事宜。唐朝西州设掏拓所各县有知水官、堰头、渠长,渠长还配有专人负责用水监督检查。笔者1988年参于编修《吐鲁番市志》时发现1份清朝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吐鲁番厅的历史文献记载了关于坎儿井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料,并收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丛书《吐鲁番市》中,该书于2002年5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资料摘录于《吐鲁番市志》第138页、第三编“绿洲水利·第三章水利管理”中记述: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吐鲁番厅资料记载:吐鲁番二、三堡乡约、胜金木头沟庄头等,曾集股设立水利股份有限公司开挖泉井。这份文献充分证实清朝光绪年间吐鲁番地区对古老的水利工程——坎儿井管理体制的表白。而这时期正好是吐鲁番坎儿井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时至民国年间,到了坎儿井发展的第三个高潮期,她的管理体制如何呢?笔者又于2005年从民间征得一份关于坎儿井管理体制珍贵文物——民国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吐鲁番县署征收官坎租银的收据,现摘录如下:今收到。木子牙甫伯克。雅尔湖官坎租户银叁拾两正。水租。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吐鲁番县署会计长徐。该贴上除吐鲁番县署会计长条印外尚有吐鲁番县署印和在今收到上盖有吐鲁番县署印的齐封章子一枚。通过该官坎水租收据的研究可知坎儿井在清朝和民国年间就有官坎和民坎之分,民坎是谁修建谁所有,政府保护其所有权。另据普查记载,吐鲁番还有“皇家坎”、“义学坎”、“官涝坝”等。林公井与坎儿井清代施补华有诗一首的序云:“伊拉里克河水利林文忠公遣戍时所开,所谓四十八坎儿也。”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十六日从乌鲁木齐赴吐鲁番,十九日在根忒克台东20里

(今吐鲁番市西20公里)看见坎儿井,他的《日记》中写道:“二十里许,见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曰卡井,能引水横流者,由南而北,渐引渐高,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木棉无算,皆卡井水利为之也。”此处离雅尔湖仅5公里,正是吐鲁番坎儿井分布区域之一。林则徐由乌鲁木齐到吐鲁番时,与当时督垦伊拉里克的官员黄南坡同行,两人交情甚笃,林则徐必对开垦伊拉里克有所建议。他赴塔里木盆地周边后返程时,又同伊拉里克官员龙士赢、王嘉谟有来往。和林则徐同时负责勘垦事宜的全庆在奏章中谈到引托克逊西阿拉沟水灌溉伊拉里克土地,设“人,寿、年、丰”四处垦户,承领耕种。全庆还提到“吐鲁番为南北枢纽,应安置内地民户,户领地50亩。农田以水利为首务,并拟定经久修治章程。”其中林则徐有其功劳。但在伊拉里克主持水利工程,开凿坎儿井的人,应是督垦官黄南坡和吐鲁番同知福致堂等人。据民国初期当地百姓传说,林则徐在伊拉湖西北90公里处开办大渠一道因工程大,用款甚巨而中止。道光二十五年刚接任伊犁将军的萨迎阿十分重视吐鲁番水利建设,他说:“吐鲁番掘井取水,地中连环导引,浇灌高田,以备渠水所不及,名曰闸井,旧有三十余处,现因伊拉里克户民无力,饬属捐钱筹办,可得六十余处,共成百处。”后来施补华记述伊拉里克48道坎儿井,应是指萨迎阿所说捐钱筹建的60余处官坎。所言旧有30余处,亦是指官坎而言,民坎不在其列。道光年间民坎状况,从维吾尔四苏木吾守尔于光绪六年三月的禀帖可见一斑。“道光二十六七年,段吉福或(合)缠民拉则胡儿半一同开渠,坎井水出,段吉福为业,将地亩和与缠民拉则胡儿半,二和(伙)种地亩数年。有(又)段吉福与田兴永,将坎井写与田兴永为业,有(又)和与拉则胡儿半二人和(伙)种四五年。”段吉福在伊拉里克开掘坎井,即为自己的产业,当时执行谁开谁有的政策。据《新疆水利会第二期报告书》称;承平时(指阿古柏侵占吐鲁番前),即清朝同治年间,吐鲁番(包括托克逊)就有坎儿井800余道,鄯善有坎儿井360道。

近现代

近代文献中明确提到新疆坎儿井的存在见于和瑛《三州辑略》卷3,记载了嘉庆十二年(1807年)吐鲁番地方有人“情愿认垦雅尔湖潮地一千三百四十亩,请垦卡尔地二百五十—亩。潮地每亩缴纳租银四钱,卡尔地每亩缴纳租银六钱”。所谓“卡尔地”即指坎儿井所浇灌之地,因其灌溉可靠,收益大,故租银高于潮地50%。另据雍正十二年(1734年)傅鼎及阿克敦使准噶尔时随行人员记载:“自哈密起身,住苏门哈尔灰城,此站约七十里,路平易走,路傍俱依田亩、放水池子”,苏门哈尔灰城,住喀托博克地方,此站约百里,路平,亦有田亩、放水池子”。上文两次提到的“放水池子”,当即“涝坝”别称,是坎儿井出口的蓄水塘。以此推断,坎儿井出现时间应更早。新疆坎儿井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乌鲁木齐都统廉敬建议:“在牙木什(即雅木什)迤南地方,勘有垦地八百余亩,因附近无水,必须挖卡引水,以资浇溉”。但无进—步实施记载。在近代提倡和推广坎儿井最有力和影响最大的人物则首推林则徐。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林则徐遣戍伊犁途中,在距吐鲁番约40公里处看到坎儿井,当时十分惊讶,询问后知其利益便极为主张推广。这在他的日记中记录十分明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月十九日,……二十里许,见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曰卡井,能引水横流者,由南而北,渐引渐高,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才棉无算,皆卡井之利为之也”。当时的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全庆在筹划伊拉里克开垦事宜的《经久章程》中写道:“查吐鲁番境内地亩多系掘井取泉以资浇灌,名曰“卡井”,……其利甚至,其法颇奇,询为关内外所仅见。此次垦地不无高卑之田,难令渠水逆流而上,应听该户于盐卤空间之处自行出入挖井”。这段文字一是

坎儿井

坎儿井说明坎儿井的利益很大值得推广,另外也说明坎儿井可以浇灌“高阜之田”的重要作用。在林则徐到新疆办水利之前,坎儿井限于吐鲁番,为数30余处,推广到伊拉里克等地又增开60余处,共达百余处。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林则徐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另一次新疆兴建坎儿井的高潮便是光绪六年(1883年)左宗棠进兵新疆以后了。光绪九年(1886年)建新疆行省,号召军民大兴水利。在吐鲁番修建坎儿井近200处,在鄯善、库车、哈密等处都新建不少坎儿井,并进一步扩展到天山北的奇台、阜康、巴里坤和昆仑山北麓皮山等地。民国初年,新疆水利会勘查全疆水利,重点对吐鲁番、鄯善等地坎儿井工程进行了规划提出开凿新井和改造旧井的计划,以吐鲁番县、鄯善县、库车和阜康县为重点。以吐鲁番为例,当时调查结果:“河水居其三,坎水居其七”。查吐鲁番旧有坎儿井800余道,实有水600余道,鄯善约360道,库车100余道。这与1944年调查数字有较大差距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吐鲁番地区311.33公顷土地中,有50%是坎儿井灌区。到1957年前共有有水坎儿井1237条,流量为17.86m3/s灌溉22667公顷。当时各公社(乡)均有挖坎专业队并制定了“定领导、定人员、定时间、定任务、定质量”的“五定”制度。常年对坎儿井进行捞泥、维修、延伸,保证坎儿井出水量逐年增加。

形成条件

新疆坎儿井的形成条件,根据调查资料分析约有下列三个方面:自然条件的可能性吐鲁番盆地位于欧亚大陆中心,是天山东部的一个典型封闭式内陆盆地。由于距离海洋较远,且周围高山环绕,加以盆地窄小低洼,潮湿气候难以浸入,降雨量很少,蒸发量极大,故、坎儿井(2张) 气候极为酷热,自古即有“火州”之称。根据1952—1958年7年的资料统计,多年的平均降雨仅有19.5毫米,最大为42.4毫米,最小为5.2毫米,多年平均蒸发量为3608.2毫米。多年平均气温为14℃,最热的七月份平均为33.6℃,最冷的一月份平均为一9.8℃。年内最高气温为47.6℃,1 953年7月曾达到48C,最高地面温度可达75℃。该盆地常年多风,最大风力一般为7—8级。1961年产生了吐鲁番50年来不曾有过的大风灾,全年仅8级以上的大风就有56次,其中5月31日的那场大风,风力曾达12级以上,延续了17个小时之久,造成田园破坏、林木折损,使得那片美丽的绿洲一时黯然失色,其惨状令人触目惊心。根据上述数字来看,已利用的泉水和坎儿井水的水量加上湖面蒸发的水量远远超过了地面径流量。即使以泉水作为回归水论,可以不计,而坎儿井开采水量和艾丁湖蒸发量之和也是大于天山水系的地面径流量。由此证明,地下水的补给来源,除了河床渗漏为主以外,尚有天山山区古生代岩层裂隙水的补给,所以说吐鲁番盆地的地下水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加上地面坡度特大等情况,从而构成了开挖坎儿井在自然条件上的可能性。生产发展的需要性从生产发展条件来看,吐鲁番盆地远在古代时期就是欧亚交通的孔道、经济文化交流的要地,虽然该地区气候干旱且地面水源非常缺乏,但却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源和充沛的天然泉水、致使冲积扇缘以下的土地尽是肥美的绿洲。气候非常炎热,热能资源丰富,无霜期长达2 30天以上,实属农业发展的理想地区。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利用天然的泉水进行着农业生产,不但种植着一般的粮食、油料作物,而且发展着棉花、葡萄、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这里的农业生产不仅具有着经济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具有着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因此,农业生产上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人们开发出更多的地下水源,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发展历史,就是劳动人民开发利用地下水的历史,通过千百年生产劳动的实践和内外文化技术经验的交流,人们终于逐步地找到了一种开发利用地下水的最好形式——坎儿井。经济技术的合理性吐鲁番盆地虽然埋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矿产能源,但直到今天尚未大力开采利用。因此不仅对在古代开挖坎儿井的经济技术条件上有着很大的限制,就是在今天,开挖坎儿井中的动力机械设备仍然是十分缺乏。电力供应也很少,钢材水泥也是远地运输而来。这些条件给修建地面水的水利工程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坎儿井的取水形式,既可节省土方工程,又可长年供水不断,且当地人民在炎热的地区久居生活,素有修窑筑洞的习惯和经验。另外人们在掏挖泉水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发现坎儿井形式的地下渠道,不但可以防止风沙侵袭,而且可以减少蒸发损失,工程材料应用不多,操作技术亦颇简易,容易为当地群众所掌握。这对克服当地经济技术上各种困难有很大方便,因此,远在古代经济技术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各族劳动人民群众采用坎儿井方式开采利用地下水,就更加显得经济合理了。综上所述,坎儿井在吐鲁番地区的形成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即:① 在当地的自然条件上,由于干旱少雨,地面水源缺乏,人们要生产、生活就不得不 重视开发利用地下水。同时,当地的地下水因有高山补给,所以储量丰富。地面坡度又陡,有利于修建坎儿井工程,开采出丰富的地下水源,自流灌溉农田和解决人畜饮用。② 在当时的生产发展上,由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要求,以及当时东西方文化的传播,逼使人们必须进一步设法增大地下水的开采量,扩大灌溉面积来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对引泉结构必须进行改良,采取挖洞延伸以增大其出水量。这样就逐步形成了雏形的坎儿井取水方式。③ 在当时的经济技术上,尽管经济技术条件水平很低,但坎儿井工程的结构形式可使工程的土方量大为减少,且施工设备极为简单,操作技术又易为当地群众所掌握,故坎儿井的取水方式在当时经济技术条件水平上是比较理想的形式。

考证起源

关于新疆坎儿井的起源问题,根据目前调查了解到的资料,基本上可分为“传入说”和“自创说”两类学。在“传入说”中又可分为“国外传入说”和“国内传入说”两种,现分述如下:

传入说

(1)国外传入说这种学说主要认为坎儿井是在17世纪由波斯(现伊朗)传入新疆的,其根据为:① 名称基本相同:维吾尔语称“坎儿孜”波斯语称“坎纳孜”,语言基本相同。② 人物有证:远在1780年(清朝、乾隆)波斯人苏里曼(Solimen)前来吐鲁番,修筑砖塔(现苏公塔)可以为证。但这种学说存在下列问题:① 名称虽然相同,但也可能是新疆传入波斯的。②人物虽然有证,但距今仅有180多年而我们在1962年访问当地五星公社老坎儿匠阿休木(当时86岁),他认为早在300一400年前就有了坎儿井。(2)国内传入说这种学说主要认为坎儿井是由今陕西大荔经敦煌传入新疆白龙堆沙漠地区,然后传入吐鲁番的,其根据为:① 根据历史记载:史纪上有公元前109年西汉武帝(公元前141一前87年)时代,在今陕西大荔就有了井渠,和汉书西域传上有西汉屯军敦煌攻打乌孙时,在今白龙堆沙漠东南土山脚下有取用泉水的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此外,西汉攻打大宛(今苏联中亚细亚萨马尔旱地区)时,当地人尚不会凿井。元朝以前历史均无坎儿井的记载文献,直到1262年(距今700多年)元朝刘郁所写的“西使记”才有了“井渠”的记载为证,说明国内早有井渠结构,中亚很晚才有水井。②根据老坎儿井名称和挖坎儿井的工具名称以及发现古坎儿井中古物作证:如不少坎儿井是汉人名称:钱生贵坎,西门坎,东门坎,大长水坎……;工具名称如单辘、马辘和在鄯善二堡修水库中发现地下埋没很古的,坎儿井中有铜制水烟袋等,说明坎儿井是汉人先来开挖的。③根据苏联专家调查评论,苏联水文地质专家B·H·库宁1957一1959年来新疆考查后认为吐鲁番的坎儿井与苏联中亚和伊朗一带的坎儿井的结构上和经营方式上均有所不同。因此,认为新疆坎儿井是两千多年前由汉族劳动人民发明创造的,并经由新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发扬光大的。它的老家在陕西大荔,自西汉时代起便在新疆安家落户了。但这种说法有如下疑问:a.陕西井渠是输送地面水的工程,不是开发利用地下水的工程,尚有一定区别。b.汉语名称的坎儿井工具,只能证明在挖坎儿井中是汉人参加了制造工具,不一定能证明坎儿井的历史,汉人姓名或名称的坎儿井也不一定是最早的坎儿井。c.埋没的坎儿井仅以铜制水烟袋证明历史较早且为汉人所开挖的,也不够充分。因为吐鲁番风沙大,埋没的时间早,也不一定就是最早的坎儿井。 此外,与这一学说类似的,还有人认为是林则徐(1785一1850)发明坎儿井的,同样存在着时间问题。因为林则徐距今仅有100多年的历史,只能说明他对坎儿井倡导有功但与起源关系不大。

自创说

自创说主要认为坎儿井是当地各族劳动人民在发展农业生产与干旱作斗争中,经过实践逐步创造而成的,其理由为:① 劳动人民开始是利用泉水灌溉,在掏挖和延伸泉水的过程中,发现能增加水量,愈长愈深形成明渠,明渠再深则土方过大,且冻结坍塌易为沙埋没,故又发展为钻洞延深取水,形成最早廊道,将廊道延伸后出土运土又感困难,继而又产生出土的竖井,从而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最初的坎儿井。② 当地自然条件极为干旱、地面水源又非常缺乏,客观条件迫使着人们必须重视地下水源的坎儿井(2张) 开发利用,才能保证农业生产发展和居民生活用水的要求。而在天山南北其他地区则在这方面没有吐鲁番突出。同时也没有像吐鲁番地区地面坡度这样峻陡,有利于用坎儿井的方式开采利用地下水。③ 认为吐鲁番的坎儿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汉朝(公元前206—220年)以前当地就有了坎儿井。这种学说存在的问题是:a.两千多年的历史尚缺乏必要的证据(因比陕西井渠还早且无文献资料证明)。b.为什么坎儿井的名称与中亚一带相似?根据以上所述坎儿井的各种起源学说,各自均具有不同的观点。我们通过调查分析对坎儿井的起源提出以下几点初步体会和认识:① 从坎儿井的名称上看:新疆、苏联伊朗都有近似语音。似乎是彼此相似,互有联系的。② 从坎儿井的结构上看:新疆、苏联、陕西、都有些各自的特点,似乎是各自独立的,互有区别的。③ 从坎儿井的分布上看:新疆吐鲁番盆地确实是较为干旱的地区,如果坎儿井是传入的,为什么在南疆或甘肃的其他传入路过的干旱地区,却没有很早采用坎儿井呢?④ 从坎儿井的工具设备上来看:可以证明各族劳动人民都参加了这一工作,并以汉人为主,进行了凿井工具的制作。⑤ 从自然条件上来看:吐鲁番确属最为干旱缺水的地区,又是地下水非常丰富的地区。,同时地面坡度又是最峻陡的地区。有利于坎儿井的开挖。根据以上的初步认识和体会,我们认为:自创说似乎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也不能否认传入说的一定作用。(如坎儿井的名称,使用的工具和凿井技术的传入等)。根据历史条件来看,吐鲁番是古代欧亚交通的主要通道(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的交流地区,东西方文化技术的传入对坎儿井的形成是会起到一定重要作用的。故我们认为坎儿井是在综合条件下形成的,但倾向于自创说为主,传入说为副,即:内因为主、外因为副。

考证物证

坎儿井定向灯葫芦有缘,在于1990年8月撰写《从考古学及出土文书中可见坎儿井文化之一斑》出席中国乌鲁木齐市和吐鲁番市召开的“干旱地区坎儿并灌溉国际学术研讨会”。又于1993年2月,与钟兴麒先生合作编撰出版了《吐鲁番坎儿井》一书矗上述文稿中均未谈到定向灯葫芦及坎儿井定向专题。笔者与1995年5,6月又在吐鲁番旧货市场,从一位维吾尔族摊位处发现并购得坎儿井挖凿所需用的铜制专用工具一定向灯葫芦(残缺),为典型的新疆红铜质。(附图2)可谓笔者与定向灯葫芦有缘,约莫过了十几天后又在该处发现与上述形制相同,但较完整的黄铜的定向灯葫芦。为研究新疆坎儿井起源的悠久历史增添又一佐证。1995年7月28日适逢“新疆坎儿并新闻发布会”召开,笔者向与会的国家领导人铁木尔·达瓦买提、自治区水利厅领导及地、市领导,各新闻媒体记者、中华江河体育游乐促进会领导及各地的水利科研和坎儿井研究的专家学者展示了新发现的两只铜制坎儿井施工的专用工具一定向灯葫芦。定向灯葫芦的形制与功能上述两只定向灯葫芦,为铸糊砂制成,其中一只黄铜定向灯葫芦上制有专供定向用的箭头,另一只紫铜定向灯葫芦形状与黄铜定向灯葫芦完全相同,只是设在定向箭头的位置灯壶上留下了残缺痕迹。在黄铜灯葫芦箭头的背面发现刻有古察合台文铭文:汉译为:依玛目坎孜,即:依玛目坎儿井。因察合台文字是维吾尔族800年前使用过的文字,故当即有人初步认定,该定向灯葫芦的历史距今约800年的时间。并由吐鲁番报记者撰文在该报发表了该信息。定向灯葫芦功能1、可供深井、暗渠开凿时照明:2、用于两竖井间凿通暗渠定向(取直):3、可测定暗渠顶部、两侧和渠底的平直:4、在深井坎儿并开凿、掏捞、延伸施工前,先将灯点燃,用绳子放下去或在施工匠人进入深部暗渠时测定是否有瘴气存在,以防施工人员伤亡:5、“更班”计时功能等。定向灯葫芦一坎儿井历史渊源的佐证。笔者自从有缘集得上述两只铜制定向灯葫芦后,首先到自治区人大、送给德高望重的水利专家王鹤亭先生鉴定,王老总认为该定向灯葫芦应是新疆坎儿井悠久历史的佐证。此后,又到新疆水利厅科教处和吐鲁番地、市水科研机关,请有关专家学者鉴定。其后笔者亦曾走访了吐、鄯、托一市两县的知名坎儿并匠,向他们请教后略知其一般的坎儿井开凿施工程序,但尚无人会使用上述定向灯葫芦,连年过80的吐鲁番原种场的坎儿井“巨匠”阿不都斯木老人他也说“从未见过此种定向灯葫芦”。但经他细心观察后,他认为可能会与近现代使用的灯葫芦功效相仿。笔者为搞清楚坎儿井历史渊源,力图从该挖凿坎儿井的专用工具一定向灯葫芦的历史来探索坎儿井的起源,并带上它到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博物馆及自治区考古所、博物馆请教过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得到的答案是未知数。但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得到该局副局长马国玉的提示:可刮些灯垢去做碳一14测试,方可知晓为此,本人曾向地区主管旅游文物工作刘伦策副专员,申请做碳一14测定的经费,刘专员批转到地区文物局,可地区文物局说经费紧张困难等退拖了伍年未能实施。后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博士生巫新华先生带去了灯垢,又因经费没有落实等原因,两年未实施。直至2001年,笔者自筹资金2000元交原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肖博士,连同灯垢在他来吐得知此事后主动帮助带回北京,转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郭物先生,将“油垢”交请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AMS)碳一14测试室、实验室(亦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与2002年2月27日测得黄铜定向。灯葫芦为:380±60年,红铜定向灯葫芦为:现代的笔者认定其结果应为明末、清初康熙年代之物。坎儿井匠的眼睛一灯葫芦吐鲁番坎儿并开凿、维修、延伸时使用的首选工具,俗称:坎儿井匠的眼睛一灯葫芦。吐鲁番坎儿井施工过程中使用过的灯葫芦,可谓形态各异,多种多样,别具一格。笔者曾2000年在《新疆画报》(第三期)刊发过“古老的坎儿井灯葫芦”一文,其中:1,计时更班灯葫芦(青铜);2、双肚异型灯葫芦(陶瓷);3、定向灯葫芦(铜质);4、最古老的铜、铁制敞口灯葫芦;5、古老(沿用至今)的大小各异的陶制灯葫芦。更可喜的是笔者在上文刊发不久又从吐鲁番的坎儿井故乡,现在有水坎儿并最多的地方一亚尔乡的一位坎儿并匠祖传世家的后裔,现任亚尔乡坎儿井.施工队队长尕依提匠人家,征集到一只吐鲁番坎儿并悠久历史的又一佐证一一仿唐三彩台灯式坎儿井灯葫芦。亦可称:高杆灯葫芦。所谓仿唐三彩台式灯葫芦即是由吐鲁番古.代陶艺工匠参照挖凿坎.儿井时用的灯葫芦下面制一高杆和一托盘合-为一体,仿照唐三彩的生产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高贵、典雅而叉独具特色的照明工具。该仿唐三彩台式灯的发现,目前尚未查到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故历史待考,然而该灯上部的灯葫芦至今仍在吐鲁番盆地开挖,维修坎儿并的过程中使用。该仿唐三彩台式灯葫芦应是吐鲁番坎儿井历史悠久的又一佐证。综上所述,小小坎儿并灯葫芦,真是妙不可言,除铸造工艺复杂多变,不仅功能多样,而使用方便、灵活、简单易行,是古代吐鲁番各族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不朽的科技之光。笔者遗憾的是太贫困了,如果经济富裕,则应将收藏的六大系列的20余只挖坎儿井用的灯葫芦都送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科学考古与文物保护室去做碳-14测定,到那时可得出吐鲁番挖坎儿井用的灯葫芦的一系列科学数据,至此,吐鲁番坎儿井的悠久历史,则是不言喻了。总而言之,上述形状不同、功能各异的灯葫芦的发现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科学考古与文物保护室实验给定向灯葫芦科学测定年代的确定数值,尚还不能肯定该定向灯葫芦-是吐鲁番开凿坎儿并的第一只灯,该灯是普通灯葫芦经过漫长历史使用后由简单改造发展成较为科学的定向灯,它们的经历给当今研究坎儿并历史渊源的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否定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璋研究员对新疆坎儿并研究论文中认为吐鲁番坎儿井历史不超过距今两百年论点的“铁证”。

水系形成

坎儿井的起源和传播是科学家们,尤其是地理和历史学家探讨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其原因可能是坎儿

坎儿井

坎儿井井分布广泛并与干旱环境密切相关。自1956年以来,作者从前人那里分享了有关坎儿井的兴趣,尽管我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他主张首先实地观察不同地区的坎儿井,并尽量加以综合,从1977~1990年,作者主持了一项对古老大陆的干旱区的法加拉绿洲进行对比研究的课题。有人认为坎儿井是由阿拉伯人或西班牙征服者发明和传播的,这一说法证据不足,例如,坎儿井是何时由波斯引入中国西部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是18世纪传入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公元前2世纪传入的。对这一问题,作者1981年及后来曾和当地的水利工程师交谈过,我们认为仍有需要从吐鲁番的坎匠那里收集口头传说。

研究困难

由于以下原因,综合研究坎儿井系统的困难是①坎儿井的分布区域辽阔,要想全面研究它们,对任何一位科学家都是不易的:②对西方学者来说,中国的文献难于评估,与东方学者也难于评估阿拉伯和犹太文献一样;⑧在分布有坎儿井的国家,居民对它们如此熟悉,以致很少关心其技术来源和早期历史;①除语言学和历史学研究外,实地考察也是很重要的。然而目前仅进行一些简单技术和水理观察,而对绿洲和坎儿井关系的综合研究还尚未开展。

解决办法

尽管存在上述的种种困难,作者仍希望提供坎儿井起源和传播研究中的以下关键问题。(1)它们可能起源于亚洲中部地区,非常可能起源于亚美尼亚或波斯高原。(2)有关此项技术发明的历吏记录模糊不清,所谓的Aihaemenid(阿舍门尼德)起源,可能是可接受的,然而需要进一步的史料证实。(3)坎儿井传入除新疆以外其他地区可能是随历史上波斯帝国的扩张或波斯匠人的移居传播开来,然而关于波斯人的影响与阿拉伯人(例如Shria)的罗马入侵(如对叙利亚)之间的年代关系尚不清楚。(4)此项技术在特定地区的改进有赖于当地的环境条件,尤以水分配的技术因地而异,如在撒哈拉,那里的坎儿井(叫作费嘎拉)表现出对于旱环境极强的适应能力。(5)水权以Sharia(沙里阿)为基础.甚至在民法已实施的大陆国家,有关水权的传统uranic(乌兰尼克)法仍在使用。(6)一般而言,坎儿井灌溉正趋于衰落,但现代工程技术能够挽救这一传统技术,在一些国家,坎儿井仍是经济的(7)坎儿井作为一种典型干旱区.灌溉系统,应就其与其他传统的老灌溉技术关系重新评估如serir.Shaduf和Saqija。这些技术的分布差异,尤以Saqiya(波斯轮),相似于坎儿井。(8)坎儿井的水文地质学和地层学背景因地而异,当地的改进反映出人娄对且然环境的探索改造。

近年现状

近年来,吐鲁番的坎儿井呈衰减之势。全疆坎儿井50年代多达1700条,随着不断的干涸,80年代末已降至860余条。吐鲁番地区坎儿井最多时达1273条,目前仅存725条左右。究其原因,首推吐鲁番地区绿洲外围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据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据表明,该地区强烈发展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总面积的46.87%,而非荒漠化面积仅占总面积的8.8%。水资源日渐短缺,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坎儿井水流量也逐年减少。随着吐鲁番地区经济发展,机井得以广泛使用。机井投资少效率高,开采极其随意。全地区已有的几千口机井从地下大量抽水,而全区11亿立方米的可利用水资源中,地下水仅占两个亿。比较而言,坎儿井造价高,维护难,导致使用率不断下降;在地表水利用上,一些河流上游修建水库,大坝截流后,下游水源便捉襟见肘。已建的柯柯牙水库和坎儿其水库,就对其下游近百条坎儿井直接造成生存危机。此外,吐哈油田开发力度不断加大,光一个吐哈油田,每年就用去吐鲁番500万立方米水。油田用水量非常之大,加之打井极深,地下深水被大量抽走,坎儿井水源间接受到影响。特别是在坎儿井附近钻油井,使坎儿井面临着被污染的危险。1997年,吐哈油田就曾发生坎儿井上游的油井与坎儿井交汇,导致油渗水现象。由于缺乏深一步的监测手段,目前油田对水质的深层影响尚难判断。对于坎儿井的日渐式微,各方看法截然不一。一种观点认为,从纯经济角度看,坎儿井已无生存必要。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坎儿井未免过于落后,夏季易干涸,冬季水多时又易白白流走,无法蓄存。而水库可蓄水,随时进行生态调节。应该任坎儿井自然消亡,优胜劣汰,由水库等水利设施取而代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坎儿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留下的不可多得的珍贵人文遗产,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尤其在强调生态开发的今天,坎儿井具有不可比拟的旅游开发价值。如果因为今天的短视让这份人类遗产消失殆尽,我们将愧对子孙后代。是生存还是毁灭?坎儿井的命运悬而未决。在吐鲁番地区工作长达30年的行署副专员蔡炳华痛心疾首:“任其下去,不出30年,坎儿井将不复存在。”当地人士的态度是:水库要建,机井要打,坎儿井要保护。据悉,目前吐鲁番地区除将坎儿井列入农业水利的一部分进行维修保养外,还组织了“坎儿井研究会”,并将成立“坎儿井监测站”,随时观测坎儿井水位水质等的变化。为将坎儿井的保护纳入法制管理轨道,吐鲁番地区早在3年前就已起草了《吐鲁番坎儿井水资源条例》等有关法规,报请自治区人大批准实施,但至今未见批复。据了解,该地区还准备报请国家及自治区建立坎儿井自然保护区,以避免在新的开发建设中造成新的破坏。

新的利用方式

吐鲁番坎儿井民俗园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亚尔乡新城西门村,距市中心仅三公里。民俗园包括坎儿井、坎儿井博物馆、民俗街、民居宾馆、葡萄园等,它将具有悠久历史的坎儿井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庭院式民居宾馆融为一体,既能让人们参观有400多年历史的坎儿井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又能了解维吾尔族民俗情况,是当今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集参观、观赏、购物、度假为一体的旅游景点。 [2]坎儿井民俗园(6张)吐鲁番坎儿井民俗园流水淙淙,林木参天,景色迷人。悠长的葡萄走廊、平展如毯的草坪、风格别具的坎儿井研究中心展览厅、民族风味餐厅、客房一应俱全,胜似世外桃源。具有伊斯兰建筑风格的二层坎儿井展厅里,陈列着丰富生动的书画、图片、模型、实物,邓小平、王震、赛福鼎·艾则孜等中央领导同志参观坎儿井的图片、题词特别引人瞩目。 [3] 走进民俗园,在品尝淳正的民族风味小吃的同时,还能欣赏到浓郁风情的维吾尔歌舞表演,步入坎儿井博物馆,可以通过最生动、最直观的方式,感受这凝聚着勤劳与智慧的人间奇迹。

2019 Journey to Turpan Xinjiang (2)-Karez

Stockholm, May 7(Greenpost) — Last year when I exhibited my Xinjiang Photos which were mostly from northern part of Xinjiang, my Turkish colleague Gurgun asked me whether I have visited Karez. I said unfortunately not, but I will go there to have a look.

On March 17th, I went to the Fire Mountain first because I have seen the fairy tales Journey to the West hundreds of times and dreamed of going there to have a look.

After a long journey in the baren land, I and my friends were almost scorched. I felt very disappointing because in the film it was such a dramatic scene, but in reality, it was dull and boring. Some artificial constructions tell the story of Journey to the West with Sun Wukong holding his Golden Stick and the Iron Fan Princess holding the Iron Fan. But what I saw is just the baren mountain ranges which look like many explosive fires. I was tired and wanted to escape the ancient graveyard which I felt quite regretful later.

We hurried up to the Karez which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that I like to see. The scene along the road is simply the yellow land, sand and wind.

But when we arrived in Tuokesun Town where the Karez museum sits, it was quite nice. The lunch was babecued mutton. The sun was strong and it felt wonderful. The spring indeed began in mid march.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search, Turpan used to have over 1270 Karez, but due to the draught, some Karez become dried. Now there are about 1100 Karez reaching about 5000 kilometers. And the trend is that it is becoming fewer and fewer. The reason is that Karez is difficult to maintain and the cost for it is too high. Instead, nowadays people began to use machine pump for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But Karez was a great method for the ancient people to survive and live a better life. There are many theories in who invented the Karez. Some say it was introduced from Iran or Soviet Union, some say it was from Han Dynasty from Shaanxi, some say it was a combination of local invention with improvement from communication with outside world.

Whatever, Karez was listed a sone of the three greatest projects in ancient China together with the Great Wall and the Grand Canal.

I also believe great civilization exhisted in Turpan because those dried corpse themselves have shown that. Next time I like to talk about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