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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记(一)

晨曦

11月12日上午10点,我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王花园宾馆三层采访了中国当代很有担当的导演赵亮。感谢斯德哥尔摩电影节组委会新闻组的精心安排。采访地点就是在三楼楼梯上边的平台边上,只够两把椅子的地方,但不大不小正好,反映了瑞典人做事对度的把握。他们追求的是恰到好处。这里是黄金地段,自然不能非常宽敞,但你只要脚踩到那地毯上,就知道这里有多么宝贵。然而,我和赵亮讲的却是这背后的故事。

 

10点整,赵亮准时和新闻官来到我面前,看到我要录像,他立即说,对不起,我要去趟洗手间。回来时只见他把前一天出现在电影院里的那顶帽子又戴上了。仿佛著名音乐人刀郎经常要戴帽子接受采访。

 

为了采访赵亮,我提前看了他导演的纪录片电影《Behemoth》, 中文应该翻译成《悲兮魔兽》。我也看了一点儿关于他的介绍。原来,赵亮出生于1971年。出生在辽宁丹东。曾经在鲁迅美术学院师范系学习,后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一年。和贾樟柯是同届,贾樟柯是本科。他是进修,赵亮直言不讳。

 

我问他是否很崇拜张艺谋,他说,年轻时当然和那一代人一样,张艺谋可以说是很多电影人的崇拜对象,但是现在他不崇拜了,现在他谁也不崇拜。这句话让我想起几年前在斯德哥尔摩采访沈阳音乐学院客座教授歌星庞龙时他说的一句话,当时,我也是趁他们代表团吃中午饭的时候,聊了聊。他说,我谁都不崇拜,我们就相信自己。这也好像是小沈阳在小品里说的“我谁都不崇拜,我就崇拜我自己,我都给我自己磕头”。当然,或许小品和流行歌曲不能类比,但我想大家喜欢小沈阳是因为他唱了几句刀郎的歌曲。庞龙说,当然还是刀郎更伟大是真正的音乐人,而小沈阳只是个善于模仿的小品演员。

 

或许这也道出了70后,80后的人生观,和60后的雷锋精神,集体精神,谦虚谦让,勇于牺牲的精神是不同的。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担当的自信让他们与众不同。

 

赵亮中等个儿,清瘦,文质彬彬的音质,说话慢条斯理,思路清晰,没有豪言壮语和掩饰不住的让人感觉血压高的高喊和情绪,但是,他想说的话,却令人震撼。

 

“我只是把现实中的情况,只表现了10%,如果你到现场看会感到更加震撼。”

很快,新闻官就来催我,说半小时的时间已到。我不得不结束。

赵亮导演过《上访》,看看那些镜头都是真实的原版的现实。赵亮说,他在影片《Behemoth》最后告诉观众的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都参与其中。或许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难受的反思了。

 

我并没有告诉他我马上就要飞回北京。我也没有告诉朋友同事我为什么要这么急匆匆地要飞回北京。其实我飞回北京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会儿的机票便宜。而且,我在11年前买的房子,终于告诉我可以办房产证了,我需要本人回去办。我庆幸我们这些人没有逼迫开发商,没有及早把他送上法庭。我们忍耐着,忍受着,等待着,终于有一天11年后的一天,政府说我们可以办房产证了。这中间可能经历着以前开发商的行为是不合法的,所以,政府不给办,但11年了,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历史遗留问题时间很长,这个问题慢慢开始解决了。我们当初就说,如果急着把开发商告倒,激化矛盾,我们的房产证也还是拿不到手。既然能住着,就先住着吧。

 

我在2004年进行了两项投资,把手中仅有的工作10多年攒下来的12万块钱,一半儿投资了亿霖木业,一半买了房子。2006年就发现,亿霖木业有问题,后被判处非法集资,有传销前科,最后都被判决入狱。估计那些人,到现在也都到期了。而我们投入的钱,最后,以60%的赔付偿还了。我在去年6月得到了赔付款。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周法官帮助我办理的。让我感觉很多个人其实都是好人。作为人民法官,周法官也是非常负责任的。

 

过去10年就是这样,聪明人,幸运的人,把钱都投到了房地产,从此改变命运。不过也从此,成了“房奴”,就是说,他们即使不用工作,就守护了房地产,也够过了。另一种房奴是真正的房奴,要通过劳动还贷款。而前者是因为有了房产而被房产拴住。

 

我怕如果我不及时办理,哪天政策再变了,说我过期了之类的,我又怕出问题,所以,就毅然决然地决定出来一个星期。杨有时笑话我太小气,被金钱左右,回国往往因为机票的贵贱而做决定。我说,这是我的进退两难。对于一个有工作的人来说,他们会觉得即使机票是1万多也没有关系,因为单位会给他报销一部分。而我的机票即使报销也是从我自己的收入中扣除的。所以,我必须计算成本。我必须精打细算,因为时间对我来说是可以灵活的。

 

就这样,告别斯德哥尔摩,我登上了北京的飞机,国航CA912. 一切顺利,早上10点多,我就出机场了。我一直担心的身份证是否丢失的问题也解决了,弟弟在文件袋里找到了。我那焦躁的心一下子宽慰了许多。

 

然而,车行驶在路上,还是让我感慨万千。每次我回来都是自己坐地铁回家。这次弟弟坚持送我,我也享受了一把堵车的滋味。本来打算走五环,五环太堵,于是走四环,四环也是经过多次辗转,一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车里交通台的人依然在播放路况信息,劝告人们要搂住火气。同时警告,空气质量发出黄色预警,今天雾霾来袭。前一天,还不是这样呢。

 

在机场的时候,我遇到一位东城区的北京回民小伙子,他给我展示了6月份北京的天气,蓝天白云,感觉跟斯德哥尔摩没有区别。随后,他说,我们团里的人认为到瑞典呼吸8天新鲜空气,也感觉这次旅行值了。

 

在北京,或许,我该用相反的说法,摊小便宜吃大亏。我摊小便宜用便宜机票,结果赶上雾霾。

 

有三名北京同学都到外地去了。有人说,人们在悄悄地逃离北京。北京人也不再呐喊,也不再发声。反正这是座围城。城里的人移到了城外。而在城外的人却还不知深浅地想往里闯。

此时是凌晨3点,我睡不着,起来看着窗外的霾,我又想起赵亮。我问他是否当你拍摄纪录片的时候,觉得北京的雾霾就是从内蒙来的。他说,不过这需要科学论证,我不能这么说。北京的雾霾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他说他拍片的契机是他喜欢到处旅行,当他行走在黄河岸边的时候,他发现了那个巨大的煤都,那里有数百家煤窑,连成片,方圆几十平方公里都是露天煤矿,冶炼厂。破土路面,没有了绿草。植被环境自然被破坏。

 

他说,这几年,在北京生活的人们都知道,几乎每个人早上起来都要看一下当天的雾霾指数是多少,于是决定是否要不要出门。环境问题已经左右了人们的行为。

 

前两天,辽宁的雾霾爆表,有人认为和冬季取暖有关。确实,沈阳开始冬季取暖了,前几天下了雪,天冷了,于是,都开了暖气。北京这两天也开始了。于是,雾霾就来了。

 

其实,4月份的时候,我来北京,感觉空气质量差不多一样。天空没有象APEC和93大阅兵那么蓝过。人们说,你知道那个蓝是怎么来的吗?那是周边河北地区的工厂全部停产的结果。人们停产,收入下降。空气好了,钱没了,到底要钱还是要好空气?人们必须做出选择。

 

雾霾当然催生了一批企业,我的搞环保和企业社会责任,新能源的非盈利组织的同学们都在讨论买什么样的口罩好,买什么样的空气清洁机好。同学聚会照常。包括我自己也期盼着和老师同学们见面,即使空气质量如此糟糕。

 

人们适应了,习惯了,见怪不怪了。但是,我不能停止联想。在飞机上,我看到报纸上有一条说欧盟在讨论是否允许进口中国钢材。如果允许,又是一种倾销,价格肯定比欧盟便宜。

 

而这种消息,让我不得不联想到雾霾。中国大炼钢铁是为了能出口,为了能继续赚取外汇。而这个炼钢过程是会释放二氧化碳的。冬季一下子大家都开始取暖,而且,这个取暖还不是象个人家里那样量力而行,而是把热量都开到5而不是3.于是室内温度很高,象炎热的夏天一样。而外面释放着温室气体和雾霾。

 

有人说,机动车的排放只占20%,不会是主因。我认为,现在说什么不是主因都行,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因为它贡献了10%或20%,就使得已经产生大量污染物排放的空气发生质的转变。而这里不是向好的方向,而是向恶劣的方向。因此,我坚信,如果减少那10%或20%,空气质量就会向好的方向发生质的变化。

 

也有人怪罪天气。天气是自然的,有时有风有时有雾,有时下雨,有时晴天。在机场的时候,那位回民小伙子说,北京人过去讨厌春秋老刮风。现在北京人天天盼刮风。只要三天不刮风,就有雾霾聚集。确实,下雨或下雪的时候,空气都比较温柔,没有风,因此,有雾。在飞机上我看见《环球时报》记者说伦敦人把雾霾见怪不怪,甚至开玩笑说要把伦敦雾都的名字找回来,形成卖点。这里笔者想提醒人们注意,不要偷换概念,70年代,伦敦那是雾霾。但是,现在那是雾不是霾。2005年,我在伦敦呆四个月正好是10月到2月。阴雨连绵,让人感觉抑郁,但那空气是清新的,不是雾霾。比较不舒服的是伦敦地铁深入地下太深,速度太快,感觉象坐飞机一样,等下来的时候,会感觉很累。

 

还有人说雾霾是大型交通运货车造成的。这也不无道理。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每天要为将近3000万人口提供物流,自然是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户。 尽管北京已经开始使用电动车,自行车等多种工具,例如,天猫都是电动车,但是,人口的密集程度和大量的需求,让这个城市空气质量不堪重负。

 

总之,一句话,大约在冬季,就是排放多,而吸尘的植物少。例如在夏威夷就有人研究过,冬季温室气体排放就高,夏季排放就少,其实不是排放少,而是夏季绿色植物多,吸收二氧化碳多。因此,中国北方城市呼唤的海绵城市,急需尽早建立。

 

这一点,希望能吸取各国所长。例如,在瑞典,就有很多绿色屋顶。因此,我在想,以前有个北京人在楼顶建生态房,如果科学考察重量没有那么重,应该鼓励支持。所有露天的地方都放上节水的植物,让他们吸附烟尘。所有的破土路面都要种上草,覆盖住破土路面。同样,在露天煤矿或者是钢厂,如果在破土路面能够通过种草来覆盖破土路面,或者是通过人工方式,都要采取措施,一方面要挣钱,一方面要花钱,这样,能够使环境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就会有所改善。否则,我们挣了很多钱,但却得病,例如,赵亮反映的尘肺病人,城市里也有很多人得呼吸道的病。这都是环境污染造成的。到头来,我们发现钱如果用来治病就不够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所谓阶层,就是煤老板的所谓上层和工人的所谓底层,下层,这也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也是我在赵亮的纪录片里所能看到的,那就是,城市的繁荣背后,一部分人付出的巨大代价。

 

现在有很多技术,例如如何实现汽油燃烧效率大幅提高,这是个简单的技术,应该大力扶持,其效果也是最好的。不要光追求什么特别高深的技术,结果花钱太多,还起不到作用。希望政府能够扶持提高能效的办法,很多时候,简单技术能解决大问题。

 

只要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各个领导和群众都有这方面的意识,淘汰旧设备,能够革新挖潜,改造,就能解决问题。

 

这一晚上,我住在17层,却是一夜都能听见三轮车一样的马达声,几乎一刻不停地响着。要想让机器停好像不可能,还是我们自己加厚玻璃吧。 在斯德哥尔摩的家就是这样做的。而这样做,也能促进GDP的增长,促进需求。

 

当然,我又突发奇想,不知道对不对,国内网购在双十一大开杀戒,抛售了太多便宜货,于是网购爆棚。网购虽然方便客户,但是送货却也是巨大的物流产业链啊!是否这集中的物流也对雾霾产生贡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