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人物专访

关于一代歌后邓丽君的思考

陈雪霏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长大的。我们都喜欢邓丽君,喜欢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邓丽君被誉为汉语歌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一点儿都不为过。

但是,她42岁就英年早逝。这是为什么呢?邓丽君死于心脏病。这和她常年奔波劳碌有关,也和她唱的歌曲有关。她唱的歌曲都是那么深情感人的歌曲。深情感人就是真正地入戏。她用真情实感来演唱,这样日久天长,就造成心脏的负担。久思伤心。她就像Steve Jobb一样对歌坛事业就是那么投入。我最喜欢她的《南海姑娘》和《海韵》。我太喜欢海韵了。

另一个更投入的就是张国荣,也是因为事业,最后,英年早逝。他们都是太投入了。过劳和过度伤心,过度用感情,所以就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一个人有七情六欲,但身体必须平衡才能健康。否则,就很难。例如,邓丽君和成龙的关系,显然,邓丽君喜欢自己一个人被宠爱,喜欢只要成龙,其他人不想要,这当然和心脏不好也有关系。一个心脏不够强大的人,往往是不愿意与一般人打成一片的,因为那样他们会感觉心烦意乱,实际上就是心脏不够强大,不能够支撑那种乱糟糟。

邓丽君也有点儿象林黛玉,演林黛玉的陈晓旭也是因为太入戏就在46岁的时候,得了乳腺癌而去世。

一个心脏不好的人更容易忧思,更容易敏感,更容易娇柔,希望心爱的人在身边百依百顺。总之,邓丽君实际上也是感情太浓重,业务太烦忙,思绪万千,难以平静,造成其身体难以支撑一个伟大的心灵。

乔布斯也是,野心太大,工作太劳累,他是为改变人类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现在让我们每个人都对手机不能自拔,但是,他的身体支撑不起他的梦想。所以,他也英年早逝了。

向这些英雄,伟人,仙人,可爱的人致敬。但是,从生命健康角度奖,我们也要吸取教训。做一个健康的人,有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生活有度,做事有方,健康长寿。也许后人不记得你是谁,但你知道,你知道很多其他人。这也是一种幸福。我希望能坐视2050年到底什么样!

龙宇翔会见瑞中企业家协会会长张巧珍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瑞典时间1月13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执行主席龙宇翔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会见瑞中企业家协会会长张巧珍,双方就推进中瑞两国在冬季运动特别是在冰球方面,以及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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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宇翔与张巧珍

张巧珍首先对龙宇翔一行的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她说,瑞中企业家协会是由瑞典企业家和在瑞华人企业家共同参加的会员制信息交流平台,协会于2015年11月份成立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协会致力于瑞中、欧中之间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重点关注绿色环保、节能技术、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生命科学、电子信息等学科。协会力争为瑞中企业家提供一个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友谊桥梁;一个集科研、金融、贸易、人才等多方面合作交流的平台。随着冬季运动,特别是冰球运动近几年来在中国的飞跃发展,以及即将到来的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协会非常希望能够与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共同携手,为中国冰球事业的发展,为中瑞冰球领域的合作,以及为2022年冬奥会上的成功,尽己所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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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宇翔向张绍斌赠送红茶

龙宇翔对张会长多年来在推进中瑞两国之间交流与合作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瑞典是欧洲重要国家和北欧大国,经济科技发达,社会治理的“瑞典模式”举世瞩目。中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瑞典是第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近年来,中瑞关系稳定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作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窗口,致力于打造国家文化品牌,始终保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责任担当,先后与世界130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往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冰球运动的发展,并对办好 2022年冬奥会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主管的昆仑鸿星冰球俱乐部于2016年6月25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成立的,它标志着中国第一家加入到世界顶级冰球联赛的职业俱乐部的诞生。俱乐部自成立以来,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以促进中国冰球在冬奥会取得佳绩,加速提升国内冰球运动总体水平,助推“一带一路”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为使命,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心愿与瑞中企业家协会共同推进中瑞两国在文化、经济、体育,特别是在冰球领域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合 影

北京昆仑鸿星俱乐部创始人岳欣禹,北欧可持续创新协会会长张寿廷,深圳港华集团董事长张绍斌,深圳信钰基金董事长张深华,瑞典荣泰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露萍等相关企业家代表出席。

来源 中国网王伟报道。

图片新闻:《鞠躬尽瘁》–一幅震撼人心的油画

 北欧绿色邮报网驻荷兰特约记者张卓辉报道: 《鞠躬尽瘁》(一幅震撼人心的油画)
     

    这幅油画名为《鞠躬尽瘁》,创作于1994年,作者是军旅画家王吉松。
    出现在这幅画作上的周恩来总理,不是人们在其他摄影作品或绘画作品中常见的英姿勃发的形象,而是抓取了艺术家塑造伟人形象很避讳的情节——周总理闭眼的一瞬。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幅作品描绘的是总理晚年一个真实的生活细节。
    1973年6月初的一天,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总理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他一直在工作着,接下来还要继续接见外宾。这时,秘书进来提醒说:“还剩十四分钟。”极度疲劳的周总理提出洗把脸刮刮胡子提提神再去。秘书在门口等待许久不见总理出来,便打开了洗手间的门,这才发现,周总理在卫生间里靠着墙睡着了,手里还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
    画面中那憔悴消瘦的面容、稍稍倾斜的身姿、右手的刮胡刀、左手垂落的毛巾,与人们熟悉的那位英俊潇洒、神采奕奕的总理判若两人。然而,这些细节非但没有损害周总理的形象,反而将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总理刻画得更加真实、高大,更加震撼人心。
图/武汉 王抗美提供,文/根据北京的张树良文整理。

奔跑舞动的世界激情非洲--2017陈俊穆油画世界巡回展在迪拜举行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联合报道(记者陈雪霏)– 12月24日到30日,陈俊穆油画世界巡回展在迪拜剧院艺术中心画廊举行。

之前的两次展览分别于2017年6月24日和2017年10月23日,在北京悦美术馆和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举办,都取得了圆满成功。而本次巡回由西方来到迪拜,为来宾们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体验。

本次展览的主题是“奔跑舞动的世界,激情非洲”,展览作品为著名油画艺术家陈俊穆的近年画作。陈先生是一位精通中西画术的油画大家,曾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现任清华大学高级油画班导师,同时也担任美国亚洲艺术学会副主席。其画作色彩斑斓、情调高昂,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获得了艺术界许多精英人士的一致赞誉。

中国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徐庆平先生以时效性称赞陈先生的画作,赞赏他:“将东方的绘画书性带入了西方具象表达的范畴,是一种以意象描写和高度概括为特点的中国传统绘画写意精神为审美取向的艺术语言。画家的画笔直抵对象的心灵,创造出了一种符合生理与心理视觉逻辑的画面。”

世界艺术中心董事长卡林先生在为陈先生的画作作序中评价道:“看了陈俊穆的画,我们更加能明了,真正的艺术家只有按照自己最真切,最率直的感受去创作,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展现出极大的魅力,画中的人物才显得如此生动感人……..俊穆赋予了人物以新的生命,就其生命的内涵恰恰是画家一生在追求的;率真,善良,欢乐和美好信念。”从各位艺术大师的评论中不难看出,陈先生的作品无疑很好地诠释了艺术的精神和作品的主题,让人们于画作中感受到奔跑舞动的世界,感受到来自非洲民众心底的激情。

本次展览受到了阿联酋政府各级领导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欢迎。阿联酋政府代表、教授、学者、艺术机构,阿联酋华人商会代表都发言祝贺!美国东西方艺术文化协会会长李同欣也特别致信祝贺,预祝展览圆满成功!他向参与本次展览的各个单位和个人表达了衷心的感谢。李会长称赞陈先生用作品将欢腾和喜悦带给了全世界,感染了全世界,并颁给陈先生杰出艺术最高荣誉奖。同时他也向本次展览的赞助方陶胜琼女士致以崇高的谢意,并向她颁发杰出贡献最高荣誉奖。

本次展览将是在一带一路政策下,中国与阿联酋经济文化交流中一次重要交流盛会,是中国当代艺术在阿联酋闪耀光辉的里程碑式的展览。通过这次画展,会有更多的两国艺术家、学者、教育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更好地融汇两国的文化所长,推动了两国的文化共同发展。展览符合了两国在文学艺术界紧密结合,共同学习进步的夙愿,为日后两国开展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铺开了道路。

来源:乔瞧迪拜

新年寄语:2018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吉祥如意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新年寄语:

亲爱的朋友们,

2018年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2017年宣布结束。回顾过去的一年,是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发展比较迅速的一年。北欧绿色邮报网在这一年里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继往开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道。这是北欧绿色邮报网在政治上的一次巨大进步。

北欧绿色邮报网紧紧抓住绿色发展这个中心,目的是为建设生态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为祖国的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同时,立足本地接地气,为广大华人华侨服务,歌颂华人华侨的风采!

我们报道了国内很多文化绿色访问团体与当地相关部门的交流与合作。

我们也报道了瑞典的世界水周和诺贝尔奖的发布和颁奖仪式。我们还报道了一年一度的斯德哥尔摩电影节。

我们报道了北欧致公协会的成立,瑞典青田同乡会,瑞京华人协会,瑞典针灸学术研究学会承办世针联一带一路针灸中医药高峰论坛,瑞典安徽科技商业协会19大之后座谈会,一带一路中瑞高峰论坛,瑞京中文学校,瑞青中文学校,瑞典新星中文学校和瑞典华人教师协会等许多华人社团的活动。我们专访了北欧致公协会会长曹义海,瑞青中文学校董事长叶沛群,挪威北欧集团董事长曹侃,瑞中企业家协会会长张巧珍,著名话剧演员濮存昕,当代画家代表人物张方白,书法家钱玉清等华人科学家,企业家和艺术家。

我们也参与组织了北欧之春国际文化艺术节的文艺演出活动。

北欧绿色邮报网深受广大华人华侨和驻瑞使馆的喜爱,也得到他们的极大鼓励。没有他们的鼓励,我们是活不下去的。有的朋友为了帮助我们,积极主动在这里做广告,或者是提供爆料。对此,我们都很欢迎也不胜感激。我们愿意为大家的生意日益兴隆推波助澜。无论是美食,还是服务都可以宣传。

同时,北欧绿色邮报网也加入了世界华文媒体联盟,香港一带一路流媒体联盟等媒体组织,积极参与互动,交流经验,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深厚的底蕴和丰厚的经验。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在荷兰也有特约记者,同时在北京也建立了记者站。

2018年即将到来,在新的一年里,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将再接再厉,继续搞好新闻报道,继续挖掘瑞典乃至北欧华人华侨的风采。同时,我们将竭诚欢迎广大华人华侨支持我们,可以在我们这里做广告,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报道材料,接受我们的专访。

2018年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一年,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消灭绝对贫困的关键开局之年,中国人讲究逢八必然吉利,必然大发。因此,在2018年,我们将树立一个稍微大一点儿的目标,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满足大家的需要。

我们要借着中共19大的春风,走好“一带一路”,讲好中国故事,也讲好华人华侨的故事,同时,继续高举绿色发展的大旗,为中瑞之间的绿色合作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北欧绿色邮报网在瑞中桥的框架下也将继续提供中文讲座,为大家了解瑞典社会提供帮助,也可以为国内想来瑞典考察的朋友提供相关帮助。

亲爱的读者,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存在,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继续支持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进步!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让我们以屠呦呦教授在诺贝尔医学奖讲座结束时引用的这首唐诗来互勉吧!

掏心窝子说,祝广大读者朋友们,亲朋好友们,同学们同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2018,一定要发!

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和我们联系。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主编陈雪霏

电话 00 46 70826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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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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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1日21点30分。

远去的记忆

北欧绿色邮报网编辑陈雪霏:笔者多次想采访陈芃芃,因为她端庄漂亮,性格开朗,又严格要求自己,她功底深厚,教学有方,她曾是我的舞蹈老师。我觉得她肯定有故事,但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迷。今天,非常感谢她允许我发布她去年写的回忆录。笔触细腻,就象她本人。以下是经过她授权发布的文章。
                                                             
                                                                            前言

其实,很早我就在想写写我的父亲、讲讲童年的一些记忆,聊聊淡忘了的那些事情。也许是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才想起该是说这些的时候了。那忽远忽近的过去,在淡淡的回忆中,有的模糊、有的清晰。虽说不上哪些是温馨,哪些是伤痛,但总也是岁月留在我心底里,看不见摸不着的印痕。尘封已久的记忆,渐渐地浮现在脑中,不完整的片段串联起下面的一些回忆。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误差,难免还是会有不少疏漏。但我还是认为值得一写,因为,这不仅是我个人对那段时光的回忆,也不只是我一家的故事,它囊括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几个大时代、几代人的风风雨雨。不为其他,只为记住曾经与我们有关的点点滴滴。

我想还是先从父亲参加革命讲起吧。自从我懂事以来,爸爸就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过一些他的经历。现在悔恨自己当年不够成熟,没有认真的仔细去听,加之当时总认为有的是时间慢慢去听,没想到时间说过就过去了,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父亲讲了那么许多,自己却没有留下半个字的笔记,真好比常说的那句“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写起来难免有些支离破碎。

01            投奔革命
记得父亲说那是在1938年5月,他和我的姑姑,也就是比他大三岁的姐姐,与冯牧(生前任文联党组书记)、黄铁、吴莉母女二人(吴莉后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黄忠的夫人)等一行七人。从北平出发沿着河北一路出走,先是到了保定、之后来到了张家口、然后路过怀安、进入山西省到大同市、过了太原到达吕梁地区,再入陕西进渭南,最后到达延安。父亲他们一行人徒步走了三个多月,于1938年8月底抵达延安。
父亲在离开家时,随身携带了三件衬衫。他们一路走下来,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基本上都是住在老乡的家里。爸爸有个广东人的胃口,从小他都是吃着奶奶拿手烹饪出的地道广东菜长大的。这三个月走下来,父亲的胃得到了彻底的〝洗礼”。以至于后来初次与父亲相识的人,从饮食上都不大能看出他是个纯正的广东人。但是最难熬的不是这个,而是他们所有人的身上都沾上了虱子。父亲告诉我,那白色小点点的虱子,一排排的都藏匿在衣服的缝隙里。白天行军走路,顾不上那许多还好忍受,可是一到了晚上,他们就有事情做了,脱下身上的衣服拼命挤也挤不干净。虱子顽强的生命力,让这些当时在城里,还略带有点少爷小姐气息的他们,无能为力、恼怒不得,最后只好把所有的衣服脱光,都挂在屋子中间。

当时,听得我浑身奇痒,好像虱子已经爬在了我的身上。爸爸他们原本以为到达延安后,就会马上有衣服可以换了,但还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及时。他们只好用开水煮了又煮,再继续穿在身上,一直坚持到有衣服发下来。这一年我父亲十九岁,他的革命新生活,就是这样从和虱子斗争开始的。

02      家族往事
说起父亲为什么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就不能不讲讲他的家族,因为只有解读了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是怎样的人家,才能明白父亲是怎么走上的这条道路。父亲家里是个大家族,祖先中有个举人。举人是有功名的人,有当官的资格。举人即便做不了官吏,也有一定的经济补贴。举人并没有官衔和品级,不过是享受一些特殊待遇罢了。最起码是见了县官,可以免下跪。

家族祖先里的这个举人,他有二个儿子,一个习文、一个习武。这兴趣爱好截然不同,一文一武的兄弟二人,在广东惠阳分开二个大宅子,紧邻在城中心安家落户。两家宅院的门楣上都有一个大匾,厚重黑漆木的匾上,刻着三个鎏金镶嵌的大字:一个是“文林地”,一个是“武林地”。我的父亲就是那一支“文林地”的后代。

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我回过老家广东惠州市(以前叫惠阳)。惠州可称之为岭南的“半城山色半城湖”之地。城中有个西湖,湖面平滑如镜,湖水澄明见底,与杭州西湖、颍州西湖齐名,是中国三大西湖之一。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当年被朝廷贬至此地。不料他乡的孤山湖水,竟然成为他爱妾——王朝云的长眠之地,埋葬在西湖后山。苏东坡日日思念爱妾,夜夜梦见爱妾朝云渡湖回家,然而她总是衣衫尽湿。苏东坡醒来后决定,将皇帝所赏赐的犀带和黄金捐出,修建了一条横贯平湖和丰湖,连接两湖之间的林荫“苏堤”,以便自己的爱妾归来入梦时,不再被那湖水湿侵衣衫。此堤也被后人称作为“苏公桥”,惠州的西湖也由此而更加出名,正是一代风流才子与佳人的居留之地。

我家的这个老宅院,就在西湖对面不远的地方建成。这两个院落的结构设计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那种三进三出的老式院落。有正房、厢房、下屋、雨廊,院内还有一口水井。是那种露空天井式,高门立柱的套院。后来我家的老宅院,一直由父亲的堂弟一家人留守居住。

一九八二年我结婚时,爸爸说:“你是广东人的后代,可至今你都没有去过自己的老家,都不知道祖先的家是个什么样子,你们还是旅行去惠州老家一趟吧。”就这样,我们决定回老家惠州旅行结婚。我的堂叔堂婶一家人,得到这个消息后特别的高兴。那时,还没有直达的火车可以到达惠州。我们是坐火车先到达广州之后,来到珠江渡口再换坐一夜的渡船。当时的渡船好像是木制的,条件非常的简陋,船舱就是一个大大的通铺,所有的乘客只是对号入铺而已。

傍晚时分汽笛拉响,木制的渡轮开始启航了。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坐渡船,还记得当时自己很是兴奋,看着滔滔江水流过,渡船缓缓驶出了珠江码头,沿着珠江三角洲的东北端而下游,驶向东江流域前往惠州。

我的船舱铺位与机舱只隔着一道木墙,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隔音可言,发动机的轰轰鸣响声,就如同在我的头顶上工作,兴奋过后就剩下无奈的噪音了,那一夜我躺在船舱里,被机舱里传来的发动机工作声音,吵得我根本无法合眼,眼睁睁的挨到天亮靠岸。直到下了渡船许久,我的头还在嗡嗡作响,耳朵里好似还有发动机的声音在响。

翌日清晨,我堂叔一家人,在惠州的码头上接到我们,直接安排我们在老宅院里住下。初到老宅院,只觉得空闲的房屋很多,因为事先告诉了堂叔,我们要来这里旅行结婚。他们特意给我们布置好了一个房间。我作为一个广东人的后代,这是第一次回到自己的老家,所见所闻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也倍感亲切。

十月的惠州,白天温暖而舒适。可奇怪的是老宅院里多数的窗户,只有窗框却没有玻璃。也不像北方人那样,会糊上窗户纸。偶尔遇上个风高雨骤的黑夜,冷飕飕的小风穿过无遮挡的窗框,不时还会听到奇怪的响动。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广东人后代的北京妹子来说,还真有些不习惯,偶有让人瘆的慌的感觉。不小心还会碰到比猫大的老鼠,大摇大摆的在你眼前走过。时至今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广东的猫瘦小枯干,老鼠却肥大壮硕。

鳞次栉比的老宅院,早已在风霜雨水的侵蚀下,褪却了往日的灵气与色彩。斑驳的墙面上,刻画着岁月的痕迹。裂缝爬满了老式雕花的门窗,斑驳惝恍的灰砖青瓦的老房,院内砖头铺成的地面,有的砖块破损,有的已经被岁月磨砺发着幽幽的光亮。临街的大门,是一扇沉重对开的黑漆大木门,门闩是二个狮子头,下面挂有大铜环的拉手。前院的一侧墙面,依稀还存有松散稀疏的一小片竹林,屋顶上的灰瓦片上长满了青苔,唯有一些杂草野花还在上面努力开放着。我透过这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依稀还能嗅到,往昔岁月里一些书香墨香的味道。并努力通过眼前残存的老宅院,近距离地去感受它、触摸它,品味着、遥感那过往旧日里岁月的风华。

八十年代开始城市改造,我家的老宅院被迫拆迁了。改革的浪潮最先席卷的就是这里。今日的深圳特区,曾经就是惠阳地区的一个宝安县。当年,我们去深圳的时候,那里也就只有一条繁华的大街,周边还都是过去县城的老城区街道。再后来经过不断的建设与发展。才有了现在的时尚之都——深圳市。

随着岁月的变迁,昔日的“书香门第”,被淹没在钢筋水泥盖起的高楼大厦下面了,失去的却是我们心灵的归依。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惠州老家,因为,那里再也找不到,我那灵魂深处的故乡了。

03    引火抄家
我的爷爷是个严肃刻板、知书明理的旧文人。当时与康有为等一些人,有着较比密切的交往。爷爷也属于赞同维新变革的进步人士,家中尚存有康有为送的字画。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时,其中就抄到当年爷爷奶奶结婚时,康有为、梁启超赠送的恭喜贺词条幅。
我只记得在奶奶的房间里,有一个大大的樟木箱子,里面收藏着家里的字画,还有整卷金黄色上面带金丝的绢纸,上面还有龙凤图案,就像裱画用的那种棱子,一看就知道这些不是普通人家会用的纸张。奶奶说这些绢纸与字画,很多都是当年爷爷收藏的,有些是康有为和梁启超送的。奶奶也很少拿出来给我们看,一直珍藏在箱子里。文化大革命一来,妈妈看到报上和广播上说要破“四旧”,就开始自己吓唬自己,急忙告诉奶奶,家里这一箱子的字画,就是最大的“四旧”,不除掉会有杀身之祸的。奶奶被妈妈说的吓坏了,她们急忙开箱倒柜,把这些“四旧”拿出来,准备统统一把火给焚烧了。结果,刚刚开始没烧多少东西,麻烦就来了。

像裱画棱子般的绢纸,烧的满院子都是焦糊的味道。这下麻烦可就来了,引来了红卫兵的抄家之祸,真可谓是引火烧身。在这几天之前,爸爸就已经被歌剧院的造反派勒令审查,关进了牛棚。随后红卫兵小将,就把我家抄了个底朝天。当时我家住在前门大街,鲜鱼口内长巷头条15号。

那是在1966年8月的某一天,那时天气依然还是很炽热,先是传来我家住的这条胡同里3号院,被红卫兵给抄了家,听胡同里的人们,吵嚷着说这是一家大地主。我马上跑去看热闹。我只记得以前见面,我还叫过爷爷奶奶的二个人,现在被撅在那里挨斗,成了地主和地主婆。烈日下的红卫兵小将,斗志昂扬的对着地主和地主婆,你踹一脚我抽一皮带,院子里满地是抄出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丢了一地,被看热闹的人用脚踢来踩去的。闻讯而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院子里被人群围了三四层。空气中散发的全是浓浓的酸臭汗味。

我还没太明白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又听说与我家隔壁一个门的11号也被抄家了,理由是大资本家。我只知道他们家是开诊所的,也是一个不错的小四合院。他家里有八个孩子,小八最小是女娃,比我大两岁。我家搬到这里以后,她是和我玩的第一个小朋友。我俩还常常在她家的小院里玩捉迷藏,有时还爬到她家屋里的大衣柜上。小八的爸爸妈妈都是医生,平时待人和蔼可亲。还有小八的那些哥哥姐姐,都特别喜欢我。我对她家的一切都还记忆犹新,可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家一下子就变成了资本家了。

我远远地看着红卫兵小将,在小八的家里抄出了很多东西,全都给扔在了她家门外的一辆卡车上,几乎连衣柜、床都给拉走了。当时,我就站在几米以外的地方,看着眼前发生的那一切,我那时只是个八岁出头的孩子,感觉自己就是在旁边看热闹的一个小姑娘。

这条胡同里第三家被抄的就是我家了,那天,依然晴朗烈日炎炎,下午的时候妈妈正在院子里,偷偷焚烧我家箱底里的“四旧”字画,不料烧东西的异味,从我家的丁香小院飞出,热心的居民先是来关心,看我家是不是着火了。结果引来红卫兵的关注,一群人率先冲了进来现场捉拿。刹那间,我家的小院被红卫兵小将们,还有看热闹的人群围了个水泄不通。

当时,我家满院子里都是人,有站着的,也有坐在房檐上的,还有把凳子搬在葡萄架下,站在凳子上伸着脑袋踮着脚,直接用嘴巴勾着我家葡萄架上吊挂串串熟透了的葡萄,连手都不用就送到自己的嘴巴里。没想到,几天后我就从一个看热闹的旁观者,变成了被抄家的小女孩。

我还来不及反应自己家里到底是出了什么情况,妈妈就已经被围在了院子中央,红卫兵正在给她剃着阴阳头,之后又被他们拉到了胡同里去游斗。那时,我的弟弟才满周岁还没有断奶,妈妈由于这一惊吓,奶水马上就断了。当时家里也没有准备什么奶粉,后来,我也只好熬煮些稀饭,去喂弟弟。已故的爷爷是个认真细致而且对待工作极其负责的人,结果抄家就抄出了我爷爷在盐务局工作时,存留下的一堆盐务局的旧账本。红卫兵由此马上认定,我家是大地主,认为问题有些严重了,有必要隔离审查一下我的奶奶。

当时,我的奶奶已经是八十多岁了,早年就有严重的类风湿,已经不能自由行走很久了。红卫兵只好找来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把奶奶拉去了红卫兵三司总部,进行单独的审查。当时的“三司”总部,是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我们都不知道奶奶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敢去问,如去问,连你自己回得来回不来也不知道。

有文化的老太太,还是比没有文化的人有点头脑,应变能力也比较强,红卫兵讯问我的奶奶,问她到底是什么出身,奶奶就说不懂什么是出身,只知道自己家里,有个小买卖的店铺生意而已,盘问了许久别的什么也没有问出来。红卫兵审来审去,奶奶就是这么几句话,小将们听来听去,这算什么大地主,最多也就是个小业主嘛?

奶奶回来和我们叙述着,她如何被审问,又如何回答。她和红卫兵小将斗智斗勇,镇静谨慎的说着每一句话,周旋了几天的结果就是无果。奶奶被关在红卫兵三司总部,单独审查了几天之后,红卫兵没有能从奶奶嘴里,诈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看到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也没什么用了,留着也还是个麻烦。就在拉走的第五天,红卫兵小将又用平板三轮车把我的奶奶,送回了我家的小院。

04 丁香小院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一家人和奶奶,一直是住在广东会馆。当时广东会馆是在鲜鱼口内草场七条5号。后来广东会馆的房院,被当地的房管局看上了,要占用做办公地的场所。他们给我们特地找来这么个独院,把独院里原来的旧房子全部拆了,翻新改造了所有的房间。也就是说我们要搬进一个全新的家了。
1963年的初春,我家搬进了这个翻新的,红砖红瓦独门独院。小院里种上了两棵很大的紫丁香树。这两棵丁香树,是我们搬家时从广东会馆老房院子里,整棵移植过来的。紫色的丁香树,是当年奶奶亲手买来小树苗栽种的。本来奶奶就不同意搬家,她根本就不想离开,住了几十年的会馆老房子。1950年爸爸回到北京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已经住在了那里,后来爸爸带着妈妈,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那里,这一过就是几十年。小时候和奶奶住的广东会馆,也是院中院、独立一体的四合院。而且,那里住的全是广东老乡,奶奶每天都可以用家乡话和他们聊天,奶奶自然舍不得离开那里。房管局的人既然相中了我家的那个院中院,自然是要再三劝说做奶奶的工作。

最后,奶奶同意搬家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把这两棵紫色丁香树带走。否则,她绝不搬家。房管局的人听了后马上满口答应。因为,这两棵丁香树已经很老了,树根很深移植不好是很难存活的。所以,房管局的负责人找来了专业的人员,帮助移植了这两棵紫丁香树。功夫不负有心人,移植后的第二年,紫色的丁香树照常开出花朵,串串的花朵缀满枝头,清雅的紫色,依旧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奶奶也总算得到了一些慰藉,了却了她那份恋旧的心愿。

后来妈妈又在院子里,种了一棵玫瑰紫葡萄,还为葡萄树搭建了一个大大的葡萄架。后来几年每逢中秋时节,我家熟透了的紫色葡萄带着白霜,一串串地爬满藤架。又紫又甜的葡萄,个个丰满圆润,吃在嘴里甜的你嗓子眼都发齁。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这么甜的葡萄。赶上葡萄丰收的大年,我们全家人吃不掉,妈妈就会拿去送给左邻右里。也就有了后来抄家那天,院子里围观的人随便的摘吃葡萄的一幕。

七十年代末我家的小院,在离水池不远的地方,自己长出了一棵泡桐树小苗,很快这棵小苗越长越大,没有两年就长得有水桶那么粗了,别人都说家有梧桐树,一定是要招来凤凰的……

每年春夏我家的丁香小院,绿荫成林、花香果甜。大家都知道前门地区是热闹非凡的地段,我家是在这闹中取静的一个世外小桃源。当时,我家在这一带是很让人羡慕的一家人。平时我们与街坊邻里,往来虽然不是很多,但自我家搬到这里没多久,整条街道的人都知道了,我的爸爸是个大作曲家。

抄家之后,我家的丁香小院里,只给留下了一间屋子,给我们祖孙三代人一起居住。其他的几间屋子都被贴上了封条。红卫兵告诉我们,以后妈妈和奶奶不许随便出去,有什么需要必须提前请示他们。后来的日子造反派会不定期的差人给我们家,送来一些粮食和蔬菜。就这样我家院里的其它几间屋子,一直被封条十字交叉的封着。

抄家的时候是夏末,那时我们全家人穿的还是单衣。没多久天就转凉了,所有的厚衣、棉衣都在上了封条的房间里。为了给全家人申请拿出几件厚衣服来避寒,妈妈给红卫兵三司总部,写了无数封请示报告,迟迟不给答复,就这样天越来越凉。

北京的十一月,是最难熬的时段,无论是供暖,还是生炉子,都还没到时候。初冬来临,在造反派红卫兵的监督看管下,终于给我们打开了封条,允许我们进到屋子里,找出了一家人的寒衣好过冬。随后他们又再次原封的把那几间屋子贴上了封条。

那一年我八岁,开始当起了这个家。皮鞋、高跟鞋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物品了。妈妈被揪斗的当天,穿的还是夏天的塑料拖鞋。这之后她发现家里没有可以穿的鞋,皮鞋和高跟鞋是不可以再穿了。妈妈只好和我说,快去给她买一双布鞋回来。她给了我几块钱,让我去大栅栏的内联陞鞋店,给她买一双布鞋回来。

我手里紧握着妈妈给的那几块钱,生怕自己手中的那几块钱会被人偷去抢走似得。我一路快步小跑着,来到了内联陞鞋店,按照妈妈说的买了一双37码的布鞋。这就是我人生中,购买的第一个大物件,一双黑色大绒的平底方口布鞋。

05 文革岁月
没多久家里接到通知,家属可以去探望父亲了。这时家里只有我一人被允许可以进进出出。爸爸被带走时也是热天,穿的衣服都很单薄。妈妈拆了奶奶的一件旧棉袍,拿出里面的驼毛,给爸爸改做了一件棉背心。还拿出一个小瓶子,里面装着盐、味精、胡椒粉混合物,让我把这些带去给爸爸。妈妈说:“你爸爸是广东人嘴刁,有了这瓶调料,就可以改善一下他的伙食了。”妈妈看我的个子小,索性让我穿上她给爸爸做的棉背心,这样我在路上会方便许多。结果棉背心穿在我的身上,我就像穿上了一件棉大衣。
我带上妈妈写的信,和那张写好地址的纸条,自己一个人走到前门大街坐上了5路公共汽车。妈妈再三叮嘱我在“北纬路”这一站一定要下车。下车后我拿出攥在手里皱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爸爸所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地址。歌剧院坐落在宣武区南华东街2号。这个南华东街并不在大马路上,是在大街边上的一条小街里,很不明显,不知道的人是不容易找的。在这之前我从没有自己来过这里。我一路走着问了不少人,才找到了爸爸的单位。进了歌剧院的大院,我又问了好几个人,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了所谓的“牛棚”。原来这个的“牛棚”是用剧院里的一个自行车棚围起来改造的。这个自行车棚在剧院传达室旁边,文革初期就变成了临时关押走资派的“牛棚”了。

我在一间屋子里等了一会,爸爸出来了。当着造反派的面,清点着我带来的东西。妈妈写的信他们过目之后,才递给爸爸。我脱下穿在身上的棉背心,又拿出那个调味瓶。造反派看了看说:“棉背心可以留下,这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我回答说是调料,他们说:“这里伙食好着呢!你爸爸不需要这个,带回去吧。”

我和爸爸说了几句话,最后我告诉爸爸:“家里有我呢,奶奶、妈妈和弟弟你就放心吧!”就在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好像自己长大了,已经真真正正是个大人了。

不多一会,探望的时间到了,爸爸要被带回去了。我揣着调料瓶,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父亲。就在那一刹那间,让我想起在我七岁以前,爸爸也不是天天在家的,因为他搞创作是要经常外出的,不是去体验生活,就是集中在外面写东西。我记得那时候只要爸爸一回家,就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当爸爸要离开家时,肯定是我吵吵嚷嚷着要去送他。与其说是去送爸爸,还不如说是赖着爸爸不让他走。

爸爸个子不高偏瘦小,高高的眉骨、深凹的眼窝、四方大嘴、梳着三七式的分头。他平时最喜欢穿的是一件长款风衣,最经常戴的是一顶鸭舌帽。他是个典型的广东人,身材不够高大,可是在我的眼里,他依然那样的伟岸,那样的玉树临风。我每次送爸爸时,最后总是赖着要靠在他的肩膀上,让爸爸驮着我,走到胡同口才肯罢休。然后,我看着爸爸渐行渐远的背影走去……

有时我还要缠着爸爸再三问,下次回家是哪一天。让我永远忘不掉的一次,是有某一天该是爸爸回家的日子,我等待爸爸回家的心切,就一个人跑去胡同路口等,想接上爸爸一起回家。结果我等半天不见爸爸的人影,我就顺着胡同的小路往前走,结果七拐八拐、走着走着,我就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只见来到了一条有公共汽车的大马路上,后来,我也找不到回去的那条胡同了。

我迷路了也走累了,就索性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跑着的汽车,还在给汽车的数数,一点害怕着急的感觉也没有。后来天色已经很晚了,巡逻的警察叔叔发现了我,就把我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到了那里,警察阿姨给我端来了一碗大白米饭,还有一盘炒大白菜。也许是我真的饿了,我吃着米饭和炒白菜,那叫一个香啊!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吃的一顿最香的饭菜,现在想起来,好像唇齿还有余香。

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很快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派出所接我回家了。当时,我还不到五岁,为了接爸爸回家把自己给弄丢了。从那以后,妈妈和家里奶奶身边的佣人的老张妈,总是紧张的盯着我,怕我再自己把自己搞丢了。但当时的我,却一点害怕之感都没有,也没掉下过一滴的眼泪。我在派出所里面一边吃饭,一边和警察叔叔、阿姨聊着我家是什么样子。也许我天生就是一个“女汉子”的坯子,从小到大就不知道字典里,还有“害怕”二个字的存在。我除了记得在街上数汽车,再就是那顿香喷喷的免费饭菜了。

每个女孩儿心中都会有个洋娃娃的梦想。我更是爸爸心中的小公主,经常向爸爸提一些要求。记得有一次,我和爸爸约定他再回家时,一定给我买个洋娃娃。后来爸爸兑现了诺言,他在王府井百货大楼花了十块钱,给我买了一个会哭的,还可以换衣服的洋娃娃。在当时的这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普通工人的一个月工资的收入,也就二三十块钱,就这二三十块钱是可以养活一家老小好几口人的。

可遗憾的是,那时候的技术质量还不够好,洋娃娃的头是泥胎做的。我激动的抱着洋娃娃,在其他小朋友们面前显摆。大家玩的高兴,你争我夺的要抱抱她,结果一不小心娃娃从小朋友的手里掉在了地上,娃娃的头被摔裂了。我急的直哭,抱着娃娃去找爸爸,他看我这么伤心,就又跑去了一趟百货大楼玩具部,花了五块钱,重新配了一个一模一样娃娃头。这才算是安抚了我这颗受伤的小公主心灵。在我童年的时光里,所有快乐的回忆,都是与爸爸联想在一起的。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成了样板戏《红灯记》里所说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当时没有一点委屈,也不知道害怕,相反我觉得自己很伟大、好能干,家里家外,只要有我在就不怕,我已经是里里外外的一把好手了。

妈妈自从文革以来被红卫兵小将,剃了个阴阳头,又拉到街上游斗了一圈之后,只有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要不停的每天给红卫兵组织写交代材料。慢慢地我发现妈妈的神情开始有些恍惚,经常语无伦次的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从此,妈妈留下了个后遗症,经常会在正常的情况下,大家一起说话好好的,她会忽然间说一些我们根本听不懂,而且都是些不搭嘎的话语,经常会搞得大家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我想是被红卫兵突如其来的抄家、剃头、游斗,这些举动在妈妈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造成的吧。此时,我家里上有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下有不满一岁小弟弟,还有一个在潜意识里,寻求自我保护,神经兮兮的妈妈。

06 大脚女人前面提到了我的奶奶,她是我印象中非同寻常的老太太。奶奶是个大家闺秀的大脚女人。那时家里能允许不裹小脚,说明也是个开明的家庭。我的奶奶姓李,全名李树桃,她的娘家是个乡绅之类的家庭。她从小读私塾,识文断字,养成了良好的看书习惯。这也造就了爸爸从小喜爱读书的习惯

奶奶嫁给爷爷的时候,随身带着〝春、夏、秋、冬〞四个贴身的陪嫁丫鬟来到了陈家。奶奶性情温和、情感细腻,说起话来也是轻声细语。在我小的时候,奶奶就开始经常给我读《西游记》、讲《三国演义》的故事。我为了方便去听这些故事,后来索性就搬去和奶奶一个房间里住了。印象中的奶奶清秀、瘦小,满头银丝永远梳理齐整,盘髻于脑后。她有着一手相当不错的女红手艺,一直穿着斜襟的中式衣服,而且,这些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我亲眼看着奶奶一针一线,早早的给自己做好了一身寿衣。寿衣分几层的,最里面的是一件丝质白色单衣,外面是阴丹士林兰绸缎面料的衣裤。一身寿衣连衣服上的扣也是她自己盘做的。

奶奶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是说广东家乡话(惠州话),虽然,我听不大懂他们说什么,但听着奶奶拖着长音的尾音说话时,感觉像是在听唱歌一样。可奶奶在和妈妈还有我一起时,只好是说着乡音很重的“半夹生”普通话。

从小到大我就没见过奶奶大声说话或发脾气。就是在她最不满意的时候,奶奶也只是自言自语,唠叨一通我听不大懂的广东惠州话。是个极罕见的、旧式的、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正是奶奶的这种通情达理,为她的一双儿女大开绿灯,爸爸和姑姑才走上了参加革命的道路。爷爷则是个很严厉的父亲,据我父亲和亲戚们回忆说:“几乎就没见老爷子笑过!”但奶奶则是个开明、和蔼、温和的母亲。

爸爸在家中最小,排行老三。中间是姑姑,上边还有一个大伯比爸爸大六岁。那时爸爸是个活跃的文艺青年,他和姑姑经常出现在各种剧社、诗社的场合,是活跃分子。那时候爷爷工作比较忙,经常不在,只有奶奶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多。当时,国家局势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正值抗日战争初期。爸爸他们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积极参与了一些学运活动。爸爸和姑姑的这些动态,奶奶是看在眼里心中明白。但她从不去过问太多,直到爸爸和姑姑他们离家出走。

此后,家里就只剩下父亲的哥哥一个人。其实,我的这个大伯,也是琴、棋、书、画都通晓。吹箫、打扬琴、拉二胡样样都拿手。长大后,我们叔伯两家人每逢佳节,都是要聚在一起过节过年的。记得大伯家里还存有扬琴、箫。每当这时大伯都会高兴的拿出乐器,给大家献上一曲。

我大伯早年间去过日本读书。他在弟弟妹妹同时一起出走之后,只好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理想与爱好,找了一份教师工作,早早的成家生子,本本份份地守候在奶奶的身边,做着一个长子踏实尽职该做的一切。再后来,我的这个大伯,成为了北方交通大学的数学教授。

爸爸和姑姑偷偷地离家出走,事先是不可能和家人打招呼的。就在爸爸他们离开家的那一天,奶奶再也没有撕过家里的日历,并且一直保存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奶奶将日历定格在爸爸和姑姑出走的那一天,朦胧中奶奶好像已经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去了。但那个时候谁也不敢说,更不敢提起此事。奶奶只有在心里默默的守候着,就这样渺无音讯的等着,一等就是十几年。直到1950年父亲他们平安的回到北京。

其实,爸爸应该算是个大孝子,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觉得对奶奶是有所歉疚的。当爸爸十几年之后第一次踏进家门时,奶奶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拿出了当年保存的旧日历。爸爸看着奶奶手里的日历,还是他们离开家时那一天的日历。那一刻爸爸什么也没说,当下就给奶奶跪下了,以示表达这么多年来,他没有尽到儿子孝道的歉意。

自那以后,父亲对奶奶是言听计从,他每次回家第一件事,一定是先去奶奶的房间里,和奶奶说上一阵话,然后才能轮上我和妈妈。爸爸的举止让我们晚辈,懂得尊老爱幼是我们的家风,再一次验证了身教远大于言传。自从解放以后爸爸回到北京,我的奶奶就再也没有与爸爸、我们一家人分开过。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70年10月我的奶奶离开这个世界。

07 动荡年代
1919年3月爸爸出生在广东惠阳(现在的惠州市),当时我的爷爷在盐务局上班。由于各种原因,爷爷经常会调换到不同的城市去工作。爸爸三岁那年,举家来到了当时的北平。居住在西城区赵登禹路大街上,一个叫“大不留题巷”的胡同里。记得有一年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爸爸带着我坐上7路公共汽车,路过那里,还专门去走过一趟。后来城市变迁,这条街道早就没有了踪影。
爸爸在北平读完了小学之后,全家搬迁到了上海。来到上海以后,他在一所教会中学读书,受到了一些西方式的教育,并开始学习英语。年轻时的父亲,歌喉的音色非常好,属于抒情式男高音的那种。当时听过他唱歌的人,都说他的音色,有着意大利抒情男高音(Beniamino Gigli)吉利音质的美称。后来一个盲人声乐老师,听了爸爸的歌声后,他主动提出来,免费教父亲声乐。这个盲人声乐老师,是和意大利人学的美声发音法,从那时起,爸爸开始和他学声乐,还有一些乐理知识。我想在某种意义上讲,爸爸的音乐启蒙老师,应该就是这个声乐盲人老师了。这对父亲日后从事音乐工作,还是起到了帮助作用,为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爸爸在上海度过了中时期,毕业后全家先是迁到了天津,没过多久又都迁回了北平。此后,他就读于辅仁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北师大。这时爸爸和他的发小、冯牧等一批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民先”青年进步组织。我想就是现在的共青团组织吧。这一切都为日后投奔延安,做着准备工作。

记得有一次,爸爸指着家中相册的一张老照片告诉我,照片上那个身着长衫梳着中分头的人,他姓叶,和爸爸是同学。他们也是不错的好朋友。当时,他曾劝说爸爸,和他一起出国去留洋,但父亲还是拒绝了。可能是对当时国内的局势动荡不安,看不到希望。爸爸作为一个进步青年,有着一腔的热血。他认为只有去投奔共产党,才是最理想的选择。

听爸爸和我讲过,当时他的家和冯牧叔叔的家,好像都是住在西城区,两家人离的不太远。而且,他们俩人从小就有较多的往来。长大之后又一起参加了“民先”进步组织。所以,后来也就成了一起结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战友。

最终,我的父亲、我的姑姑,和冯牧叔叔他们这些进步青年,一起投奔到了延安。

08 延安爱情
初到延安对于父亲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到处蕴藏着活力与朝气。最开始他们是在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和爸爸一起来到延安的姑姑,一直在抗大学习,直到后来终身从军服务于部队。我的姑父也是个军人,是新中国最早的骑兵团团长。可对于我爸爸来说,当时的他,是个百分百的文艺青年,骨子里骚动的文艺细胞,对未来还充满着浪漫的情怀。不久爸爸听说延安鲁艺开始招生了,这对于一个文艺青年来说,是个难得的大好机会,也是更好的选择。本来父亲是想报考文学系的,因为他一直喜爱的是文学,早在辅仁大学上学期间,就发表过一些散文、诗歌。当他来到鲁艺报名时,看到报考文学系的人比较多,而报考音乐系的人数则较少。他想自己既然学过声乐,还掌握一些乐理知识,不如先报考音乐系,进了鲁艺以后再说。以后有可能再想办法,转到文学系去。

就这样爸爸顺利的考进了鲁艺音乐系,阴差阳错地开始了他的音乐人生道路。就是在鲁艺这里,他结识了老师冼星海先生,开启了父亲一生对音乐的挚爱与追求。音乐成为了父亲日后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文学爱好,则成了父亲后来业余的文化生活。

爸爸来到延安鲁艺的时候,也就是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小伙子。讲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爸爸在鲁艺的第一个恋人,文学系的才女姚文(解放后一直在各大报社任主编)。

记得,那是在我懵懂的少女时期,开始阅读一些爱情小说了,但是对男女之情的理解,我还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爸爸就经常指点我,应该看什么书,先看什么后看什么。我15岁的时候,有一天爸爸和我说,你可以开始看《红楼梦》了。经历过抄家之后,我家还能幸免,漏网之余留下一套《红楼梦》,纸都有些脆了,而且泛黄了,竖版的。爸爸和我说《红楼梦》这部书里面人物太多,怕我一时搞不清楚,看起来会很费劲。他就拿出一张纸,帮我列了一张图表,让我一边看,一边把书里面的人物,一个个对号入座的填上去。我就这样似懂非懂的看完了《红楼梦》。

这期间爸爸还经常带着我,骑上自行车去探望他的一些老 朋友。顺便借上几本我家没有的书,拿回去让我看。印象较深常去的有,住在灯市西口附近,一个四合院里的冯牧叔叔家。还有就是住在友谊医院对面郭小川叔叔的家。每次去我都是一边听着他们聊天,一边挑选着我家没有的,还是我想看的书。

虽然,当时我不能全都明白他们聊天的内容,记忆中的只言片语,但对我人生后来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现在想想他们聊的一些内容,其实是书本上找不到的东西。我就这样每次去时挑几本,下次去时再换上几本。在爸爸的推荐下,我读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当然是以小说为主)。

爸爸还认真的告诉我,读书也是要讲究方法的,最好是做读书笔记。他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培养我的读书习惯。我遇到书里看不懂的地方,或不认识的字就去问爸爸。父亲就是我的活字典,我的老师。有一次我和爸爸从小说里的人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他的这段爱情经历。

姚文在爸爸的眼里,不能说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但也是苏州人里的文化淑女,端庄秀丽、人淡如菊。她比爸爸大二岁,并早于爸爸到达延安参加革命。而且,她到了延安没多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是我的爸爸来到延安后,一头钻进了音乐里,对于入党的事并不积极,还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他回味说当时自己身上,还带有着浓厚的“小布尔乔亚”气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相识了并相爱了。他们同样有着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文人谈恋爱的方式,必然是以文为主。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其实主要就是以书信传情。爸爸说他后来大概保存了,有上百封他们之间的往来书信。

“文革”过后有一次,我和爸爸去贺敬之伯伯家,见到了这个姚文阿姨。此时,她已经是年过半百,可还是风采依旧,吸引我的眼球。她文雅温婉的问我多大了?不时的还上下打量我一番。姚文阿姨走了之后,贺敬之伯伯和我说:“你知道她是谁吧!”我点点头。他接着说:“遗憾啊!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她和你爸爸往来的书信都不会被毁了。那些情书真应该发表、出版成“书信集”。贺敬之伯伯还说:“那可不是一般的你情我爱那么简单的情书,应该发表出册,让后人看看学习一下,情书应该怎么写的。”

好景不长,1942年开始了延安整风。由于父亲在北平参加“民先”组织的介绍人断了线,无法证明他们的组织是党的地下进步组织。爸爸被怀疑是“特嫌”,被进行了隔离审查。组织上马上找到了姚文进行谈话,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你必须要和“特嫌”人员划清界限。就这样组织出面,干涉阻止了他们的爱情。无奈之下,爸爸和姚文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分手。姚文则在组织的安排下,被调换了学习单位。就这样隔断了他们的所有往来,爸爸和姚文也就不能经常见面了。

那时候,父亲一边被审查,一边被强制与恋人分手。他昏昏沉沉地躺在小黑屋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说到这里父亲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天塌了的感觉吗?”他说当时他的感觉,就是天真的塌了!他开始彷徨、开始思索,自己走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他继续说:“我们那个时代,对‘爱人’和‘老婆’这二个词的理解,与你们现在人的理解,是有区别的。”他补充说:当时的姚文就是他真正爱的人。

爸爸在和我讲这些时,就像在和一个朋友说着藏在心底里的秘密。从爸爸的爱情故事里,我不难感受到,他的初恋是那么的刻骨铭心,而又是那么的脆弱不堪。在革命的面前,再浓烈的情感也是一文不值。爸爸和姚文的爱情故事,那才是在不恰当的时机,遇见了适合自己的人。一心向往投奔到革命圣地之后,自己的初恋爱情却葬送在了这里。

1945年整风暂时告一段落。在延安大礼堂,毛主席脱帽向大家鞠躬赔礼。这一刻父亲说:“毛主席的这一举动,我们真的被感动了。从此,我们放下所有的得与失,继续革命。”而父亲的这段历史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组织上也没有明确告诉父亲,他的问题最后是怎么定案的。

他哪里知道在自己的档案里,却一直背着“特嫌”二字。更有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父亲居然还入了党,并成为歌剧界重要的艺术栋梁。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他的这段历史问题,才得以彻底澄清平反。文革之后,他常常调侃式地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至少对我来说,还是做了一件好事。”

09 学习创作
 
中国歌剧经典唱段《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在延安鲁艺,父亲就这样以一个奇怪的“特嫌”身份,一直在革命队伍里,和冼星海先生学习作曲。听爸爸说,冼星海先生其实并没有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他们怎么写曲子,更多的是让他们自己去听、去欣赏世界著名的一些音乐作品,在欣赏别人的作品过程中,去感受去学习。当时,鲁艺音乐系,有个音乐图书部。里面珍藏了一些国际友人送的黑胶木唱片。其中有歌剧:比才的《卡门》、威尔第的《茶花女》、《阿依达》,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也有交响曲;德沃夏克的《新大陆》、贝多芬的《命运》、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等等。里面还有一些专业的音乐书籍。爸爸正好被分配去管理这个部门。加上父亲学过一些英语,所以他就利用这个工作之便,有机会大量聆听欣赏了不少世界著名歌剧及交响乐曲。可以说他的西方音乐史知识,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欣赏自学式中完成的。

与此同时,在毛主席号召“走出小鲁艺,走到大鲁艺”后。父亲和鲁艺音乐系的师生们,不断地走访当地的老乡,一边听老乡唱民歌,一边用笔记本逐字逐句把歌词、曲谱笔录下来。他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后来,他每次下去采风,都会带回记录的一些民歌。日积月累他搜集了大量的民歌,积攒了写满民歌、曲调的笔记本无数。我在爸爸的书柜里,看到过许多这样不同颜色、大大小小的笔记本。只可惜文化大革命抄家后,再加上几次搬家,已经所剩无几了。

爸爸说他当时就是这样,“中西结合”消化之后,写出曲子再拿去给冼星海先生看。冼星海先生会当场逐句哼唱解释,或告诉你如何改得更好。延安的条件有限,一切都不可能正规化。冼星海先生的教学风格,就是这样的与众不同。然而,就是在延安的这片黄土地上,在那些土窑洞里,却成就了新中国第一批“草根泥腿子”的音乐家。

总之,父亲在延安鲁艺音乐系的整个学习过程,其实,就是自己初期创作实践的开始。也就是在这样的学习日子里,没多久,他在延安就开始参与了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的创作。

王昆在延安时期《白毛女》演出剧照
《白毛女》歌剧可以说是新中国歌剧史上,最完整的第一部作品。也经得起时代历练,就是今天来看她依然是一部相当完整的佳作。因为在那个年代,没有“我”只有“我们”,不注重个性发展,不推崇个人成就,崇尚集体主义精神。是时代固有的群体意识,是当时延安特有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然而《白毛女》就是集体创作的一个成功的典范。《白毛女》的音乐部分,分别由马可、张鲁、瞿维、焕之、陈紫、向隅 、刘炽等几个人创作。他们分工写不同段落的音乐。爸爸说他在写喜儿躲在大庙里,那一大段唱“雷暴雨来了”的唱段时,无论是从曲调上的变化,还是在整部歌剧的剧情上,从音乐的角度力求体现出“喜儿”这个人物的转折,更要具备歌剧的戏剧性要求,可以说是全剧中难度较大的一段唱腔,既要保证全剧的音乐统一完整性,也是将《白毛女》整部歌剧推向了一个渐渐进入高潮之处。

郭兰英在中央歌剧院的演出剧照倚门望郭兰英 – 演唱全集③歌剧《窦娥冤》选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郭兰英 – 一人一首成名曲8

父亲在经过欣赏大量的西洋歌剧之后,他认为中国歌剧的发展道路,还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只是停留在“说加唱”的一种模式上。因为,它既不是京剧,也不应该是话剧加唱,更不应该是“歌儿剧”。他说歌剧要有其“歌剧性”,这在剧本诞生之时就决定了。他还常比喻:“人吃狗肉,可不长狗肉,是要长人肉的”。言外之意,就是你吸取别人的东西,要把他转换成自己的东西拿出来才对。其实,这也是爸爸在对西洋歌剧研究之后,对中国歌剧最通俗的诠释。正是父亲的文学底子比较扎实,在后来的一些歌剧创作中,爸爸都是从剧本结构就开始介入的,而非只是等剧本写好了,才开始音乐的谱写。而这也正是父亲强调的,歌剧创作不同于其他剧种的创作。他着重说搞歌剧音乐创作的人,要懂得歌剧剧本的结构,而写歌剧剧本的人,也应该懂音乐。

记得后来有一次,我女儿参加来华的歌剧《魔笛》演出,饰演那个贝壳小公主。那天我陪女儿去彩排走台,当时看到人家舞美的灯光师,手里都是拿着总谱、听着音乐来变幻舞台上的灯光与布景。这时候才更加让我明白,爸爸对歌剧的那些诠释,所强调的歌剧整体效果,人家早就在做到了。

自我懂事以后,就经常会看到叔叔、阿姨们来到家里,和爸爸一起讨论剧本。他们只要一开始谈起某个剧本的总体构思,就会连续几天不停的讨论。而且,他们每次都是写音乐的、写剧本的,所有创作人员在一起探讨,直到把人物和情节都确定之后,再分头去创作。这其中父亲的一些代表作品例如:《刘胡兰》、《窦娥冤》、《春雷》、《韦拔群》、《矿工的女儿》等等,几乎每一部歌剧的创作过程,都是这样完成的。

父亲的理想是要将中国歌剧的探索进行到底。他一生几乎没写过几首单曲的流行歌,也从不羡慕他人“一曲成名天下知”。因为歌剧在唱功上要求的难度也比较大,也不会像单首歌曲那样容易演唱,而更便于流传。但他执拗的性格,对於从不改变自己初衷的追求,也从不后悔。他一生都不在乎功名利禄,志在理想与追求。他潜心的研究,如何将西洋歌剧的种子,有效的移植在中国歌剧的土壤里。

我曾问过爸爸,你为什么不写一些单首的流行歌曲呢?他站在音乐的角度讲:一部歌剧的完成,首先是以音乐为戏剧构成的主体,是以音乐写成的戏剧,用唱段来帮助发挥人物的个性及情感。音乐在歌剧里面的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是有他自己的生命线,也就是这个人物的主旋律。

主旋律是一句音乐的句子,拿这个句子来代表剧中的主要人物或主要情感。甚至,在此人物不在场的情节下,只要音乐中出现了他的主旋律音乐句子,就会让听众联想到这个人物。这就是歌剧的音乐本质,也是西洋歌剧的一种模式。他说:写一部歌剧的音乐,相当于创作出几十首曲子。同时,他强调既要具备歌剧的“歌剧性”,还要保留中国传统的民族特色,使西洋歌剧走出一条民族化的道路。爸爸一直是在这条道路上摸索进行创作的,这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

为此,爸爸说他每创作一部歌剧,都是从零开始,甚至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酣畅淋漓、非常过瘾的过程。当然他也表示,单首的流行歌曲写好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二者之间的感觉是不尽相同的。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文化艺术也在开始复苏。文艺舞台上不再仅仅只是八个样板戏了。这期间无论是京剧、话剧,还是歌剧、舞剧,有复排的、也有新编的。各种演出纷繁地呈现在舞台上,我们的文化生活终于丰富了起来。

有一次爸爸带着我,一起去北京人艺剧场看话剧《蔡文姬》。在休息厅里,我遇见了很多熟悉的叔叔阿姨,后来看到爸爸和戏剧家曹禺谈笑风生,这之间就听到曹禺伯伯和爸爸说:“如果说我是话剧的泰斗,那你就是歌剧的鼻祖啦。”我想这也许只是他们之间的一些玩笑话而已。

然而,我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个痴迷于歌剧的“痴情汉”。他一生的风骨,就是坚守着为歌剧“一条道走到黑”的原则。他想以自己独立的思维方式,和手中的笔去推动着中国歌剧事业向前发展,宁愿孤独一生,也要寻求到灵魂的冲撞所迸发出的歌剧之光。在物质日益昌盛的日子里,坚守一颗宁静的心,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歌剧事业。正如他晚年写的长文题目中所表白的:《我毕生的追求——中国歌剧》。

一辈子友谊——陈紫与王昆
10  秉性爱好
认识我爸爸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倔强而又不问世事的人。但他心胸豁达、性格开朗、喜好结交朋友。爸爸在文艺界交往的圈子里,有个自称“废话协会”的自发组织。爸爸就是这个“废协”的主席。他在圈子里有个雅号叫“把你聊死”,取音自俄罗斯的名字“Barrilious帕尼辽兹” 。
当然,所有的前提是你一定要会聊,还得是有得聊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这个“废话协会”的人选。他们只要聚在一起就会谈天说地,囊括音乐、艺术、文学、美术、哲学、政治……。爸爸除了外号之外,大家都称他为“杂家”。一个称之为“杂家”的人,肚子里要有天文、地理、社会、人文。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们都特别愿意和爸爸探讨与聊天。从我懵懵懂懂似懂非懂开始起,我就是混在他们中间最小的一分子,也是最忠实的听众,更有人说我是爸爸的小尾巴。爸爸有句名言就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就在爸爸做歌剧院副院长期间,凡是他主持的工作会议,一定也是本着这个原则,绝不啰嗦把会开的冗长,让人不耐烦。可是他一说起闲话就没完没了。从这一点上看,爸爸天生就不是个当官的材料,还是做他的“废协”主席比较合适。

爸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便是在隔离审查、挨批、挨斗期间,也还是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当时全国正处在一个早请示、晚汇报的年代。每个单位、甚至每个家庭,都是要每天早晚两次,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做思想汇报。像爸爸这些被关在牛棚里的走资派,更是逃不过这一个程序的,按照规定爸爸每天要上交一份思想检查。

可时间一长,哪有那么多检查可写啊?爸爸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每天不是写一个故事,就是写一个段子,或者是写一个笑话交上去。后来监管他的造反派,几天看不到爸爸写的检查交上来,就会催促爸爸说,你怎么还不交检查啊?

就这样没多久,他们都成了专门看爸爸检查的忠实读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粉丝。文革后这些年轻的造反派,都成了爸爸的铁杆朋友。其中就有年轻的编剧惠延虹、舞美设计刘弼源、也有作曲家舒铁民等人,他们还是桥牌的最佳搭档,一有空闲就会聚在一起,谈笑中分不清他们之间的年龄与辈分。

爸爸在“牛棚”关了一段日子,情况有所缓解之后,每个月可以允许回来探家一次。他每次回来时,依旧高高兴兴地和我们有说有笑,从不和我们讲他在外面戴高帽、挨批斗甚至挨打的那些经历。一次晚上爸爸洗脚,拉起裤腿,我和妈妈都看到,爸爸腿上有被打的伤痕。妈妈问爸爸:“这个伤疤,是不是被人打的?”爸爸急忙放下裤腿说:“不是,不是。”

那时,家里房子还没有被解封,我们一家人挤在一个屋子里,一个双人床外面加了一排凳子,全家人横躺在一张大床上。爸爸照样给我讲故事、说笑话,有一次爸爸为了逗我们开心,就站在我们唯一的一间屋子里的大床边上,自己嘴里哼着小曲,为我们跳了一段苗族的芦笙舞,这是我看过的最动人、最令我难忘的一个芦笙舞。现在想起来那一幕,留在心里的不是辛酸,依然是一份温馨。

其实,我也经常在想,为什么在爸爸的眼睛里,我们永远看不到忧愁和烦恼呢?我更是一直都没有搞懂,爸爸的这份坚强源自何处?爸爸是那种可以将快乐无限放大,燃烧掉所有的痛苦之后,再转换成能量去感染他人的人。爸爸常常强调说人要活得洒脱,尤其是如何看待一个男人。也许就是他这种洒脱的人生态度,爸爸一直有点像个老顽童。

11  相聚我家
1976.12 黄安伦和妻欧阳瑞丽与恩师陈紫在北京丰泽园饭店门口
“文革”后期,我家的独门独院,被封条封上的几间屋子全部拆封了。爸爸也审查告一段落,可以回家住了。我们家的丁香小院,终于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1976年“四人帮”倒台了,大家终究看到了曙光,文艺的春天也在悄然来临。这时期老爸也已经结束了下放劳动改造,从部队农场回到了北京,但还是赋闲在家。这时候爸爸已经是我现在的这个年龄五十多岁,是“知天命”的人了。可他却结交了一批忘年交的朋友,其中有水墨画家——张志忠、“四月影会”创始人摄影家——王志平、年轻的才女——赵介轩、青年作曲家——黄安伦。

这些初露头角的年轻艺术家朋友,那时也只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隔三差五来我家,成了常客。爸爸的这些忘年交朋友,有搞音乐的,搞美术的,搞摄影的,搞写作的,还有不少是演员,他们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

当时,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也都是经历了文革,下放劳动刚刚从农场或干校回来,返回北京处于不安稳时期,也都没有成家更没机会立业,有的甚至是等政策、在待业。记得那时大家都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更没有电脑,联系的方式只有书信往来。大家都在一个城市居住,就是不写信通知,也会经常能见面。

这期间我家的独院,频繁出现他们的身影。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位,都会经常来来往往穿梭于我家,赶上饭就吃,从不分你我也不挑好坏,赶上什么就吃什么。我家的小院里,经常是三日一来客,五日一来访,半月一小聚、一月一大餐。无论是正餐还是小炒,是炸酱面还是煮水饺。大家都会吃得兴高采烈。其实妈妈的厨艺还是不错的,有点奶奶广东菜的真传。时不时妈妈会露上一小手,做出一大桌的佳肴,请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看着他们吃的很高兴,妈妈也乐此不疲的沉浸其中。

我家的小院离天安门比较近,周总理逝世的那期间,就成了大家聚集的场所,也是他们从这里出发和歇歇脚的地方。当时真好比一个大家庭,爸爸不是次次都和他们一起去天安门,但是每每都会等他们回来而聊的很晚。那时,爸爸的书房里,总是烟雾缭绕,他们可以从午饭聊到宵夜,有时甚至还会通宵达旦。当然茶也是必备不可少的,因为爸爸是个老茶道,还是个老烟民。他们对着抽对着喝。

老爸除了热爱自己的歌剧事业,还写得一手好书法。然而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一切都是那么的随性,不刻意去追求什么。他曾信誓旦旦的给自己写了一首打油诗:“戒烟便戒粮,架上多金梁”(金庸、梁羽生)。但没想到七十岁以后,爸爸居然把抽了一辈子的烟给戒了,终于摘掉了老烟鬼的帽子。

爸爸和他的那些忘年交,聊天的范围很广泛。时间一久这些跨界的朋友,在我家小院里相识也都成了好朋友。他们和爸爸相处得好似父子。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对父亲开始叫起“老头”了。记得那时的爸爸好像也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年龄吧。他们只要一进我家院门,第一句话就是:老头在家吗?从此,大家都开始老头、老头的称呼起我爸爸了。最后就连我和弟弟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和感染,开始称呼爸爸“老头”了。

他们从开始称呼陈公、陈叔叔、陈老师,到后来演变成“老头”,再后来无论是家人还是至亲好友,全部是这样称呼父亲“老头”。乍一听起来是有点不太敬的感觉,其实恰恰相反,我们都觉得很亲切。这表面上称呼上的转变,其实蕴藏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爸爸的这些忘年交朋友,时隔多年他们都成家立业。出国的出国,成名的成名。他们之中有的是作曲家、画家、艺术家、作家,还有摄影家。

也就是在爸爸闲置的那段日子,他经常带着我骑上自行车,不是去看画展,就是去看摄影展。五十多岁的爸爸精力旺盛,依旧和那些三十多岁的忘年交朋友们,骑着自行车去郊游去拍照,大多时候都是在我家集合之后,一起从前门出发到颐和园、香山、还有圆明园等等,来回几十公里从不含糊。爸爸喜欢摄影,很早他就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一架莱卡照相机。他算不上专业的摄影人,但一直是摄影的发烧友,交往的人群中自然少不了摄影人士。我也自然而然的成了爸爸和这些摄影人的第一模特。

每当这个时候,爸爸总会利用和我看展览的机会,一边给我讲什么是构图,什么叫黄金分割线。他常说:你可以不是画家、摄影家、艺术家,但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好的艺术作品,做个鉴赏家也是要学习的。无形中他的喜好与偏爱,也在点点滴滴的影响着我。以至于后来我对摄影的热衷,还报了个摄影班,去专门学习过一段时间。现在摄影已经普及到家家户户,是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摄影更是我不可缺少的一种生活状态。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这话不假,但在我看来,父爱留给我更多的是温柔而深沉的爱。在我成长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不认为爸爸是个严父,他给予我们的大多是温暖与宽厚。爸爸赋闲在家的那段日子,是我们全家最温馨、最愉快的日子,也是我成长中永远难忘的一段时光。

青春时期留给我的烙印,是我一生的财富,也是成人路上的指路明灯。时至今日古典音乐依然是我的最爱,每到一个国家去旅行,必去当地的博物馆参观,或去听歌剧、看音乐剧。更是相机不离手随时拍照。我虽然什么名家都不是,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可我的内心却容纳下了这所有的爱好,让我拥有着一颗博美的心。

后来爸爸不在了,我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他那些忘年交的忘年交,他们都比我大十几岁,在我眼里都是大哥哥大姐姐。我以前在他们群里即是小妹妹,也是一个小屁孩。几十年过去了,我和他们之间的这种距离,也在慢慢的缩短了,时至今日我和他们的每次相逢,大多数时间还是会在一起聊我的爸爸,大家心目中那个永远忘不掉的那个“老头”。

【图为陈紫、汤铭、乔宜、黄安伦、欧阳瑞丽、朱晓梅、李鹿、张立科、付晓红、王立和刘晓庆等同学合影】
12   师徒情义
【1976.1 黄安伦与陈紫恩师在北京家中】
前面提到的黄安伦,就不能不重点的讲讲爸爸这个唯一的大弟子。记得当时还有一些其他人,专门来我家找爸爸走访拜师。(其中有的后来都成为了当今大作曲家之一),但都被我老爸谢绝了,有的甚至干脆拒之於门外,唯独对黄安伦,爸爸像对自己的儿子那样,情有独钟和殷殷期望。这话要从爸爸下放到张家口六十五军部队干校说起。当时文化部的许多单位,都下放在张家口地区附近不同的地方。巧的是张志忠所在的中央美院、黄安伦所在的中央音乐学院,也都是下放在这一带的部队干校。爸爸就下放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蔚县西合营军队农场。这时正好赶上张家口市文工团,想要排一部歌剧,而苦于没有创作人员。张家口市文工团的前身,只是一个地方梆子剧团,别说演歌剧了,估计连歌剧都没看过。

当他们得知不少文艺团体下放在张家口地区,便通过市领导找到了军区负责人。正好赶上一个比较喜爱文艺的首长,就特别批准了我父亲、乔羽,还有导演侶倗(现代作家 海岩的父亲)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由于时间很紧迫,父亲就提出要找一个人来搞音乐配器。不知是上天的旨意,还是缘分的安排,黄安伦则成为了不二的人选,来到了爸爸的身边。从这一刻起,命中注定了这俩人亦师、亦徒、亦友的关系。

从1971年的下半年开始,这个创作班子就在张家口市,一个招待所里组建成立了。爸爸他们几个人,经过了半年多将近一年的时间,于1972年一部名为《矿工的女儿》的歌剧,诞生在了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团体、特殊的城市——张家口。

这一年我14岁,也随着父亲的步伐,来到了张家口市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舞蹈学员。我目睹了爸爸和黄安伦的初次合作,整部歌剧由爸爸作曲、黄安伦配器,乔羽、侣倗编剧。导演侣倗,排练指挥黄安伦,演出指挥王方亮,舞美设计黄振亚。

爸爸他们临时组成的这个创作班子,一扫在那个灰暗的年代、贫乏的文化环境、下放劳动改造的岁月,给他们心灵上带来的所有阴霾。因为那个时期全国还处在学演样板戏的阶段。然而这部歌剧《矿工的女儿》诞生在那个年代,实属一件十分奇特的稀罕事儿,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件稀有产物。

从那以后,黄安伦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好,然而,他每走一步都还是会来和老爸商讨的。就像儿子和父亲在一起,更像无话不说的密友。黄安伦来我家是无需提前打招呼的,他经常是骑着自行车说来就来,就想回到自己家里一样的自如。

黄安伦和父亲在爸爸的书房里,每次都会彻夜长谈。时而从老爸的书房里传出高声的郎朗大笑,时而听到他们哼鸣着小曲儿,时而他俩人还会说上几句广东白话。他们谈话的内容从音乐聊到文学,从当今又转到远古。中国的、外国的没有他们不聊的话题,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歌剧,尤其是在一起探讨着中国歌剧的发展方向。

黄安伦是音乐世家、学院派出身。在这方面是无需我老爸多说什么。而老爸更多的是和他一起研究中国歌剧民族化的发展方向。老爸把他积攒多年的中国民间曲调、传统民歌,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全部告诉了安伦。这对当时的黄安伦来说,恰恰是最最缺少和不太了解的一部分,也是对他日后创作中国歌剧,起到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我眼里爸爸和黄安伦,就像是两个纯爷们之间的惺惺相惜。亦或是他们相见恨晚,亦或是老爸看到曾经的自己。这二人一个是歌剧痴情汉,一个是音乐疯子,真可谓难得的一对师徒。

在性格和做人上,他们也有着很多相同之处,都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傻子”。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即便在文化艺术被商业化贴上标签的时代,他们也不被外界这些俗事所改变,一直走着“曲高和寡”的创作道路。

冼星海、我的父亲还有黄安伦,这师徒三代人,同时入选了二十世纪杰出的音乐家之列(曾有过此项评比活动)。这不只是中国音乐界的美谈,还应该是艺坛的奇缘和奇迹。而且,巧合的是他们这师徒三代人,又均为广东人。真不知道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太有缘分了!

黄安伦也真不愧是音乐奇才,无论是他的天分,还是艺术成就,还是为人始终都在坚守着一个严肃艺术家的艺术道路。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黄安伦对父亲“滴水之恩”的师情,永远记挂在心上,唇齿之间也念念不忘他们之间的友情、共同的歌剧梦想。他始终保存着那难得的一份真情。

13  溺爱泛滥
我老爸在六十六岁那年,荣升为外公。隔代溺爱的普遍现象,就连我这个音乐家的老爸也未能免俗。女儿四岁那年,开始学习钢琴。陪女儿练琴的光荣任务,就顺理成章的落在了我老爸身上。女儿小的时候很是调皮捣蛋的,她每次练琴,一首曲子弹下来,起码要在琴凳上,躺下来休息耍赖几次。这时候对于老爸来说,他绝对是束手无策的。他只会对着我女儿说:“这四小节再练一遍,就一遍,弹好了,咱们就去小卖部”。这是他陪外孙女练琴时惯用的一句话,也是最奏效的一句话。
外孙女学琴时期照片
那时候,我家已经搬到歌剧院新宿舍区,在这个宿舍院的大门口,有个便民小卖部。这爷孙二人是这里常客“贵宾”:夏天买冰棍,冬天买糖块。有一次我回来,正好赶上是该他们练琴的时间,一走进宿舍大院门口,我迎面看到这爷、孙二人从小卖部出来。当时,他俩看到我不约而同马上把双手藏到了背后,生怕我看见他们手里买的东西。顿时,我失望之极,呆呆的看着这爷孙二人,瞬间让我明白了一个真理,音乐家可不是培养出来的,所有的音乐家都是音乐人自身追求的成果。本来自己的音乐梦想就耽误在整个文革中了,只好跑去文工团当了舞蹈学员。这就是我那个音乐家的父亲,亲手毁掉了我对我的下一代人的音乐梦想。

但在老爸临终前,他还是特意叫来了当时中央歌剧院的首席双簧管演奏家——汤铭。他也是黄安伦的同班同学。因为黄安伦的关系,他一大半以上的同学,都成为了爸爸的忘年交。我家就是他们经常聚集的一个场所。那天,老爸把他的外孙女托嘱给了汤铭。从那以后,女儿就开始和汤铭学习双簧管,直到后来也算是做了一份与音乐有关的工作。这也算是我这个音乐家老爸,对音乐的最后一个期许,以及对音乐热爱的延续吧。

爸爸的溺爱不仅体现在对外孙女身上,还包括在对我家的小动物身上,记得那是我家还在丁香小院居住的时候。有一天,爸爸出门回来,抱着一只白底黑花的小猫。爸爸说它是躲在我家门口的出水口里,它很瘦小毛发也脏乱,长得也不好看,但却是楚楚可怜。爸爸说让他遇见它这也是缘分,他说留下它吧,给它起名叫“路遇”。没多久爸爸说“路遇”一个人在家里太孤单了,给他找个伴吧。

歌剧院里一个名弹钢琴伴奏叫柯大协,他家里生下了一窝的小猫崽子,爸爸听说了,马上带着我去他家挑了一只。“路遇”娶上了个“小老婆”,后来他们还生了几只小猫崽子。“路遇”一家猫咪在我家生活得快乐无忧。爸爸像是疼爱孙子一样的,对“路遇”一家更是倍加爱护。他一个从来没有买过菜的人,每次下班总是会带回来一些小虾小鱼。我记得妈妈最常说我老爸的一句就是:“油瓶子倒了,你都不扶一把。”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爸爸走进厨房,做一顿我们全家人吃的饭,但是他却每天不厌其烦的在厨房里,给“路遇”一家煮鱼饭。

有一天,我问家里人:你们有没有听见,每天夜里都有冰箱开关的声音。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得到答案。直到有一天夜里,谜底终于被我揭穿了。那天,夜里我起来上厕所,无意中看到爸爸正在打开冰箱,从里面拿肉出来给“路遇”他们一家当夜宵,偷偷地给猫咪们加餐。爸爸看到我,还不好意思的和我说,这只是偶尔的一次。

都说猫是奸臣,可我家的猫咪绝不辜负爸爸的厚爱。记得当时大家吃肉,还是需要肉票供给的日子,是个馋肉之食的年代。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家“路遇”从外面回来,嘴里叼了一大块猪肉,它一到家就使劲的嗷嗷叫,那叫声与平时不一样有点奇怪,我们出去一看“路遇”马上松开嘴巴,一大块肉乖乖地放在我家厨房门口,它头也不回骄傲地走去。

后来妈妈仔细检查了半天“路遇”的战利品,是一块尚好的五花肉,妈妈就把它红烧了。我们全家无意中添加了一顿美味的硬菜。这顿大餐就是我家的“路遇”挣回来的。我想这是“路遇”它在用这种方式,感恩爸爸把牠从街上捡回来吧。这彻底粉碎了猫是奸臣的说法。

“路遇”不仅知道感恩,而且还很是仁义,它经常捕捉一些麻雀、耗子回来给它自己的老婆吃,老婆吃过之后,它自己再过去吃点残渣余饭。可惜最终“路遇”叼回来一只有毒的耗子,它老婆吃了后中毒身亡了。

后来,我们家从丁香小院,搬到了歌剧院新宿舍区,这时家里就只剩下“路遇”一个猫咪了,它也和我们一起搬来了新家。对于一个猫咪来说,住楼房当然没有平房方便,但“路遇”不同,我们打开门让它出去玩,它也不怎么出去,只愿意待在家里。而且,民间有个谚语的说法,猫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是不会死在自己家中的。但是我家的“路遇”和其他的猫不一样,牠在我家里生活了十三年,最后“路遇”老死在我家的沙发上,就是不肯离开我家一步。

14 翩然化蝶
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都在所难免的。老爸七十岁那年大病缠身,开刀住院都是我签的字。疾病的到来并没有让他沮丧,他依然积极乐观配合治疗。出院后爸爸又坚持了十年,这期间也不难看出他那求生的欲望。甚至,他看到一些小报上的偏方野药广告,都会让我去给他买回来。为了让爸爸安心,我还开着车跑到香山附近,一个犄角旮旯的小诊所,买回了好几大包,不知叫什么名字,像树叶子和杂草一样的东西。其实,我知道那些即便是骗人的庸医,不治病的野药,但为了满足爸爸的心愿,再不情愿我也还是要去买回来,其实,花钱只为给他买回个心安。爸爸在晚年的一两年里,几乎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爸爸不停的想见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一会说想见这个人,一会又会提起那个人。每次他们与爸爸见面,在病房里,他依旧风趣幽默、谈笑风生。要是见到志同道合的同仁们,还是会继续谈论着他那些未完成的歌剧理想。

1999年6月11日,我们早早的来到了友谊医院。这天父亲一如往日的清醒,和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当天,我们围坐在他的病床边,听着他断断续续的嘱托,也叙说到当年他们的风华岁月,还有他那无悔的青春日子。我看爸爸精神状态这么好,说了一整天的话,没想到这就是所谓回光返照的时刻了。

傍晚看爸爸说了一天也累了,就让他休息睡下了,我们才离开医院回家。刚刚踏进家门,家中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医院来电话说爸爸不行了。我们马上又赶回到医院,医护人员问我们,还需要切开喉管吗?我和弟弟一致商定,既然抢救无望,希望爸爸完整的走,不想搞得乱七八糟的。这也是爸爸生前的意愿。就这样医护人员,把所有的仪器撤走了。

午夜时分,爸爸静静的长眠不醒,再也不用忍受病痛的折磨,带着很多的遗憾,很多未完成的遗愿,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在1993年10月母亲就早于父亲之前离开了我们走了。当时,也是我亲手给妈妈换穿的衣服。这次爸爸走时,我要比妈妈走的时候镇定了许多。我还记得寿衣是在一年前,王昆阿姨来看爸爸时,悄悄递到我手上的,说这是她的心意。之后我们也为爸爸准备了其他的衣物,此时,我和弟弟开始忙着给爸爸擦洗之后,更换上准备好的这些衣物。

爸爸走了!……此刻夜幕降临,忽然我感觉到有什么在头顶上飞。开始我还以为是蛾子,仔细一看是一只鹅黄色的、身上带有细细黑色条纹的蝴蝶。它萦绕在爸爸的病床上飞着。当时,我正在给爸爸换衣服,等我把衣服换好之后,它又在病房里飞转了几圈,才慢慢地飞出了病房……

当时的这一切,虽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忙着爸爸的后事也没想太多。但还是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觉得有些奇怪而已。为什么在一个大夜里能有蝴蝶在飞,没有阳光没有花朵是什么引来了蝴蝶在飞?

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乔羽叔叔就来到家中慰问。我就把昨夜在医院里看到的,这一神奇怪现象讲给了他听。乔羽叔叔仔细听了我的描述之后,感慨的说:“那是你的爸爸化蝶了。”乔羽叔叔接着还说:“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出现的状况,传说中只有真正的文人达到一定境界精神升华之后,才会出现的这种化蝶现象。”最后乔羽叔叔还说:“你爸爸他留恋人世间啊,舍不得离开你们。所以才在病房里飞来飞去,那是在和你们告别呐!”有关化蝶的故事,我们都曾经听说过不少,但这一次却让我亲眼所见,还是看着自己的父亲化作蝴蝶飞走了,永远的离我而去了。

每当想起这些,我就不再伤悲、不再难过了,想着爸爸不知现在已经飞去了何方,是不是还做着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爸爸在天上,一定还是继续搞他的歌剧事业。

爸爸走后,我和弟弟决定,让爸爸和妈妈合葬。他们一起住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爸爸生前的又一“忘年交”、剧作家黄奇石(《爱的奉献》词作者)也是爸爸生前最后一部歌剧的合作者。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们一起合作创作了歌剧《韦拔群》。当时他也是曾是丁香小院的常客。从那以后,黄奇石就成了我老爸无话不谈的好友。

再后来,迁入新居,我们两家还是上下楼的邻居。我家住一楼,他家住在四楼。他每天下楼路过我家时,必定是要进来坐坐,和老爸聊上一会才肯走的。我记得他也说过:要是每天不来和陈公聊上一会,就好像少了点什么。爸爸晚年也一样,要是几天没有见他一面,老爸就会若有所失的说,是不是几天没见到黄奇石了,他有几天没来了吧。

爸爸走后,黄奇石写了“陈公千秋、歌剧万岁”的挽联,敬献在爸爸的灵前,并怀着深切的情感与怀念撰写了在爸爸追悼会上的散发的“陈紫同志生平”一文 。后来我们姐弟二人一起商定,要在爸爸的墓碑上刻上他挽联上写的那八个大字。

最后我们考虑到,爸爸和妈妈是要合葬一起的,由于有这个因素,我们最终在墓碑上,改动了二个字刻上了“父母千秋,歌剧万岁”这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浓缩了我们对父母的爱,和对爸爸一生事业与追求的理解与推崇。

感谢上苍的安排,使我成为了他们的女儿、亲人与朋友。父亲既是我心中的偶像,也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更是我们大家心中敬爱的一个歌剧大师,一个值得我们终生怀念、永远爱戴的亲人!

视频专访:NO ME投资人陈浩和郭斌谈为什么投资北欧设计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NO ME投资人陈浩和郭斌都是80后,他们认准北欧设计的优势,决心借助投资合作与北欧设计在中国乃至世界共谋发展. NO ME的意思是对自己的过去说NO,重新开始生活,目标人群是15-25岁之间。请看北欧绿色邮报网和瑞典华文电视记者陈雪霏对他们的视频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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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12月10日就在诺贝尔奖在斯德哥尔摩颁发前两个小时,瑞典华人艺术家协会的艺术家们在距离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诺贝尔颁奖大厅一站地的ABF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高水平音乐会。

音乐会主持人是锡剧表演者朱瀛盈。她说,在瑞典的朋友们都知道,斯京的冬天非常寒冷,由于极夜的影响,冬日的白昼极短。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尤其渴望光明,渴望温暖。因此我们华人艺术家协会借此机会,特意为大家送上这台演唱会,作为寒冷冬日的礼物。音乐无国界,让我们的音乐为大家带来温暖,带来希望,带来美的享受。

第一个节目是斯德哥尔摩华人合唱团合唱的《冬》《春》《夏》。合声非常好听。

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得意门生李佳演唱了《青藏高原》和《芦花》各具特色。尽管她感冒了,但是,唱得还是很动听。《青藏高原》唱得深邃宽广,《芦花》唱得委婉动听。

王可表演了手风琴,《我爱你中国》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锡剧中国江南一带的地方戏曲,由江苏省无锡常州一带的“滩簧”演变而来,是江苏地区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曾与越剧黄梅戏并称为华东三大剧种,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朱瀛盈就为大家演唱了锡剧《枝头鸟儿》,惟妙惟肖,优美动听。

9岁的吴悠果表演了大提琴,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1号。

庄丽老师表演了吉他弹唱《三月里的小雨》,非常好听。她还演唱了圣诞歌曲《平安夜》。用英语和瑞典语演唱的。

王路老师表演了小提琴独奏《下雨的时候》。

然后是梅派传人吴江燕老师带领瑞典中国京昆剧社的成员一起演唱《牡丹亭》,吴江燕领唱。

瑞典华人艺术家协会会长邹荣美老师独唱了《我爱你,塞北的雪》和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里边的一段《你们可知道》表达了年轻小伙子的爱情。

 

最后是缪琪演奏琵琶《飞花点翠》赢州古调。

然后,她和张熙儒古筝表演者一起演奏《春江花月夜》给人极大的美感。人们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欣赏美妙的曲目。最后大家强烈要求再演一首,结果二人即兴演奏了《彩云追月》。

观众们纷纷表示,这次演唱会真是高水平的演唱会,都是专业选手,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瑞典华人冰雪之声音乐会也是在瑞典华人联合会和ABF的支持下举办的。

图文/陈雪霏

视频:濮存昕在瑞典答记者问时谈人生六个字

今日头条: 2017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石一雄站着面对媒体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 报道(记者陈雪霏)– 2017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黑石一雄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尽管瑞典文学院为他准备了椅子,但是,今年63岁的他坐了片刻,还是站起来说,我还是站着回答问题吧,这样你们也能更清楚地看到我。显然,这是万分理解摄影记者的难处。他身材已经不象《长日留痕》封面上的年轻时髦的小伙儿,而是一个成熟稳重,信心满满的中年男子的形象。

新闻发布会由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萨拉.达纽斯主持。因为黑石一雄是在日本出生,五岁时离开日本,到英国去,所以,这次诺奖周也吸引了日本各大媒体的记者。

一上来就有一个日本记者问,黑石一雄先生,请您是否可以用日语来给我们说两句?黑石一雄立即说,这实在是难为我了,我随便说两句可以,但是如果面对日本电视说日语,那肯定让人感到很尴尬和失望的。所以,我还是讲英语吧。我感谢日本人还都当我是日本人,我也能感受到你们的沉默说明你们是多么的失望。但是,说真的,现在是国际时代,有很多象我一样的国际人士,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也是这样,今年如此,其他时候也是如此。同时,诺贝尔奖也是国际大奖,所以,我也非常自豪自己能获得这样的大奖,作为英国人和日本人的后裔。

第二个问题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奖给了ICAN,国际禁止核武器委员会,您对此有何评论? 黑石一雄说,我母亲是二战时原子弹爆炸的一个受害者。我是在原子弹阴影下长大的。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世界经历了冷战。这期间美国和俄罗斯都发展了很多核武器。我对此表示非常担忧。人们在二战以后似乎觉得核武器非常重要。冷战已经结束了,但是核武器还在。所以,我对ICAN获奖感到非常高兴。诺贝尔奖把核问题曝光,让人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们不能保持平静,所以,我对ICAN获奖表示欢迎。希望下一代能够意识到,我们在核武器面前还是能感受到这是非常危险的。

关于他如何看待自己获得诺贝尔奖和将来的写作问题,他回答说,他四岁还在日本的时候,就听妈妈说过诺贝尔奖。那时他家住在长崎,他妈妈就用图画书教过他关于诺贝尔奖的故事。这个奖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奖,而是一个象征,一个主意,象征着世界人民都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象征着人们需要努力去做,不管你是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世界上有众多奖项,但是,这个奖到一定程度就是象征意义。诺贝尔奖对我来说,它就是象征着全世界人民应该为了一个理想而努力。

“我可能还要学习其他作家,我不知道这将怎样影响我的写作,不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尽量让这种影响小一些。”

瑞典记者问,关于最近的报道说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亲属受到性骚扰,这个问题如何评论,这将如何影响瑞典文学院?

黑石一雄说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外面的人想来影响瑞典文学院,但主要问题应该是在性骚扰问题上,要批判这种现象,尤其是最近的metoo现象,应该加以批判。

关于《长日留痕》这部作品,黑石一雄说,他实际上是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人们应该只要工作,不要生活,是否对上级永远绝对服从,从来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长日留痕》被拍成电影。

电影里讲述的是一个外交官的管家在二战的时候非常敬业,他甚至对父亲的死无动于衷,对情人的爱也假装不知道,一辈子压抑自己,他的父亲也是一样工作一辈子。对上司从来不说一个不字,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闭嘴,少说话。笔者一开始受到其他读者的误导,以为他要描写的是英国的名利场,阶层的严格划分,但是,实际上,他是对这种现象提出质疑的,他说,尤其是那些在大公司里工作的人,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难道生活就没有别的吗?我们人类与机器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讨论,我们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等都需要讨论。英国与欧洲的关系,英国脱欧的问题,都是值得讨论的。

谈到他在英国是否遭遇过种族歧视的问题,黑石一雄说,这种感觉因人而异,他自己是五岁的时候来到英国,小时候,进学校自己是唯一的另类,但是,整个学习过程中,他一直都非常刻苦,从来没有时间想过是否被欺负或者被歧视,好像恰恰相反,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一直都名列前茅。这使他非常自信。倒是到了1970年代,英国的种族歧视非常厉害。但那时他已经是20多岁了,受的教育都是英语教育,他的朋友都是英国人,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是英国式。“我成了一个英国产品。当初我来英国的时候,很少有日本人,现在日本很国际化了。我很高兴日本人不把我看成是某种猛兽,而是高看我一眼。我想我作为国际人士很高兴。“

这让记者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的钱永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当初我也问他一个问题,请问你觉得你今天能获得诺贝尔奖是否和你叔叔还是大伯钱学森有关系呢?他说,我亲戚是在中国,但是,我是在美国受的教育,本质上讲我是美国公民。当然了,我的获奖如果对中国年轻人能有什么激励作用,那我当然是鼓励年轻人到美国来学习。

 

图文/陈雪霏

专题日志:八十老翁坐轮椅去海南过冬

北欧绿色邮报网专题报道(记者陈雪霏)– 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好时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国80多岁的老人还能到处旅游。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如今这样的梦想实现了。这其中的代表之一就是我的高中语文班主任老师杨五奎。其实,我初中数学班主任老师王玉书明年也要80岁了,已经在海南过了两次冬了。这里就说说这第一次。因为人对第一次经历的事情总是印象深刻。所以,这篇专题主要是记录杨五奎老师和夫人从辽宁省凌海市大业乡新立村乘着中国共产党19大的春风,一路向南乘着举世闻名的中国高铁途径北京,苏州,杭州,武汉,广州,来到海南岛。
海南岛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就是天涯海角,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地方。记得80年代,人们旅行结婚也要选择去海南岛,到那里去发誓海枯石烂心不变,天涯海角只有你。
杨老师是我们的高中语文老师,我现在发现中国的高中语文老师都相当有水平了。如果我们的国民都能达到高中水平,那么我们的国家也就不得了了。一战之前,德国这个日耳曼民族就是普及了高中教育,结果,一下子在欧洲脱颖而出,成为强国,这也许是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的一个原因。当然,不能这么说,但我想说的是,一个国家强大,肯定是教育强大了,教育强国这句话是很对的。虽然有人贬低中国高考以后的状元,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生活过得不错的人大多都是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否则,是不可能的。
下面,我就想把老师在微信圈里发的一些水笔和日记与同学们和朋友们分享一下。作为80岁的老同志,我想他老人家应该是乐意和大家分享的。以下都是杨老师的亲笔,微信时代拿手机写这么多字,真让人佩服!中国变了!中国就是伟大!

诗一首   《登程》

路,迢迢,车发轫,四轮生风,求知行万里;
人,耿耿,意探赜,一任乘兴,览胜走八方。

在中国人的心中,″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一个人求得真知的两条腿。由两腿支撑,人可立,两腿一前一后地迈出,人可行。
″行万里”者,并非眼”蒙眼”,嘴”箍嘴”,终日在磨道绕圈的驴,行万里而原地踏步,一无所获,却是走得宽,远而广,历时既久,自有卓识。″读万卷”者,并非做信息搬來挪去的肉身行走的书厨,借他人大脑思维,在故纸堆里讨生话的书鱼,却是读得多,杂而深,用心则专,必见悟觉的学者。

如此,丰富了阅历,开阔了眼界,恢宏了格局。
在中国人的眼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古今”大家”者流之必备。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是不是中国人共同走向的心态?
年轻时,也曾有过这种旅做欲。然而,职业羁身,离不开那个三尺讲台,子女嗷嗷待哺,脱不掉为人父的责任。如今,早已退休,闲散之人却因腰病腿脚不一便而不能如愿。眼下已屆八十,再不出去看看,那只好推延到來世了。人生这单程路,我已走过了十之八九,不走走,不看看,我心不甘!

决定了,置轮椅。坐轮椅出去走。隨意走,遂愿看。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南下海南岛。入冬落脚琼海,做个候鸟老人!
由老伴相伴,学生荆新,么子杨欣陪护。今早学生薛氏兄弟(薛伟,薛明)到锦州南站为我壮行。

 诗二首《致荆新》

告老居家自由身,
闲情可有莫闲心。
乘风直抵海南岛,
喜迓人生第二春。

诗三首《写给薛伟薛明兄弟》
薛氏昆仲馈真情,
为我壮行唤北风。
南下琼洲追上暑,
多过一夏减一冬。

诗四首《写给老伴的悄悄话》
你在心里想些什么
我问,你不说
问蒼天,苍天灰黑着脸色
问高山,高山垂首缄默
问江河,江河嫌我醜话多
″贴心人不知心
岂不陌路客"

懂得,呵,懂得
你腕上那副银镯
在告诉我
当戴上它的那一刻
就是你我″与子偕老"的承诺
故居的那座老屋
就是你我乡情的院落
亲情的圣堂
爱情的楼阁
你项上那串廉价的水晶链
在告诉我
你有条维系儿女的无形绳索

你还在摇
摇着儿女立世们摇篮
你还在悠
悠着儿女做人的悠车
你眼中欲滴的泪
它却在告诉我
你甘愿与我相拥
在酷寒中暖身
你庆幸你我走通了
这辈子的曲折
你再也不想
借笑掩盖着你的疲惫
你放胆飞泪
掬弄儿孙的欢乐
你是我窖藏53年的陈酒
你自醉而不自知
也醉酣了我
你的柔声软语不政的乡音
在告诉我
你心中有一首歌
白髮绾着你的持重,素雅
皱纹编织着你的温润,平和

你要我同你一道
拽着太阳说,不要落
让时光变做倒流河
你说,你不想老去
还有好多事要做
你要我同你一道
敬请岁月停下脚步
由你守着甜蜜
细细地品
由你把着幸福
轻轾地摸
你要我同你一道
南下琼海追上夏
让你我的恩爱,火!
让你我的情意,热!
这次行程是,10月25日出发至南京,27日抵苏州,29日达杭州,31日转至武汉,11月1日南下广州,11月2日济琼州海峡到海口,当天到琼海过冬的根据地。其间停留的五市都是一整天。其目的是缓解劳累。当然,游览有所取舍,这只是个蜻蜓点水式的,游览中,因腿脚不便,是舍远求近的近观和远望。时间紧迫,也只好走马观花式的。

至于穿着,当依当地气温来择抉,而且行李箱装了今后五六个月的生活用品,亦满满矣。换下的衣服是厚厚的,再也没有箱包装盛,增加箱包,又行动巾增加累赘,只好黄鼠狼孑去赶集,家里家外一身皮。

再有,我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我做谁。不管我是什么样的着装,你们,我的学生们都认识我。其中走得近一些的会希望我着装典雅庄重尊贵一些,以期对我的尊重。有的与疏远一些,甚至视我如仇的,无论我如何打扮,都要鄙弃的。穿们华贵了,会暗自骂道″小样儿,走了大半个中国去走秀,得瑟!"着装档次低徽了,也会高声骂道″损道堂出身,叫花子游行示丑,出丑走天下"。

因此,我不考虑更换行头,任其评说。贬我,不损我一根毫毛,褒我,我还是我,还是那倔老头,只是在我心里对褒我的学生,亏欠了一个名不副实!应该补上一个鞠躬,道一声谢谢,哪里哪里,不敢不敢。
哈哈,您看,我是不是还是那个倔老头儿!
我已到了杭州。往返都未计划在上海逗留。无缘相见,看來是宿命,八十岁的人了,这是下大决心,对自己的挑战。今生下江南是找的第一次,也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再游,难矣。这次是去海南猫冬,途中选些地界停留足为了舒缓疲劳,做蜻蜒点水式的游览。
谢谢邀请谢谢关心谢谢我的学生还在记惦。
你是姚.慧光吗?
我是对姚慧光讲了这些话。
在杭州就游明天这一天,游一下西湖,后天就去了武汉。不要追赶了,你的急切的心,我明白。等有机会,或者寻得相见。我相信终会相见!看缘分吧。
我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因为我小儿子只请了十三天假來陪护我。下一站就是广州,11月2日必须到达住地琼海,然后我小儿子赶快返回。
我知足了,平日有身边的学生照看我,我这次南下又惊动了那些人惦记着
我打心底里感谢我的学生们,是我的学生认可了我,尊重着我,爱护着我。也就是说学生心中有我。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誉私幸福。
上海的姚慧光在微信圈内见到我与老伴南下海南,已达杭州的消息,便邀王莉一道紧追,于10月30日下午五时见了面。姚慧光说,如果我们不能赶來见老师面,将來我们也不会原谅我们自己的。令我感动!赋诗致谢。
诗五首 赠姚慧光和王莉
同心同行姊妹俦
房门未锁奔杭州
三十三年情釀酒
醉得錢塘水涌流

诗六首 赠止戈
遵,为止戈评品

字止戈者性止戈
为人立世贵以和
一思一.念皆从善
心有佛陀见佛陀

(见,应读″现"x|an,见,现通假。读"现",取其″呈现,表现出來"的意思。如果读"见",就看见,发现的意思。两个含义都通)
非常感谢杨老师亲笔赐诗夸赞学生!虽与老师相处时日不多,却深获老师美赞,实在愧不敢当。学生此生确实一直以善良、真诚、和谐为念与人相处立世,然相差甚远,今得老师洞察并赞誉,甚感惊喜,同时亦感汗颜!学生会继续努力的,多谢杨老师!亦多谢荆新兄在老师面前提醒老师呦!
习惯使然,晨四时醒來。老伴还在梦中,她均匀的呼吸的节律,却导我思绪沉下來,深下去。昨天下午三时达住地。高悬的太阳让我们一行四人纷纷减衣,我知道,我已追逐上夏天了。

从辽西的大凌河岸边的新立屯起步,跨越了小凌河,海诃,黄河,淮河,长讧(在长讧上的不同大桥往返几次),钱塘江,这又抵达珠江的广州的穗城。蜻蜓点水般点了南京(宁),苏州(苏)杭州(杭),武汉三镇,穿越了辽冀,齐鲁,皖鄂,江浙,而站在珠讧岸边,遥望琼州海峡那边的祖国第二大岛。

我在想,我由北向南,走了大半个中国(我并未真的迈尘自己的双腿走,而是乘高铁,由么子杨欣,学生荆新,还有老伴更换着推着坐轮椅上的我)究竟是为了什么?

八十岁了,除了去了一趟维坊,一趟北京,那是参加这两地的风筝赛,从未走出过辽西。八十年來为什么不走?八十岁了又为什出走?我本是辽西的一隻麻雀,何以飞往天涯海的海南?我在审查我自己,敲打我的灵魂!

昨晚六时,一行四人行在广州的一条小街上,寻找街面上的小吃店以解饥。街面上各地风味的小吃招牌,招牌上的霓虹灯争抢着拉我们入店,而.我们偏偏选定了″东北风味的水饺",毗邻的潮汕风味小吃,一行四人,却四口一声地鄙弃曰,不知他妈啥滋味。

我忽地记起了在武汉,在黄鹤楼上的一留墨处。文房四宝俱备,文案上铺好宣纸,镇纸压在两端,笔架上,大小有序地排列着毛笔,大大的砚台,墨已研好。应么子杨欣和学生荆新之所求,我真的有了留字的冲动。我为么子之所求,写下他的网名″易舍",为荆新写下了他的网名"敬心"。

一边写我一边琢磨,易舍的"舍"字,是写"捨",还是写″舍"呢?写"捨"是杨欣之轻易去捨的人生理念,而写″舍",还多了一个换一换居住的含义。

当我为荆新落笔"敬心"时,荆新的守着初心,呵护,尊重自己内心的信念让我心明。在落款处我写下了

游黄楼为荆新留墨

鹤已飞去

在书写时,围观的人群中,有声音敲着我的耳鼓,錘着我的心″东北人,我们东北人写得就是好"。
哪里是我写得好,我是我敢于为东北人出手与江南才子比肩。由此,我不禁将"黄鹤楼"中的″鹤"捨去。写作″游黄楼"。怕观众不明其中里表,才又补写"鹤已飞去"
。
这种"故里情结"让我做这样一件蠢事。
晚饭时我与荆新交流了东北之所以沉底,东北人的出走,特别是人才的流失,是原因之一。这家"东北风味水饺"的老板是黑龙江人,來到广州已二十多年了。他为广州纳税也二十多年了!
我这个辽西的麻雀为什么在垂老之时,还要飞往海南做个候鸟老人呢?倒过來想,我又为什么八十年來囿于一隅而未越雷池半步呢?
我不敢细想深究!
至.琼海抵公寓家居。开始了候鸟过冬生活。致谢我的学生们的一路关心,呵护,给了我一个在琼海的安居。
辽西的一对老麻雀,从未出过远门的家雀,竟然在学生的资助,提升,演化下,变成了一对双飞的紫燕。
半年后,我和我的那一半,分别牵着春姑娘的左右手,将明媚的春光带回辽西故里!
            南国的雨

在海口,一下火车一陈清风扑面,天在下着溟濛小雨。我顿然有了"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感觉。而我眼前,沿海路边的楼房的间隔处,在楼与楼层,楼幢之间是芭蕉,.椰树,榕树,木棉,紫荆,和鹤立群的水泥杆一般的大王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招摇各自的生命,而楼却掩映在不同绿色的旅律中。
不见杏桃李,也不见杨柳槐。雨不是春雨的柔,不是夏雨的急,秋雨的硬,是我未曾见过的树,是我未曾经受过的细雨。
沾衣欲湿,吹面不寒是事实,而从芭蕉叶滴下的雨,从椰树梢上刮过來的风,给我的感觉,风声,雨滴声和着我的心声,我说不清,它是如何敲击着我的心灵,是那么陌生。
芭蕉雨呀椰子风,你不是杏花雨呀,也不是杨柳风,是突然闯入我生之领域里的新物种,陌生而亲近,不知而欲知。
古有陶潜,东篱菊花沉醉,今我醉沉沉,沉沉睡。
深情醉我,我醉情深,深深睡,学他陈抟老祖,醒着腫。
半醒半醉,半痦半寐,紧关大门闭凡尘,心纳真,善,美,半启心扉。
这是入驻海南的第一个早晨。琼海的日出是6时42分,7时过后,太阳还不露脸。
咋天早晨,轮渡琼州海峡,登岸海口,太阳就和我这个老顽童玩起捉迷藏的游戏,躲在云层仍背后,迟迟地不肯现身。
太阳与我在斗智斗勇,,也斗忍耐和坚持的恒力。
我为追逐太阳而奔.来琼海,其隐身这久,难运是让我追到天涯海角不成!
我知道,俯拾即是,唾手可得的,往往是平庸的,正如年龄,不花气力,单凭天赐的年龄,其人生何止平庸,筒直徒生白活,唯有用心用力,流汗流血而赢得的时光,才是弥足珍贵
耐下去,追下去,扯住时光的尾巴,捉住海南的太阳,而多享一夏,离弃那尾随的苦寒。
早饭后,荆新与我共同与武满贵视频聊天。
荆武二人,你前言找后语地,从记忆深处提取,三十八年前由我带领他们四十七人一道准备高考的那八个月里的生活片断,劳累而自信,单调亦专注,一鼓作气,期望满满的生活片断。在继言续语中,欷歔丝连感叹。
这两位教授,两位博导,这两位今年刚刚退休,列于老年行列的国家级的顶关人才,竞然还在我面前,三十八年前只帶领他俩八个月准备高考的语文辅导员面前,依然孩子般地毫无忌惮地说,老师(他俩还那谦恭尊我为师),退休了,轻松了,自在了,也自由了。我的头脑和手脚都还我自已了。我能说了,我想说而不可说,我当说却不敢说的话。我也能放胆去做,我想做而不能做,我当做却未做的事。
这二位的放胆,放怀之蝶化是其人生另一境界!
此时,手机电量不足,只好屏闭视频,在武满贵(止戈)的″老师,明天或后天前往拜见"的告別声中结束我们三人的不该结束的祝频聊天。
荆新接过我的手机查看天气予报说,三亚没有雨,走!老师,师母响们去三亚追太阳。我提醒他,你手机没电了,他断然说到车上充电。
为了表示我们是去"追",改乘高铁,而包车往返,走高速公路。
我家的那位把一分钱掰两瓣花的大管家,我的老伴,一改以往的"嫌贵图省",而欣然登车就座。
在车上,荆新光给手机充电,然后维妙维肖地仿粤语将每句话的尾音,长长地拖出一个"啦",拉近司机与之交谈。
荆新的行事,依然谨慎周全,却改了已往的温文尔雅,轻声曼语的风姿。这让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我不得不对我这位老乡,这位我故里的隽才做个深入而全面的认识他的童年,少年,青春期(在他23岁以前)都是顶着地主狗崽子的狗崽子的名号,俯首,低眉,顺眼,夹着尾巴行事。母亲在他出门前叮嘱"莫惹事"后才走出家门,给了他"守规矩"的习惯,祖母的忍让,谦恭让他明白"吃亏是福"的道理。荊新身后的这两位母性有他铺就了"善良"的人生底色。在他处理兄弟间,妯娌间,婆媳间,兄妹间,姊妹间,姑嫂间这些家庭内部的,与外界亲友间的事务时,他血缘地,历史地担起了兄长的责任來行″孝悌"。他先用"情"拉近了彼此,然后用"礼"明.确彼此角色,让每个当事人入戏,莫要抢戏,.不要逃戏,丢戏。矛盾解决了,分争平息了,他到处熄火。

而荆新夫妇的恩爱和谐,彼此互补又为亲友立了直标样板。兄长之悌道完美。有如此之修身必有齐家,入世而治国平天下(源自大学)。
车行在笔直的高速公路上。我的思绪也随之疾速地驶入荆新的人生轨迹。

当了二十三年的地主狗崽子的狗崽子,隨着″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的解放,他亦从"另册中跳出,做了一个底底道道公民,与他人一样享受同等的公民权利,与他人一样担负同量的公民义务。同其它青年一道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坦然地参加高考,公平地凭自己的答卷,被录取到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他知道他自己,他是一个放过大牛,跟过小驴车做装卸的半拉子劳力的农民,到北京在闻名于世的中国人大毕业,硕士而博士,就任于母校,升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接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他曾对我说,把我之所学,回报社会,捧着感恩之心行事。在转换的每个角色上,首先定位角色,明确我是谁,我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依角色入戏,不抢戏,不罢戏,也不丟戏。
,青少年时期,由母亲和祖母为其人生铺就了善良,忍让,规矩的底色,袒母借事对之警告,"福祸无门,惟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如此教诲,他已备了和以处众,宽以接下,恕以待人的君子之风。然而不忘初心在于坚守,《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若要初心有终,必须抛弃名利,根绝邪欲,人若贪婪,是自乱其心。心不可乱,当持公,正二字。
心胸开阔,境界宽远,他说,无论在科研与教研上,也论在学院管理和在外兼职中,他只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寻路,领跑,其二罡让路,助跑。

车隨山形而蜿蜒,两边的物景急速向后退去,山间水气在我心中缭绕。顿间,幽静,深邃这两个词汇从我喉头跳出。

我见荆新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正与司机仿粤腔,拖长句尾的"啦"交谈。正酣。
车到牛岭,司机告诉我们,牛岭是海南岛气候的分界线,岭北是亚热带气候,岭南是热带气候。今天水气较重,似乎车在毛毛雨中行驶,车窗镜上有细细的水滴。
海南岛的山是五指山,河是万泉河,海是南海,树是椰子树,花是木棉花,歌是《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司机跟随荆新一道哼唱。哼唱得那么底道,有板有眼。进而放开喉咙,唱得那么放怀,声情并茂。我和老伴也融在歌声中。
车载着塞北的人在南国的山间穿行飞驰,人唱着深情绽放出人生的奇葩
我在想,荆新今天如此赤子一般袒露襟胸,陪我來海南,是他在重获公民权益后,以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的身份,尽了他做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且毫无遗憾地功成身退后的自由,自在,自信,有节,有度,却不现一丝一毫的自足,自矜,自狂,无节,无度。
我终于明白了,他带我來三亚,直奔天涯诲角,追赶太阳的目的:带着我,同他一道,超越自我。
车,箭矢般地在飞。

径直冲向迎面而來的大山,射入隧道。风在耳边呼啸,,乍暗,闭目,风的呼啸在提示,我请醒着呐!是瞬间,还是刹那,还是须臾?反正我闭着的双目知觉了柔和的光,出了隧洞。
车将昏暗和沉重的湿气甩开,留在我们身后。路牌在告诉我,我们到了三亚地界。

雨雾消失,薄云缝隙露出狭窄而不规则的微蓝。太阳还在躲闪着身影,羞答答地扯着薄云遮面,宛然那个捉迷藏的孩子,已经被捉,却双手捂脸,耍赖不认输。.
车向南海奔去。

天涯海角,就是海南陆地南端的一群巨石矗立在南海北端的水线下,巨石上镌刻着"天涯"两个字。

这个不甚入目的平平的來处,之所以牵动人心,撩拨人的神经,大概是与南海观音的神话传说,或是石上的"天涯"刻字有关吧。我们的先人以为这里是世界的尽头,天际处,到此,便再也没有凡人可行之路了。豈不知陆路行尽,还有海路,还有天路吗!现实的路行尽,还有人类追求的理想之路嘛!天外有天,涯外有涯,老路尽新路生,这一洞天的路行遍,可登另一洞天里的路。.
据查清康熙年间,曾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版图《皇舆全览图》的测绘。位于海南岛南端的天涯海角景区成为这次测绘中国陆地版图南极点的标志。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钦差大臣苗曹汤巡边至此,勒石镌书″海判南天四个大字。清雍正年间(1733年)崖州知州程哲题刻"天涯"二字。请宣统元年(1909年)崖州知州范云梯在″海判南天"的对面的一座园锥巨石上题刻″南天一柱"。第四套人民币的二元票背面即是″南天一柱,与一元票背的万里长城,五元票背面的长江巫峡,十元票背面的珠穆朗玛峰,成为国家名片。1938年11月指挥海南岛抗战的琼崖守备司令王毅在临崖绝壁上题写"海角"二字,欲意与日本侵略者背水一战。抗战胜利后,王毅作为海南岛受降将军接受日本投降。这个"海角"石即与"天涯"石合成"天涯海角",而这"海角"石又因王毅接受日本投降,有人称之为″幸运石"。那天涯石,传说它是南海上亿年的"石祖",被派镇守南海,祈求南海风平浪静,保佑众四季平安。它是"平安石"。
巨石垒叠,层次分明,自下而上,循序渐进,拾阶登高。崖州知州程哲在平安石题刻"天涯"二字后,登临此石,不久连升三级。故后人称之为"进步石"。还有两形如"日","月"石头,重叠交叉,宛然日月相伴,朝暮相隨,演绎着心心相印,陪你到天涯海角,爱你到海枯石烂的浪漫爱情。这是″爱情石"。那"财富石"就是″南天一柱石",崖州知州范云梯多次体察民堵,见此石如比浩瀚,刚正不阿,立下"一日为官,终生为民"的誓言。在州衙门张贴一副春联:
在一日位,尽一日心,自我无私严执法,敢视机关为传舍;
让几分情,说几分理,大家为事好商量,莫因涉讼到公门。

天涯文化苑收藏了宣统二年(1910年)范云梯刻在崖州州府的楹联:
其一
有如此锦绣江山恰称天南极地,
看将來文明气象居然海上班州。
其二
只有下联。2009年元月中国楹联学会顾问沈鹏重游天涯海角时,补撰了上联。如下:
得失皆无惊,何以世间施鬼谲?(沈鹏补撰之上联)
酷贪两不敢,可将心事质神明。(范云梯题刻之下联)

俗话说,摸摸石丰衣足食;拍拍石,投一过十;抱抱石,财源滚滚如落石。石是好运的象征。故称"南天一柱石为财富石。它曾印在第四套人民币之二元币票面背,是国家名片。

"海判南天"与上述五大名石构就了″天涯海角"景区的文化底蕴。
它给予游人之地理认知,舒解游人之意境情结。
荆新带领我和老伴,追赶上了太阳,抵达海南的最南端,《皇舆全览图》的测绘中国陆地版图南极点的标志处。
我们來到了天涯海角。

车找到车位停好。司机说,买门票吧,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六十岁至六十九岁的半票,散客一百元。

荆新说,这里也商化了,以前,我曾來过,那时是原生态,游人可径直去天涯‘海角。而现在,这里是车流人海,商业棋布。
坐电瓶车到南海岸边,一一触摸天涯石海角石。

來时的那种兴致,和内心的溆越,顿然全消。坐在那被游人踏乱了脚窝的沙滩上,望着海面上低垂的雲雾,太阳在薄云中游逸,时隐时现,天海莫辨,仿佛天到了尽头,又没有尽头。我的头脑里似乎亦充塞得满满的,是雲,是雾?是疑,是惑?

是时候了,是我该梳理,南下路上我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悟的时候了。

我本是一条病羸的老牛,在南下的路上,于宁,苏,杭,汉,穗五城驻足,吃了些草,囫囵而嚥。(″牛没上牙狗没肝",我的前辈人向我解释牛之所以倒噍的缘由时,都要引这句民谚。意思是说,牛在草地上边行走边草,由于没有上牙,切不断草茎,只好伸长舌头卷住一缕草,甩头薅断,囫囵而嚥。等闲下來时,再从胃中反捯到口里细细咀嚼,这叫做牛的捯噍,也就是反刍。)
我是该做一番反刍了!
历经五城,每处走了一两个景区,只要一两景点不收费(是杭州的胡雪岩故居,还是杭则地志坊?我记不清了。)看來全国各地都想从外來人身上搜钱,有的凭古建筑,有的借历史名人,有的靠造化的鬼斧神工,……反正都有个名号。甚至有的地方无中能生有的造出一个奇特來,雁过拔毛。我记得,原本市郊无名小山,植了些松柏,建一座牌坊,请人题书"九x山"。原本与佛教无甚渊源,硬上花巨资筑寺造庙,塑佛金身。干什么?谁说涝呢?
这一路走来,杭州西湖的雷峰塔是重建,武汉的黄鹤楼亦重建.

虽说这雷峰塔和黄鹤楼是仿古而不古的类古董,雷峰塔完整了西沏十大景胜,如今终宄补上了自1924年以來雷峰夕照中的塔影,南朝佛国的四百八十寺终于在历史的烟雨中浮现塔身。黄鹄楼的重建是历史上的再三,其规模超乎已往,是为了让后人一览无余地俯瞰长江负载的诰瀚中华文明和传承"楚虽三户竟亡秦"的精神,为了寻觅而吟咏″腈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抬望眼,"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缅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感叹。因为
一楼萃三楚精神云鹤俱空横笛在
二水汇百川支派古今无尽大江流
游人如织,游人意满,就是这一塔一楼重建的价值所在,意义所在。
酒香不怕巷子深。
一地之主管者群,首要当夯实经济文化之基础,整肃官风人格民俗,然后开掘其地之历史沉淀,辨识其地之地域与人文特色。慧眼识珠,发现并培护其地之于世的唯一,打造其地之名片,如这雷峰塔黄鹤楼。切莫忽悠,更不可制造新迷位,传播利用旧迷信。
我又庄重地一一过目了天涯石,海角石,南天一柱石。自问道,人们之所以宁可花钱來天涯海角,想必与一样,在人生的天际处,寻觅并勇闯精神世界里的天涯海角罢!
一路走來,我不禁要问,中国在干什么?做建筑。建啥筑啥?建楼盘,筑高铁(还有高速)。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串连了国道,省级市级县级乡级公路,纵横交错,
将中国大地画成不甚规矩的棋格,仿彿三千年前的井田。阡陌交通中的每一方都有其所属的领主。
大小不一的领地中,建筑之热,如海南之气温恒高不降。建房,建楼,建高耸云天的棱柱体楼群。也建青砖绿瓦的庙宇在50年前焚砸的已破了的″四旧"的根基上。筑墙割山,沿悬崖铺上玻璃栈道,筑坝截河,一汪不活不死的水面上三五画舫。不土不详的当代建筑与仿古的假古董,经繁华包装,联袂面世。在新修的道路两边,有"採摘園"的招牌醒目,也有″农家乐"的酒旗招徠。这真是,古典的,原生态的,通俗的,摇滚的,间或还有美声的,各路歌手齐來流行。
这就是眼下的旅游业。

高铁,高速,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条条线路上人流物流稠。这人流物流,就是流通的钱流。
这路连接了楼群,,楼群搭手,大小城镇亲热招手。
这路是货币流通衢道,这楼,不光往人,而且是货币误是凝结点,冻结处。楼价翻番地上涨,让占有者一夜暴富,成为数字富豪。
旅游景区竞然充当从游人兜里掏钱的抓手,收票处反倒像个吸币机。

不禁要问,各领域的领主,是先构建景区,还是先构建创造财富的企业呢?
真的古董所剩不多了

一个普通的家庭,倘若留有百年前的日用生活品,粗瓷碗盘,木制的箱柜,哪怕是上几代的一位祖爷出世立业所执的一把鞭子,或是读书入仕,不曾离手的一柄折扇,扇而尚有他的题诗,上几代的一位祖奶伎下來的一枚银簪,或者是一方奁盒,上面依然挂着一把小小的铜锁钥。……这都是先人绘后留下的思念,而那一代代口传下來的,铭记在你心中的家训,竟是你上几代的祖爷的鞭响在耳:做人行事,要走正道,戮力同心。
一个家族,都要有点什么是祖先给后人留下的。哪怕就是这家训呢!
一个民族,亦如此。
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子远友邻如北斗,雄踞亚洲大陆,独领风骚的民族,给后世子孙留下的,岂止广袤的疆土和浩淼的海域,而是其承载的五千年的文化,承传的脾睨于世的中华精神。

荆新也走累了,坐在我俩跟前的沙滩上。望着南海浩淼的水,那潮头摔在石崖溅起的水花,竟让我记起了1279年的崖山。崖山的海,崖山的战船,陆秀夫揹着少主投海,十余万众投海殉国的官,兵,士,民,还有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浮在海面上的屍体。
这就是崖山之战。一个走哪抢哪杀哪的民族铁蹄,在灭金之后,与南宋对峙几近五十年,在几个月内踏平花腊子模,铲平俄罗斯,夷灭东欧列国,横扫欧亚大路之后,攻占长沙,岳麓书院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攻打四川,川民杀其大汗,川民直至被杀光,才停止抵抗。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至此,1279年的崖山之战,南宋的覆亡,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由此产生断层。西南联大的历史教授说,中国史上到南宋灭亡,就停止了。″崖山之后,已无中国"这血泪斑斑的警句。.一个″八伎九儒十丐"的屠戮君子灭绝才子,教唆痞子的依托掠夺而寄生的民族,断送了在经济,文化,科技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的毕夏文明,在其最辉煌的时候的继续发展,而遭到史上最残景最铮蛮的摧毁。

风凛凛,水滔滔,涛头浪尖上的水鸟啾啾,天涯海角边的人群嘈嘈。
90年后大明光复。明朝时期不断唤醒的华夏意识,本有希望恢复元气,然而在天災人祸之下,中原发生严重内战,满蒙联军借机入主中原,在留发不留头的血腥屠杀下,本是向上梳髮束结头顶的华夏精神,被迫将仅留脑后的一缕髮编作辫子拖在脑后,成了旗人的奴才,麻木而苟且,如此又残酷地扼杀了华夏文明的复苏。专制和暴力在屠戮天才,鄙弃人才,培训着奴才。锁国和愚民的政策,销蚀着民族的自信和开放,诱发了百姓的愚昧和驯顺。
赵武灵王可胡服骑射强国,琵琶也可由琴瑟伴奏《十面垤伏》。熊而旗袍不管纳入多少汉元素,它依旧是旗袍,並非汉服,当我离世之时,后人要在我的脸上蒙着一块白布,风俗告诉你,″我没脸见祖宗"。

太阳不甘躲在云后,尽力撕开来,华夏文明的光芒照射着我,华夏精神再扣问我,也一并扣问來到这天涯海角的人群,不管是踩着沙窝相扶将的白髮翁媪,还是在天涯石前自拍的情侶;不管是踏着潮头浪花嘻戏的金童玉女,还是跟在导游身后行走的队列;不管是农工士商,也不管是尊卑雅俗。
你的血液里有几分五千年来的文化?你的骨子里又有几多华夏的自信?你的身上还有几层痞性?你的灵魂中还有几成奴性?

我问荆新,崖山在哪?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南约50公里的崖门镇。

我该去崖山,找到我做人的脊梁!

编者的话,人因为旅游而思考了很多问题,人因为旅游长见识又滋生了新的欲望,这样生命就有了生机活力。祝老师师母在海南愉快!祝大师哥,师弟愉快!

北欧视频:具有中国文脉精神的当代艺术与瑞典艺术的深入交流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11月18日面向东方–6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展,瑞典艺术家邀请展和江南墨韵书画展同时在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展出。本网记者陈雪霏有幸视频采访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文化参赞浦正东先生,中国当代艺术代表人物之一张方白教授和瑞典艺术世家阿斯特里艺术中心艺术总监,瑞典策展人安德斯.女林先生,就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和中瑞艺术交流的关系以及中瑞艺术交流的前景进行了探讨。

其实,仔细观看和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可以看出艺术家们的批判意识,对人与自然,人的内心追求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意识。从这一点上看,他们确实是从中国走向瑞典,从瑞典走向世界。

中欧文化协会会员参观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及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