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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8-04-10 11:51:20 来源: 新华网

  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10日电

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8年4月10日,海南博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各位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部长,

尊敬的各位博鳌亚洲论坛现任和候任理事,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仲春时节的海南,山青海碧,日暖风轻。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各国嘉宾汇聚一堂,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海南有一首民歌唱道:“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见过还想见。”今天,有机会在此同各位新老朋友见面,我感到十分高兴。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以来,立足亚洲,面向世界,在凝聚亚洲共识、促进各方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建言献策,提出许多富有价值的“博鳌方案”,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论坛理事会换届之年。借此机会,我谨向即将离任的各位理事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新当选的各位理事表示热烈的祝贺!

本届年会以“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为主题,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方期待。相信各位嘉宾和各界人士将畅所欲言,提出真知灼见。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海南省可谓“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改革开放以来,海南从一个较为封闭落后的边陲岛屿,发展成为中国最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个地方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风貌。海南发展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

1978年,在邓小平先生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极大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天道酬勤,春华秋实。中国人民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推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40年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以美元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现行联合国标准下的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

——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上下求索、锐意进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坚持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注重对外开放、合作共赢,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摸着石头过河”又加强顶层设计,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

——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与时俱进、一往无前,充分显示了中国力量。中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中国人民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革除阻碍发展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充分显示了制度保障的强大力量。中国人民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空前高涨,充分显示了13亿多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和真正英雄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

——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积极作出了中国贡献。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中国人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今天,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够成功!

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放眼全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战争和冲突的阴影之下,很多老人、妇女、儿童依然饱受饥饿和贫穷的折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依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人类面临着新的重大抉择。

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亚洲前途在哪里?我认为,回答这些时代之问,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

当今世界,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

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今世界,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中国的先人们早在2500多年前就认识到:“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

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同有关各方多次深入交换意见。我高兴地看到,这一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欢迎和认同,并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我希望,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

——面向未来,我们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不搞唯我独尊、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搞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强权霸道,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努力实现持久和平。

——面向未来,我们要对话协商、共担责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深化双边和多边协作,促进不同安全机制间协调包容、互补合作,不这边搭台、那边拆台,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

——面向未来,我们要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坚持走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之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强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面向未来,我们要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加强双边和多边框架内文化、教育、旅游、青年、媒体、卫生、减贫等领域合作,推动文明互鉴,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纽带。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迎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制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掀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开启了加强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的新画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虽然我们已走过万水千山,但仍需要不断跋山涉水。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继续大胆创新、推动发展,坚定不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人民将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合作,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都不会谋求建立势力范围。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我要明确告诉大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同时也是在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在扩大开放方面,中国将采取以下重大举措。

第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今年,我们将推出几项有标志意义的举措。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同时要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在制造业方面,目前已基本开放,保留限制的主要是汽车、船舶、飞机等少数行业,现在这些行业已经具备开放基础,下一步要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特别是汽车行业外资限制。

第二,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才能吸引更多外资。过去,中国吸引外资主要靠优惠政策,现在要更多靠改善投资环境。我们将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增强透明度,强化产权保护,坚持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今年3月,我们组建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新机构,对现有政府机构作出大幅度调整,坚决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今年上半年,我们将完成修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工作,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第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对此,外资企业有要求,中国企业更有要求。今年,我们将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去,把法律威慑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我们鼓励中外企业开展正常技术交流合作,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知识产权。同时,我们希望外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四,主动扩大进口。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今年,我们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同时降低部分其他产品进口关税,努力增加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对正常合理的高技术产品贸易停止人为设限,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今年11月,我们将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不是一般性的会展,而是我们主动开放市场的重大政策宣示和行动。欢迎各国朋友来华参加。

我想强调的是,我刚才宣布的这些对外开放重大举措,我们将尽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努力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企业和人民,及早惠及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我相信,经过努力,中国金融业竞争力将明显提升,资本市场将持续健康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将加快推进,中国市场环境将大大改善,知识产权将得到有力保护,中国对外开放一定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5年前,我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5年来,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建设是全新的事物,在合作中有些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只要各方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就一定能增进合作、化解分歧,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让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幸福和美好未来不会自己出现,成功属于勇毅而笃行的人。让我们坚持开放共赢,勇于变革创新,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最后,预祝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两会特稿:繁荣中华文化艺术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两会外媒记者下基层走访宋庄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研究院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北京报道(记者陈雪霏)– 值此全国“两会”在北京举办期间,本网记者应邀参加了“两会”部分国外媒体记者深入基层活动,到位于宋庄的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研究院进行采访。这里不愧是艺术家的殿堂,一进屋,就看到很多大师们不凡的作品。

就是在这充满浓郁艺术气息,代表着中国当代艺术的艺术作品中间,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研究院的知名艺术家及文化产业代表,结合十九大及两会议题,就文化、艺术、创意产业等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座谈研讨。

本次活动借助“两会”东风,努力探讨当代艺术的现状与发展,深入探索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传播模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重要的时代意义。

与会专家及国外媒体记者合影。
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画院常务副院长聂承兴(前排左二)。他首先致欢迎词,并依次介绍了与会专家: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研究院顾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盛杨(前排左三),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朱尚熹(前排右三),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画院副院长曹瑞华(前排右二),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德峰(前排右一),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画院秘书长刘俊彪(后排右一)。
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画院常务副院长聂承兴。

美国“捷迅网”总裁、国际华文媒体联合会执行会长兼理事长、《一带一路》杂志社社长于捷明介绍了出席访谈活动的“两会”记者:《北欧绿色邮报》社长,”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 主编陈雪霏,美国《亚省时报》社长、“亚省新闻网”总裁甄凯婴,《欧洲侨报》副主编、“欧洲侨报网”副主编孙雨梅,“欧洲新侨网”副社长兼总编寒梅等人。
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研究院顾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盛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取得的成就,对于未来发展的思考和建议,并表达了中国当代艺术应该走向世界,艺术也需要东西方互相借鉴。艺术家们结合各自的艺术实践,畅谈如何创作出让群众满意、有深度、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中国文化艺术如何更加开放地走出国门,如何加强国际交流,文化艺术当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什么地位和作用,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精神,如何传承与创新、树立文化自信?当代艺术家应有怎样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如何规范艺术市场,净化学术空气,弘扬艺术正能量?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创造中国当代文化的新高峰等等。
与会记者们向专家介绍了各自媒体在所在国家的实力影响及资源配置情况,畅谈了宣传、推动中国文化艺术的计划与建议,并表达了2018年与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研究院开展世界范围内文化艺术领域的合作前景,同时就艺术展览、学术交流、文化推广等方面的宣传合作情况达成了初步意向。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主编陈雪霏介绍了北欧的文化艺术氛围并表达了愿意与中国当代艺术家合作,帮助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的愿望。
                                                            意义展望
与会者一致认为,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今年两会是民主、团结、和谐、务实的大会,凝聚了共识,提振了信心,对我们意义重大。会上确定了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形成的许多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为我们更好地认识把握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更好地做好当前和今后文化艺术方面的各项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保障,增添了动力。同时,对于进一步推动艺术创作、促进学术研究、不断开创中外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次活动借助“两会”东风,深入探讨当代艺术的现状与发展、探索对外交流的传播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贯彻落实中外文化交流政策的重要步骤。

聂耳的高大形象和艺术家的气质。

70多岁的聂承兴穿着一个长袍,带着围巾,气度非凡。其作品则柔韧有余。充满力量。他不但酷爱艺术,也会功夫,因此,健壮挺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图文/陈雪霏

今日头条:世界第一本中英法三种文字的《一带一路》杂志在两会期间发行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北京报道(主编陈雪霏)– 世界第一本中英法三种文字的《一带一路》杂志3月7日在世界瞩目的中国两会期间在北京的黄金地段南池子出版发行。

杂志的封面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亲密握手,背景是五星红旗和加拿大的枫叶旗。顶部朱红底映衬“一带一路”四字立题,气氛庄严亲密,气势寓意深远,中,英,法三国文字印刷。该杂志也得到了中国驻加拿大蒙特利尔总领事,中国新闻社社长章新新的亲笔祝贺。

这是一本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专门杂志,也是目前世界上的第一本,唯一的一本一带一路专题杂志。

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杂志发行社长于捷明介绍了发布世界上第一本“一带一路”杂志的目的。

于捷明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创意是世界上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是能影响世界的世纪工程,但到现在还没有一本专门的杂志来报道。这既是一个机遇,更是一个责任。因此我们出版此中英法三种语言的杂志,初期暂定为月刊。

杂志目前开设丝路故事,资讯,项目,观点,历史,图观,美食,旅游,文化栏目,预计还要开展和增设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绘画,雕刻,音乐,戏剧,网络动漫,商务和学术等活动和它们的特刊。首期内容提要:

丝路故事(新时代的西游记)、

资讯(中国霍尔果口岸)、

项目(中企非洲建塔)、

观点(法国缘何与一带一路牵手)、

历史(张骞出使西域)、

图观(罗马尼亚地下盐宫)、

美食(胡风对中国菜肴的影响)、

旅游(泰国大皇宫)、

文化(敦煌莫高窟)等等,

据了解,2017年底中国已累计与8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0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17年前11个月,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9830亿美元,同比增长15.4%;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有新增投资,直接投资124亿美元;前11个月沿线国家在华实际投资50亿美元,新设立企业3500多家。

2017年底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放贷款已超过1100亿美元,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超过3200亿美元。丝路基金已签约17个项目,承诺投资约70亿美元,支持项目所涉及的总投资额达800多亿美元。

随着库克群岛、瓦努阿图、白俄罗斯和厄瓜多尔4个意向成员获批加入,亚投行成员从57个扩围至84个。

2017年底,一大批重大项目陆续落地:蒙内铁路已建成运行,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修至到旧帕佐瓦段、阿联酋哈利法港开工建设、汉班托塔港正式交由我国运营、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首条生产线投产、连通东南亚的旗舰项目《中泰铁路》开工。

2017年底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达3271列,班列运行线57条,国内开行城市35个,连接欧洲12个国家34个城市。每年运送货物总值由2011年的不到6亿美元,增长到当前的145亿美元。

2017年底,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270多亿美元,吸引入区企业近3500家,上缴东道国税费22亿美元,为当地创造近21万个就业岗位。

北欧绿色邮报网社长,中欧文化协会会长陈雪霏对《一带一路》杂志的发行表示祝贺。她说,中国和瑞典之间在“一带一路“创意下的合作大有可为。18世纪的瑞典商船哥德堡号抵达福州,然后从福州又运回瑞典大量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是正宗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营者。中国进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可以预见中瑞之间将以新的姿态进一步加强合作,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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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人物专访-挪威北欧集团董事长曹侃:有接班人,人生就很满意

 

今日头条:挪威华商会和北欧集团联手成功举办首届U35挪威华人青年交流会

今日头条:桂从友大使接受瑞典《可持续发展》杂志专访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主编陈雪霏)–2月26日,桂从友大使在使馆接受瑞典《可持续发展》杂志资深记者安德伯格专访。桂大使首先向《可持续发展》杂志全体工作人员和广大读者致以新春问候。桂大使表示,上世纪70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瑞典最早提出,很快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这充分体现了瑞典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独特先进理念。可以说,瑞典政府和人民为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认真思考的人类发展的主题。中国提出并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就是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瑞两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理念和目标高度契合。双方完全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交流好的经验做法,共同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采访全文如下:

一、问:瑞典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但在环境和气候政策方面,两国有许多共识。中瑞两国应如何相互支持,共同推动履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答:我完全同意你关于中瑞应相互支持,共同推动履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看法。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巴黎协定》凝聚了国际社会最广泛的共识,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进程明确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巴黎协定》所倡导的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契合的,所以无论其他国家的立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中国都将继续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立足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百分之百履行我们的义务。

在履行《巴黎协定》方面,中国与瑞典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景。中方愿同瑞方一道,共同维护和推动气候变化的多边治理进程,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二、问:我了解到,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CCICED)1992年成立以来,已成为交流气候与环境问题的成功论坛。20多年来,中国通过国合会开展的国际合作取得了哪些成就?

答: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于1992年由中国政府批准成立,是一个由中外环保与发展领域高层人士与专家组成的、非营利性的国际性高级咨询机构,主要任务是交流、传播国际环发领域的成功经验。国合会现任主席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瑞典前副首相兼气候与环境大臣罗姆松是现任委员。

国合会自成立以来,在中国政府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下,以促进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在涉及环保和发展的诸多领域实施了上百个研究项目,提出了几百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预警性的政策建议,涉及污染控制、清洁生产、生物多样性保护、能源效率、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生态补偿机制、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可持续消费、媒体与公众参与政策、企业社会责任、绿色供应链、绿色金融、生态系统管理、环境执政能力等诸多方面。其中许多建议得到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并取得重要成果,包括将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批准成立APEC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将绿色金融纳入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核心议题等。中国政府将与有关国际伙伴继续密切合作,充分利用国合会平台,推动全球气候环境治理取得更多成果。

三、问:近年来许多中国企业在瑞典发展很好。几年前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时还有很多人担心。现在瑞典的汽车工业通过吉利汽车、国能新能源汽车公司(NEVS)等与中国产生了紧密联系。不久前我访华期间参观了国能新能源汽车公司在天津的工厂,进展良好。中方对中资企业在瑞典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答:2010年中国民营企业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汽车公司时,沃尔沃汽车已经连续亏损数年,市场前景暗淡,瑞方一些人对收购有疑虑和担忧。从你的提问看,你当时对吉利收购沃尔沃并不担心,是乐观的。8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今天的沃尔沃汽车公司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中国、北美和欧洲的市场份额大幅提升,去年销量达到创纪录的57万辆,其中中国市场销量超过10万辆。现在的吉利沃尔沃项目已成为中欧汽车行业互利共赢的成功合作典范,受到各方赞誉。我们赞赏瑞方对中方投资的积极态度,吉利沃尔沃项目也对推动中瑞投资合作产生了正面效应。

2012年6月,国能电动汽车收购了有近75年历史的瑞典萨博汽车公司,推出新品牌“NEVS”。经过几年的整合和市场开拓,NEVS聚焦发展新能源汽车。2017年12月5日,基于先进的凤凰新能源汽车平台开发的9-3车型正式在中国天津投产。根据计划,2018年下半年国能瑞典公司将在特鲁海坦启动生产,面向欧美市场。届时,公司将形成年产50万辆高端纯电动车的能力。

上述两个项目应该说是中瑞两国汽车行业技术、资金、生产和市场优势互补的典范,带来的是强大的竞争力优势和共赢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积极支持,也希望在其他领域看到更多这样的成功合作范例。

  四、问:在瑞典乃至欧洲还有一些质疑中国投资的声音。例如近期,一些瑞典媒体对中国企业拟在吕瑟希尔修建新港口的计划提出质疑。中方对这种疑虑的态度有何看法?

答:我们注意到近期瑞典媒体有关中国企业参与瑞典港口建设的报道。我想强调的是,中瑞经贸投资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双赢。中瑞两国友好交往历史悠久,经济互补性强,双向投资潜力巨大。加强两国经贸投资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为瑞方合作伙伴带来了资本、就业岗位和通向亚洲市场的渠道,吉利沃尔沃项目就是最好的例证。与瑞典企业一样,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是企业自主的市场行为,完全遵循商业原则。

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许多欧洲国家领导人均表示,保护主义不是未来的选择。反对保护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瑞典一向是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维护者,瑞典政府及许多有识之士多次表示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中国同样坚决反对保护主义,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受益者和坚定支持者,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也会继续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瑞开展投资贸易活动。希望瑞典各界人士能够客观理性看待企业市场行为,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创造稳定的营商环境和舆论氛围。在反对保护主义问题上,我们不仅要说得好,更要以实际行动做得好。

五、问:如果换个角度看,瑞典工业如何能够以环境和气候友好的方式帮助中国发展?

答:十九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当前,中国正在全面落实十九大确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在建设生态文明方面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作出更大贡献。

瑞典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然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在以环境和气候友好的方式发展工业方面有先进经验。瑞典的智慧生态城市哈马碧就是一个典型范例。该区域应用了各种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形成了对环境和气候友好的发展模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树立了样板。

哈马碧的经验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2010年3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瑞典期间专门参观哈马碧,对瑞典智慧生态城市的发展经验非常赞赏,并亲自推动中国无锡市与哈马碧智慧城市签署了合作协议。中瑞双方正积极推动实施。我到任后不久就访问了哈马碧,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合作共识。这次采访后,我还要再次访问哈马碧,考察“升级版”生态城建设。现在,每年都有很多中国代表团到哈马碧参观考察,学习瑞典在节能环保、循环经济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与哈马碧开展合作。我们希望更多瑞典企业通过这样的合作,将瑞典以环境和气候友好方式推动发展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产品带到中国,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发挥更大作用。也希望中瑞通过双边合作,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

六、问:不久前我访问了北京,待了10天,每天都是蓝天,空气很好。几年前我去北京时情况则完全不一样,变化非常明显。我很想知道中国是怎样做到的?据我所知,中国正大力推广无化石燃料交通工具,也准备加大投资发展电动汽车和电动公交车。中国是何时开始实施这一政策的?这一发展背后最重要的政治考虑是什么?

答:你在北京看到的变化是中国政府下决心治理的结果。十九大报告强调,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北京的空气质量还会越来越好。这样积极的变化得益于中国大力发展绿色交通,倡导绿色出行,“共享单车”风靡全国,高铁网基本形成。随着电动汽车的不断发展,未来中国有望实现自行车、电动车和高铁组合的短中长途无化石燃料出行模式。

本世纪初,中国即着手发展新能源汽车,陆续出台并修改完善新能源汽车、电池、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有关政策,加强行业规范,促进节能减排。目前,新能源汽车已成为中国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产销量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2017年销量达77.7万辆,同比增长56.8%,其中纯电动乘用车占60%。2017年9月,中国政府宣布启动研究传统燃油车的退出时间表。

发展无化石燃料交通,一方面有利于节能减排、改善环境,另一方面可以缓解石油短缺的压力,改善能源结构,还可以推动汽车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交通运输业可持续发展。瑞典在无化石燃料交通领域有世界先进的理念、经验和技术。我们愿同瑞方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无化石燃料交通发展。

  七、问:中国在治理大气的同时,如何保持工业的竞争力?中国将如何减少电力生产对煤炭的依赖?

答:在协调污染治理与工业发展方面,我们正在寻找最佳的模式。首先我们必须增加使用清洁能源,大幅降低对煤炭的依赖。中国核电站在建规模和太阳能、风电等新能源装机规模都位居世界前列。中国正大力实行“煤改气”,改变煤炭为主的现象。2015年起北京五环内全面实施供暖“煤改气”,2017年起包括郊区在内的整个北京市都不再使用煤做燃料。所以你在北京10天看到的好天气不是偶然的。预计201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6.2亿千瓦,未来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可达3.57%,2022年将达到7.1亿千瓦。在发展清洁能源的同时,中国还将加强电网省际间互济和跨省备用共享,统一调用区域内的调峰资源,协同消纳可再生能源电力。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你已经亲眼见证了北京的雾霾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事实证明,中国电力需求的上升不会导致煤炭依赖。中国对煤炭的需求还会进一步减少,将主要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满足工业生产的能源需求。

八、问:我们在北京参加了由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EV100)组织的大型会议。这次会议给我的印象是,中国很快将拥有世界领先的电动汽车产业,这也将成为全球电动汽车的主要制造商和出口商。但一些国家还有庞大的传统汽车工业,实行产业保护的政治势力很强,而不是支持电动汽车发展。中国将如何应对这一风险?

答:中国扶持电动汽车产业是出于战略考虑,主要是为了减少尾气污染、改善大气环境,提升能源安全。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正在从导入期走向成长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和销售商。对此欧洲国家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中国发展电动汽车首先是满足国内的需求。中国已经启动研究传统燃油车的退出时间表。中国有13.7亿人口,约4亿个家庭,如果每个家庭都购买一辆电动车的话,现在的产能还远远不够。我们担心的不是中国的电动车产能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冲击,而是无法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中国生产电动汽车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愿与所有有能力、有意愿的国家共同研制,共同销售,利润共享。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和主要汽车生产国、大型汽车制造商对汽车电动化、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推进力度加大。中国始终奉行开放的合作政策,愿与世界各国生产厂商实现共赢,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广大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电动汽车。至于他国消费者自主选择中国电动车,那完全是市场行为,就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让竞争来说话。竞争带来进步。关门搞封闭是保护落后,不会推动进步。

来源:驻瑞典使馆

转发:用砒霜“进攻”白血病让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拿下了国际大奖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2016年12月5日,美国血液学会(ASH)在美国圣地亚哥颁发了本届欧尼斯特•博特勒奖,获奖人员为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的陈竺教授,以及巴黎圣路易医院的Hugues de Thé 教授。ASH将此奖授予陈竺,源于他的团队在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上的贡献。这曾是一种极为凶险,死亡率很高的恶性血液疾病。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用全反式维甲酸(ATRA)和三氧化二砷(ATO)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进行联合靶向治疗(又称“上海方案”),使得这一疾病的五年无病生存率跃升至90%以上,达到基本“治愈”标准。同时,从分子机制上揭示了ATRA和砷剂是如何将白血病细胞诱导分化和凋亡,从而达到疾病治疗的目的。ASH 的新闻日报(News Daily)赞誉这是“实验桌到临床转化医学概念的遗产和框架性成果”,此项发现也被认为“在国际血液学上掀起了一场革命”。

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是古今中外知名的毒品和药品,用其以毒攻毒的特性治疗各种疾病,在东西方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因此我国民间也一直有“砒霜可以治疗白血病”的说法。

“一个古老的中医偏方,能得到美国权威医学研究机构的重视,验证和认同,上海第二医学学院陈竺院士领导的研究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居美国的中西医师、美国中医针灸学会前会长李永明将之归结为中医的启发。

不过,曾对这段历史做过大量梳理和考证的李永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砒霜在中国的药用历史虽然有千年之久,但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为西方人所首创,并在十九世纪就使用了砷化合物注射药液,治疗部分白血病患者取得显著效果。因为早年医学对白血病的病理分类认识有限,临床医生并不知道砷剂最适合哪种白血病亚型,所以临床疗效不稳定,重复率不高,导致砷剂后来被弃用。中国医生重新发现砒霜可以治疗白血病正好赶上白血病分类诊断的“革命期”。

但“发现砷剂治疗白血病的APL亚型最有效,显然是中国哈尔滨医大多位医生共同的创新贡献。”李永明说。陈竺在此前获奖时也提醒,在砷剂治疗白血病的道路上,不能忘记中国中医专家的发现。

“陈竺教授真正用西方分子生物学的方法让西方明白了药物起效的机制,这非常重要。” 科普作家、生物学博士李治中如是评论。

陈竺的研究组于1996年首先在美国的《血液》(Blood)发表了三氧化二砷治疗APL白血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报告,证明低量砷剂可以诱导APL肿瘤细胞分化和凋亡,而对正常细胞则无毒性作用,该报告还在机制方面做一些分子水平的研究,当时的血液杂志封面就采用了上海文章中细胞凋亡图片,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也发了消息,随后,他们在当年的美国血液病年会上该研究组报告了详细数据。

这项成果此前已被国内外广泛认可。2012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在美国领取了由全美癌症研究基金会颁发的第七届圣捷尔吉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

“研究得益于两个因素:中外学术交流和对中医宝库的发掘。”陈竺在此前得奖时说,外国同行了解他们的一些初始工作后也很快进行相关研究,维甲酸效果最早验证就由法国学者完成。国外学者也从中国科学家那里学到很多,美国研究人员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常温下溶解砒霜的方法。

事实上,科学家们普遍提到的,是砒霜治疗白血病道路上另一位奠基式人物——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张亭栋教授。据记载,1973年,张亭栋、韩太云用“癌灵注射液”(称“癌灵1号)治疗了6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人,症状都有改善,药物成分主要是砒霜的化学成分三氧化二砷和微量轻粉。随后的临床试验中,张亭栋等人确定了砒霜单体化学分子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APL亚型最有效,并与合作者的研究在1990年代后推广全国,乃至全世界。

尽管,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张亭栋关于砷剂疗法的临床试验就有多篇论文发表,但直到大约20年后的1996年,才被外界所知。有评价说,这源于“砷剂药物的早期发现历史,正是中国处在典型的集体主义体制时期,以至于许多论文直接署名科室,而无个人。但现代科学评价,重在奖励个人。”

2015,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将2015年度“求是杰出科学家奖”颁给83岁高龄的张亭栋教授,以表彰他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采用砒霜(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开创性研究。

更早之前,生物学家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等学者曾撰文,认为虽然张亭栋的研究成果近年来逐渐得到世界范围内的认可,但他个人并未获得相应的荣誉。饶毅称,这项成就已达到角逐诺贝尔医学奖的水平。在2015年屠呦呦因为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这一预测显得更值得期待。

图文来源:南方周末。

IKEA宜家家居创始人坎普拉德逝世享年91岁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瑞典宜家家居创始人坎普拉德28日在斯莫兰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

据瑞典电视台报道,坎普拉德28日安详辞世。他给瑞典乃至世界留下了宝贵遗产。瑞典经济大臣达姆贝高度评价坎普拉德,说他对瑞典的经济和生活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瑞典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宜家的产品。

瑞典各个党派的领导人都对卡普拉德进行了高度评价。他的员工表示,他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容易接近的人。

他的家乡人表示,他的去世,真的让人感觉很难接受。

卡普拉德的故事是每个移民在学习瑞典语的时候几乎是必须学的故事。很多人也是在来瑞典之前知道瑞典就是通过宜家知道的。在过去10年中,宜家在世界各地开办了470多家宜家店。

他8岁就开始挨家挨户卖东西。17岁的时候就建立了宜家家具公司。二战的时候,他曾经支持纳粹,这在后来的生涯中经常遭到人们的批评,迫使他不得不公开写检讨书,说自己当时年轻糊涂。

很长时间,由于避开瑞典的高额税收,他曾居住在瑞士。后来公司总部挪到荷兰以后,他决定回老家安度晚年。

他在85岁的时候,依然坐公共汽车,吃喝非常简朴。但他的创新意识却一直很先进。宜家的理念就是要满足所有人,尤其是普通百姓的生活需求,人们可以购买不太贵的家具,同时,也可以自己安装。是他开创了邮购家具的先河。

也只有他坚持宜家不上股票市场。他的资产都是实打实的。目前是481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目前,业务都是由他的儿子和女儿来管理。其业务遍布世界各地。

宜家的产品齐全,实用,普通人都能负担得起。他这种为普通人服务的意识,为他创造了财富。

其实,瑞典有很多家居品牌,也都很不错。但是,世界人民首先知道瑞典的,大多数似乎都是因为先知道了宜家。

 

关于一代歌后邓丽君的思考

陈雪霏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长大的。我们都喜欢邓丽君,喜欢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邓丽君被誉为汉语歌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一点儿都不为过。

但是,她42岁就英年早逝。这是为什么呢?邓丽君死于心脏病。这和她常年奔波劳碌有关,也和她唱的歌曲有关。她唱的歌曲都是那么深情感人的歌曲。深情感人就是真正地入戏。她用真情实感来演唱,这样日久天长,就造成心脏的负担。久思伤心。她就像Steve Jobb一样对歌坛事业就是那么投入。我最喜欢她的《南海姑娘》和《海韵》。我太喜欢海韵了。

另一个更投入的就是张国荣,也是因为事业,最后,英年早逝。他们都是太投入了。过劳和过度伤心,过度用感情,所以就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一个人有七情六欲,但身体必须平衡才能健康。否则,就很难。例如,邓丽君和成龙的关系,显然,邓丽君喜欢自己一个人被宠爱,喜欢只要成龙,其他人不想要,这当然和心脏不好也有关系。一个心脏不够强大的人,往往是不愿意与一般人打成一片的,因为那样他们会感觉心烦意乱,实际上就是心脏不够强大,不能够支撑那种乱糟糟。

邓丽君也有点儿象林黛玉,演林黛玉的陈晓旭也是因为太入戏就在46岁的时候,得了乳腺癌而去世。

一个心脏不好的人更容易忧思,更容易敏感,更容易娇柔,希望心爱的人在身边百依百顺。总之,邓丽君实际上也是感情太浓重,业务太烦忙,思绪万千,难以平静,造成其身体难以支撑一个伟大的心灵。

乔布斯也是,野心太大,工作太劳累,他是为改变人类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现在让我们每个人都对手机不能自拔,但是,他的身体支撑不起他的梦想。所以,他也英年早逝了。

向这些英雄,伟人,仙人,可爱的人致敬。但是,从生命健康角度奖,我们也要吸取教训。做一个健康的人,有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生活有度,做事有方,健康长寿。也许后人不记得你是谁,但你知道,你知道很多其他人。这也是一种幸福。我希望能坐视2050年到底什么样!

龙宇翔会见瑞中企业家协会会长张巧珍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瑞典时间1月13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执行主席龙宇翔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会见瑞中企业家协会会长张巧珍,双方就推进中瑞两国在冬季运动特别是在冰球方面,以及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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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宇翔与张巧珍

张巧珍首先对龙宇翔一行的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她说,瑞中企业家协会是由瑞典企业家和在瑞华人企业家共同参加的会员制信息交流平台,协会于2015年11月份成立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协会致力于瑞中、欧中之间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重点关注绿色环保、节能技术、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生命科学、电子信息等学科。协会力争为瑞中企业家提供一个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友谊桥梁;一个集科研、金融、贸易、人才等多方面合作交流的平台。随着冬季运动,特别是冰球运动近几年来在中国的飞跃发展,以及即将到来的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协会非常希望能够与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共同携手,为中国冰球事业的发展,为中瑞冰球领域的合作,以及为2022年冬奥会上的成功,尽己所能,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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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宇翔向张绍斌赠送红茶

龙宇翔对张会长多年来在推进中瑞两国之间交流与合作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瑞典是欧洲重要国家和北欧大国,经济科技发达,社会治理的“瑞典模式”举世瞩目。中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瑞典是第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近年来,中瑞关系稳定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作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窗口,致力于打造国家文化品牌,始终保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责任担当,先后与世界130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往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冰球运动的发展,并对办好 2022年冬奥会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主管的昆仑鸿星冰球俱乐部于2016年6月25日在中俄两国元首的共同见证下成立的,它标志着中国第一家加入到世界顶级冰球联赛的职业俱乐部的诞生。俱乐部自成立以来,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以促进中国冰球在冬奥会取得佳绩,加速提升国内冰球运动总体水平,助推“一带一路”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为使命,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心愿与瑞中企业家协会共同推进中瑞两国在文化、经济、体育,特别是在冰球领域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合 影

北京昆仑鸿星俱乐部创始人岳欣禹,北欧可持续创新协会会长张寿廷,深圳港华集团董事长张绍斌,深圳信钰基金董事长张深华,瑞典荣泰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露萍等相关企业家代表出席。

来源 中国网王伟报道。

图片新闻:《鞠躬尽瘁》–一幅震撼人心的油画

 北欧绿色邮报网驻荷兰特约记者张卓辉报道: 《鞠躬尽瘁》(一幅震撼人心的油画)
     

    这幅油画名为《鞠躬尽瘁》,创作于1994年,作者是军旅画家王吉松。
    出现在这幅画作上的周恩来总理,不是人们在其他摄影作品或绘画作品中常见的英姿勃发的形象,而是抓取了艺术家塑造伟人形象很避讳的情节——周总理闭眼的一瞬。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幅作品描绘的是总理晚年一个真实的生活细节。
    1973年6月初的一天,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总理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他一直在工作着,接下来还要继续接见外宾。这时,秘书进来提醒说:“还剩十四分钟。”极度疲劳的周总理提出洗把脸刮刮胡子提提神再去。秘书在门口等待许久不见总理出来,便打开了洗手间的门,这才发现,周总理在卫生间里靠着墙睡着了,手里还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
    画面中那憔悴消瘦的面容、稍稍倾斜的身姿、右手的刮胡刀、左手垂落的毛巾,与人们熟悉的那位英俊潇洒、神采奕奕的总理判若两人。然而,这些细节非但没有损害周总理的形象,反而将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总理刻画得更加真实、高大,更加震撼人心。
图/武汉 王抗美提供,文/根据北京的张树良文整理。

奔跑舞动的世界激情非洲--2017陈俊穆油画世界巡回展在迪拜举行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联合报道(记者陈雪霏)– 12月24日到30日,陈俊穆油画世界巡回展在迪拜剧院艺术中心画廊举行。

之前的两次展览分别于2017年6月24日和2017年10月23日,在北京悦美术馆和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举办,都取得了圆满成功。而本次巡回由西方来到迪拜,为来宾们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体验。

本次展览的主题是“奔跑舞动的世界,激情非洲”,展览作品为著名油画艺术家陈俊穆的近年画作。陈先生是一位精通中西画术的油画大家,曾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现任清华大学高级油画班导师,同时也担任美国亚洲艺术学会副主席。其画作色彩斑斓、情调高昂,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获得了艺术界许多精英人士的一致赞誉。

中国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徐庆平先生以时效性称赞陈先生的画作,赞赏他:“将东方的绘画书性带入了西方具象表达的范畴,是一种以意象描写和高度概括为特点的中国传统绘画写意精神为审美取向的艺术语言。画家的画笔直抵对象的心灵,创造出了一种符合生理与心理视觉逻辑的画面。”

世界艺术中心董事长卡林先生在为陈先生的画作作序中评价道:“看了陈俊穆的画,我们更加能明了,真正的艺术家只有按照自己最真切,最率直的感受去创作,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展现出极大的魅力,画中的人物才显得如此生动感人……..俊穆赋予了人物以新的生命,就其生命的内涵恰恰是画家一生在追求的;率真,善良,欢乐和美好信念。”从各位艺术大师的评论中不难看出,陈先生的作品无疑很好地诠释了艺术的精神和作品的主题,让人们于画作中感受到奔跑舞动的世界,感受到来自非洲民众心底的激情。

本次展览受到了阿联酋政府各级领导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欢迎。阿联酋政府代表、教授、学者、艺术机构,阿联酋华人商会代表都发言祝贺!美国东西方艺术文化协会会长李同欣也特别致信祝贺,预祝展览圆满成功!他向参与本次展览的各个单位和个人表达了衷心的感谢。李会长称赞陈先生用作品将欢腾和喜悦带给了全世界,感染了全世界,并颁给陈先生杰出艺术最高荣誉奖。同时他也向本次展览的赞助方陶胜琼女士致以崇高的谢意,并向她颁发杰出贡献最高荣誉奖。

本次展览将是在一带一路政策下,中国与阿联酋经济文化交流中一次重要交流盛会,是中国当代艺术在阿联酋闪耀光辉的里程碑式的展览。通过这次画展,会有更多的两国艺术家、学者、教育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更好地融汇两国的文化所长,推动了两国的文化共同发展。展览符合了两国在文学艺术界紧密结合,共同学习进步的夙愿,为日后两国开展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铺开了道路。

来源:乔瞧迪拜

新年寄语:2018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吉祥如意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新年寄语:

亲爱的朋友们,

2018年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2017年宣布结束。回顾过去的一年,是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发展比较迅速的一年。北欧绿色邮报网在这一年里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继往开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道。这是北欧绿色邮报网在政治上的一次巨大进步。

北欧绿色邮报网紧紧抓住绿色发展这个中心,目的是为建设生态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为祖国的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同时,立足本地接地气,为广大华人华侨服务,歌颂华人华侨的风采!

我们报道了国内很多文化绿色访问团体与当地相关部门的交流与合作。

我们也报道了瑞典的世界水周和诺贝尔奖的发布和颁奖仪式。我们还报道了一年一度的斯德哥尔摩电影节。

我们报道了北欧致公协会的成立,瑞典青田同乡会,瑞京华人协会,瑞典针灸学术研究学会承办世针联一带一路针灸中医药高峰论坛,瑞典安徽科技商业协会19大之后座谈会,一带一路中瑞高峰论坛,瑞京中文学校,瑞青中文学校,瑞典新星中文学校和瑞典华人教师协会等许多华人社团的活动。我们专访了北欧致公协会会长曹义海,瑞青中文学校董事长叶沛群,挪威北欧集团董事长曹侃,瑞中企业家协会会长张巧珍,著名话剧演员濮存昕,当代画家代表人物张方白,书法家钱玉清等华人科学家,企业家和艺术家。

我们也参与组织了北欧之春国际文化艺术节的文艺演出活动。

北欧绿色邮报网深受广大华人华侨和驻瑞使馆的喜爱,也得到他们的极大鼓励。没有他们的鼓励,我们是活不下去的。有的朋友为了帮助我们,积极主动在这里做广告,或者是提供爆料。对此,我们都很欢迎也不胜感激。我们愿意为大家的生意日益兴隆推波助澜。无论是美食,还是服务都可以宣传。

同时,北欧绿色邮报网也加入了世界华文媒体联盟,香港一带一路流媒体联盟等媒体组织,积极参与互动,交流经验,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深厚的底蕴和丰厚的经验。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在荷兰也有特约记者,同时在北京也建立了记者站。

2018年即将到来,在新的一年里,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将再接再厉,继续搞好新闻报道,继续挖掘瑞典乃至北欧华人华侨的风采。同时,我们将竭诚欢迎广大华人华侨支持我们,可以在我们这里做广告,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报道材料,接受我们的专访。

2018年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一年,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消灭绝对贫困的关键开局之年,中国人讲究逢八必然吉利,必然大发。因此,在2018年,我们将树立一个稍微大一点儿的目标,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满足大家的需要。

我们要借着中共19大的春风,走好“一带一路”,讲好中国故事,也讲好华人华侨的故事,同时,继续高举绿色发展的大旗,为中瑞之间的绿色合作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北欧绿色邮报网在瑞中桥的框架下也将继续提供中文讲座,为大家了解瑞典社会提供帮助,也可以为国内想来瑞典考察的朋友提供相关帮助。

亲爱的读者,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存在,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继续支持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进步!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让我们以屠呦呦教授在诺贝尔医学奖讲座结束时引用的这首唐诗来互勉吧!

掏心窝子说,祝广大读者朋友们,亲朋好友们,同学们同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2018,一定要发!

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和我们联系。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主编陈雪霏

电话 00 46 708261336

chenxuefei7@hotmail.com

chenxuefei@greenpost.se

wechat: chenxuefei7

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银行账号是:bankgiro: 840-7157

2017年12月31日21点30分。

远去的记忆

北欧绿色邮报网编辑陈雪霏:笔者多次想采访陈芃芃,因为她端庄漂亮,性格开朗,又严格要求自己,她功底深厚,教学有方,她曾是我的舞蹈老师。我觉得她肯定有故事,但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迷。今天,非常感谢她允许我发布她去年写的回忆录。笔触细腻,就象她本人。以下是经过她授权发布的文章。
                                                             
                                                                            前言

其实,很早我就在想写写我的父亲、讲讲童年的一些记忆,聊聊淡忘了的那些事情。也许是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才想起该是说这些的时候了。那忽远忽近的过去,在淡淡的回忆中,有的模糊、有的清晰。虽说不上哪些是温馨,哪些是伤痛,但总也是岁月留在我心底里,看不见摸不着的印痕。尘封已久的记忆,渐渐地浮现在脑中,不完整的片段串联起下面的一些回忆。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误差,难免还是会有不少疏漏。但我还是认为值得一写,因为,这不仅是我个人对那段时光的回忆,也不只是我一家的故事,它囊括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几个大时代、几代人的风风雨雨。不为其他,只为记住曾经与我们有关的点点滴滴。

我想还是先从父亲参加革命讲起吧。自从我懂事以来,爸爸就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过一些他的经历。现在悔恨自己当年不够成熟,没有认真的仔细去听,加之当时总认为有的是时间慢慢去听,没想到时间说过就过去了,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父亲讲了那么许多,自己却没有留下半个字的笔记,真好比常说的那句“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写起来难免有些支离破碎。

01            投奔革命
记得父亲说那是在1938年5月,他和我的姑姑,也就是比他大三岁的姐姐,与冯牧(生前任文联党组书记)、黄铁、吴莉母女二人(吴莉后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黄忠的夫人)等一行七人。从北平出发沿着河北一路出走,先是到了保定、之后来到了张家口、然后路过怀安、进入山西省到大同市、过了太原到达吕梁地区,再入陕西进渭南,最后到达延安。父亲他们一行人徒步走了三个多月,于1938年8月底抵达延安。
父亲在离开家时,随身携带了三件衬衫。他们一路走下来,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基本上都是住在老乡的家里。爸爸有个广东人的胃口,从小他都是吃着奶奶拿手烹饪出的地道广东菜长大的。这三个月走下来,父亲的胃得到了彻底的〝洗礼”。以至于后来初次与父亲相识的人,从饮食上都不大能看出他是个纯正的广东人。但是最难熬的不是这个,而是他们所有人的身上都沾上了虱子。父亲告诉我,那白色小点点的虱子,一排排的都藏匿在衣服的缝隙里。白天行军走路,顾不上那许多还好忍受,可是一到了晚上,他们就有事情做了,脱下身上的衣服拼命挤也挤不干净。虱子顽强的生命力,让这些当时在城里,还略带有点少爷小姐气息的他们,无能为力、恼怒不得,最后只好把所有的衣服脱光,都挂在屋子中间。

当时,听得我浑身奇痒,好像虱子已经爬在了我的身上。爸爸他们原本以为到达延安后,就会马上有衣服可以换了,但还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及时。他们只好用开水煮了又煮,再继续穿在身上,一直坚持到有衣服发下来。这一年我父亲十九岁,他的革命新生活,就是这样从和虱子斗争开始的。

02      家族往事
说起父亲为什么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就不能不讲讲他的家族,因为只有解读了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是怎样的人家,才能明白父亲是怎么走上的这条道路。父亲家里是个大家族,祖先中有个举人。举人是有功名的人,有当官的资格。举人即便做不了官吏,也有一定的经济补贴。举人并没有官衔和品级,不过是享受一些特殊待遇罢了。最起码是见了县官,可以免下跪。

家族祖先里的这个举人,他有二个儿子,一个习文、一个习武。这兴趣爱好截然不同,一文一武的兄弟二人,在广东惠阳分开二个大宅子,紧邻在城中心安家落户。两家宅院的门楣上都有一个大匾,厚重黑漆木的匾上,刻着三个鎏金镶嵌的大字:一个是“文林地”,一个是“武林地”。我的父亲就是那一支“文林地”的后代。

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我回过老家广东惠州市(以前叫惠阳)。惠州可称之为岭南的“半城山色半城湖”之地。城中有个西湖,湖面平滑如镜,湖水澄明见底,与杭州西湖、颍州西湖齐名,是中国三大西湖之一。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当年被朝廷贬至此地。不料他乡的孤山湖水,竟然成为他爱妾——王朝云的长眠之地,埋葬在西湖后山。苏东坡日日思念爱妾,夜夜梦见爱妾朝云渡湖回家,然而她总是衣衫尽湿。苏东坡醒来后决定,将皇帝所赏赐的犀带和黄金捐出,修建了一条横贯平湖和丰湖,连接两湖之间的林荫“苏堤”,以便自己的爱妾归来入梦时,不再被那湖水湿侵衣衫。此堤也被后人称作为“苏公桥”,惠州的西湖也由此而更加出名,正是一代风流才子与佳人的居留之地。

我家的这个老宅院,就在西湖对面不远的地方建成。这两个院落的结构设计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那种三进三出的老式院落。有正房、厢房、下屋、雨廊,院内还有一口水井。是那种露空天井式,高门立柱的套院。后来我家的老宅院,一直由父亲的堂弟一家人留守居住。

一九八二年我结婚时,爸爸说:“你是广东人的后代,可至今你都没有去过自己的老家,都不知道祖先的家是个什么样子,你们还是旅行去惠州老家一趟吧。”就这样,我们决定回老家惠州旅行结婚。我的堂叔堂婶一家人,得到这个消息后特别的高兴。那时,还没有直达的火车可以到达惠州。我们是坐火车先到达广州之后,来到珠江渡口再换坐一夜的渡船。当时的渡船好像是木制的,条件非常的简陋,船舱就是一个大大的通铺,所有的乘客只是对号入铺而已。

傍晚时分汽笛拉响,木制的渡轮开始启航了。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坐渡船,还记得当时自己很是兴奋,看着滔滔江水流过,渡船缓缓驶出了珠江码头,沿着珠江三角洲的东北端而下游,驶向东江流域前往惠州。

我的船舱铺位与机舱只隔着一道木墙,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隔音可言,发动机的轰轰鸣响声,就如同在我的头顶上工作,兴奋过后就剩下无奈的噪音了,那一夜我躺在船舱里,被机舱里传来的发动机工作声音,吵得我根本无法合眼,眼睁睁的挨到天亮靠岸。直到下了渡船许久,我的头还在嗡嗡作响,耳朵里好似还有发动机的声音在响。

翌日清晨,我堂叔一家人,在惠州的码头上接到我们,直接安排我们在老宅院里住下。初到老宅院,只觉得空闲的房屋很多,因为事先告诉了堂叔,我们要来这里旅行结婚。他们特意给我们布置好了一个房间。我作为一个广东人的后代,这是第一次回到自己的老家,所见所闻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也倍感亲切。

十月的惠州,白天温暖而舒适。可奇怪的是老宅院里多数的窗户,只有窗框却没有玻璃。也不像北方人那样,会糊上窗户纸。偶尔遇上个风高雨骤的黑夜,冷飕飕的小风穿过无遮挡的窗框,不时还会听到奇怪的响动。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广东人后代的北京妹子来说,还真有些不习惯,偶有让人瘆的慌的感觉。不小心还会碰到比猫大的老鼠,大摇大摆的在你眼前走过。时至今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广东的猫瘦小枯干,老鼠却肥大壮硕。

鳞次栉比的老宅院,早已在风霜雨水的侵蚀下,褪却了往日的灵气与色彩。斑驳的墙面上,刻画着岁月的痕迹。裂缝爬满了老式雕花的门窗,斑驳惝恍的灰砖青瓦的老房,院内砖头铺成的地面,有的砖块破损,有的已经被岁月磨砺发着幽幽的光亮。临街的大门,是一扇沉重对开的黑漆大木门,门闩是二个狮子头,下面挂有大铜环的拉手。前院的一侧墙面,依稀还存有松散稀疏的一小片竹林,屋顶上的灰瓦片上长满了青苔,唯有一些杂草野花还在上面努力开放着。我透过这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依稀还能嗅到,往昔岁月里一些书香墨香的味道。并努力通过眼前残存的老宅院,近距离地去感受它、触摸它,品味着、遥感那过往旧日里岁月的风华。

八十年代开始城市改造,我家的老宅院被迫拆迁了。改革的浪潮最先席卷的就是这里。今日的深圳特区,曾经就是惠阳地区的一个宝安县。当年,我们去深圳的时候,那里也就只有一条繁华的大街,周边还都是过去县城的老城区街道。再后来经过不断的建设与发展。才有了现在的时尚之都——深圳市。

随着岁月的变迁,昔日的“书香门第”,被淹没在钢筋水泥盖起的高楼大厦下面了,失去的却是我们心灵的归依。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惠州老家,因为,那里再也找不到,我那灵魂深处的故乡了。

03    引火抄家
我的爷爷是个严肃刻板、知书明理的旧文人。当时与康有为等一些人,有着较比密切的交往。爷爷也属于赞同维新变革的进步人士,家中尚存有康有为送的字画。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时,其中就抄到当年爷爷奶奶结婚时,康有为、梁启超赠送的恭喜贺词条幅。
我只记得在奶奶的房间里,有一个大大的樟木箱子,里面收藏着家里的字画,还有整卷金黄色上面带金丝的绢纸,上面还有龙凤图案,就像裱画用的那种棱子,一看就知道这些不是普通人家会用的纸张。奶奶说这些绢纸与字画,很多都是当年爷爷收藏的,有些是康有为和梁启超送的。奶奶也很少拿出来给我们看,一直珍藏在箱子里。文化大革命一来,妈妈看到报上和广播上说要破“四旧”,就开始自己吓唬自己,急忙告诉奶奶,家里这一箱子的字画,就是最大的“四旧”,不除掉会有杀身之祸的。奶奶被妈妈说的吓坏了,她们急忙开箱倒柜,把这些“四旧”拿出来,准备统统一把火给焚烧了。结果,刚刚开始没烧多少东西,麻烦就来了。

像裱画棱子般的绢纸,烧的满院子都是焦糊的味道。这下麻烦可就来了,引来了红卫兵的抄家之祸,真可谓是引火烧身。在这几天之前,爸爸就已经被歌剧院的造反派勒令审查,关进了牛棚。随后红卫兵小将,就把我家抄了个底朝天。当时我家住在前门大街,鲜鱼口内长巷头条15号。

那是在1966年8月的某一天,那时天气依然还是很炽热,先是传来我家住的这条胡同里3号院,被红卫兵给抄了家,听胡同里的人们,吵嚷着说这是一家大地主。我马上跑去看热闹。我只记得以前见面,我还叫过爷爷奶奶的二个人,现在被撅在那里挨斗,成了地主和地主婆。烈日下的红卫兵小将,斗志昂扬的对着地主和地主婆,你踹一脚我抽一皮带,院子里满地是抄出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丢了一地,被看热闹的人用脚踢来踩去的。闻讯而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院子里被人群围了三四层。空气中散发的全是浓浓的酸臭汗味。

我还没太明白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又听说与我家隔壁一个门的11号也被抄家了,理由是大资本家。我只知道他们家是开诊所的,也是一个不错的小四合院。他家里有八个孩子,小八最小是女娃,比我大两岁。我家搬到这里以后,她是和我玩的第一个小朋友。我俩还常常在她家的小院里玩捉迷藏,有时还爬到她家屋里的大衣柜上。小八的爸爸妈妈都是医生,平时待人和蔼可亲。还有小八的那些哥哥姐姐,都特别喜欢我。我对她家的一切都还记忆犹新,可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家一下子就变成了资本家了。

我远远地看着红卫兵小将,在小八的家里抄出了很多东西,全都给扔在了她家门外的一辆卡车上,几乎连衣柜、床都给拉走了。当时,我就站在几米以外的地方,看着眼前发生的那一切,我那时只是个八岁出头的孩子,感觉自己就是在旁边看热闹的一个小姑娘。

这条胡同里第三家被抄的就是我家了,那天,依然晴朗烈日炎炎,下午的时候妈妈正在院子里,偷偷焚烧我家箱底里的“四旧”字画,不料烧东西的异味,从我家的丁香小院飞出,热心的居民先是来关心,看我家是不是着火了。结果引来红卫兵的关注,一群人率先冲了进来现场捉拿。刹那间,我家的小院被红卫兵小将们,还有看热闹的人群围了个水泄不通。

当时,我家满院子里都是人,有站着的,也有坐在房檐上的,还有把凳子搬在葡萄架下,站在凳子上伸着脑袋踮着脚,直接用嘴巴勾着我家葡萄架上吊挂串串熟透了的葡萄,连手都不用就送到自己的嘴巴里。没想到,几天后我就从一个看热闹的旁观者,变成了被抄家的小女孩。

我还来不及反应自己家里到底是出了什么情况,妈妈就已经被围在了院子中央,红卫兵正在给她剃着阴阳头,之后又被他们拉到了胡同里去游斗。那时,我的弟弟才满周岁还没有断奶,妈妈由于这一惊吓,奶水马上就断了。当时家里也没有准备什么奶粉,后来,我也只好熬煮些稀饭,去喂弟弟。已故的爷爷是个认真细致而且对待工作极其负责的人,结果抄家就抄出了我爷爷在盐务局工作时,存留下的一堆盐务局的旧账本。红卫兵由此马上认定,我家是大地主,认为问题有些严重了,有必要隔离审查一下我的奶奶。

当时,我的奶奶已经是八十多岁了,早年就有严重的类风湿,已经不能自由行走很久了。红卫兵只好找来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把奶奶拉去了红卫兵三司总部,进行单独的审查。当时的“三司”总部,是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我们都不知道奶奶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敢去问,如去问,连你自己回得来回不来也不知道。

有文化的老太太,还是比没有文化的人有点头脑,应变能力也比较强,红卫兵讯问我的奶奶,问她到底是什么出身,奶奶就说不懂什么是出身,只知道自己家里,有个小买卖的店铺生意而已,盘问了许久别的什么也没有问出来。红卫兵审来审去,奶奶就是这么几句话,小将们听来听去,这算什么大地主,最多也就是个小业主嘛?

奶奶回来和我们叙述着,她如何被审问,又如何回答。她和红卫兵小将斗智斗勇,镇静谨慎的说着每一句话,周旋了几天的结果就是无果。奶奶被关在红卫兵三司总部,单独审查了几天之后,红卫兵没有能从奶奶嘴里,诈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看到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也没什么用了,留着也还是个麻烦。就在拉走的第五天,红卫兵小将又用平板三轮车把我的奶奶,送回了我家的小院。

04 丁香小院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一家人和奶奶,一直是住在广东会馆。当时广东会馆是在鲜鱼口内草场七条5号。后来广东会馆的房院,被当地的房管局看上了,要占用做办公地的场所。他们给我们特地找来这么个独院,把独院里原来的旧房子全部拆了,翻新改造了所有的房间。也就是说我们要搬进一个全新的家了。
1963年的初春,我家搬进了这个翻新的,红砖红瓦独门独院。小院里种上了两棵很大的紫丁香树。这两棵丁香树,是我们搬家时从广东会馆老房院子里,整棵移植过来的。紫色的丁香树,是当年奶奶亲手买来小树苗栽种的。本来奶奶就不同意搬家,她根本就不想离开,住了几十年的会馆老房子。1950年爸爸回到北京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已经住在了那里,后来爸爸带着妈妈,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那里,这一过就是几十年。小时候和奶奶住的广东会馆,也是院中院、独立一体的四合院。而且,那里住的全是广东老乡,奶奶每天都可以用家乡话和他们聊天,奶奶自然舍不得离开那里。房管局的人既然相中了我家的那个院中院,自然是要再三劝说做奶奶的工作。

最后,奶奶同意搬家的唯一条件就是,要把这两棵紫色丁香树带走。否则,她绝不搬家。房管局的人听了后马上满口答应。因为,这两棵丁香树已经很老了,树根很深移植不好是很难存活的。所以,房管局的负责人找来了专业的人员,帮助移植了这两棵紫丁香树。功夫不负有心人,移植后的第二年,紫色的丁香树照常开出花朵,串串的花朵缀满枝头,清雅的紫色,依旧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奶奶也总算得到了一些慰藉,了却了她那份恋旧的心愿。

后来妈妈又在院子里,种了一棵玫瑰紫葡萄,还为葡萄树搭建了一个大大的葡萄架。后来几年每逢中秋时节,我家熟透了的紫色葡萄带着白霜,一串串地爬满藤架。又紫又甜的葡萄,个个丰满圆润,吃在嘴里甜的你嗓子眼都发齁。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这么甜的葡萄。赶上葡萄丰收的大年,我们全家人吃不掉,妈妈就会拿去送给左邻右里。也就有了后来抄家那天,院子里围观的人随便的摘吃葡萄的一幕。

七十年代末我家的小院,在离水池不远的地方,自己长出了一棵泡桐树小苗,很快这棵小苗越长越大,没有两年就长得有水桶那么粗了,别人都说家有梧桐树,一定是要招来凤凰的……

每年春夏我家的丁香小院,绿荫成林、花香果甜。大家都知道前门地区是热闹非凡的地段,我家是在这闹中取静的一个世外小桃源。当时,我家在这一带是很让人羡慕的一家人。平时我们与街坊邻里,往来虽然不是很多,但自我家搬到这里没多久,整条街道的人都知道了,我的爸爸是个大作曲家。

抄家之后,我家的丁香小院里,只给留下了一间屋子,给我们祖孙三代人一起居住。其他的几间屋子都被贴上了封条。红卫兵告诉我们,以后妈妈和奶奶不许随便出去,有什么需要必须提前请示他们。后来的日子造反派会不定期的差人给我们家,送来一些粮食和蔬菜。就这样我家院里的其它几间屋子,一直被封条十字交叉的封着。

抄家的时候是夏末,那时我们全家人穿的还是单衣。没多久天就转凉了,所有的厚衣、棉衣都在上了封条的房间里。为了给全家人申请拿出几件厚衣服来避寒,妈妈给红卫兵三司总部,写了无数封请示报告,迟迟不给答复,就这样天越来越凉。

北京的十一月,是最难熬的时段,无论是供暖,还是生炉子,都还没到时候。初冬来临,在造反派红卫兵的监督看管下,终于给我们打开了封条,允许我们进到屋子里,找出了一家人的寒衣好过冬。随后他们又再次原封的把那几间屋子贴上了封条。

那一年我八岁,开始当起了这个家。皮鞋、高跟鞋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物品了。妈妈被揪斗的当天,穿的还是夏天的塑料拖鞋。这之后她发现家里没有可以穿的鞋,皮鞋和高跟鞋是不可以再穿了。妈妈只好和我说,快去给她买一双布鞋回来。她给了我几块钱,让我去大栅栏的内联陞鞋店,给她买一双布鞋回来。

我手里紧握着妈妈给的那几块钱,生怕自己手中的那几块钱会被人偷去抢走似得。我一路快步小跑着,来到了内联陞鞋店,按照妈妈说的买了一双37码的布鞋。这就是我人生中,购买的第一个大物件,一双黑色大绒的平底方口布鞋。

05 文革岁月
没多久家里接到通知,家属可以去探望父亲了。这时家里只有我一人被允许可以进进出出。爸爸被带走时也是热天,穿的衣服都很单薄。妈妈拆了奶奶的一件旧棉袍,拿出里面的驼毛,给爸爸改做了一件棉背心。还拿出一个小瓶子,里面装着盐、味精、胡椒粉混合物,让我把这些带去给爸爸。妈妈说:“你爸爸是广东人嘴刁,有了这瓶调料,就可以改善一下他的伙食了。”妈妈看我的个子小,索性让我穿上她给爸爸做的棉背心,这样我在路上会方便许多。结果棉背心穿在我的身上,我就像穿上了一件棉大衣。
我带上妈妈写的信,和那张写好地址的纸条,自己一个人走到前门大街坐上了5路公共汽车。妈妈再三叮嘱我在“北纬路”这一站一定要下车。下车后我拿出攥在手里皱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爸爸所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地址。歌剧院坐落在宣武区南华东街2号。这个南华东街并不在大马路上,是在大街边上的一条小街里,很不明显,不知道的人是不容易找的。在这之前我从没有自己来过这里。我一路走着问了不少人,才找到了爸爸的单位。进了歌剧院的大院,我又问了好几个人,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了所谓的“牛棚”。原来这个的“牛棚”是用剧院里的一个自行车棚围起来改造的。这个自行车棚在剧院传达室旁边,文革初期就变成了临时关押走资派的“牛棚”了。

我在一间屋子里等了一会,爸爸出来了。当着造反派的面,清点着我带来的东西。妈妈写的信他们过目之后,才递给爸爸。我脱下穿在身上的棉背心,又拿出那个调味瓶。造反派看了看说:“棉背心可以留下,这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我回答说是调料,他们说:“这里伙食好着呢!你爸爸不需要这个,带回去吧。”

我和爸爸说了几句话,最后我告诉爸爸:“家里有我呢,奶奶、妈妈和弟弟你就放心吧!”就在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好像自己长大了,已经真真正正是个大人了。

不多一会,探望的时间到了,爸爸要被带回去了。我揣着调料瓶,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父亲。就在那一刹那间,让我想起在我七岁以前,爸爸也不是天天在家的,因为他搞创作是要经常外出的,不是去体验生活,就是集中在外面写东西。我记得那时候只要爸爸一回家,就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当爸爸要离开家时,肯定是我吵吵嚷嚷着要去送他。与其说是去送爸爸,还不如说是赖着爸爸不让他走。

爸爸个子不高偏瘦小,高高的眉骨、深凹的眼窝、四方大嘴、梳着三七式的分头。他平时最喜欢穿的是一件长款风衣,最经常戴的是一顶鸭舌帽。他是个典型的广东人,身材不够高大,可是在我的眼里,他依然那样的伟岸,那样的玉树临风。我每次送爸爸时,最后总是赖着要靠在他的肩膀上,让爸爸驮着我,走到胡同口才肯罢休。然后,我看着爸爸渐行渐远的背影走去……

有时我还要缠着爸爸再三问,下次回家是哪一天。让我永远忘不掉的一次,是有某一天该是爸爸回家的日子,我等待爸爸回家的心切,就一个人跑去胡同路口等,想接上爸爸一起回家。结果我等半天不见爸爸的人影,我就顺着胡同的小路往前走,结果七拐八拐、走着走着,我就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只见来到了一条有公共汽车的大马路上,后来,我也找不到回去的那条胡同了。

我迷路了也走累了,就索性坐在马路牙子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跑着的汽车,还在给汽车的数数,一点害怕着急的感觉也没有。后来天色已经很晚了,巡逻的警察叔叔发现了我,就把我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到了那里,警察阿姨给我端来了一碗大白米饭,还有一盘炒大白菜。也许是我真的饿了,我吃着米饭和炒白菜,那叫一个香啊!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吃的一顿最香的饭菜,现在想起来,好像唇齿还有余香。

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很快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派出所接我回家了。当时,我还不到五岁,为了接爸爸回家把自己给弄丢了。从那以后,妈妈和家里奶奶身边的佣人的老张妈,总是紧张的盯着我,怕我再自己把自己搞丢了。但当时的我,却一点害怕之感都没有,也没掉下过一滴的眼泪。我在派出所里面一边吃饭,一边和警察叔叔、阿姨聊着我家是什么样子。也许我天生就是一个“女汉子”的坯子,从小到大就不知道字典里,还有“害怕”二个字的存在。我除了记得在街上数汽车,再就是那顿香喷喷的免费饭菜了。

每个女孩儿心中都会有个洋娃娃的梦想。我更是爸爸心中的小公主,经常向爸爸提一些要求。记得有一次,我和爸爸约定他再回家时,一定给我买个洋娃娃。后来爸爸兑现了诺言,他在王府井百货大楼花了十块钱,给我买了一个会哭的,还可以换衣服的洋娃娃。在当时的这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普通工人的一个月工资的收入,也就二三十块钱,就这二三十块钱是可以养活一家老小好几口人的。

可遗憾的是,那时候的技术质量还不够好,洋娃娃的头是泥胎做的。我激动的抱着洋娃娃,在其他小朋友们面前显摆。大家玩的高兴,你争我夺的要抱抱她,结果一不小心娃娃从小朋友的手里掉在了地上,娃娃的头被摔裂了。我急的直哭,抱着娃娃去找爸爸,他看我这么伤心,就又跑去了一趟百货大楼玩具部,花了五块钱,重新配了一个一模一样娃娃头。这才算是安抚了我这颗受伤的小公主心灵。在我童年的时光里,所有快乐的回忆,都是与爸爸联想在一起的。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成了样板戏《红灯记》里所说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当时没有一点委屈,也不知道害怕,相反我觉得自己很伟大、好能干,家里家外,只要有我在就不怕,我已经是里里外外的一把好手了。

妈妈自从文革以来被红卫兵小将,剃了个阴阳头,又拉到街上游斗了一圈之后,只有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要不停的每天给红卫兵组织写交代材料。慢慢地我发现妈妈的神情开始有些恍惚,经常语无伦次的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从此,妈妈留下了个后遗症,经常会在正常的情况下,大家一起说话好好的,她会忽然间说一些我们根本听不懂,而且都是些不搭嘎的话语,经常会搞得大家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我想是被红卫兵突如其来的抄家、剃头、游斗,这些举动在妈妈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造成的吧。此时,我家里上有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下有不满一岁小弟弟,还有一个在潜意识里,寻求自我保护,神经兮兮的妈妈。

06 大脚女人前面提到了我的奶奶,她是我印象中非同寻常的老太太。奶奶是个大家闺秀的大脚女人。那时家里能允许不裹小脚,说明也是个开明的家庭。我的奶奶姓李,全名李树桃,她的娘家是个乡绅之类的家庭。她从小读私塾,识文断字,养成了良好的看书习惯。这也造就了爸爸从小喜爱读书的习惯

奶奶嫁给爷爷的时候,随身带着〝春、夏、秋、冬〞四个贴身的陪嫁丫鬟来到了陈家。奶奶性情温和、情感细腻,说起话来也是轻声细语。在我小的时候,奶奶就开始经常给我读《西游记》、讲《三国演义》的故事。我为了方便去听这些故事,后来索性就搬去和奶奶一个房间里住了。印象中的奶奶清秀、瘦小,满头银丝永远梳理齐整,盘髻于脑后。她有着一手相当不错的女红手艺,一直穿着斜襟的中式衣服,而且,这些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我亲眼看着奶奶一针一线,早早的给自己做好了一身寿衣。寿衣分几层的,最里面的是一件丝质白色单衣,外面是阴丹士林兰绸缎面料的衣裤。一身寿衣连衣服上的扣也是她自己盘做的。

奶奶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是说广东家乡话(惠州话),虽然,我听不大懂他们说什么,但听着奶奶拖着长音的尾音说话时,感觉像是在听唱歌一样。可奶奶在和妈妈还有我一起时,只好是说着乡音很重的“半夹生”普通话。

从小到大我就没见过奶奶大声说话或发脾气。就是在她最不满意的时候,奶奶也只是自言自语,唠叨一通我听不大懂的广东惠州话。是个极罕见的、旧式的、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正是奶奶的这种通情达理,为她的一双儿女大开绿灯,爸爸和姑姑才走上了参加革命的道路。爷爷则是个很严厉的父亲,据我父亲和亲戚们回忆说:“几乎就没见老爷子笑过!”但奶奶则是个开明、和蔼、温和的母亲。

爸爸在家中最小,排行老三。中间是姑姑,上边还有一个大伯比爸爸大六岁。那时爸爸是个活跃的文艺青年,他和姑姑经常出现在各种剧社、诗社的场合,是活跃分子。那时候爷爷工作比较忙,经常不在,只有奶奶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多。当时,国家局势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正值抗日战争初期。爸爸他们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积极参与了一些学运活动。爸爸和姑姑的这些动态,奶奶是看在眼里心中明白。但她从不去过问太多,直到爸爸和姑姑他们离家出走。

此后,家里就只剩下父亲的哥哥一个人。其实,我的这个大伯,也是琴、棋、书、画都通晓。吹箫、打扬琴、拉二胡样样都拿手。长大后,我们叔伯两家人每逢佳节,都是要聚在一起过节过年的。记得大伯家里还存有扬琴、箫。每当这时大伯都会高兴的拿出乐器,给大家献上一曲。

我大伯早年间去过日本读书。他在弟弟妹妹同时一起出走之后,只好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理想与爱好,找了一份教师工作,早早的成家生子,本本份份地守候在奶奶的身边,做着一个长子踏实尽职该做的一切。再后来,我的这个大伯,成为了北方交通大学的数学教授。

爸爸和姑姑偷偷地离家出走,事先是不可能和家人打招呼的。就在爸爸他们离开家的那一天,奶奶再也没有撕过家里的日历,并且一直保存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奶奶将日历定格在爸爸和姑姑出走的那一天,朦胧中奶奶好像已经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去了。但那个时候谁也不敢说,更不敢提起此事。奶奶只有在心里默默的守候着,就这样渺无音讯的等着,一等就是十几年。直到1950年父亲他们平安的回到北京。

其实,爸爸应该算是个大孝子,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觉得对奶奶是有所歉疚的。当爸爸十几年之后第一次踏进家门时,奶奶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拿出了当年保存的旧日历。爸爸看着奶奶手里的日历,还是他们离开家时那一天的日历。那一刻爸爸什么也没说,当下就给奶奶跪下了,以示表达这么多年来,他没有尽到儿子孝道的歉意。

自那以后,父亲对奶奶是言听计从,他每次回家第一件事,一定是先去奶奶的房间里,和奶奶说上一阵话,然后才能轮上我和妈妈。爸爸的举止让我们晚辈,懂得尊老爱幼是我们的家风,再一次验证了身教远大于言传。自从解放以后爸爸回到北京,我的奶奶就再也没有与爸爸、我们一家人分开过。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70年10月我的奶奶离开这个世界。

07 动荡年代
1919年3月爸爸出生在广东惠阳(现在的惠州市),当时我的爷爷在盐务局上班。由于各种原因,爷爷经常会调换到不同的城市去工作。爸爸三岁那年,举家来到了当时的北平。居住在西城区赵登禹路大街上,一个叫“大不留题巷”的胡同里。记得有一年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爸爸带着我坐上7路公共汽车,路过那里,还专门去走过一趟。后来城市变迁,这条街道早就没有了踪影。
爸爸在北平读完了小学之后,全家搬迁到了上海。来到上海以后,他在一所教会中学读书,受到了一些西方式的教育,并开始学习英语。年轻时的父亲,歌喉的音色非常好,属于抒情式男高音的那种。当时听过他唱歌的人,都说他的音色,有着意大利抒情男高音(Beniamino Gigli)吉利音质的美称。后来一个盲人声乐老师,听了爸爸的歌声后,他主动提出来,免费教父亲声乐。这个盲人声乐老师,是和意大利人学的美声发音法,从那时起,爸爸开始和他学声乐,还有一些乐理知识。我想在某种意义上讲,爸爸的音乐启蒙老师,应该就是这个声乐盲人老师了。这对父亲日后从事音乐工作,还是起到了帮助作用,为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爸爸在上海度过了中时期,毕业后全家先是迁到了天津,没过多久又都迁回了北平。此后,他就读于辅仁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北师大。这时爸爸和他的发小、冯牧等一批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民先”青年进步组织。我想就是现在的共青团组织吧。这一切都为日后投奔延安,做着准备工作。

记得有一次,爸爸指着家中相册的一张老照片告诉我,照片上那个身着长衫梳着中分头的人,他姓叶,和爸爸是同学。他们也是不错的好朋友。当时,他曾劝说爸爸,和他一起出国去留洋,但父亲还是拒绝了。可能是对当时国内的局势动荡不安,看不到希望。爸爸作为一个进步青年,有着一腔的热血。他认为只有去投奔共产党,才是最理想的选择。

听爸爸和我讲过,当时他的家和冯牧叔叔的家,好像都是住在西城区,两家人离的不太远。而且,他们俩人从小就有较多的往来。长大之后又一起参加了“民先”进步组织。所以,后来也就成了一起结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战友。

最终,我的父亲、我的姑姑,和冯牧叔叔他们这些进步青年,一起投奔到了延安。

08 延安爱情
初到延安对于父亲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到处蕴藏着活力与朝气。最开始他们是在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和爸爸一起来到延安的姑姑,一直在抗大学习,直到后来终身从军服务于部队。我的姑父也是个军人,是新中国最早的骑兵团团长。可对于我爸爸来说,当时的他,是个百分百的文艺青年,骨子里骚动的文艺细胞,对未来还充满着浪漫的情怀。不久爸爸听说延安鲁艺开始招生了,这对于一个文艺青年来说,是个难得的大好机会,也是更好的选择。本来父亲是想报考文学系的,因为他一直喜爱的是文学,早在辅仁大学上学期间,就发表过一些散文、诗歌。当他来到鲁艺报名时,看到报考文学系的人比较多,而报考音乐系的人数则较少。他想自己既然学过声乐,还掌握一些乐理知识,不如先报考音乐系,进了鲁艺以后再说。以后有可能再想办法,转到文学系去。

就这样爸爸顺利的考进了鲁艺音乐系,阴差阳错地开始了他的音乐人生道路。就是在鲁艺这里,他结识了老师冼星海先生,开启了父亲一生对音乐的挚爱与追求。音乐成为了父亲日后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文学爱好,则成了父亲后来业余的文化生活。

爸爸来到延安鲁艺的时候,也就是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小伙子。讲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爸爸在鲁艺的第一个恋人,文学系的才女姚文(解放后一直在各大报社任主编)。

记得,那是在我懵懂的少女时期,开始阅读一些爱情小说了,但是对男女之情的理解,我还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爸爸就经常指点我,应该看什么书,先看什么后看什么。我15岁的时候,有一天爸爸和我说,你可以开始看《红楼梦》了。经历过抄家之后,我家还能幸免,漏网之余留下一套《红楼梦》,纸都有些脆了,而且泛黄了,竖版的。爸爸和我说《红楼梦》这部书里面人物太多,怕我一时搞不清楚,看起来会很费劲。他就拿出一张纸,帮我列了一张图表,让我一边看,一边把书里面的人物,一个个对号入座的填上去。我就这样似懂非懂的看完了《红楼梦》。

这期间爸爸还经常带着我,骑上自行车去探望他的一些老 朋友。顺便借上几本我家没有的书,拿回去让我看。印象较深常去的有,住在灯市西口附近,一个四合院里的冯牧叔叔家。还有就是住在友谊医院对面郭小川叔叔的家。每次去我都是一边听着他们聊天,一边挑选着我家没有的,还是我想看的书。

虽然,当时我不能全都明白他们聊天的内容,记忆中的只言片语,但对我人生后来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现在想想他们聊的一些内容,其实是书本上找不到的东西。我就这样每次去时挑几本,下次去时再换上几本。在爸爸的推荐下,我读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当然是以小说为主)。

爸爸还认真的告诉我,读书也是要讲究方法的,最好是做读书笔记。他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培养我的读书习惯。我遇到书里看不懂的地方,或不认识的字就去问爸爸。父亲就是我的活字典,我的老师。有一次我和爸爸从小说里的人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他的这段爱情经历。

姚文在爸爸的眼里,不能说是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但也是苏州人里的文化淑女,端庄秀丽、人淡如菊。她比爸爸大二岁,并早于爸爸到达延安参加革命。而且,她到了延安没多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可是我的爸爸来到延安后,一头钻进了音乐里,对于入党的事并不积极,还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他回味说当时自己身上,还带有着浓厚的“小布尔乔亚”气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相识了并相爱了。他们同样有着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文人谈恋爱的方式,必然是以文为主。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其实主要就是以书信传情。爸爸说他后来大概保存了,有上百封他们之间的往来书信。

“文革”过后有一次,我和爸爸去贺敬之伯伯家,见到了这个姚文阿姨。此时,她已经是年过半百,可还是风采依旧,吸引我的眼球。她文雅温婉的问我多大了?不时的还上下打量我一番。姚文阿姨走了之后,贺敬之伯伯和我说:“你知道她是谁吧!”我点点头。他接着说:“遗憾啊!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她和你爸爸往来的书信都不会被毁了。那些情书真应该发表、出版成“书信集”。贺敬之伯伯还说:“那可不是一般的你情我爱那么简单的情书,应该发表出册,让后人看看学习一下,情书应该怎么写的。”

好景不长,1942年开始了延安整风。由于父亲在北平参加“民先”组织的介绍人断了线,无法证明他们的组织是党的地下进步组织。爸爸被怀疑是“特嫌”,被进行了隔离审查。组织上马上找到了姚文进行谈话,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你必须要和“特嫌”人员划清界限。就这样组织出面,干涉阻止了他们的爱情。无奈之下,爸爸和姚文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分手。姚文则在组织的安排下,被调换了学习单位。就这样隔断了他们的所有往来,爸爸和姚文也就不能经常见面了。

那时候,父亲一边被审查,一边被强制与恋人分手。他昏昏沉沉地躺在小黑屋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说到这里父亲问我:“你知道什么是天塌了的感觉吗?”他说当时他的感觉,就是天真的塌了!他开始彷徨、开始思索,自己走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他继续说:“我们那个时代,对‘爱人’和‘老婆’这二个词的理解,与你们现在人的理解,是有区别的。”他补充说:当时的姚文就是他真正爱的人。

爸爸在和我讲这些时,就像在和一个朋友说着藏在心底里的秘密。从爸爸的爱情故事里,我不难感受到,他的初恋是那么的刻骨铭心,而又是那么的脆弱不堪。在革命的面前,再浓烈的情感也是一文不值。爸爸和姚文的爱情故事,那才是在不恰当的时机,遇见了适合自己的人。一心向往投奔到革命圣地之后,自己的初恋爱情却葬送在了这里。

1945年整风暂时告一段落。在延安大礼堂,毛主席脱帽向大家鞠躬赔礼。这一刻父亲说:“毛主席的这一举动,我们真的被感动了。从此,我们放下所有的得与失,继续革命。”而父亲的这段历史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组织上也没有明确告诉父亲,他的问题最后是怎么定案的。

他哪里知道在自己的档案里,却一直背着“特嫌”二字。更有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父亲居然还入了党,并成为歌剧界重要的艺术栋梁。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他的这段历史问题,才得以彻底澄清平反。文革之后,他常常调侃式地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至少对我来说,还是做了一件好事。”

09 学习创作
 
中国歌剧经典唱段《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在延安鲁艺,父亲就这样以一个奇怪的“特嫌”身份,一直在革命队伍里,和冼星海先生学习作曲。听爸爸说,冼星海先生其实并没有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他们怎么写曲子,更多的是让他们自己去听、去欣赏世界著名的一些音乐作品,在欣赏别人的作品过程中,去感受去学习。当时,鲁艺音乐系,有个音乐图书部。里面珍藏了一些国际友人送的黑胶木唱片。其中有歌剧:比才的《卡门》、威尔第的《茶花女》、《阿依达》,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也有交响曲;德沃夏克的《新大陆》、贝多芬的《命运》、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等等。里面还有一些专业的音乐书籍。爸爸正好被分配去管理这个部门。加上父亲学过一些英语,所以他就利用这个工作之便,有机会大量聆听欣赏了不少世界著名歌剧及交响乐曲。可以说他的西方音乐史知识,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欣赏自学式中完成的。

与此同时,在毛主席号召“走出小鲁艺,走到大鲁艺”后。父亲和鲁艺音乐系的师生们,不断地走访当地的老乡,一边听老乡唱民歌,一边用笔记本逐字逐句把歌词、曲谱笔录下来。他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后来,他每次下去采风,都会带回记录的一些民歌。日积月累他搜集了大量的民歌,积攒了写满民歌、曲调的笔记本无数。我在爸爸的书柜里,看到过许多这样不同颜色、大大小小的笔记本。只可惜文化大革命抄家后,再加上几次搬家,已经所剩无几了。

爸爸说他当时就是这样,“中西结合”消化之后,写出曲子再拿去给冼星海先生看。冼星海先生会当场逐句哼唱解释,或告诉你如何改得更好。延安的条件有限,一切都不可能正规化。冼星海先生的教学风格,就是这样的与众不同。然而,就是在延安的这片黄土地上,在那些土窑洞里,却成就了新中国第一批“草根泥腿子”的音乐家。

总之,父亲在延安鲁艺音乐系的整个学习过程,其实,就是自己初期创作实践的开始。也就是在这样的学习日子里,没多久,他在延安就开始参与了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的创作。

王昆在延安时期《白毛女》演出剧照
《白毛女》歌剧可以说是新中国歌剧史上,最完整的第一部作品。也经得起时代历练,就是今天来看她依然是一部相当完整的佳作。因为在那个年代,没有“我”只有“我们”,不注重个性发展,不推崇个人成就,崇尚集体主义精神。是时代固有的群体意识,是当时延安特有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然而《白毛女》就是集体创作的一个成功的典范。《白毛女》的音乐部分,分别由马可、张鲁、瞿维、焕之、陈紫、向隅 、刘炽等几个人创作。他们分工写不同段落的音乐。爸爸说他在写喜儿躲在大庙里,那一大段唱“雷暴雨来了”的唱段时,无论是从曲调上的变化,还是在整部歌剧的剧情上,从音乐的角度力求体现出“喜儿”这个人物的转折,更要具备歌剧的戏剧性要求,可以说是全剧中难度较大的一段唱腔,既要保证全剧的音乐统一完整性,也是将《白毛女》整部歌剧推向了一个渐渐进入高潮之处。

郭兰英在中央歌剧院的演出剧照倚门望郭兰英 – 演唱全集③歌剧《窦娥冤》选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郭兰英 – 一人一首成名曲8

父亲在经过欣赏大量的西洋歌剧之后,他认为中国歌剧的发展道路,还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只是停留在“说加唱”的一种模式上。因为,它既不是京剧,也不应该是话剧加唱,更不应该是“歌儿剧”。他说歌剧要有其“歌剧性”,这在剧本诞生之时就决定了。他还常比喻:“人吃狗肉,可不长狗肉,是要长人肉的”。言外之意,就是你吸取别人的东西,要把他转换成自己的东西拿出来才对。其实,这也是爸爸在对西洋歌剧研究之后,对中国歌剧最通俗的诠释。正是父亲的文学底子比较扎实,在后来的一些歌剧创作中,爸爸都是从剧本结构就开始介入的,而非只是等剧本写好了,才开始音乐的谱写。而这也正是父亲强调的,歌剧创作不同于其他剧种的创作。他着重说搞歌剧音乐创作的人,要懂得歌剧剧本的结构,而写歌剧剧本的人,也应该懂音乐。

记得后来有一次,我女儿参加来华的歌剧《魔笛》演出,饰演那个贝壳小公主。那天我陪女儿去彩排走台,当时看到人家舞美的灯光师,手里都是拿着总谱、听着音乐来变幻舞台上的灯光与布景。这时候才更加让我明白,爸爸对歌剧的那些诠释,所强调的歌剧整体效果,人家早就在做到了。

自我懂事以后,就经常会看到叔叔、阿姨们来到家里,和爸爸一起讨论剧本。他们只要一开始谈起某个剧本的总体构思,就会连续几天不停的讨论。而且,他们每次都是写音乐的、写剧本的,所有创作人员在一起探讨,直到把人物和情节都确定之后,再分头去创作。这其中父亲的一些代表作品例如:《刘胡兰》、《窦娥冤》、《春雷》、《韦拔群》、《矿工的女儿》等等,几乎每一部歌剧的创作过程,都是这样完成的。

父亲的理想是要将中国歌剧的探索进行到底。他一生几乎没写过几首单曲的流行歌,也从不羡慕他人“一曲成名天下知”。因为歌剧在唱功上要求的难度也比较大,也不会像单首歌曲那样容易演唱,而更便于流传。但他执拗的性格,对於从不改变自己初衷的追求,也从不后悔。他一生都不在乎功名利禄,志在理想与追求。他潜心的研究,如何将西洋歌剧的种子,有效的移植在中国歌剧的土壤里。

我曾问过爸爸,你为什么不写一些单首的流行歌曲呢?他站在音乐的角度讲:一部歌剧的完成,首先是以音乐为戏剧构成的主体,是以音乐写成的戏剧,用唱段来帮助发挥人物的个性及情感。音乐在歌剧里面的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是有他自己的生命线,也就是这个人物的主旋律。

主旋律是一句音乐的句子,拿这个句子来代表剧中的主要人物或主要情感。甚至,在此人物不在场的情节下,只要音乐中出现了他的主旋律音乐句子,就会让听众联想到这个人物。这就是歌剧的音乐本质,也是西洋歌剧的一种模式。他说:写一部歌剧的音乐,相当于创作出几十首曲子。同时,他强调既要具备歌剧的“歌剧性”,还要保留中国传统的民族特色,使西洋歌剧走出一条民族化的道路。爸爸一直是在这条道路上摸索进行创作的,这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

为此,爸爸说他每创作一部歌剧,都是从零开始,甚至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酣畅淋漓、非常过瘾的过程。当然他也表示,单首的流行歌曲写好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二者之间的感觉是不尽相同的。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文化艺术也在开始复苏。文艺舞台上不再仅仅只是八个样板戏了。这期间无论是京剧、话剧,还是歌剧、舞剧,有复排的、也有新编的。各种演出纷繁地呈现在舞台上,我们的文化生活终于丰富了起来。

有一次爸爸带着我,一起去北京人艺剧场看话剧《蔡文姬》。在休息厅里,我遇见了很多熟悉的叔叔阿姨,后来看到爸爸和戏剧家曹禺谈笑风生,这之间就听到曹禺伯伯和爸爸说:“如果说我是话剧的泰斗,那你就是歌剧的鼻祖啦。”我想这也许只是他们之间的一些玩笑话而已。

然而,我的爸爸就是这样一个痴迷于歌剧的“痴情汉”。他一生的风骨,就是坚守着为歌剧“一条道走到黑”的原则。他想以自己独立的思维方式,和手中的笔去推动着中国歌剧事业向前发展,宁愿孤独一生,也要寻求到灵魂的冲撞所迸发出的歌剧之光。在物质日益昌盛的日子里,坚守一颗宁静的心,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歌剧事业。正如他晚年写的长文题目中所表白的:《我毕生的追求——中国歌剧》。

一辈子友谊——陈紫与王昆
10  秉性爱好
认识我爸爸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倔强而又不问世事的人。但他心胸豁达、性格开朗、喜好结交朋友。爸爸在文艺界交往的圈子里,有个自称“废话协会”的自发组织。爸爸就是这个“废协”的主席。他在圈子里有个雅号叫“把你聊死”,取音自俄罗斯的名字“Barrilious帕尼辽兹” 。
当然,所有的前提是你一定要会聊,还得是有得聊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这个“废话协会”的人选。他们只要聚在一起就会谈天说地,囊括音乐、艺术、文学、美术、哲学、政治……。爸爸除了外号之外,大家都称他为“杂家”。一个称之为“杂家”的人,肚子里要有天文、地理、社会、人文。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们都特别愿意和爸爸探讨与聊天。从我懵懵懂懂似懂非懂开始起,我就是混在他们中间最小的一分子,也是最忠实的听众,更有人说我是爸爸的小尾巴。爸爸有句名言就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就在爸爸做歌剧院副院长期间,凡是他主持的工作会议,一定也是本着这个原则,绝不啰嗦把会开的冗长,让人不耐烦。可是他一说起闲话就没完没了。从这一点上看,爸爸天生就不是个当官的材料,还是做他的“废协”主席比较合适。

爸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便是在隔离审查、挨批、挨斗期间,也还是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当时全国正处在一个早请示、晚汇报的年代。每个单位、甚至每个家庭,都是要每天早晚两次,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做思想汇报。像爸爸这些被关在牛棚里的走资派,更是逃不过这一个程序的,按照规定爸爸每天要上交一份思想检查。

可时间一长,哪有那么多检查可写啊?爸爸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每天不是写一个故事,就是写一个段子,或者是写一个笑话交上去。后来监管他的造反派,几天看不到爸爸写的检查交上来,就会催促爸爸说,你怎么还不交检查啊?

就这样没多久,他们都成了专门看爸爸检查的忠实读者,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粉丝。文革后这些年轻的造反派,都成了爸爸的铁杆朋友。其中就有年轻的编剧惠延虹、舞美设计刘弼源、也有作曲家舒铁民等人,他们还是桥牌的最佳搭档,一有空闲就会聚在一起,谈笑中分不清他们之间的年龄与辈分。

爸爸在“牛棚”关了一段日子,情况有所缓解之后,每个月可以允许回来探家一次。他每次回来时,依旧高高兴兴地和我们有说有笑,从不和我们讲他在外面戴高帽、挨批斗甚至挨打的那些经历。一次晚上爸爸洗脚,拉起裤腿,我和妈妈都看到,爸爸腿上有被打的伤痕。妈妈问爸爸:“这个伤疤,是不是被人打的?”爸爸急忙放下裤腿说:“不是,不是。”

那时,家里房子还没有被解封,我们一家人挤在一个屋子里,一个双人床外面加了一排凳子,全家人横躺在一张大床上。爸爸照样给我讲故事、说笑话,有一次爸爸为了逗我们开心,就站在我们唯一的一间屋子里的大床边上,自己嘴里哼着小曲,为我们跳了一段苗族的芦笙舞,这是我看过的最动人、最令我难忘的一个芦笙舞。现在想起来那一幕,留在心里的不是辛酸,依然是一份温馨。

其实,我也经常在想,为什么在爸爸的眼睛里,我们永远看不到忧愁和烦恼呢?我更是一直都没有搞懂,爸爸的这份坚强源自何处?爸爸是那种可以将快乐无限放大,燃烧掉所有的痛苦之后,再转换成能量去感染他人的人。爸爸常常强调说人要活得洒脱,尤其是如何看待一个男人。也许就是他这种洒脱的人生态度,爸爸一直有点像个老顽童。

11  相聚我家
1976.12 黄安伦和妻欧阳瑞丽与恩师陈紫在北京丰泽园饭店门口
“文革”后期,我家的独门独院,被封条封上的几间屋子全部拆封了。爸爸也审查告一段落,可以回家住了。我们家的丁香小院,终于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1976年“四人帮”倒台了,大家终究看到了曙光,文艺的春天也在悄然来临。这时期老爸也已经结束了下放劳动改造,从部队农场回到了北京,但还是赋闲在家。这时候爸爸已经是我现在的这个年龄五十多岁,是“知天命”的人了。可他却结交了一批忘年交的朋友,其中有水墨画家——张志忠、“四月影会”创始人摄影家——王志平、年轻的才女——赵介轩、青年作曲家——黄安伦。

这些初露头角的年轻艺术家朋友,那时也只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隔三差五来我家,成了常客。爸爸的这些忘年交朋友,有搞音乐的,搞美术的,搞摄影的,搞写作的,还有不少是演员,他们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

当时,这些年轻的艺术家也都是经历了文革,下放劳动刚刚从农场或干校回来,返回北京处于不安稳时期,也都没有成家更没机会立业,有的甚至是等政策、在待业。记得那时大家都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更没有电脑,联系的方式只有书信往来。大家都在一个城市居住,就是不写信通知,也会经常能见面。

这期间我家的独院,频繁出现他们的身影。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位,都会经常来来往往穿梭于我家,赶上饭就吃,从不分你我也不挑好坏,赶上什么就吃什么。我家的小院里,经常是三日一来客,五日一来访,半月一小聚、一月一大餐。无论是正餐还是小炒,是炸酱面还是煮水饺。大家都会吃得兴高采烈。其实妈妈的厨艺还是不错的,有点奶奶广东菜的真传。时不时妈妈会露上一小手,做出一大桌的佳肴,请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看着他们吃的很高兴,妈妈也乐此不疲的沉浸其中。

我家的小院离天安门比较近,周总理逝世的那期间,就成了大家聚集的场所,也是他们从这里出发和歇歇脚的地方。当时真好比一个大家庭,爸爸不是次次都和他们一起去天安门,但是每每都会等他们回来而聊的很晚。那时,爸爸的书房里,总是烟雾缭绕,他们可以从午饭聊到宵夜,有时甚至还会通宵达旦。当然茶也是必备不可少的,因为爸爸是个老茶道,还是个老烟民。他们对着抽对着喝。

老爸除了热爱自己的歌剧事业,还写得一手好书法。然而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一切都是那么的随性,不刻意去追求什么。他曾信誓旦旦的给自己写了一首打油诗:“戒烟便戒粮,架上多金梁”(金庸、梁羽生)。但没想到七十岁以后,爸爸居然把抽了一辈子的烟给戒了,终于摘掉了老烟鬼的帽子。

爸爸和他的那些忘年交,聊天的范围很广泛。时间一久这些跨界的朋友,在我家小院里相识也都成了好朋友。他们和爸爸相处得好似父子。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对父亲开始叫起“老头”了。记得那时的爸爸好像也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年龄吧。他们只要一进我家院门,第一句话就是:老头在家吗?从此,大家都开始老头、老头的称呼起我爸爸了。最后就连我和弟弟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和感染,开始称呼爸爸“老头”了。

他们从开始称呼陈公、陈叔叔、陈老师,到后来演变成“老头”,再后来无论是家人还是至亲好友,全部是这样称呼父亲“老头”。乍一听起来是有点不太敬的感觉,其实恰恰相反,我们都觉得很亲切。这表面上称呼上的转变,其实蕴藏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情感。爸爸的这些忘年交朋友,时隔多年他们都成家立业。出国的出国,成名的成名。他们之中有的是作曲家、画家、艺术家、作家,还有摄影家。

也就是在爸爸闲置的那段日子,他经常带着我骑上自行车,不是去看画展,就是去看摄影展。五十多岁的爸爸精力旺盛,依旧和那些三十多岁的忘年交朋友们,骑着自行车去郊游去拍照,大多时候都是在我家集合之后,一起从前门出发到颐和园、香山、还有圆明园等等,来回几十公里从不含糊。爸爸喜欢摄影,很早他就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一架莱卡照相机。他算不上专业的摄影人,但一直是摄影的发烧友,交往的人群中自然少不了摄影人士。我也自然而然的成了爸爸和这些摄影人的第一模特。

每当这个时候,爸爸总会利用和我看展览的机会,一边给我讲什么是构图,什么叫黄金分割线。他常说:你可以不是画家、摄影家、艺术家,但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好的艺术作品,做个鉴赏家也是要学习的。无形中他的喜好与偏爱,也在点点滴滴的影响着我。以至于后来我对摄影的热衷,还报了个摄影班,去专门学习过一段时间。现在摄影已经普及到家家户户,是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摄影更是我不可缺少的一种生活状态。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这话不假,但在我看来,父爱留给我更多的是温柔而深沉的爱。在我成长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不认为爸爸是个严父,他给予我们的大多是温暖与宽厚。爸爸赋闲在家的那段日子,是我们全家最温馨、最愉快的日子,也是我成长中永远难忘的一段时光。

青春时期留给我的烙印,是我一生的财富,也是成人路上的指路明灯。时至今日古典音乐依然是我的最爱,每到一个国家去旅行,必去当地的博物馆参观,或去听歌剧、看音乐剧。更是相机不离手随时拍照。我虽然什么名家都不是,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可我的内心却容纳下了这所有的爱好,让我拥有着一颗博美的心。

后来爸爸不在了,我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他那些忘年交的忘年交,他们都比我大十几岁,在我眼里都是大哥哥大姐姐。我以前在他们群里即是小妹妹,也是一个小屁孩。几十年过去了,我和他们之间的这种距离,也在慢慢的缩短了,时至今日我和他们的每次相逢,大多数时间还是会在一起聊我的爸爸,大家心目中那个永远忘不掉的那个“老头”。

【图为陈紫、汤铭、乔宜、黄安伦、欧阳瑞丽、朱晓梅、李鹿、张立科、付晓红、王立和刘晓庆等同学合影】
12   师徒情义
【1976.1 黄安伦与陈紫恩师在北京家中】
前面提到的黄安伦,就不能不重点的讲讲爸爸这个唯一的大弟子。记得当时还有一些其他人,专门来我家找爸爸走访拜师。(其中有的后来都成为了当今大作曲家之一),但都被我老爸谢绝了,有的甚至干脆拒之於门外,唯独对黄安伦,爸爸像对自己的儿子那样,情有独钟和殷殷期望。这话要从爸爸下放到张家口六十五军部队干校说起。当时文化部的许多单位,都下放在张家口地区附近不同的地方。巧的是张志忠所在的中央美院、黄安伦所在的中央音乐学院,也都是下放在这一带的部队干校。爸爸就下放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蔚县西合营军队农场。这时正好赶上张家口市文工团,想要排一部歌剧,而苦于没有创作人员。张家口市文工团的前身,只是一个地方梆子剧团,别说演歌剧了,估计连歌剧都没看过。

当他们得知不少文艺团体下放在张家口地区,便通过市领导找到了军区负责人。正好赶上一个比较喜爱文艺的首长,就特别批准了我父亲、乔羽,还有导演侶倗(现代作家 海岩的父亲)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由于时间很紧迫,父亲就提出要找一个人来搞音乐配器。不知是上天的旨意,还是缘分的安排,黄安伦则成为了不二的人选,来到了爸爸的身边。从这一刻起,命中注定了这俩人亦师、亦徒、亦友的关系。

从1971年的下半年开始,这个创作班子就在张家口市,一个招待所里组建成立了。爸爸他们几个人,经过了半年多将近一年的时间,于1972年一部名为《矿工的女儿》的歌剧,诞生在了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团体、特殊的城市——张家口。

这一年我14岁,也随着父亲的步伐,来到了张家口市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舞蹈学员。我目睹了爸爸和黄安伦的初次合作,整部歌剧由爸爸作曲、黄安伦配器,乔羽、侣倗编剧。导演侣倗,排练指挥黄安伦,演出指挥王方亮,舞美设计黄振亚。

爸爸他们临时组成的这个创作班子,一扫在那个灰暗的年代、贫乏的文化环境、下放劳动改造的岁月,给他们心灵上带来的所有阴霾。因为那个时期全国还处在学演样板戏的阶段。然而这部歌剧《矿工的女儿》诞生在那个年代,实属一件十分奇特的稀罕事儿,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件稀有产物。

从那以后,黄安伦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好,然而,他每走一步都还是会来和老爸商讨的。就像儿子和父亲在一起,更像无话不说的密友。黄安伦来我家是无需提前打招呼的,他经常是骑着自行车说来就来,就想回到自己家里一样的自如。

黄安伦和父亲在爸爸的书房里,每次都会彻夜长谈。时而从老爸的书房里传出高声的郎朗大笑,时而听到他们哼鸣着小曲儿,时而他俩人还会说上几句广东白话。他们谈话的内容从音乐聊到文学,从当今又转到远古。中国的、外国的没有他们不聊的话题,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歌剧,尤其是在一起探讨着中国歌剧的发展方向。

黄安伦是音乐世家、学院派出身。在这方面是无需我老爸多说什么。而老爸更多的是和他一起研究中国歌剧民族化的发展方向。老爸把他积攒多年的中国民间曲调、传统民歌,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全部告诉了安伦。这对当时的黄安伦来说,恰恰是最最缺少和不太了解的一部分,也是对他日后创作中国歌剧,起到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我眼里爸爸和黄安伦,就像是两个纯爷们之间的惺惺相惜。亦或是他们相见恨晚,亦或是老爸看到曾经的自己。这二人一个是歌剧痴情汉,一个是音乐疯子,真可谓难得的一对师徒。

在性格和做人上,他们也有着很多相同之处,都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傻子”。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即便在文化艺术被商业化贴上标签的时代,他们也不被外界这些俗事所改变,一直走着“曲高和寡”的创作道路。

冼星海、我的父亲还有黄安伦,这师徒三代人,同时入选了二十世纪杰出的音乐家之列(曾有过此项评比活动)。这不只是中国音乐界的美谈,还应该是艺坛的奇缘和奇迹。而且,巧合的是他们这师徒三代人,又均为广东人。真不知道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太有缘分了!

黄安伦也真不愧是音乐奇才,无论是他的天分,还是艺术成就,还是为人始终都在坚守着一个严肃艺术家的艺术道路。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黄安伦对父亲“滴水之恩”的师情,永远记挂在心上,唇齿之间也念念不忘他们之间的友情、共同的歌剧梦想。他始终保存着那难得的一份真情。

13  溺爱泛滥
我老爸在六十六岁那年,荣升为外公。隔代溺爱的普遍现象,就连我这个音乐家的老爸也未能免俗。女儿四岁那年,开始学习钢琴。陪女儿练琴的光荣任务,就顺理成章的落在了我老爸身上。女儿小的时候很是调皮捣蛋的,她每次练琴,一首曲子弹下来,起码要在琴凳上,躺下来休息耍赖几次。这时候对于老爸来说,他绝对是束手无策的。他只会对着我女儿说:“这四小节再练一遍,就一遍,弹好了,咱们就去小卖部”。这是他陪外孙女练琴时惯用的一句话,也是最奏效的一句话。
外孙女学琴时期照片
那时候,我家已经搬到歌剧院新宿舍区,在这个宿舍院的大门口,有个便民小卖部。这爷孙二人是这里常客“贵宾”:夏天买冰棍,冬天买糖块。有一次我回来,正好赶上是该他们练琴的时间,一走进宿舍大院门口,我迎面看到这爷、孙二人从小卖部出来。当时,他俩看到我不约而同马上把双手藏到了背后,生怕我看见他们手里买的东西。顿时,我失望之极,呆呆的看着这爷孙二人,瞬间让我明白了一个真理,音乐家可不是培养出来的,所有的音乐家都是音乐人自身追求的成果。本来自己的音乐梦想就耽误在整个文革中了,只好跑去文工团当了舞蹈学员。这就是我那个音乐家的父亲,亲手毁掉了我对我的下一代人的音乐梦想。

但在老爸临终前,他还是特意叫来了当时中央歌剧院的首席双簧管演奏家——汤铭。他也是黄安伦的同班同学。因为黄安伦的关系,他一大半以上的同学,都成为了爸爸的忘年交。我家就是他们经常聚集的一个场所。那天,老爸把他的外孙女托嘱给了汤铭。从那以后,女儿就开始和汤铭学习双簧管,直到后来也算是做了一份与音乐有关的工作。这也算是我这个音乐家老爸,对音乐的最后一个期许,以及对音乐热爱的延续吧。

爸爸的溺爱不仅体现在对外孙女身上,还包括在对我家的小动物身上,记得那是我家还在丁香小院居住的时候。有一天,爸爸出门回来,抱着一只白底黑花的小猫。爸爸说它是躲在我家门口的出水口里,它很瘦小毛发也脏乱,长得也不好看,但却是楚楚可怜。爸爸说让他遇见它这也是缘分,他说留下它吧,给它起名叫“路遇”。没多久爸爸说“路遇”一个人在家里太孤单了,给他找个伴吧。

歌剧院里一个名弹钢琴伴奏叫柯大协,他家里生下了一窝的小猫崽子,爸爸听说了,马上带着我去他家挑了一只。“路遇”娶上了个“小老婆”,后来他们还生了几只小猫崽子。“路遇”一家猫咪在我家生活得快乐无忧。爸爸像是疼爱孙子一样的,对“路遇”一家更是倍加爱护。他一个从来没有买过菜的人,每次下班总是会带回来一些小虾小鱼。我记得妈妈最常说我老爸的一句就是:“油瓶子倒了,你都不扶一把。”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爸爸走进厨房,做一顿我们全家人吃的饭,但是他却每天不厌其烦的在厨房里,给“路遇”一家煮鱼饭。

有一天,我问家里人:你们有没有听见,每天夜里都有冰箱开关的声音。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得到答案。直到有一天夜里,谜底终于被我揭穿了。那天,夜里我起来上厕所,无意中看到爸爸正在打开冰箱,从里面拿肉出来给“路遇”他们一家当夜宵,偷偷地给猫咪们加餐。爸爸看到我,还不好意思的和我说,这只是偶尔的一次。

都说猫是奸臣,可我家的猫咪绝不辜负爸爸的厚爱。记得当时大家吃肉,还是需要肉票供给的日子,是个馋肉之食的年代。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家“路遇”从外面回来,嘴里叼了一大块猪肉,它一到家就使劲的嗷嗷叫,那叫声与平时不一样有点奇怪,我们出去一看“路遇”马上松开嘴巴,一大块肉乖乖地放在我家厨房门口,它头也不回骄傲地走去。

后来妈妈仔细检查了半天“路遇”的战利品,是一块尚好的五花肉,妈妈就把它红烧了。我们全家无意中添加了一顿美味的硬菜。这顿大餐就是我家的“路遇”挣回来的。我想这是“路遇”它在用这种方式,感恩爸爸把牠从街上捡回来吧。这彻底粉碎了猫是奸臣的说法。

“路遇”不仅知道感恩,而且还很是仁义,它经常捕捉一些麻雀、耗子回来给它自己的老婆吃,老婆吃过之后,它自己再过去吃点残渣余饭。可惜最终“路遇”叼回来一只有毒的耗子,它老婆吃了后中毒身亡了。

后来,我们家从丁香小院,搬到了歌剧院新宿舍区,这时家里就只剩下“路遇”一个猫咪了,它也和我们一起搬来了新家。对于一个猫咪来说,住楼房当然没有平房方便,但“路遇”不同,我们打开门让它出去玩,它也不怎么出去,只愿意待在家里。而且,民间有个谚语的说法,猫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是不会死在自己家中的。但是我家的“路遇”和其他的猫不一样,牠在我家里生活了十三年,最后“路遇”老死在我家的沙发上,就是不肯离开我家一步。

14 翩然化蝶
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都在所难免的。老爸七十岁那年大病缠身,开刀住院都是我签的字。疾病的到来并没有让他沮丧,他依然积极乐观配合治疗。出院后爸爸又坚持了十年,这期间也不难看出他那求生的欲望。甚至,他看到一些小报上的偏方野药广告,都会让我去给他买回来。为了让爸爸安心,我还开着车跑到香山附近,一个犄角旮旯的小诊所,买回了好几大包,不知叫什么名字,像树叶子和杂草一样的东西。其实,我知道那些即便是骗人的庸医,不治病的野药,但为了满足爸爸的心愿,再不情愿我也还是要去买回来,其实,花钱只为给他买回个心安。爸爸在晚年的一两年里,几乎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爸爸不停的想见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一会说想见这个人,一会又会提起那个人。每次他们与爸爸见面,在病房里,他依旧风趣幽默、谈笑风生。要是见到志同道合的同仁们,还是会继续谈论着他那些未完成的歌剧理想。

1999年6月11日,我们早早的来到了友谊医院。这天父亲一如往日的清醒,和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当天,我们围坐在他的病床边,听着他断断续续的嘱托,也叙说到当年他们的风华岁月,还有他那无悔的青春日子。我看爸爸精神状态这么好,说了一整天的话,没想到这就是所谓回光返照的时刻了。

傍晚看爸爸说了一天也累了,就让他休息睡下了,我们才离开医院回家。刚刚踏进家门,家中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医院来电话说爸爸不行了。我们马上又赶回到医院,医护人员问我们,还需要切开喉管吗?我和弟弟一致商定,既然抢救无望,希望爸爸完整的走,不想搞得乱七八糟的。这也是爸爸生前的意愿。就这样医护人员,把所有的仪器撤走了。

午夜时分,爸爸静静的长眠不醒,再也不用忍受病痛的折磨,带着很多的遗憾,很多未完成的遗愿,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在1993年10月母亲就早于父亲之前离开了我们走了。当时,也是我亲手给妈妈换穿的衣服。这次爸爸走时,我要比妈妈走的时候镇定了许多。我还记得寿衣是在一年前,王昆阿姨来看爸爸时,悄悄递到我手上的,说这是她的心意。之后我们也为爸爸准备了其他的衣物,此时,我和弟弟开始忙着给爸爸擦洗之后,更换上准备好的这些衣物。

爸爸走了!……此刻夜幕降临,忽然我感觉到有什么在头顶上飞。开始我还以为是蛾子,仔细一看是一只鹅黄色的、身上带有细细黑色条纹的蝴蝶。它萦绕在爸爸的病床上飞着。当时,我正在给爸爸换衣服,等我把衣服换好之后,它又在病房里飞转了几圈,才慢慢地飞出了病房……

当时的这一切,虽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忙着爸爸的后事也没想太多。但还是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觉得有些奇怪而已。为什么在一个大夜里能有蝴蝶在飞,没有阳光没有花朵是什么引来了蝴蝶在飞?

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乔羽叔叔就来到家中慰问。我就把昨夜在医院里看到的,这一神奇怪现象讲给了他听。乔羽叔叔仔细听了我的描述之后,感慨的说:“那是你的爸爸化蝶了。”乔羽叔叔接着还说:“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出现的状况,传说中只有真正的文人达到一定境界精神升华之后,才会出现的这种化蝶现象。”最后乔羽叔叔还说:“你爸爸他留恋人世间啊,舍不得离开你们。所以才在病房里飞来飞去,那是在和你们告别呐!”有关化蝶的故事,我们都曾经听说过不少,但这一次却让我亲眼所见,还是看着自己的父亲化作蝴蝶飞走了,永远的离我而去了。

每当想起这些,我就不再伤悲、不再难过了,想着爸爸不知现在已经飞去了何方,是不是还做着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爸爸在天上,一定还是继续搞他的歌剧事业。

爸爸走后,我和弟弟决定,让爸爸和妈妈合葬。他们一起住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爸爸生前的又一“忘年交”、剧作家黄奇石(《爱的奉献》词作者)也是爸爸生前最后一部歌剧的合作者。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们一起合作创作了歌剧《韦拔群》。当时他也是曾是丁香小院的常客。从那以后,黄奇石就成了我老爸无话不谈的好友。

再后来,迁入新居,我们两家还是上下楼的邻居。我家住一楼,他家住在四楼。他每天下楼路过我家时,必定是要进来坐坐,和老爸聊上一会才肯走的。我记得他也说过:要是每天不来和陈公聊上一会,就好像少了点什么。爸爸晚年也一样,要是几天没有见他一面,老爸就会若有所失的说,是不是几天没见到黄奇石了,他有几天没来了吧。

爸爸走后,黄奇石写了“陈公千秋、歌剧万岁”的挽联,敬献在爸爸的灵前,并怀着深切的情感与怀念撰写了在爸爸追悼会上的散发的“陈紫同志生平”一文 。后来我们姐弟二人一起商定,要在爸爸的墓碑上刻上他挽联上写的那八个大字。

最后我们考虑到,爸爸和妈妈是要合葬一起的,由于有这个因素,我们最终在墓碑上,改动了二个字刻上了“父母千秋,歌剧万岁”这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浓缩了我们对父母的爱,和对爸爸一生事业与追求的理解与推崇。

感谢上苍的安排,使我成为了他们的女儿、亲人与朋友。父亲既是我心中的偶像,也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更是我们大家心中敬爱的一个歌剧大师,一个值得我们终生怀念、永远爱戴的亲人!

视频专访:NO ME投资人陈浩和郭斌谈为什么投资北欧设计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NO ME投资人陈浩和郭斌都是80后,他们认准北欧设计的优势,决心借助投资合作与北欧设计在中国乃至世界共谋发展. NO ME的意思是对自己的过去说NO,重新开始生活,目标人群是15-25岁之间。请看北欧绿色邮报网和瑞典华文电视记者陈雪霏对他们的视频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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