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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年:1978年12月18日,那一年这一天

北欧绿色邮报网转发祝华新的博客: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我们这代人的命运,由此发生深刻的转变。
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做了一个特别的安排:11月19日安排上海的一出话剧《于无声处》给会议做专场演出。
这一年9月,上海热处理厂一个小青年宗福先创作的《于无声处》,写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受益者与受迫害的老干部两个家庭之间的恩怨,涉及当时党内外议论纷纷的一个敏感事件。前一个家庭的女儿在公安局奉命侦缉的散发天安门诗抄的“罪犯”,就是后一个家庭的儿子、自己的恋人。
《于无声处》剧组在北京火车站受到英雄般的礼遇,文化部副部长率领群众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剧组成员在北京街头购物,被一位中年妇女认出,对方相见无言只是泪流满面。剧组上车她也上车,剧组下车她也下车,问她有什么心事,她却什么也不说,只是一路哭,哭到后来她走了。很多年后,宗福先还记得那一幕:“我不知道她在‘文革’中遭遇了什么,跟我们戏里面的主人公有什么相同的命运,就这些事是让我永生难忘的。”
1978年11月16日,话剧《于无声处》在京首演,天安门英雄韩志雄(右三)来到排练现场
这一年,安徽大旱,粮食减产,大部分地区连人畜用水都发生困难。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和基层干部批准或默许了农民在饥馑的绝望中铤而走险的举动——包产到户。
人民日报老记者姚力文回忆,当时安徽很多农村一家人不能同时出工,因为没有那么多条裤子!上身有了,裤子不够。姐姐出工的时候,弟弟在家;弟弟出去,姐姐在家。揭开锅一看,都是菜叶,基本上没什么粮食。万里下乡时看到这些,当场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沉痛地表示:“执政二十多年了,现在老百姓还这样,我们真对不起老百姓!”
早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员的姚力文曾亲眼目睹,安徽芜湖、滁县的地委书记当众承认是政府的蛮干给农民带来大饥荒,导致家乡生灵涂炭,都痛哭流涕,痛悔不已。姚力文感慨:真正的共产党员都有这样一种“赎罪感”。
万里主导,1977年形成了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当时简称“省委六条”),突破禁区,为生产队自主权和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开了绿灯。
安徽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是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辑秦川在延安根据地的同事,及时向秦川通报了安徽农村改革的大胆尝试。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姚力文和新华社记者田文喜的报道《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向全党推荐安徽的“省委六条”。姚力文与总编辑胡绩伟商量为报道写一篇“编者按”,胡绩伟大笔一挥,加上:“省委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安徽省委这样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一个好榜样。”
中央党报的总编辑表扬省委书记,在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姚力文小心翼翼地提醒胡绩伟,说万里“好榜样”是否得体?胡绩伟一瞪眼说:“这个不是榜样,什么是榜样?”
1978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既广才路 又开风气》,赞扬:去年春夏之际,恢复高考的消息刚传出,许多家长和青年便奔走相告。走到每一个朋友家中,只要有子女具备高考条件的,你可以看到,无不在埋首读书或振笔答题。若遇一家人围坐谈话的,也无不是大谈如何备考,一派兴高采烈。而青年们之间,又纷纷互相交换复习题目,互相交流复习经验。评论感慨:看到青少年一代的新面貌、新风气,“这正是光明的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邓小平在“文革”后复出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指示恢复高考。当时教育界管理层顽强抵制。据《人民日报》的追忆《招生会议上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有人说:录取考试成绩好的“剥削阶级家庭”考生,就是“排斥了工农子弟”,丢了“政审标准”,犯了“阶级路线的错误”。这样下去,“看贫下中农反你不!”
1948年参加革命的人民日报政文部记者穆扬急了,悄悄约请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6位代表开了个小型座谈会,当晚整理出一份内参(另一位记者王惠平参与打磨),点名批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35岁的政文部主任保育钧,一看非常重要,马上报送总编辑胡绩伟。9月15日,人民日报以《情况汇编》(特刊第628期)报送中央。邓小平正是手握这份内参,警告刘西尧:“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1977年、1978年两届高考,有1160万人走进考场。据1977年湖南考生一清回忆,当年湖南高考作文题叫《心中有话向党说》。父亲参加阅卷归来,掏出一篇作文的手抄本,郑重地召集四个孩子来听——
“我的父亲是个教师,在‘四害’(指江青等“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臭老九’的孩子怎能进高校?我的心沉闷,我想哭,但是我不能哭出声,因为‘四害’会说你是‘大学迷’,是不想接受劳动改造。每当北斗升起,我总是仰望着它,诉说着心底的不平,期望着东方的拂晓!
当我颤抖的双手接过小小的‘准考证’时,我从未流过眼泪的眼睛这一次湿润了。我望着这份珍贵的‘准考证’,心啊,如卷起的春潮。”
父亲哭了,一清脱口而出:“爸,您别念了,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是我写的啊!您难道不觉得这一切都是写的我们家里的情况吗?”
这个准考证号“001295”的作文,在阅卷时引起极大的争议,开始因为“对社会不满”判了0分。在阅卷快要结束时,餐桌上,有位老师提出了异议,立即引起更多的人对文章的关注。情况迅速汇报到省招生考试中心。
省里的干部闻讯赶来,所有阅卷教师集中在一个大礼堂里,由一位女教师在台上朗读。教师们更容易对“臭老九”人生际遇的倾诉产生共鸣。台上,朗诵者已是泪水满面,台下也是唏嘘一片。最后,一清的作文从0分改为满分!
这是只能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传奇。农村的包产到户,城市的恢复高考,党心民意向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务实改革的领导人靠拢。
1978年岁末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永垂史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紧随其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都是在华国锋的中央主席任上召开的。虽然华在政策理念上都是这些会议的批评和批判对象,但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又是以华的宽容和宽厚为前提的。
普通人在那个年代更多的感受是文化氛围的宽松祥和。1978年11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著名演员金山的文章《谈日本影片<望乡>》,谈到日本妓女题材的电影《望乡》引发的争议。有人担心,放这样的影片会把青年引到邪路上去。金山主张:被骗卖到南洋当妓女的贫苦妇女阿崎的悲惨遭遇,恰恰是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冷血,抨击了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的社会制度。随着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发展,今后还会而且一定会更多地接触到象《望乡》这类文艺作品。是禁止青年去接触它,还是加以适当的指导,让青年正确地去理解这样的作品呢?“禁锢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能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老作家巴金也曾挺身而出,为《望乡》在中国公映辩护,强调年轻人自有鉴别能力。80年代胡乔木在参观一个“非法出版物”内部展览时,看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赫然在列,认为非常不妥,提出这本书西方开始时争议很大,后来又肯定了。萧伯纳在女儿结婚时还将这本书作为礼物赠送给女儿。乔木建议在适当时期出删节本。
江青等“四人帮”被捕后,从1976年年底到1979年,共解禁了600部“文革”前拍摄的电影。大家都理解文化荒芜的现状亟待改变,“饿狠了!”电影复审小组的工作人员最忙时一天要审看6部电影。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不是过来人,很难理解这样的歌声在内心引发的情感波澜。它是对文艺生活和社会生活正常化的殷切呼唤。曾被打成“右派”发配新疆16年的作家王蒙,“文革”后听到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激动得哭了:“因为原来以为不知什么时候还能听到它”。他由衷感慨:“拨乱反正,这是一篇很不好做的文章。困难之大,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少见的。但是,我们党中央,稳定地、正确地解决了它。这些事实,使我对党、对前途,都充满了信心。”
1978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理论组的一篇文章《从禁锢图书看“四人帮”的愚民政策》,列举了一批被江青等“四人帮”查禁的图书名录:
——革命历史传记和革命回忆录。写周恩来领导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勤工俭学生活回忆》,写朱德的《朱总司令的故事》,与叶剑英有关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广州起义》,写邓小平领导右江起义的《回忆红七军》、《广西革命回忆录》,写贺龙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记贺龙》,写陈毅的《难忘的三年》,全部成了“禁书”。
——现代革命文艺作品。像京剧《逼上梁山》,歌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话剧《刘胡兰》,小说《吕梁英雄传》、《青春之歌》、《红岩》、《暴风骤雨》,电影《李双双》,戏曲《朝阳沟》,以及大量的诗歌、民歌等等,统统诬之为“毒草”,打入冷宫。
——哲学、经济学、历史研究等方面的大量图书,也都列为封存对象。杰出作家如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盖斯凯尔、列夫·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作品,绝大多数都不许开放。哲学、史学、经济学以及文艺评论和文学史著作,例如《中国文学史》、《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中国文学史讨论集》等等,被封存了。甚至一些资料性、知识性图书,科学家传记等等,也被视为异端,不能开放。
文章语带悲愤地写道:“四人帮”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将大批图书定为“毒草”,长期禁锢,图书开放范围越来越窄,数量越来越少。“四人帮”及其党羽却妄图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业绩都扫荡干净,把我国人民拉回到“穴居野人”的蒙昧时代去!文章指斥“大量封存图书的法西斯手法”是一种“愚民政策”!
1986年10月11日,我作为人民日报科教部记者采写过一篇新闻报道《放胆“拿来”世界文化》。让我感动的是,报社值班领导同意发了这样一段不乏冲击力的导语:“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我国出版界这几年大量介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就是精神文明领域对外开放的一个侧面。”
中国从来不缺乏才智之士,缺少的是历史的机遇。多少人都山间野草,自生自灭。而我这代人赶上了这一天,京西宾馆,几十年政治运动劫后余生的政治家们,倾听人民的呼声,拨正了国家的航向。
如果我们生活在1968年12月20日的北京,只能跟青年诗人食指一样悲鸣: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我的心胸。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就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如果在上山下乡的艰苦环境中,我们只能像郭路生一样倔强而无望地期待: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然而,我们有幸生活在1978,生活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伟大时代!
80年代大学生爱读茨威格的一本书《人类群星闪耀时》,扉页里有一段话,“当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之际,火花闪烁,那样的时刻从此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

特稿: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的地方—— 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驻荷兰特约记者张卓辉)–今年立春,回穗探亲期间,适逢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1898—2018)。于是,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专程前往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的地方瞻仰参观。

那是上个世纪30年代,第一家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西餐馆,首先诞生在广州城央永汉北路(今为北京北路,广东省财政厅前)—太平馆西餐厅,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就在这儿举行简朴而郑重的婚礼。

新婚燕尔的周恩来、邓颖超在太平馆摆了两桌茶点,以招待他们的亲朋好友。客人中有邓演达、何应钦、钱大均、张冶中、陈延年、邓中夏、恽代英、陈赓、彭湃等人。这一天,曾在法国一起留学的李富春、蔡畅夫妇抵穗,也赶来贺喜。彼时,在广州沿江中路的黄埔军校筹备处办公的蒋介石,因犯了流鼻血的老毛病,他没有来参加政治部主任的婚礼。

席间,张治中说,新娘子在“五四运动”中当过演讲队长,要让邓颖超讲恋爱的故事,大家拼命鼓掌。邓颖超曾回忆说:“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邓颖超就站起来,把他们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番,还背了周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张治中夸赞周夫人果然“名不虚传”。

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那个年代的情书,寥寥几字,却承载了生命的全部重量。邓颖超说:“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周恩来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结婚那一天,邓颖超刚从天津匆匆赶到广州,和周恩来在广州拍了《结婚照》。他们没有仪式、没有满座的高朋,有的只是久别重逢后的欣喜和温馨美好的新婚之夜……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周恩来同志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这就是爱情,这一年,他27岁,她21岁。

当时处于大革命时代洪流中的广东,这种给予人们温馨与祥和的记忆已变得颇具戏剧色彩。然而那段历史太过悠久,见证人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从尘世的喧闹声中一一离去,人们甚至无法见到任何一张当时宴请时的照片。

婚房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公寓

广州市文德东路上一排黄色的百年老楼,斑驳零落的墙皮诉说着它的历史。目前,这里仍住着“七十二家房客”。1925年,当时设在毗邻文德路的文明路75至81号办公的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租了文德楼的部分房子给工作人员居住。李富春、蔡畅夫妇住1号二楼;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住4号二楼。而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住文德楼3号二楼;在这个普通的广州人家里,客厅正中挂着周恩来12寸的黑白照片,几十年来,均是如此。这个房间,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新婚住过的地方,结婚时的合影还挂在墙上。“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唯有在广州的民居、餐馆、学校能遇见周恩来和邓颖超新婚的合照,让人涌起久违的亲切与温暖。” 周恩来的侄孙女周晓瑾曾这样忆述。

邓颖超曾这样回忆:“我们那时候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开放了。”

然而,1926年3月,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发生,改变了周恩来夫妇的工作和生活轨迹。邓颖超后来回忆,“1926年5月,‘中山舰事件’后,住进万福路190号南华银行楼上”。因为,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正是在其文德楼4号的寓所内被抓的,这个事件是国民党右派反共的信号,而作为共产党人的居住地之一,文德楼此时完全暴露,安全受到威胁,搬走是势在必行。万福路190号是中共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作机构,广东区委军委秘密办公的地方,具有隐蔽性,这是周、邓决定搬到那里的原因。但与文德楼不一样的是,万福路190号是兼作办公和居住两用。

根据聂荣臻元帅回忆,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周总理和他先后离开了国民党的军队系统,他们在万福路南华银行二楼办公。当时南华银行二楼中间是一个大厅,入门右边有一张办公桌和几张椅子是周总理办公的,西边的房子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居住的,房内有一张西式双人床及一些行李杂物。解放后,聂荣臻也曾回去南华银行看当年周总理住过的地方。1971年11月2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范文同总理瞻仰胡志明主席在广州(文明路248号、250号)举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旧址。誉为“周恩来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黎显衡作为工作人员陪同。回忆起这段往事,黎老哈哈地笑:“当时,领导交代我不许出声,不许讲话。但周恩来总理突然转过来问我,’广东区委旧址在哪’,有去参观的意思。总理问,我总要回答吧,我说还有六七十米。总理一看人行道上的车龙,又是车行的反方向,就没有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广东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文德路口折向东不远的中山四路42号便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原为明代修建的孔庙,清代更名为番禺学宫。清末民初曾改为八桂中学。1926年5月至9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此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53年成立“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至今均为该纪念馆使用。1961年,国务院公布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解放后曾两次到太平馆请客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到太平馆视察和请客。根据上世纪50年代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关相生回忆:1959年春,周总理解放后第七次来广州工作。一天,他和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已故)奉命去太平餐馆安排饮茶,并交代一定要上石岐乳鸽、蛋挞等,还要将座位摆成马蹄形。第二天早晨周总理约请陶铸(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陈郁(广东省省长)、朱光(广州市市长)、曾志(陶铸夫人)等参加,尝试了名莱“烧乳鸽” (太平馆的红烧乳鸽全广州第一)、“牛尾汤”、“猪扒”。席上周总理站起来对大家说:“30多年前,我和小超在此地结婚,张申府先生宴请我们,今天按当年摆设请大家坐坐。”张申府留学法国时,为建党之组织者之一,他请周、邓饮茶很自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可能参加。——原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初回忆录(欧初著:依旧红棉———与广东有关的名人逸事第13篇),见2000年4月24日《羊城晚报·花地》。周总理对服务人员和蔼可亲,上菜递巾时点头致意,告别时一一握手,上车后还挥手道别。

时任太平馆餐厅营业部主管的西餐老行尊,年逾八旬但精神爽利的谢兆永记忆犹新地对来访者说,他当年还是个30多岁的后生仔(粤语意为年轻人)。1965年(谢老坚决否认1963年的说法,因为他是1964年才来太平馆工作。)的一天早上他接到执行一项重要接待任务的通知,马上到广州市郊的各大农场转了一大圈,好不容易收购到十多只或肥或瘦的乳鸽,准备作招待客人之用。

深夜12点,客人来了,一身灰色中山装,谢老发现他竟是周总理!这种惊喜降临到他身上,谢老手都开始颤抖了,而周总理的大手偏偏首先伸向了他,说:“大家辛苦了,辛苦了。”谢老开心地笑了,怎么能不笑呢?这种紧张的心理在他生命中出现一次也就足以受用一辈子了。店中员工们都为之喜出望外,兴高采烈,大家倍感光荣。

  事后,谢兆永才知道,总理是在中山纪念堂观赏了著名粤剧艺术家红线女(原名邝健廉,周总理誉为“南国红豆”。2009年10月11日,她荣获首届“中国戏剧终身成就奖”。)的精彩演出后,特意到30多年前与邓颖超结婚后宴请宾客的地方来看看的,陪同的省市领导有陶铸、区梦觉、曾生等,还有当时的著名艺人红线女。著名粤剧艺术家红线女曾向太平馆总经理何泳仪提到:一次在中山纪念堂演出后,周恩来总理带演员们过来太平馆吃夜宵,才让她真正认识了太平馆,从此结下不解之缘。红线女的入党介绍人而且于1958年至1961年间与之共事3年的广东省粤剧团原团支部书记朱真也回忆道,1955年,因为周总理的邀请,红线女放弃了在香港如日中天的电影事业回到内地。粤剧“南国红豆”这一别称是周总理提出的。在一次为昆曲《十五贯》举行的座谈会上,周恩来提到了粤剧,肯定了粤剧改革的成绩,并说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都应受重视。她还透露,红线女爱惜声带,不喝饮料不吃辣食,每天固定喝某种茶叶护嗓。在北京时,周恩来得知红线女茶叶用完后,特派粤剧团的工作人员回粤取茶,关怀之情可见一斑。1958年12月1日,毛主席题词:“活着,再活着,更活着,成为劳动人民的红线女。”

那顿夜宵吃了一个多小时,席间总理谈笑风生,临走时再次对接待人员说:“大家辛苦了,这么晚,还辛苦大家,谢谢你们!”同时总理托付广州市长曾生回太平馆告诉大家,他自掏腰包请工作人员吃炒面。那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待遇了。此时,谢老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与动人的感叹。

   周总理对办好国家企业十分关心,曾多次向地方领导询问太平馆的情况,并指示要把它办好。随后太平馆在上级领导安排下,先后经过了1956年和1959年两次扩建。特别是1959年那一次,周总理亲临视察后,指示将隔临的原新华书店宿舍拨给太平馆扩建,另安排地方给新华书店。由此可见对太平馆来说是一种贴心的关怀,也是共和国总理某种情怀的真实写照。

百年老字号 广州西餐第一家

 作为美食之都的广州,百年老字号餐馆并不罕见。其中,坐落在北京路北段的太平馆是历史最为悠久,同业之先而且充满欧陆风情的西餐馆。上世纪30年代,西餐已经成为中国上层社会的一种风尚,许多有钱人家都有专门的西餐厨师,而到国际饭店去吃西餐,更是当时最时尚的社交方式。自19世纪末年广州人徐老高在太平沙售卖“西式煎牛肉”开始,这间餐厅已经走过一个半世纪的时光,成为广州西餐业发展的一个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她再现光辉,焕然一新。

     2000年,太平馆被广州市政府命名为百年老字号西餐饮食单位,加以重点保护。较之60年代的太平馆经过扩建,餐位从200个增至500多个基础上;1994年由广州泮溪饮食服务企业集团与香港兴发有限公司合作经营,斥资过千万港元进行了全面装修改造,经营西餐更具特色和规模。餐厅现有餐位800多个,装饰设计新颖独特,环境优雅,浪漫温馨,更具欧陆风情。太平馆餐厅有传统名牌西菜800款,其中最著名的有“德国咸猪手”、“焗法国田螺”、“烧荷兰牛肉”、“葡国鸡”、“烟鲍鱼”、焗蟹盖”,风味独特,厨艺超群,充分显示出“百年老字号,西餐第一家”的品味。到了2005年春季,太平馆重新开业,安静而专注地做起西餐生意。3月26日装修一新的太平馆再现广州市民眼前。因为周恩来曾在太平馆3楼用过餐,经营方特意开设“总理餐厅”,并将周总理伉俪合照挂上墙。同时整理推出“总理套餐”( 牛油餐包、粟米鸡忌廉汤、烧乳鸽伴时菜、鸡丝炒饭、雪糕、咖啡或茶)和“总理夫人套餐”(牛油餐包、鲜茄忌廉汤、扒佛罗伦斯牛柳时菜、雪糕、咖啡或茶)。中西结合——中式装修、西式餐点。笔者看到,馆内的装修仿照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风格,光墙纸就用了金色花鸟、绿底镂金以及枣红碎花等多种图案,窗棂、天花、灯罩等采用五彩玻璃装饰,加上别致的拼砖地板,皮套卡座以及古色古香的屏风,还有馆内处处陈列着有关广州、北京路、历史名人的老照片,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怀旧气息。与此形成对比,太平馆的菜单上介绍的全是地道的西餐,价格在40到120元左右(当年市价)。

 东江集团负责人黎永星告诉来访者,太平馆复业之后专营西餐,除了相应更新客容量外,并保留了“德国咸猪手”、“芝士焗蟹盖”、“烟沧鱼”等六大名菜特色,太平馆还请回了几名曾在此工作20多年的老员工,有25年“馆龄”的何泳仪被请回来当餐厅经理。另外,还从香港请来两位西餐名厨炮制流行西餐。这家西餐厅虽然几易其主,但名字一直未变,三楼保持旧貌,仅摆几桌台,挂着周恩来和邓颖超新婚的照片。餐厅的何经理对来访者说,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和1963年,周恩来也来过这里吃饭,他每次来必点乳鸽,邓颖超则喜欢吃牛扒。餐厅于是推出了总理套餐、总理夫人套餐,很受欢迎。黎永星透露,复业太平馆主打怀旧牌,吸纳人气的将是其百年不变的六大名菜,处处显示出“百年老字号,西餐第一家”的品味 如今在北京路331号原馆斜对面,又开设了一家新馆,已经开门迎客多时。而且,太平馆早年已从广州发展到香港,称得上香港早期西餐厅典型的代表,并且被香港市民票选为第二届香港十大最佳餐馆。

【注明】

本文部分参考相关历史文献,图片,佐证资料。

附: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8年3月1日)

习近平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党、人民、国家和人民军队建立的卓著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杰出楷模的崇高精神。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周恩来同志出生于1898年,在他青少年时期,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人民命运十分悲惨。面对国家危难和人民困苦,周恩来同志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誓言“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立下“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远大志向。周恩来同志和他那一代杰出中国共产党人一样,深入思索,挺起脊梁,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他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远赴欧洲勤工俭学,通过反复比较,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他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我们党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1924年,他回国后即投身大革命洪流,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是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同志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在极其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周恩来同志积极开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指导和支持各地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周恩来同志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并取得胜利。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方针,亲赴西安,多方斡旋,推动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新局面。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工作,广泛团结和争取各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同志陪同毛泽东同志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随后率领我们党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谈判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部署指挥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并推动国统区形成第二条战线。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持起草《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筹建作出卓越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奠基性贡献。周恩来同志担任政府总理长达26年,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周恩来同志提出:“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周恩来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分清轻重缓急,做到统筹全局、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必须全面发展。周恩来同志提出科学是关系经济、国防和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高度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强调“我们要搞尖端国防。尖端和国防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亲自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规模科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极大提升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对外经济交往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调“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周恩来同志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同志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周恩来同志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卓有成效领导了党和国家外事工作。他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他推动我国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周恩来同志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普遍尊敬,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中,周恩来同志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运转,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周恩来同志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这不仅深深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局,而且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准备了条件;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周恩来同志从1927年起就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巨大心血。周恩来同志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总结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中汲取智慧,善于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思考和深刻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启迪。

同志们、朋友们!

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中国人民在自己选择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凯歌行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

——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还说过:“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周恩来同志一生都遵奉自己的誓言。不论革命力量多么弱小,白色恐怖多么残酷,对敌斗争多么激烈,政治局势多么复杂,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挑战多么严峻,担负的责任多么艰巨,个人的处境多么困难,他都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精神。正如他在自我解剖时说的那样:“我做工作,从来没有灰心过。”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复兴中华民族的伟业始终充满必胜信心。在他心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如磐石。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决定着我们的方向和立场,也决定着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固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周恩来同志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和得失,任何时候都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把维护和巩固党内团结、维护和巩固党的政治大局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绝对领导。为警惕和“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周恩来同志在战争年代担任红军主要领导时强调,“党的领导作用要绝对的提高。红军中只能有党的领导,党要运用集中指导的原则来建立权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负责政府工作时,周恩来同志提出必须加强“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周恩来同志总是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维护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坚决反对和抵制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党中央权威的言论和行动。周恩来同志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任何条件下都首先要过好政治关。

看一名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首先要看政治上是否站得稳、靠得住,是否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始终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周恩来同志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周恩来同志说的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他说:“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周恩来同志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心系人民,对人民群众保持高度热爱,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做到了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共忧乐、共奋进。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深入群众、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他说:“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周恩来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周恩来同志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始终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周恩来同志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他常说:“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面对不同的时代任务和时代要求,周恩来同志总是以自我革命精神迎接新的挑战,参与领导和推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使自己始终同党和人民事业一道前进。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些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誓言。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我们党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周恩来同志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周恩来同志一生勇肩重任,勇挑重担,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说:“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新中国成立后,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辛苦,夜以继日,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即便是得了重病之后也是如此。周恩来同志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他数十年如一日,即使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抱病操劳国事,心忧百姓。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面临着新的风险、新的挑战、新的困难,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各项战略部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

——周恩来同志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周恩来同志毕生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他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周恩来同志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党组织进行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周恩来同志所在党小组的组长。有一次,周恩来同志问魏国禄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回答说,党小组会议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有通知。周恩来同志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说,那怎么能行?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1958年1月,周恩来同志到杭州视察,随身带着自己的枕巾、棉褥子、床单、被子。被子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一床,洗得已经泛白。枕巾用了又用,中间已经破损,周恩来同志就把破了的地方剪掉、两端重新缝上继续用。浙江省警卫处的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趁他去开会的机会从后勤部门领了一条新枕巾给换上了。周恩来同志开会回来后发现换了新枕巾,就对浙江省警卫处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周恩来同志坦率地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身新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我这样做不光是一个人的事,而且是提倡节俭、不要追求享受,提倡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本色。上世纪50年代,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周恩来同志带头把在淮安老家几代亲人的坟墓托人平掉,把整理出来的土地交公使用。周恩来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周恩来同志谆谆教导晚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同他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周恩来同志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连自己的骨灰也不让保留,撒进祖国的江海大地。“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集中写照,永远为后世景仰。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觉接受监督,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拒腐蚀、永不沾,决不搞特权,决不以权谋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

同志们、朋友们!

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曾经写下这样的寄语:“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周恩来同志还说过:“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周恩来同志生前致力于解决的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周恩来同志生前操碎了心的广大人民群众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周恩来同志生前念兹在兹的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完全实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线已经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乘风破浪前行。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发进取,埋头苦干,勇于开拓,勇于创新,为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新年寄语:2018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吉祥如意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新年寄语:

亲爱的朋友们,

2018年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2017年宣布结束。回顾过去的一年,是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发展比较迅速的一年。北欧绿色邮报网在这一年里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继往开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道。这是北欧绿色邮报网在政治上的一次巨大进步。

北欧绿色邮报网紧紧抓住绿色发展这个中心,目的是为建设生态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为祖国的可持续发展添砖加瓦。同时,立足本地接地气,为广大华人华侨服务,歌颂华人华侨的风采!

我们报道了国内很多文化绿色访问团体与当地相关部门的交流与合作。

我们也报道了瑞典的世界水周和诺贝尔奖的发布和颁奖仪式。我们还报道了一年一度的斯德哥尔摩电影节。

我们报道了北欧致公协会的成立,瑞典青田同乡会,瑞京华人协会,瑞典针灸学术研究学会承办世针联一带一路针灸中医药高峰论坛,瑞典安徽科技商业协会19大之后座谈会,一带一路中瑞高峰论坛,瑞京中文学校,瑞青中文学校,瑞典新星中文学校和瑞典华人教师协会等许多华人社团的活动。我们专访了北欧致公协会会长曹义海,瑞青中文学校董事长叶沛群,挪威北欧集团董事长曹侃,瑞中企业家协会会长张巧珍,著名话剧演员濮存昕,当代画家代表人物张方白,书法家钱玉清等华人科学家,企业家和艺术家。

我们也参与组织了北欧之春国际文化艺术节的文艺演出活动。

北欧绿色邮报网深受广大华人华侨和驻瑞使馆的喜爱,也得到他们的极大鼓励。没有他们的鼓励,我们是活不下去的。有的朋友为了帮助我们,积极主动在这里做广告,或者是提供爆料。对此,我们都很欢迎也不胜感激。我们愿意为大家的生意日益兴隆推波助澜。无论是美食,还是服务都可以宣传。

同时,北欧绿色邮报网也加入了世界华文媒体联盟,香港一带一路流媒体联盟等媒体组织,积极参与互动,交流经验,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深厚的底蕴和丰厚的经验。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在荷兰也有特约记者,同时在北京也建立了记者站。

2018年即将到来,在新的一年里,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将再接再厉,继续搞好新闻报道,继续挖掘瑞典乃至北欧华人华侨的风采。同时,我们将竭诚欢迎广大华人华侨支持我们,可以在我们这里做广告,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报道材料,接受我们的专访。

2018年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一年,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消灭绝对贫困的关键开局之年,中国人讲究逢八必然吉利,必然大发。因此,在2018年,我们将树立一个稍微大一点儿的目标,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满足大家的需要。

我们要借着中共19大的春风,走好“一带一路”,讲好中国故事,也讲好华人华侨的故事,同时,继续高举绿色发展的大旗,为中瑞之间的绿色合作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北欧绿色邮报网在瑞中桥的框架下也将继续提供中文讲座,为大家了解瑞典社会提供帮助,也可以为国内想来瑞典考察的朋友提供相关帮助。

亲爱的读者,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存在,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继续支持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进步!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让我们以屠呦呦教授在诺贝尔医学奖讲座结束时引用的这首唐诗来互勉吧!

掏心窝子说,祝广大读者朋友们,亲朋好友们,同学们同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2018,一定要发!

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可以和我们联系。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主编陈雪霏

电话 00 46 708261336

chenxuefei7@hotmail.com

chenxuefei@greenpost.se

wechat: chenxuefei7

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银行账号是:bankgiro: 840-7157

2017年12月31日21点30分。

杂文:拒绝购买便宜货  拒绝贪婪和欺骗

北欧绿色邮报网杂文 晨曦

被骗有时是难以避免,因为骗子太多。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查儿,又长出一查儿。小时候,听父亲讲爷爷被绑架,后来爸爸被小偷儿把要过年的钱都给偷掉,奶奶告诉我她赶集的时候,小偷从后边把背包用刀拉开偷东西。因此,我经常用手捂着背包,从来不敢放松。

尽管如此,也还是难免上当受骗。但是,仔细反思,为什么骗子总是找你呢?为什么总是你遭到骗子的利用呢?如果使劲扣问良心,会发现在心底里有一种小贪心,就是贪图便宜。而这种贪便宜的行为往往会被骗子利用。

最近,我看的伊朗电影《没日期没签名》里演出的就是一个爸爸买了便宜的死鸡肉造成孩子食物中毒致死。

轻的是花钱买房,房子不能及时如约完工,拿不到房产证,买树,卖树的人很快进了监狱,导致你买的树成了假交易。买房,交了钱,开发商却已经不知去向。花钱买药,结果药是假的。你呆在家里,人们电话追踪你,让你购买书说便宜,看报纸,说免费,结果下个月就给你寄账单。

结果往往是你占了小便宜,却吃了大亏。如果你花更高的价钱,就不会上当受骗。即使上当,那是你愿意。问题是有人就是想用便宜来骗那些没有钱的人。越是没有钱,越容易被骗。有钱的人,花更多的钱,获得的服务通常好一些。

因此,我认为这是社会问题。那就是骗人的成本比较低。任何人,越是忽悠的厉害,信的人越多,结果,往往上当受骗却不自知。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守住底线,对于没有根底的企业就是不能信任,对于不认识的人就是不能信任。拍拍良心,看你是否真的需要那些便宜货。不要贪小便宜。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要做。不要轻易相信人。

不要觉得每个人都象你一样善良。你的善良有时会被人认为你这样是好骗。任你千言万语,我就是不买,你能怎样呢?不买不上当,不买不受骗。宁可少挣点儿,不要被坏人利用。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把那些喜欢做小买卖的人都提高了社会地位,说是活跃了经济,但是,越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地方,强迫消费是你很难避免的。例如,多年以前,我走在南京路上,路边小贩就塞给我两件T恤衫,立即要钱,当你走路累了的时候,你就无法拒绝地无意识地掏了钱,买了,过后仔细想,如果不是当时糊涂,觉得不贵是不会买的。当你买贵东西的时候,你总是三思而后行,想半天,结果往往是你觉得很值,不会后悔。

相反,便宜的东西,往往只是因为觉得便宜,就忍受了一些瑕疵。这种容忍的后果就是家里东西很多,但是,最后,你发现没多大用,只是占据空间。这种便宜货都是浪费时间精力的东西。久而久之,有一种被骗的感觉。虽然有人说,十个有九个都经历过被骗,但我想还是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的。

人就是要吸取教训。拒绝购买便宜货,拒绝上当受骗。对于骗子的识别也要有一双慧眼。如果他说自己是偷来的好东西,十有八九这不是好东西,即使是好东西,也不应该买,因为买了偷来的东西,就等于是购买赃物,也是不合法的。

要有法律和道德意识,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要以为有什么关系就可以颠倒黑白。因为黑白一旦被颠倒了,迟早还会还原的。因为黑暗只要一见到光明,就完蛋了。

所以,拒绝贪便宜,拒绝上当受骗,拒绝购买就是最简单的办法。俗话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俗话也说,上当受骗的人往往是无知,是没有用理智想好或识别骗子的伎俩。有时候,我想保持高姿态,觉得骗子挺可怜,自己舍点财也无所谓,但这种想法实在是精神胜利法。骗子其实是挺可恨的。对于值得同情的人,可以同情,但是对于骗子,一定要警惕,否则,他们会让你的生活非常不方便,你也会觉得自己是个大傻瓜。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都想做聪明人,不想自己是个傻瓜。但是,很多行为却反应出自以为聪明的人,最后,是不太聪明。不能识别骗子,也是因为社会上骗子太多,嘴上都说是为你好,但结果可能恰好相反。所以,凡事应该动脑筋,不要被一时的便宜所迷惑。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饼。欠的账要还,吃的亏,迟早也会被还回来,所以,不要在乎。但也不能总是吃亏,总是上当受骗。相信乌云总是会散,阳光总在风雨后。

纪念教师节:师生叙旧情 情浓香满楼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

仅以此篇文章纪念教师节,感谢恩师,没有你们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今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和丈夫一起回国探亲,也可以说是寻根之旅。我们每次回去都是有主题的,例如,母亲庆66,父亲庆80,弟弟结婚,弟弟生子。这一次,要到其他地方看看,也要看看我的中学老师王玉书。

王玉书老师是我初二时的班主任。他教我们数学。那时,我还是个调皮的学生。其实,我从小一直都是很听话的,妈妈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从来没有什么反抗,也不敢反抗。因为只要简单的暴力,我们就得服服帖帖,再加上两个小的比我能反抗,所以,我就是那个听话的大姐姐。

但是,到了初二,我刚刚在初一全年部得了个数学竞赛第一名。当时,数学老师谭广民找我,说你数学怎么才答36分呢?我说不可能,我敢保证我只有(零除外)这三个字没写上以外,我肯定全答对了。老师帮我去复查卷子,结果发现还有两张价值60分的卷子没有算上,实际上应该是96分。

那个时候,我的记忆力还真是挺好的。我和爸爸一起都是追电影族,就是追着去看露天电影。无论是我看电影了,还是听广播了,我都能复述下来。所以,我可以没完没了地给同桌同学讲故事。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居然磕着瓜子儿上课。为了逃避老师的眼睛,我和周英杰,张同学一起坐在最后一排的大长板凳上,一边嗑瓜子,一边聊天。但是,我们是逃不过老师的眼睛的。尤其是王玉书老师,虽然他很和蔼可亲地讲着课,但他非常明白谁在偷懒,或者不好好听讲。正当我讲在兴头上的时候,老师一个粉笔头砸过来,陈雪霏,这个问题怎么回答?让我好不尴尬。

后来,我在以前的瑞中桥网上发表了《我的小传》描写了这段情景。我也不知道是否有人读过。突然有一天,我在微博上收到一个留言。“我就是那个向你扔粉笔头的老师”。

哇塞,王老师多大年纪了?居然在用微博?我立即回话,结果发现王老师住在锦州市。我的脑海里依然定格在80年他着白上衣,蓝裤子,有时带着一顶蓝色的帽子。他一点儿也不象农民,他很像城里人。我一直以为他是郭大屯人。实际上他是班吉塔人。说起班吉塔,虽然这是一个小镇。但是,对于我们这18个大队的农村人来说,对于奶山沟村的农民来说,班吉塔就是城里。这里真有一座佛塔。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有。那时候,我觉得那座塔很高很高,有很多麻雀在那里叽叽喳喳地叫。班吉可能是佛教里的一个名词,总之,我感觉到吉祥如意的意思。班吉塔镇政府的房子,可以说是这个地方最好的房子。据说,曾经是张作霖的叔伯弟弟张作向的房子。张作向曾经在杂木林子住过。班吉塔镇的妇女即使下地干活,也是要把工作服穿上,回来再换上干净的衣服。不像我们家里地里一个样儿。一开始,我们还不喜欢她们那样,以为是臭美。但是现在看,人家是先进的理念。因此,王老师的文质彬彬也就不难理解了。

和老师联系上了,我真想去看看老师,也希望我的老公和孩子了解我的文化背景,生长环境。不管好坏,我都是真实的,没有半点虚假或虚伪。

那一天天气非常好。我们决定乘专车去县城,然后,去高中老师家吃饭。刚一出发,我心想,要不然就在下午一回来的时候,去看王老师吧。我也不想再吃饭了。也是怕给老师添麻烦。尽管这样太赶了,但是,我们出来也是确实不容易,尤其是孩子怕晕车。

结果,我给老师打电话以后,他说,你应该多给我点时间,我还有其他学生呢。那就一起吃晚饭吧。不过晚上,我还是必须赶回父母家。

不一会儿,老师说,晚上三点在香满楼会面。我心里想的是老师还有一批年轻的学生,希望交流交流学习经验。

于是,从高中老师那里出来,我们就到锦州市的香满楼去了。从铁北过去,很多名字都是我曾经熟悉的名字,但是,今非昔比。庄稼地很快就没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接一幢的高楼大厦。

3点半多,我们终于到了。王老师就在门口等候着我们。一下车,我一下子就认出他来。但是,过去的白色的皮肤变得黑黄了。但我还是想不到他已经79岁了。我依然觉得他也就刚退休,然后,还在外面上课呢。

一到二楼,更让我吃惊了,原来,他的所谓学生,都是我的老师!第一个让我认出来的是我初中一年级的张玉凤老师。张老师端庄大方严肃认真,说话比较慢,但口齿非常清晰。原来她也是锦县一高中毕业的。说话很有威严。她实际上住在地藏寺,就是我们村。我们村边上就是班吉塔中学。所以,不光我们上学方便,她上班更方便,都不用骑自行车,走不到五分钟就到了。她曾经住过的房子,现在是我二哥的房子,当然他们重新盖的。她的儿子大古金长的白胖白胖的。但是,当时得了一种病,就是爱出血。我们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同学们之间互相传播小道消息,把老师的身世了解了很多。她找了一个在黑龙江当兵的对象。一身军装,长得非常英俊。当时很少见。现在30多年之后,再看,也是象李向南一样的人物形象。明星范儿。那个时候,我们听说的黑龙江就是大森林里有很多熊瞎子,妇女们采蘑菇很容易碰上熊,据说碰上熊绝不能立即直线逃跑,而是要走八字,这样熊不一定能马上追上你。

左王玉书老师,右张玉凤老师的爱人。

这就是我了解张老师的一切。可惜,她教我们不长时间,就调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懂得什么叫依依不舍。我们这些穷孩子仿佛没什么情商。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在我的记忆里,她是那么完美,一切都很完美。她的爱情是完美的,因为她找到了一个很帅的如意郎君。虽然我们很传统,虽然我们很土气,但是,恋爱和婚姻一直是我们生活中的主旋律。《我们村里年轻人》反应的就是他们的爱情。他们那一代人的爱情,没有豪华的物质享受,但是,毕竟都是自己找的对象。

张老师也很惊讶我还记得她和有关她的很多事情。是的,有的时候,你给人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你自己却不知道。但我的幼小心灵里确实装着很多他们那个年代人的爱情故事。

例如,吴四宽,一个没妈的放牛娃,当了兵,回来以后,变得无比英俊,结果很多女孩都喜欢她。最后,还是班吉塔的一个漂亮姑娘嫁给了他。那个时候颜值就值钱。

另一个老师吴玉英,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是,我听说过这个名字。原来,她教过我大哥和二哥。我二哥放学回家经常会和我大哥大姐说起学校的事情,我总是在旁边偷听。

最有趣的一次谈话是我大姐几经周折去上了锦州卫校。到了卫校以后,她发现她的同学的父亲都是干部,最低也是大队书记。只有我的父亲是贫下中农代表,贫协主席。我二哥说,姐,你就说咱爸是县长!我们都一起哈哈大笑。那段时间家里很穷,但是,我们兄弟姐妹们在一起,总是非常开心。实际上,是我们的公社书记王兴汉推荐我大姐去的卫校。真该感谢这位好书记。

在座的还有一位是凌海市前办公室主任,也是王老师的发小。这样,实际上,这些人都是我的老师。

王老师的夫人是从黑龙江来的。说起来,我们村还真有好几个人是从黑龙江来的,所以,我们觉得和黑龙江人,四川人都有一种亲近感。

原来,王老师家是班吉塔的,而且是中医世家,父亲是老中医。因此,退休以后,他自己又从事中医按摩和推拿了。本来他就是学中医的。但是,60,70年代,急需老师,所以,他就当了老师了。而且,他也是吴玉英和张玉凤老师的老师。

我心里很感动,虽然我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是,老师把我走南闯北的遥远足迹也当成是一种更广阔的见识。我感到惭愧,但也感到自豪。是的,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们的培养,没有更多人的帮助,我也不可能从好望角,又到北极,从新西兰又到西班牙,从美国加拿大,又到撒哈拉以南的南部非洲。更不用说德意志,法兰西和大英帝国了。足迹够长。当然,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有很多人帮助过我,在教师节之际,先要感谢恩师。如果说我的小学老师张玉鲲教了我诚实和正值,我的中学老师其实是把我引上了进一步求学,要做一个有能力的自食其力的人的轨道。我从他们的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勤勤恳恳的身影中知道了我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认真学习,认真做人,认真做事。

我很后悔也感觉非常可惜没能在初三数学班主任金学胜老师去世前去多看他几次。好像毕业后,只看过一次。后来,我们三个学生一起想去看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一年多了。想起他,就想起他那俊美的笔迹。他曾经在我那龙飞凤舞的数学笔记上写几个字,立即让我无地自容。从那以后,我只好乖乖地练习写字。

虽然我后来走过了千山万水,但是,中学老师对我的教育依然铭记在心。虽然那时我很调皮,但却是我非常快乐的时光。有了那段快乐和自豪的时光,才让我在以后前进的路上不畏艰难,积极进取,攀上一个又一个学习和工作的高峰。

真心祝福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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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瑞典著名大导演伯格曼100岁诞辰庆祝活动拉开帷幕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瑞典著名电影导演伯格曼100岁诞辰庆祝活动18日在伦敦拉开帷幕。

英格玛伯格曼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扬.霍尔姆伯格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由于伯格曼的生日是在2018年的7月14日,众所周知,每年7月份,大家都在休假,因此,那个时候搞活动不是最佳时间。另外,伯格曼实在是大牌。他一生拍摄62不电影,100多部电视片,还有舞台剧。他不仅是大导演,还是剧作家,很多电影都是他自己写剧本,因此,庆祝活动从现在就要开始。

现在也正好是快到人们爱看电影的时候了。因此可以说,伯格曼实在是太有名了,而不能光在瑞典国内庆祝,而是要从上海到洛杉矶,从北欧到南非,全球庆祝。

霍尔姆伯格说,庆祝活动不拘一格,人们可以拍电影,也可以重演伯格曼的剧本,改编也可以。例如,丹麦的编剧就把伯格曼原来剧本里的男性换成女性,女性换成男性,这都是可以的,也是鼓励的。不管舞台大小,人数多少,也不管你是伯格曼的专家和影迷,还是对伯格曼一点都不了解,或者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也想读他的剧本或者关于他的书都可以。

伯格曼出生于1918年7月14日,于2007年8月去世,享年89岁。他一生都投入到拍电影,写电影当中去了。连著名导演伍迪.艾伦都说受到过他的影响。

著名华人摄影师李亚男最早也是学习电影的,很早就学习伯格曼的电影。后来,改成平面摄影,但是,感觉也从伯格曼那里受益匪浅。

或许人们受到的更大的启发应该是他那种执着精神吧。

据了解,伯格曼出生在瑞典最古老的城市乌普萨拉,他的父亲是路德教牧师,后来是国王的牧师。从小对英格玛很严厉。这也导致他很叛逆,最终和父亲决裂。而且不信仰宗教。人们总结伯格曼的电影充满了抑郁和绝望的情绪。

他著名的电影是《野草莓》,《亚历山大和范尼》。伯格曼从9岁就开始用电影器械,自编自导。他一开始是为人写剧本,但是到第二个剧本时,他就开始导演。

他的性格很强势,他的资源很丰厚。他自己曾经在文化界非常有影响。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他也染上了偷税漏税的风波。政府税务局指控他避税,直接派警察把他抓走。这对他来说是个巨大打击。

于是,他离开瑞典到德国呆了八年。八年以后,他又回到瑞典重新开始工作。但是,年已六旬的伯格曼还是感受到了极大的耻辱。这个感觉长时间难以忘怀。实际上是他在瑞士有一个子公司,主要用于支付外国演员片酬的公司,最后证明没有问题。

伯格曼后来多年一直居住在哥特兰岛的法罗岛上。他在那里拍摄了多部电影。

在斯德哥尔摩剧院,人们依然记得那个男孩8岁就开始成为戏迷。后来长大以后,他自己就在那里拍戏。拍很多舞台剧,导演很多舞台剧。

伯格曼的手写剧本依然完好地保留着。他的很多剧本都是边拍摄边成稿的。甚至很多时候就是发挥演员的才智,让演员自由发挥去表演。

此前记者曾经采访瑞典朋友,结果有人认为他的作品过于抑郁和绝望而不喜欢他。但是,霍尔姆伯格说,其实很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和普通人有距离。伯格曼是个天才,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因此,他的造诣远远不局限于瑞典,而是在国际上产生过很大影响,影响过很多人。

总之,瑞典希望通过对伯格曼生日的庆祝,展开一场深入持久的文化宣传活动,让电影人,观众,或者是任何对伯格曼有所了解或者想了解的人都有充分的机会进行了解和再创作。

届时将有很多书出版,电影纪录片发行,也有很多舞蹈节目。明年一年都会庆祝,而且是在世界各地。

图文 陈雪霏

中国之行(8)-寻根之旅/童年的记忆

北欧绿色邮报网   特稿:

作者:丑(曹)小姐

坐在“和谐号”的高铁里,极目眺望窗外那层峦叠嶂的皖南风光,那飞驶而过阡陌交错、绿色盎然的田野, 我那颗原本平静的心开始加速跳动了。那熟悉而又遥远的记忆:山庄、田野及皖南徽派那特有的房屋建筑,白墙、青砖、黛瓦的古民居是那样的亲切和自然。

这几天正值高温酷暑,却也阻止不了我寻根的脚步。走出车厢那滚滚的热浪迎面扑来,泾县县政府的小王和一位村民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面前。在这次寻根之前,我联系了县政府,请他们帮助找一位当地的村民,作为我们这次寻根的向导。这是一位健壮、黝黑的中年汉子,操着一口泾县当地的方言, 他是当地的“活地图”,我希望他能够帮我找到我童年曾居住过八年之久的古屋。

我童年的故乡—陈村,坐落于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桃花潭镇,是一座风景优美的千年古村,它始建于明朝初年,最早叫南阳镇,因村民大多是陈、瞿两姓,后来更名为陈村并一直沿用至今。陈村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是我童年成长玩耍过的地方,这是一块令人难以忘怀的土地,它满载着我童年的喜怒哀乐,见证了我童年成长的岁月。

村西边上有个桃花潭,公元775年,唐代著名大诗人李白应好友汪伦的邀请,在渡口 “踏歌古岸”写下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古绝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送汪伦》这首千古名诗。

面包车载着我们向陈村的方向驶去,我那两个十几岁充满好奇心的儿子欢腾雀跃,不停地追问着我为什么要来到这儿?这儿有什么特别的吗?我告诉他们,这里尽是妈妈的回忆,有妈妈儿时的情怀,满载着妈妈八年孩提时的喜怒哀乐。两个儿子不间断地发问,再次撩起了我迫不及待的寻根思绪,激动喜悦的心情洋溢在心间。

车行驶在陈村大桥上,四十二年前,我童年记忆中的大桥依然横卧在青弋江畔,它连接着桃花潭的两岸。大桥经过几十年风雨的洗蚀,似乎变得更加灰暗、狭窄,局部的残损已掩盖不住其苍凉,好像在诉说着它的故事。这是一座用水泥钢筋混凝土筑成的桥梁,桥上的护栏杆是用水泥和粗砂混合做成的。童年我眼中的这座桥是那样地雄伟、壮观,年轻的父亲每天和他的战友们,站在卡车上面,头戴着安全帽,迎着青弋江上的朝霞,呼吸着皖南山区清新的空气,精神抖擞地去大坝修建陈村水电站(安徽省最大的水电站),那是一个热火朝天、如火如荼的水利大建设的年代。

1948年父亲参加了革命队伍,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父亲所在的野战军部队响应毛主席 “备战、备荒、为人民”,“大兴水利、利国利民”的号召,全军投入到水利建设战线上,作为军人的父亲也就这样成为新中国浩浩荡荡水利建设大军中的一员,常年奔赴在不同的水利战线上。1957年父亲转业到中央水利部工作。1967年,他携全家来到了泾县陈村,修建陈村水电站这一大型水利枢纽,这个浩大的惠民工程,汇集了成千上万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水利建设者。

年轻时的父亲英俊潇洒,一个农民的儿子,由于家境贫穷,16岁就投身于革命队伍。父亲没有文化,刚入部队时担任勤务兵,由于勤劳好学,积极追求进步,在部队的大熔炉里成长起来了,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首长警卫员,在首长的身边,他学会了识字和写字,并能够念书读报,深受首长的喜欢。

孩提时代,我特别地崇拜父亲,崇拜他的英勇和令人骄傲并值得炫耀的红色贫农成份。母亲则相反,是一个大地主家的千金小姐,排行老七,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家里有着几百亩肥沃的田地。正是由于母亲那令人难以启齿的地主成份,让我们兄妹几个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时常会被人欺负着,回想起那段岁月,心里是心酸沉重的。

母亲常常对我们讲,外公外婆是一个非常善良、仁慈的地主,善待家中的佃农和长工,每天让佃农们和长工们吃得饱饱的,冬天让他们住暖暖的屋子。家中饲养鸡、鸭、鹅、猪等,时常宰杀给长工们改善伙食,外公认为长工们做的都是些田里的农活比较累,所以总是让他们吃饱饭。长工们都说外公是个仁慈的好东家,方圆几百里的乡亲们都愿意到外公家打长工,外公对自家里的人要求却十分严格,自己勤俭节约,绝不允许家中任何人浪费一粒粮食。

外公家之所以成为地主是因为土地多,在镇上有好几家店铺做些买卖,把赚来和节省下来的钱而置办了许多土地。母亲家中还开办了私塾教育,凡是村里到了入学年龄的孩子们都可以到私塾里读书,私塾先生是家中的叔叔,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来由于家中的原因,弃戎从笔。母亲告诉我,来私熟上学的孩子们,都是亲戚和乡里乡亲的孩子,送点粮食或一点碎银子就可以在私熟里读书识字、学习打算盘,当然贫穷的亲戚们也可以免费读书的。

当时在封建思想比较浓郁偏僻的乡村里,女孩子们多数都会被强迫裹上小脚,练就一双三寸金莲似的美足,这是一种残忍的审美观。母亲小时候就很有自己的主见并倔强的很,执意不愿做那小脚千金,外公也是一个开明绅士,尊重女儿意愿,家中唯一的女儿就是这样穿着宽松舒适的布鞋,带头走进家中的私熟学堂里,学习《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等经典古书籍。母亲很聪慧,记忆力很好,如今八十三岁高龄的她依然能朗朗上口地背诵着这些古诗文,而且一字都不会差,我自愧不如,这些诗词古文,我现在忘记的差不多了。

母亲嫁给父亲,这是历史带来的姻缘。父亲仪表堂堂、根红苗正的贫农好成份;母亲相貌平平,能写会说,这渊于良好的私熟教育,他俩的结合应该说是在当时现实状况下最完美的结合。解放后外公家里所有的田地房产都被分配给贫下中农了,不久外公就去世了,一个裹着三寸金莲小脚的外婆带着她的几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外婆还时常被戴上尖尖的像宝塔似的白色纸帽被批斗着,她那单薄瘦小的身躯已经摇摇欲坠,这是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

此时的母亲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到了待嫁的年龄了,可是没有人敢上门提亲,没有谁愿意走进大地主女儿的身边,终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外公家过去的长工,他和父亲家的长辈是亲戚关系,他介绍母亲和父亲相识,第一次见面就定下了终身,没有任何条件,只要愿娶,外婆像在黑暗中见到一丝光亮,满心欢喜、满口应许。

父亲向部队首长如实地汇报了母亲家世的真实情况,经组织批准同意后,他骑着一匹威武的大白马就把母亲带到了革命队伍中。母亲眼泪汪汪地告诉我,走的那天晚上,外婆正在厨房里烧火煮饭,倔犟的母亲愣是没掉一滴眼泪儿就随着父亲悄悄地离开了她的家,一会儿在静悄悄漆黑的夜慕中只听见外婆那阵阵声嘶力歇的呼唤声:“我的惠儿呀!你咋就不跟娘打一声招呼就走了啊?”……几里路后,母亲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跌倒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母亲嫁给父亲后,有一天村里正在批斗外婆,恰巧穿着崭新军装骑着高头大马的父亲回来了,他飞驰般地来到村头的批斗现场,村民们一下子撒开了,只见可怜的外婆半跪在地,头低的很低很低接受批斗。这一年外婆也过世了,临终前,她用颤抖瘦弱的双手紧紧地抓住父亲的手,紧盯着父亲的双眼,反复叮嘱着:“定海(父亲的名字),你一定要保护好惠芬(母亲的名字)呀!”……几十年来,母亲总是叨唠着过去的往事,每每听到这里我都是眼泪汪汪。

母亲默默地操持着家务并做些家属工来补贴家用,哺育着我们兄妹四人。父亲活跃在水利战线上奉献着他的青春。儿时家中的生活并不富裕,父亲会常常在下班后到青弋江上撒网捕鱼,那鲜活的鱼虾是我们盘中的佳肴,每天傍晚时分我们兄妺四人都会趴在院墙上,期盼着满载而归的父亲。

在那特殊的年代,家庭成份是何等地至关重要,决定着人的命运。虽然父亲是贫农成份,但由于母亲的地主成份,我们还是被人欺负着。为了摆脱这样的困境,父亲找到了过去部队的亲密战友戴部长,他是当时陈村水东公社武装部部长,戴部长安排我家住在镇上的一栋大地主的宅院里,并分出了一排后院供我家居住,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单位里那些对我们家知根知底人的欺负了。

这是一栋具有皖南特色的古建筑的房屋,黝黑的屋瓦,翘角的飞檐,浅灰色的马头墙连成一片。主人家也是一个大地主,也正处在被批斗和被监视的处境。我家居住的是老地主家的一个后院,一个不大的后院门就成了我们家的正院门,供我家进出。院子不大不小,曾是老地主家过去储存粮食的地方,共有三间小屋和一个披厦及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棵高大且生命力旺盛的桑蚕树。小院被勤劳的父母收拾的井然有序,父母在院子里靠围墙处开垦了三块小菜园,种植着四季新鲜的蔬菜,这生机盎然的绿地,给我们家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笑语,在这只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里,没有了阶级、没有了成份,只有欢愉的童声和嘻笑玩耍的场面,我们幸福安宁地生活着。

母亲是上过私塾的人,所以她总是拿私塾先生的教育方法来教育她的孩子们。每天清晨我们兄妹四人都会被母亲从暖暖的被窝里叫起,拎到菜园地里进行半小时的晨读,这是每天的必修课,而我们兄妹们总是挖空脑袋想着法子来糊弄着母亲,拿着书本摇头晃脑装模做样地在高声佯读着。看到母亲在院子里的小披厦里忙碌着早饭(天天早晨都是同样的煮红薯,那时粮食供应非常紧张,早晚只能吃红薯),我们就悄悄地放下书本,开始玩耍、嬉闹、或者采些粉红色的指甲花(这是母亲在菜园边上种植的,用来装饰绿色的菜园),这种花采摘下来后把它捣碎后,敷在指甲上,指甲很快就会被染红,红红的指甲非常地漂亮,那时候虽然我们很小,但那种对美的追求,可从来没有停止过。有时候我们还会摘些香气十足的白色、黄色的栀子花,把它别在衣扣上或放在耳廓上,让花的清香浸袭着全身。隔壁的庭院里就有一棵好大的栀子花树,花枝茂盛,在栀子花盛开的季节,它会延伸到我家的庭院里,我们总是悄悄地偷摘一些来,好香的味道!好美的记忆!

记忆中的石墙上面总是挂满了咸鱼(父亲在青弋江里捕捉的鱼),那红彤彤的辣椒、黄灿灿的玉米棒以及家中自制的干咸菜。那时候粮食、副食品都是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只有半斤猪肉量,家中的早晚餐都是以红薯为主食,母亲总是想着法子来调剂、改善家里的生活,把红薯煮熟后切成片或者丝,并在院子里支起个大竹床把红薯晒干,红薯干的味道香甜可口,家里把它作为点心用来招待客人。

看着四个孩子在成长,父亲又从村民手里买了一个十斤左右的小猪仔,小猪仔很可爱,油光发亮的身子,每天清晨,母亲都要早早起床,煮上一大锅用糠和红薯叶煮成的猪食,喂养着这只可爱的小猪仔,一直保持着军人那整洁、干净习惯的父亲还给小猪崽洗澡,在全家精心地喂养下,小猪崽很快地长大了。记得那年的冬天,家里请来了杀猪师傅,宰了这头心爱的猪,从没见过如此多的猪肉,父亲用红线绳拴着猪肉,给街坊邻居们挨家挨户送去二斤新鲜的猪肉,父亲还腌制了许多咸猪肉,挂在院中的墙头上晒着,油亮亮的。这年的冬天,对我们孩子来说,是最幸福最丰收的季节,吃的肉最多,每天我们都有好吃的不同的菜肴:咸肉煮黄豆、咸肉烧干菜、咸肉煮粉丝,好香的猪肉呀!吃的我们真解馋!吃的我们是满嘴油香!这是我童年最幸福、难忘的记忆!那时满院的鸡、鸭、鹅在追逐奔跑着,真正的农家小院,好一派生机盎然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

车终于停在古屋附近,现在这一片古建筑和新建筑交织在一起,和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古屋的正门被锁着,我从新主人手里接过钥匙,打开木门(这是一扇两开的木门,这里的老屋都是这样的,里面可反插上的),眼前呈现的是一片昏暗、杂乱、颓废的情景,一股浓重的霉味迎面扑来,陈旧的木材横七竖八地摆放着,蜘蛛网倒挂着,破桌椅上面堆满了杂物和锈迹斑驳的农具,屋里没有电灯,从打开的房门和窗子上洒落下的光线,才让我勉强地看见屋里的陈设,我被这凄凉的情景震撼了,儿子大声叫道:“怎么这么破旧?太脏了!妈妈你小时候就住在这里吗?”,此刻我是如此地失落和惊讶,心里大声地问着自己:这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吗? 这是我们过去那温馨的家吗? 目睹此情此景,如此的反差,着实令人难以接受,沉重之情油然而生。

走进院子里,看见后院那被木头顶住的小门,证实这个小院的确就是我童年生活过的故居。眼前的院子,今天在我眼里为什么变得如此地渺小、凄凉、荒芜?庭院里用鹅卵石铺成的那条小路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泥土地;那颗又高又大的桑蚕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棵枝叶茂盛却不知名的大树儿。儿时我们兄妹四人坐在桑蚕树下纳凉,吃着甜甜的桑果(儿时唯一的水果)儿,听着树上的知了在不停地鸣叫着,享受着一串串山里红果(把果子用线穿在一起),咀嚼着一、二分钱就可以买到一块煮熟的葛根……。如今那一幅幅生动清晰的画面不见了,我慢慢地走到那斑驳陆离的石墙边,直叹岁月的沧桑,抚摸着支离破碎的院墙,心里是沉甸甸的。

我问现在古屋的主人,她告诉我这个庭院已经易主两次了,荒芜了许久,有关过去古宅的故事,她不甚了解,只是听说过这曾是一家大地主的宅院。当我问起老地主家的后代现在何处,她全然不知,多么想见到这最先宅子的主人。儿时我和妹妹经常趴在中门的门缝里窥视着地主家的一切动向,常常看到有一位清秀、干净,长得很标致年轻的“地主婆”,她穿着一身抖抖的丝绸服装,梳着乌黑油亮的头发,在盘着的头发上插着一个精致的银发簪,她经常在中间的庭院中来回地走着,有时候她会坐在竹椅上,膝盖上放着一个小竹篮,专注地在挑出米中的杂物,她的侧影很美很美,有好几次她走进我们的院子,却总是低着头不言语,轻轻快步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她是真正的地主家人,而我们是地主家的后代,其实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我渴望见到老地主家人的后代,想和他们坐在一起回忆过去那段岁月,一起回味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起居的八年。如今人去楼空,四十二年前的点点滴滴,今天依然是如此般的清晰而难忘。

走到庭外更加凄凉,后院小门口(我家进出古屋的正门)长满了不知名的野草,我轻轻地抚摸斑驳陆离青灰色的墙壁,有一段墙壁已经倒塌了,四周的环境也已面目全非,盖满了许多小屋,那条由几栋老宅连接一起通向镇中的小巷,用鹅卵石铺成的石板路,被踩磨得溜光铮亮,它记录着古老印迹的巷道,早已被泥土淹没了。儿时熟悉的邻家大院的大门也是紧锁着,从那锈迹斑驳的铁锁上看出,这宅院也是被荒芜了太久了,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生机。

古朴沧桑之美的古建筑群,在这里寂静地沉睡着。记得八岁那年,隔壁庭院里娶亲,高高的门楼外挂着二个大红色的纸灯笼,门楼外停着一辆花轿,花轿里的新娘子在进入夫家前,必须先跨过门口的火盆,这是当地的风俗,意味着火红的生活。那喜庆的唢呐声吹个不停,街坊邻里的孩子们欢腾跳跃着,吃着花生、红枣以及皖南特有的糯米糖、芝麻片,争抢着、打闹着,孩子们脸上写的尽是满满的幸福。

我问古屋的新主人,为什么没有好好地收拾下这座老庭院? 她告诉我大部分村民都离开了这里,出去做生意了,她家没有多少钱重新修缮这古屋,镇上还有许多像这样的古屋都被荒芜着。家人问我想不想现在买下这座古屋,好好地修缮一下,留个念想,我摇了摇头……

带着难言的可谓失落的心情,沿着小路七转八拐,慢慢地离开了这块让我日夜牵挂的古屋,悲喜交织,喜的是: 古屋还在; 悲的是:经过几十年风雨的洗涤,古屋已不再是我童年美好记忆中那个春色满园、生机盎然的院子,如今残垣断壁,满目沧桑,岁月让它饱受了重创。然而这里却是我心的归宿,我有一种释然的情怀。

时光荏苒,岁月无痕。古屋,四十二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回到了你的怀抱,虽然是凄凉的,但它那破败颓废的沧桑之美在我心中永远是美好的,它像一杯陈酿,时时散发出阵阵芳香,它是我童年时代隽永的记忆。古屋是我情归之地!心之所归!古屋,我依然会深深地爱恋着你。

建军90周年纪念:上将许世友司令员与我们合影

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联合报道(特约记者董雪昌 (广州 文)  张卓辉 (荷兰  图)–  上世70年代初,中国政坛风云突变,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和丁盛对调到广州军区任司令员。我那时在第55军某师某团某连当兵,其实是在潮汕地区军垦牛田洋种水稻。

有一天,郭连长集合队伍说,许世友司令员要来连队视察,同我们照像留念。许世友久仰大名,听说他是五岳居中的嵩山少林寺和尚出身,喜欢打猎,枪法特别精准。听说他经常开部车出去,看见树上有鸟马上要司机停车,提了枪就下车打鸟,一打一个准。我们牛田洋的河沟几米宽,他一个箭步就跨过去,被人传得神呼其神,可惜我没有亲眼见过。许司令还没来,我们集合好队伍坐在操场上等待,郭连长精神抖擞地带领我们练口号。郭连长喊一句:“同志们好!” 我们喊一句:“首长好!”郭连长喊一句:“同志们辛苦啦!” 我们喊一句:“为人民服务!” 练习口号完全同前两天习主席视察驻港部队一模一样。

练了一会,许司令员在周军长的陪同下下车朝我们走来了。走在前面的周军长全付武装,腰间扎着装满子弹的皮带右边别着一支手枪。后面跟着的许司令员也是全付武装,腰间扎着装满子弹的皮带右边别着一支手枪。许司令员似乎比较低调,只说了一句话:“学大寨照个像。”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前面的口号是全部白练了。这时候,许司令员从我的面前走到中间照像,然而,我发现许司令员穿的是一双尼龙绳编织成的一双草鞋,脚背上还有一个红绣球一晃一晃的。“唉呀,许司令怎么穿双草鞋呀!” 我想笑也不敢笑出来。我想许司令员可能还是没有忘记过去红军穿草鞋爬雪山过草地的光荣传统吧!

愿将此文化作一束鲜花,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本文推荐者张卓辉与本文作者董雪昌当年同为师团互为战友当时也一起参加这难以忘怀的合影,如今记忆犹新。

 

评论:“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的召开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北欧绿色邮报网评论员陈雪霏

5月14日,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发起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做主旨发言,阐述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中国将在未来三年的行动计划,吸引了世界29位国家元首和来自130个国家的1500多名代表。5月15日还举行了一带一路首脑圆桌会议,与会者当天品尝中国美食和文艺节目领略中国的风采,当天论坛闭幕。会议虽然只有两天,但其重大意义却非常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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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1998年开始,由于工作原因报道过很多国际会议,例如,1998年9月在南非德班召开的不结盟首脑会议。当时,就有100多个国家首脑或总理出席会议,中国是作为观察员身份出席。当时,就感觉尽管南非戒备森严,有的人甚至私带武器,但是,南非能够一下子接待100多个国家的首脑或总理来参加会议,这就是国际地位的体现,这就是接待能力的体现。

2006年开始,笔者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水周,会上有来自130多个国家的25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虽然没有那么多国际首脑来参加,但是,有很多部长来参加为期五天的会议。而组织这样会议的组织也就几十个人。会议期间也没有极度紧张。后来还参加过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国际会议,那一次,外国元首来的比较多。但都给人感觉游刃有余,安排得体。

笔者认为这就是国际交流的能力。中国如今也能够站在国际舞台上,宴请八方客,尤其是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经济发展之路的提出将是引领世界新发展的创举。同时,也是中国反哺世界的一个举措。

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我们还将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及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合作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同有关各方共同制定“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中国将积极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伙伴关系,促进同各相关国家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建设“一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助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本届论坛期间,中国将同30多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同有关国家协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愿同各国加强创新合作,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4项行动。我们将在未来5年内安排2500人次青年科学家来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5000人次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50家联合实验室。我们将设立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并为相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援助。

——中国将在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我们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我们将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

——中国将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续联络机制,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同多边开发银行共同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建立能力建设中心。我们将建设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打造新闻合作联盟、音乐教育联盟以及其他人文合作新平台。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资金投入,有行动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尤其是建设幸福家园和爱心助困等项目,让我想起1996年我到中国当时最贫困的地区贵州黔东南地区和安徽农村地区的妇女儿童项目。那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对外经贸部合作的项目。就是借助国际组织的先进理念加上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金加上各方的人力物力,把中国的扶贫项目都加入了教育,培训,小额贷款等具体行动来实现授人以渔的目的。结果,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实现了脱贫的一个又一个目标。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不会输出经验或者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人。但是,中国的这些实践经验其实是有根可循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被证明是很有效的。

习近平也引经据典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民族大融合时期都是发展的时期,开放时期也就是促进民族融合时期。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1949年成立以来,从毛泽东时代起就是一直努力争取被国际社会承认,对内对外都是在高度紧张的形势下换来国内的相对和平。而国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有输有赢。到邓小平时代,中国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凡事与我无关,我就一心一意搞建设。给国际社会的印象就是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就是聚精会神搞建设。在国际舞台上,要么弃权,要么是伸张我们的想法。中国的一举一动,有时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无端指责。很多时候,我们感到无比的紧张,生怕被别人批评。

但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习近平主席接任国家主席以后,尤其是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创意以后,一开始也有人不断地追问,中国到底想干什么?你们搞一带一路图什么?你们到底想得到什么?这都是市场经济或者是冷战思维的想法,做任何事情都得图点儿什么,否则就不能做。

今天早上读到一篇文章,把一带一路创意与二战以后的马歇尔计划相比。马歇尔计划就是援助欧洲重建。德国甚至冰岛都有美国驻军,为什么?这是大国的一种风范。大国有实力,有资金,有产能,产能过剩了,因此,愿意寻找新的市场,那么,还有那些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民生建设的国家和地区,是非常需要这样的产能,资金和技术的。美国援助欧洲,使欧美的发展水平相差无几,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的分析,欧美之间的贸易其实是很发达的,相互之间的贸易要比其他差距大的地区多。

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帮助欧亚非国家甚至拉美国家采取这个互利共赢的理念和机制,避免战争和冲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发展,在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要采用新技术,新产能。中国本身也需要新技术的转让和升级。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绝不是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中国唱独角戏,而是在一个共同协商的框架下,在大家都参与的金融机制下,有资金的出资金,有技术的出技术,有需求的,会得到资助。这是一个解决冲突或者是避免冲突的办法。

中国提出这样的战略并积极与感兴趣的国家协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感兴趣的国家。中国对此跟踪并实施具体项目,这本身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自信的大国,一个愿意开放的大国心态。当一个国家不自信的时候,就会非常斤斤计较。而当一个国家非常自信的时候,她就会以开放的心态,积极的心态去支持周边国家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不会太亏到哪儿去。例如,中国提出要举办进口博览会。以往都是进出口,而且大部分是出口,现在说进口,笔者的理解就是为外国商品提供大市场。中国开始有能力购买了,也愿意购买了。不像以前只是想着卖卖卖。

一带一路战略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实施,如果特别容易,也不会显示出其预见性,高瞻远瞩和远大宏图了。正是因为它不容易,但是,这似乎又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对比于战争和冲突来说。在人与人,国与国的文艺,文化,旅游,商贸,科技,创新,金融,生产,投资等各种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碰撞,就实现了心与心的交流。因此,这个战略是非常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它也是引导整个世界迈向新的和平与发展征程的伟大构想和伟大实践。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人们之所以不理解,就觉得它还看不见,摸不着。但如果从习主席讲的未来三年的计划当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项目,具体的计划,是实实在在为当地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计划。是改善民生的计划。这和联合国的2030年的发展目标也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也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高度认可。笔者以为,这或许会成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发展目标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当然,这也必将是中国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

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讲话时说,中国在21世纪的时候,应该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中国应该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很惭愧的。

现在,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已经开启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征程。中国在过去30年实现大部分人脱贫,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等都是对人类的贡献。今后,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指导,让全球的基础设施都有所改善,让所有人的出行都很方便,让这个世界和平,让人类专注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改善,人权状况的改善,在气候变化面前,能够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携起手来,这就是中国对自己也是对世界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图新华社,文陈雪霏

纪念五一劳动节遐想 凭《国际歌》找到同志和朋友

广州侨务局第一任局长谢创在荷兰首都特殊经历耐人寻味

作者:临江(广州)  张卓辉 (荷兰)

1931年,一个共产党员受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派谴,经欧洲回中国工作,当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接头的时候,由于联系人没有出现,失去了联系。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举目无亲。

不再彷徨的时候,他想起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所说: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是什么肤色,无论你是在异国他乡,你都可以凭《国际歌》熟悉的曲调,为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于是,他穿行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不停寻觅。终于在一个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游行中他听到了嘹亮的国际歌声,找到了荷兰共产党接上了头。

作者张卓辉在布鲁塞尔白天鹅饭店。这里曾经是伟大的马克思同志起草《共产党宣言》的地方之一。

 

由此联想曾记否,一部描述荷兰人Henk Maring(马林)长达一个小时的文献纪录片于2011年7月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期间,在荷兰电视第二台播放。凸显当年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协助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与活动,见证中共一大召开唯一的西方国家人。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代表团于2008年4月18日抵达荷兰,前往荷兰共产党人马林曾经居住过的VOLK寻找马林的足迹。马林是这名荷兰共产主义者当时使用的化名(Henk Maring),现以他原名Henk Sneevliet命名的立体交叉桥已座落荷兰东部作永恒纪念。而这座宣示中荷友谊见证桥屹立于荷兰东部海尔德兰省境内……

综上所述是著名的岭南侨刊侨史作家,笔者好友临江(林干《广州华声》杂志社原社长暨总编辑)先生在撰写广州侨务局第一任局长谢创的传记时候,了解到谢创的这段经历,并作了翔实详尽描述。当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耳畔回响起激情澎湃的国际歌,此时又想起了谢创的那段国际歌经历。忽然想到,现在的党员,还能够在异乡凭着国际歌找到自己的同志吗?!又或者,现在的党员,能够像那时那些党员与非党员一样高唱国际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