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杂文,评论

时评:川金会谈无果而终正常

北欧绿色邮报网时评 评论员 陈雪霏 这两天看了很多有关川金会谈的报道和评论,很多人都以无果而终为何题目,仿佛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蹴而就,一下子就能达成协议,美国将全面放开对朝鲜的制裁,朝鲜马上把所有核设施都拆除。这是我们太乐观了。 去年,前年的时候,川普咬牙切齿,几乎要致朝鲜于死地,要有“斩首”行动,硬是让金正恩一个至高人胆大的小人儿给顶住了。有人说,川普之所以同意谈判,是因为金正恩的核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如果射程角度合适,距离可以抵达美国本土。但是,这一层窗户纸谁也不要捅破了,就给双方一点面子吧。 那么,从让人极其担心的境况到今天能够坐下来平等的会谈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进步。但是,乐观的我们是希望美国能像1994年克林顿总统在任时那样,对越南全面接触制裁,恢复友好关系。但是,川普和克林顿的思维毕竟是完全不一样的。川普是善于策划突然行动的人。因此,双方是向好的方向准备。但是,当金正恩希望全面解除制裁的时候,川普又犹豫了,怎么能让他那么容易就实现他的理想呢?我们不能那样做,我们可以那样做,但是,我们现在不想那么做。言外之意,不能太便宜你。 但是,双方之所以安排在越南,肯定是希望向好的方向发展。而能有这次谈判就是一个进步。但是,中国外长王毅早在去年三月份就预测说,中方希望看到双方能进行和谈,但是,进程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金正恩的最终目标是要美国全面解除制裁,甚至是撤出朝鲜半岛。但是美国不可能很快就让朝鲜达到目的。因此,牌还是在美方。不过,能够再次见面,也是双方相互了解的一个机会。毕竟加深了双方的相互印象。只是我们没有必要太乐观了。当然,我们希望继续向好!

桂从友大使接受瑞典电视台采访回答有关桂民海和华为问题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2月3日举行完使馆春节招待会紧接着接受瑞典电视台SVT时事报道节目的采访。 瑞典电视台直接问桂大使何时能释放桂民海,桂大使说,他一直和瑞典外交部保持沟通,也和国内有关部门保持沟通,随时有什么消息都会通报。但是,这个问题需要司法部门独立解决。 关于桂民海在电视台忏悔道歉的问题,瑞典电视台说他看起来是被迫这样做的,是否这样的情况很多,桂大使说,他们的忏悔和道歉都是他们自己自觉自愿地,没有人强迫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忏悔,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是,既然已经忏悔了,被释放以后又立即表示后悔,这种人的人格他很看不起。 关于华为问题,桂大使否认美方的指控,认为华为是一个从十几个人的一个很小的民营公司发展到今天,都是通过自己的辛勤血汗发展起来的。美国的指控只能说是在科技方面的霸凌。 此间舆论认为,美国对华为的指控完全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孟婉舟就是他们的人质,要以此来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是大棒加胡萝卜的做法。也有人认为川普这样做是对妇女的极大不尊重。

新闻分析:2019年国际形势走向及预测

北欧绿色邮报网评论员 陈雪霏 最近读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的演讲。他说欧美联合打压中国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把中国当成了真正的对手。我觉得这里很有道理。但是,中国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最近,美国加二连三地找茬儿,先是在加拿大抓捕任正非的女儿,最近又在波兰抓捕所谓间谍。对于以往正常的信息获取,也成了间谍的嫌疑。 同时,欧洲各国都开始对中国说三道四,主要一条就是中国不民主,对此揪住不放。 这背后真正的原因就是对中国真的不满。首先就是中国修宪,这让特朗普等人都十分嫉妒和恼怒。第二,欧美的信息很多都是公开透明的。实际上,有很多信息都是公开的,但是,中国坚持屏蔽油管和谷歌,和脸书,这就造成中国获取信息必须通过人工来进行。通过人工就必须花钱,这样,就造成了所谓的间谍。 第三,即使在欧洲的中国人,也感觉有时候,中国人确实学习的特别快。这样,这里辛辛苦苦很长时间发现的创新,很快就没有价值了。这也让欧洲人恼怒。 特朗普总统是一心想对付中国,而且身边围了一些鹰派,生意如果做的不顺,我就要用大棒。因此,总是威胁这威胁那。同时,你不能掉以轻心。不过中美关系其实从来也没有顺利过。都是在美国比较矫情,中国有时反驳一下,有时就让着他们了。虽然是三姆大叔,但却有孩子脾气。 中国人有时也是让人很生气,因为中国人尤其是一些商人有犹太人的精明和勤奋,也有些人不但喜欢钻中国政府的空子,还喜欢钻美国政府的空子,所以,让人烦。 例如,河北人或其他地方的游客,本来是旅游来的,结果想办法滞留不归,结果造成很坏的影响,这也是人家对华人不信任的一个原因。 另外, 也有人说,西方不可能甘心情愿说中国的好话,由于意识形态和冷战的后遗症,谁说中国好,是会被骂的。例如,瑞典前社民党首相佩尔松90年代到中国访问,发现中国很有进步,就说了句实话,说中国发展很快,进步很快,结果回来就被反对党在议会险些弄个不信任案。从那以后,几乎没人敢再说中国好话。 经济方面,没的说。也说不出什么坏的来。但是政治方面,人权方面,就经常捕风捉影,无限放大。如果你一开始没说,还说你撒谎,揪住不放。其实,私下里到过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日子就是一年更比一年强。 但是,如果你让人从心里说出这些话来,也是难上加难,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欧洲是古老文明,工业化,创新都比较领先的。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矛盾和问题,他们也是见怪不怪,因为欧洲都经历过了。因此,如果居高临下的时候,还可以说点好的。但是,平起平坐了,他们就开始计较起来了。 因此,笔者认为,欧美现在的问题不是不差钱,而是非常差钱,同时老龄化严重。因此,不可能那么从容地对中国象以前那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是要想尽办法找你的毛病。能打压就打压,不顾后果。因为你已经和我们差不多了,所以,你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 2019年很多人都很悲观,例如,1919年一战结束后,满目疮痍,即使经过十年经济也并没有好转,所以导致二次世界大战。但是,现代真正不是那样的打法。其实,金融战,媒体战,贸易战,等等早在2014年就在美俄之间干起来了。只是现在叫没有硝烟的战争。当然,笔者以为只要没有硝烟就不叫战争,那叫争端。争端总是能够解决的。通过谈判,通过经济手段,通过和平手段是可以解决的。 只要国际组织,联合国,双边多边机制存在就好办。不好办的就是退群。退群就是不受规则约束了。因此,最好是维护多边框架,多进行磋商。 特朗普一开始那么强硬,说不能等,但最后,朝鲜半岛还是出现了柳暗花明。这是因为朝鲜半岛的事情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至少是六方,六方不好使,那么四方参与还是比较有效的。有了这四方的参与就会稳定许多。 因此,我觉得虽然很多人因为年老多病对未来没有信心,经济上也到了金融危机的危险期,但是,总的来说,只要没有战争,人们就需要工作,只要工作就要有生产,有生产就会有生意。所以,人类如果好好规划一下,该休息的休息,该工作的工作,未来还是比较美好的。我依然持乐观态度。因为有钱人在经济好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花钱,也不想花,但经济不景气了,他们就有用武之地了。 我的视野很有限,只顾这个地球了,至于地球以外的事情怎样,有何潜力,实在是没有精力挖掘。在这个地球上都已经缩小了活动范围。

新闻分析:金正恩为何再次访华?

北欧绿色邮报网 评论员  陈雪霏 2019年新年一始,朝鲜领导人,35岁的金正恩于1月7日到9日乘火车对中国进行访问。1月8日是他的生日,据报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与金正恩共进四个小时的晚餐。 这是金正恩一年之内第四次访问中国。他为何在此时访问中国?笔者认为这里有三个原因: 首先,他是真心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希望能尽早解除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象对待一个正常国家一样对待朝鲜。 第二,要达到以上目的,他不但要和特朗普通报,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报,他也要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报。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对朝鲜有利。对提升他自己的国际地位和让国际社会认可都有好处。 第三,他是想尽快摆脱朝鲜的被动局面。以前,朝鲜向中国靠拢,中国并没有承诺成为保护伞,中朝关系不同于美韩关系。但是,习近平上台后,金正恩在稳固了自己的国内地位之后,权衡利弊,觉得中国还是可以成为自己的可信赖的朋友。他看待习近平也是象看待一位长辈一样。中国是从促成朝鲜半岛真正实现和平的角度真诚地帮助有关各方促成谈判。 但是,美国其实并不想彻底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可以成为美国长期驻扎韩国的借口。一旦南北局势和缓了,就没有美国什么事了,美国还有什么理由呆在韩国呢?因此,一旦局势缓和,美方就会找查儿。当然,朝鲜和韩国此前也是没想好,双方都感觉不是南方统一北方,就是北方统一南方,所以,互相都是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心态。现在,金正恩和文在寅的思路是保持现有状态,各自管好自己的地盘就行了。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合作就是最好的了。如果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其实,问题就解决一大半了。也不需要什么核武器了。但是,如果美国一直在韩国驻扎,时不时进行军事演习,放在谁身上,都不得不权衡其安全。 因此,朝鲜半岛问题真正要解决,必然是以美国撤出朝鲜半岛为前提。但是,美国必然不愿意做出此举。那么,只能是朝鲜和韩国首先要达成共识,然后,在美国和中国的协调下,在国际社会的见证下,让美国觉得自己没有必要继续在朝鲜半岛存在。或者说,长期在那里驻扎就是存粹为美国浪费资源。这种思维,在特朗普身上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特朗普时刻咬牙切齿放狠话,都是为了突出美国的伟大,美国的强大,美国的不可一世。其实,一个国家真的伟大的时候,人们也都会自然地承认。一个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世人也会有所察觉,不是你自己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当然,这个道理适用于所有国家。 在当今世界,大多数人都是渴望和平,并不希望战争,因此,如果能实现和平,或者说,只要能保证和平,那么他就是英雄。 笔者以为,对于朝鲜半岛问题,有关各方应该认真思考,它不是伊拉克问题。伊拉克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就是因为伊拉克长期面临国际制裁。当然,一开始它也是有点儿活该,谁让你以大欺小呢!但是,朝鲜半岛不一样。朝鲜问题是美国长期希望北朝鲜垮台。主要是要换领导。但是,中国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中国总是希望自己的周边国家都是和平稳定,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让所有人过上幸福生活,这是最好的国际形势。 相反,如果让朝鲜陷入艰难的困境,它可能会重蹈伊拉克的覆辙。中国不希望朝鲜垮,因此,不可能见死不救。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要解除对朝鲜的制裁。中国也在积极鼓励朝鲜集中精力搞建设。 当然,金正恩此时访华说明他对中国国家领导人是信任的,也是有期望的。预示着中朝关系比以前要好。中朝关系友好也对世界和平有利。因此应该坚持友好接触,以其尽早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时评:特斯拉来了,北京汽车加油!

北欧绿色邮报网评论员 陈雪霏 正当北京中美贸易谈判之时,美国特斯拉全电动汽车冲入上海,对北京汽车构成竞争。堪比华为到瑞典与爱立信翘首相望。一个国家有这样的胆量和勇气,就是真正自信的表现。 2013年两会期间,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坦言为修建充电桩的土地发愁。笔者为之抱不平,因为北京的空气污染和雾霾真的成为人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是,如果让某些人舍出地方来建充电桩,就开始横加阻拦。现在北汽越来越威武,这是好事,可喜可贺。但是,看报道,他们还在生产传统燃油汽车,那就象穿新衣还必须穿旧鞋和旧袜子一样,包袱会很沉重。 一个瑞典朋友在瑞典就是卖特斯拉的,因此,曾经坐过一次特斯拉,和沃尔沃一样敦实,舒适,能量一样饱满,真的是无可挑剔。未来,如果人们能象追逐奔驰宝马和沃尔沃一样追逐特斯拉,那么将是对环保和预防雾霾的有力推动,是大好事。南北之间有点儿竞争也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的表现。 随着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鼓励创新和新的绿色生活方式的转变,相信中国的环境会越来越好。 这就是良性循环,电动汽车,促进空气质量改善,空气质量改善,促进人类呼吸环境改善,呼吸环境改善,人体健康状况改善,健康状况改善,生命质量改善,生命质量改善,幸福指数提高。大家都感觉幸福了,我们的中国梦就实现了。 至于房价会不会跌,其他汽车行业是否受到挤压,这些问题都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笔者相信,只要有了房子在那里,就不怕。因为过去之所以苦是因为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房子,没人盖房子。现在房子盖多了,那就要让所有人都必须有房子住。这需要政府的各种补贴,调整,政策倾斜等等等等。 例如在瑞典,一个人如果买不起房子,政府就必须给补贴,让他能住得起房子。只有他住得起房子,交房租,那么才不会影响开发商的利益,这样,经济依然按市场经济运行,但是,政府对老百姓的补贴又让个人对政府感恩戴德,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当然,你也不能指望政府永远给你补贴,你也必须努力适当时候找到工作,及时管好自己。中国人喜欢攀比,因此,大家都是很积极向上想自己赚钱的,但是,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要适可而止,不要有太大的压力。而这一点上就需要政府的社会保障的完善。有了社会保障,人就不会那么紧张了,人不那么紧张,幸福感就会提高了。有了幸福感,就说明中国梦可以早日实现了。所以,笔者希望南有特斯拉,北有北汽,尽早改善北方的空气质量。 更重要的是,在当今就发生在这两天,这是中国政府对贸易谈判的最诚挚的实际行动。 习近平主席曾经许诺更大开放市场准入,允许独自企业来中国投资,这就是对承诺的认真执行。说明中国是值得信任的,中国是负责,也遵守承诺的。    

观点:坚决支持习近平提出的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的五点主张

北欧绿色邮报网评论

习近平1月2日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大会上说,回顾历史,是为了启迪今天、昭示明天。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70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两岸中国人、海内外中华儿女理应共担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随后他提出了五点主张:

Embrace 2019 这样拥抱2019

To welcome 2019, let remember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Success occurs when your dreams get bigger than your excuses. Together we bring future mobility closer. Mobility Xlab. Passion never fails. If I had asked people what they wanted, they would have said faster horses.  H. Ford. Don’t tell people your dreams. Show them. The way to […]

杂谈:我的工作从海湾战争开始-编辑部的故事(一)

11月30日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以94岁的高龄仙逝。从长寿的角度来讲,似乎他没有做错什么。很多人都说,他打的海湾战争是有联合国授权的。因此是正义的。尽管以美国292人的死亡对伊拉克的2.5万到5万的死亡。 1990年8月2日是我上班的第一天。我们的任务是受培训。第一个给我们讲话的是主任李丹。李丹的播音可以说是英语广播里的第一嗓子,播音的厚度堪比郭德纲。他的英文水平却比郭德纲高了不知多少倍。 他上来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今天的大新闻是什么吗?我的脑海里还在显现非洲的一个什么事情,没有人做声,他自问自答,今天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这是以大欺小的一次侵略,因此,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美国第一个站出来,联合国也表示谴责。 随后,不久,我就加入了新闻班,每天早上6点上班,每天早上都是对美广播,每天早上头条几乎都是有关伊拉克的新闻。联合国要对伊拉克动武,到底动不动武,什么时候动武,都在讨论。最后,确定是1991年1月15日打击伊拉克。 我们上早班,每天都需要闹钟,所以台里发了一个小BP机一样的小闹钟。我大部分时间都能按自己的生物钟在5点半左右起床,然后,跑步去上班。因为就住在新302,就在广电大院西门儿,所以,我可以在10分钟之内就抵达办公室。 然而,1月15日那天早晨,我就像都德写的小说,《最后一课》一样,我居然迟到了。多年以后,我一直在想,我怎么会在海湾战争打响那天睡过头了呢?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听到闹钟,只是一种梦境,海湾战争爆发了,美国袭击伊拉克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呢?一下子,我从梦中惊醒。然后,一溜烟儿跑到办公室。 我到办公室一看,灯火通明,王国庆主任也来了。播音员原能刚从楼上下来。我一看时间已经6点30多了。大家都很高兴,甚至是很兴奋地谈论着,英语部再次进行直播,插播新闻Breaking News. 这是我上班四个月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上班的任务就是负责填节目单,然后写三条新闻,主要是负责给播音员录音。录完了送到播送间。我们玩儿的就是心跳。每天8点整必须放出去,出不去,就是空播。空播就是大事故,相当于压死人一样。所以,每天差五分八点的时候,心脏都跳得非常厉害。我感觉很幸运,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心脏比较结实。很多人其实是受不了的。 有时不注意,会搅面条,就是胶带弄乱了,无法播出。那段时间,我还做过噩梦,就是说同事李凌发生了搅面条的情形。总之,我每天8点前到四楼去制作播出,然后,9点10点在二楼制作播出。经常是做完立即跑到四楼去。有一次,我差点儿滑倒,然后,马上抱着带子继续上四楼。现在想来,都感觉那时好像是那个炸药包,要去堵枪眼一样。 再说,办公室里,我迟到了,领导们居然没有人批评我,反而对我都很和蔼。他们说,因为你迟到了,所以,直播就没有等你。但下面的正常播出,你继续。可能是因为我刚来的,还不太熟悉,所以大家都原谅我了。 其实,我这个职务是新闻班中最低的一个,也是最后一关,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关,叫PE就是program editor. PE 就负责写节目单,搞清楚先对美东海岸,西海岸,然后是澳新。晚上对欧洲时我就不用管了。但是,这么简单的工作,如果弄混了,也会犯及其严重的错误。另外,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你还能不能沉着的录音也是个问题。有的人关键时刻手发抖了。因此,很快,其他人都到时效差一些的报道和专题部去了。只有我留在了这里。我的导师金梅芬是一个比较苛刻的人,但是,对我却是十分的和蔼。她说,小陈行!我受到鼓励,就屁颠屁颠地努力工作。尽力认真做好每一项任务。尽管是地位最低的,但是,我们必须从最低的做起。更低的是糊信封。 1991年1月15日开始,我们每天头条都是伊拉克战况。以至于到后来海湾战争结束了,我们都不知道该选用哪条新闻做头条了。 从那时起,美国就开始膨胀了。对伊拉克继续制裁,核查没完没了。然后,发动科索沃战争,1999年炸南斯拉夫,后来,也发生了恐怖分子对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的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 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对美国双子塔的恐怖袭击。2003年3月21日,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再次袭击。尽管瑞典人汉斯布利克斯一再向联合国汇报还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至此,我的小心脏感觉实在是不太适应新闻班的工作了,尤其是一听到CNN的开始曲,我就受不了了。 于是,我去新西兰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在这一年里,我反思了一下过去13年的工作,几乎都是围绕着美国的现代武器转悠。海湾战争就是美国新式武器的试验场,飞毛腿导弹,比其他武器都先进。因此,杀伤力极强。 到2003年,再次打击伊拉克的时候,很多地方变成了焦土。很多油田被炸,石油在空中燃烧。我怀疑我们的气候变化是否和伊拉克战争也有关系。中东地区都变成了不毛之地。难民四处逃串。 我决定不再上新闻班了。我觉得战争是可持续发展的大敌。看看新西兰,那是一个多么安逸,优美的国度啊!人类为什么要厮杀呢? 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为什么整天要报道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科索沃等等等等。不,我拒绝再关注战争。我要关注可持续发展。 如果我们的环境都被破坏了,我们的气候改变了,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没有了,我们都将灭亡。因此,我决定去英国学习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硕士的课程。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很可惜,我学完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但是,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以后的日子里,我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宣传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其实,欧洲人之所以宣传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是比不过美国的战争机器和先进武器,另一方面就是想改变规则。让人类到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 没有生命,一切都是零!

观点:贫困与禁忌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 陈雪霏

今天早上起来,我用开水熬了点麦片,这样省的需要时间长,我忘了,然后就会糊锅。用开水,两分钟就开了。马上起锅,又香又好。我拿出大马哈鱼的鱼子酱,舀一汤勺,然后,拌一拌,开吃。没有咸菜,将就吧。

悼念100岁的王光英 他为中国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很多人说,人的正常年龄是可以活到120岁的。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不能活那么久,但是,如果能活到王光英这个年龄100岁仙逝,那也是今生今世的最高理想了。 王光英不但活到了百岁,而且还不是空活百岁。他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各个,是红色资本家。解放前是上海的大家族,大资本家,但是,解放后,积极和中央政府配合。光大银行是他的银行。他临终前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他是10月29日病逝,11月9日举行追悼会,习近平,王岐山,胡锦涛等人都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去出席追悼会。以下是人民网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的一篇关于王光英的红色资本家的情结文章: 王光英出生于民国初年的一个带有明显资本主义色彩的官宦家庭,祖上一辈与民初的达官显贵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都有交往,父亲王槐青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做过北洋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中国政府的特命全权公使出席了巴黎和会。北洋政府覆灭前夕,王槐青辞官隐居。母亲董洁如虽为富家小姐,但思想上追求进步,其亲属中有3人在1928年与李大钊等一起被奉系军阀杀害。晚年的王槐青夫妇一直在掩护子女从事进步革命活动。王光英共有兄妹11人(其中包括同父异母兄弟3人),他排行第6,正好居中。有趣的是,以王光英为界,前面5人皆为兄长,后面5人则都是妹妹。在11人中,除长兄王光德去世较早、四哥王光复追随国民党前往台湾外,其余都与共产党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其中还有4人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王光英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毕业后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到天津的民族资本家的企业中谋生,祈求通过“借鸡生蛋”的方式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不久,他独自创办属于自己的企业,命名为“近代化学厂”,因为在英文中,“近代”和“现代”是一个词。与当时众多厂家所起的“振华”、“兴华”、“强华”等一样,意在使中国经济尽快实现现代化,使国家强大起来。未曾想到,此举使王光英成了王氏众兄妹中唯一的资本家,并且被日后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称为“红色资本家”。 1957年4月,在为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而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示意出席作陪的王光英向苏联贵客敬酒。王光英斟了满满一杯酒,走到伏罗希洛夫面前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我们资本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也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唯一正确的光明道路。您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不称您‘伏老’(当时随行的记者在写的新闻报道中一般都称之为伏老),而称您为伏罗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长寿。” 当翻译将这段话译成俄语后,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使劲地为这位同志的话鼓掌啊!”既而又对王光英说道:“你也讲给大家听听,哦,不行,得由我自己讲,这不是平常的事情。中国经过长时期的流血革命,现在创造出了一条不用流血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这是有世界意义的。”伏罗希洛夫又说:“资本家向劳动者过渡,是非常艰苦的。但你们不要怕。再经过一个阶段的改造,你们一定会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那时,人民一定会忘记你们曾经是资本家了。”说完这段话后,伏罗希洛夫主动与王光英热烈拥抱。此后,伏罗希洛夫又多次称中国和平改造资本家是一个世界性的创举。 见此情景,周恩来在一旁风趣地对伏罗希洛夫说道:“您拥抱的是位红色资本家。” 周恩来称王光英为“红色资本家”,不仅是因为他在从事实业期间,通过商业途径给共产党帮过大忙,而且在政治上,王光英一贯追求进步,对凡是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决定,他都始终无条件积极带头执行。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残酷的经济统治和掠夺使得王光英的救国理想难以实现,因此,他想去延安,为抗日战争直接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等打败日本后再大干一场。但当他找到时任中共北平秘密组织负责人崔月犁说出这一想法时,却遭到了委婉的拒绝。崔月犁慎重地对他说道:“我当然愿意介绍你去延安,多一个人革命总比少一人好。不过,以你的具体情况,我想你即使到了延安,共产党恐怕还是要你做生意。”王光英说:“我去延安是为了抗日、革命。如果还要我做生意,那我为什么要去延安呢?”崔月犁说:“不要把做生意与革命截然分开。在天津干你的本行,与共产党做生意,不是也能为革命做贡献吗?” 这次简短的谈话不仅改变了王光英准备到延安去的想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日后的人生道路。王光英尊重党组织的劝告,真的与共产党做起了生意,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后,王光英开发研制成功了一种高纯度的硫化氢染料,这是一种经过提炼可以用做炸药包引信的化学材料。此前,德国人已经研制成功,并在天津市场销售过这种商品,受到商家的欢迎,后来因战争原因市场上没有了货源。面对自己的产品供不应求的喜人形势,王光英起初还以为只是商人为了追求利润的结果,后来才知道是商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将其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的缘故。王光英为解放区做出的另一大贡献是提供急需的医疗用品橡皮膏。所有这些商品都要经过严密的伪装,陆续运往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王光英于1950年4月由当时天津市工商界泰斗李浊尘先生亲自点名,担任了市工商界联合会的秘书长(李浊尘是该会主任)。这是一个在党和政府与资本家之间充当桥梁、起着沟通和联系作用的重要岗位。王光英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充分发挥了这一职位的关键作用。举其要者,有这样几件事: 首先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光英不仅积极组织了几乎所有的天津工商界私人资本家上街游行,公开抗议和谴责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以及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威胁,而且积极组织资本家认购救国公债,大量捐献战争用品,包括飞机、大炮等武器,也包括生活用品。这对于一向以和气生财为信条、并长期在半殖民地条件下惨淡经营的私人资本家来说,是十分不容易的。毕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技术高超,管理先进,市场庞大,与中国经济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工商界中当时普遍存在着浓厚的亲美、崇美和恐美情绪。他们的义举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并亲笔给天津工商界草拟了电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电报说:“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11月30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这是毛泽东生前以自己的名义给工商界所发的唯一一份电报。 其次,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王光英不仅自己主动将其主持的近代化学厂率先于1953年实行了公私合营,并把该厂在公私合营后按规定分给他的定息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而且积极动员、组织其他资本家进行参观学习,使他们逐步认清了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 再次,在整风反右运动期间,他率先主动发起资本家“向党交心”的运动,这样,就使得天津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比例不仅大大低于上海和北京等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大城市,而且也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此外,王光英还多次主动、诚恳地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为党工作。第一次是在刘少奇与王光英的妹妹王光美结婚后,首次以新姑爷身份上门看望岳父母时,作为内兄的王光英正式向刘少奇提出希望党组织能批准他入党的要求,被刘少奇婉拒。王光英再一次要求入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983年,当时他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了入党的要求。胡耀邦这次不仅再次婉拒了王光英的要求,而且明确讲到,王光英不仅生前不能参加共产党,而且就是在死后也不能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因为他在党外所发挥的作用更大。 当然,因与刘少奇的特殊关系而被人们戏称为“国舅爷”的王光英,在 “文化大革命”中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他却从未对党产生过不满情绪,而是始终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同党的高度一致。这缘于他在建国初就确立的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实现富强的坚定信念。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重要决定或许会使王光英产生某种程度的遗憾,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后,美国前总统、力主中美友好的尼克松应邀到王光英任董事长的光大公司做客,不无感慨地说道:我看,中国共产党很聪明,派了一位“红色资本家”而不是派了一位共产党员来当光大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样,我就能到光大来做客,而且双方有些共同语言容易沟通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一些特殊背景下,王光英利用“红色资本家”这一特殊身份从事民间外交活动,为中国走向国际舞台做出了积极贡献。对此,周恩来曾多次称赞王光英“善于做人民外交工作”。 王光英从事民间外交工作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1953年,他以副团长的身份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乘火车到维也纳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当时,团长是一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过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将,因不堪忍受旅途劳累,只好改乘飞机飞往维也纳。于是,王光英便承担起了本应由团长负责的一切事务。当时,那个团中仅电影演员、歌唱演员和杂技演员等就达300多人,坐火车到达目的地要有十多天时间。由于得到组织上的高度信任和大力支持,加上全体团员的积极配合,访问前后的一切工作在王光英的统筹部署下,得到了完满安排。 1956年,王光英以副团长身份第二次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国到埃及首都开罗访问。不巧,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而引发英法两国的军事干涉,局势比较混乱。面对这一突发事件,究竟应该如何表态和采取什么相应的行动,团长要王光英去请示我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因埃及刚同台湾断交才一个多月时间,中国驻埃及使馆的建馆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来不及向国内请示,陈家康表示由代表团当机立断。王光英表示:埃及和中国过去都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为求解放,我们义不容辞必须支持埃及人民抵抗侵略。 于是,在塞得港举行的反侵略动员大会上,在几十万人海中出现了一面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写的巨型红色横幅:“中国青年坚决支持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这场斗争最终以埃及的大获全胜而结束。王光英后来回忆说:那次事件我发挥了主动性。我认为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总不会错。我国青年代表团初到开罗时原来被安排住在一家普通的招待所里。由于纳赛尔总统在人流中见到了那面横幅,等我们一回开罗就让代表团搬进一家高级宾馆。 王光英从事民间外交工作最多而且成效也最显著的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在他担任光大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之后。 1981年,王光英作为全国工商联代表团成员先后到澳门、香港考察。回来后,他给中央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建议利用世界经济回升的机会,到香港开办一家大型的、综合的、开放性、世界性、带有民间色彩的公司,专以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或与西方公司合作、合资、合营,开发内地实业,建设大型工程,认为这对国家的现代化,一定能起很大作用。 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决定由他出面负责建立这样的公司。1983年4月,公司正式成立,定名为“光大”(英文名为:EVER BRIGHT)。按照王光英的解释,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并向中外宣告:公司的业务宗旨是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与外商合作,进行合资经营,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并为稳定香港繁荣,发展香港经济做出贡献。 为拓展业务,光大公司先后邀请了一大批世界名人来公司访问,其中有尼克松、基辛格、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财长康纳利和米勒、钢铁大王洛克菲勒等。王光英还与日本首相竹下登、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等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在与这些世界友人的交往中,光大公司充分发挥了作为一家民间企业的优势,广泛开展民间外交,宣传自己,了解对方,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引进了大量资金和技术,并且为国家的改革发展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基辛格曾先后三次光临光大公司。在一次与王光英的谈话中,基辛格问:你的公司将怎样开展中美经济交往?王光英答:凡有利于中美友好的,我都做,凡不利于中美友好的,我都不做。基辛格当即说道,那么,今后你要我办事,我不要你的钱。王光英也随即说道,为了中美友好,今后你要我办事,我也不要你的钱。不过,在实际交往中,光大公司从未让基辛格做过不要钱的事。王光英看得很清楚,光大公司能有基辛格这样一位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美国政治家作为常客,对于维护和发展中美友好关系的大局是极为重要的。 王光英曾在香港最豪华的大酒店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吃饭,尼克松有些过意不去,和王光英开玩笑说: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你到美国后的第一次赴宴得由我请客。王光英后来说,我读过尼克松的回忆录和其他报刊材料,知道他做事常常出人意料,思想观点常常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他出任美国总统前是出名的“鹰”派,带头反共,反对承认“红色中国”。而在1969年1月他刚一当上美国总统,就在就职演说中谈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接着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并作环球旅行,寻求打通中美关系的渠道。前后判若两人。带头反共的是他,宣称“我想在我的(总统)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关系”的也是他。尼克松这个变化确实令全世界吃惊。我认为,这是一位政治家、战略家为了本国利益所必须具有的远见、胆量和魄力。 王光英还记得:有个故事对中国人,特别是让美国人印象十分深刻,那就是尼克松访华时以世界霸主的美国总统之尊替周恩来脱大衣。当时有家美国报纸说,总统这一举动,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因为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了极大的好感。有些报刊资料还说,尼克松、基辛格第一次与毛泽东会晤时,是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轻松俏皮的对话使人觉得他们像几个经常往来的熟人在聊天,而不是隔着太平洋对骂了二十多年的中美两国的首脑。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主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中暗示出来了。基辛格后来说,那次历史性的重要会晤,是“华格纳歌剧的序曲”。 王光英认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美国之所以总在演出“华格纳歌剧”,一再强调要维护中美两国间的正常关系,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持接触和对话,并认为保持两国间的对话对美国利益非常重要,实在是由于中国的地位太重要了。 日本首相竹下登是一位始终主张中日友好的重要领导人。王光英是竹下登就任首相后会见的第一位外国客人,他们之间的交往带有浓厚的私人友谊色彩。还是在竹下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有人在一次宴会上当众问王光英竹下能否当选。王光英不假思索地说道,在当时的三位竞选人中,一位有官气,一位有学者气,而竹下先生平易近人,有幽默感,有魅力,应该是竹下当选。想不到过几天竹下真的当选了。 凭着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和好感,竹下和王光英的交往较为融洽。在竹下刚一当选之际,王光英就在日本受到了他的接见。在谈话中,竹下说,今天已经是首相了,应当有点首相的架子,不过还没有正式上任,可以像朋友一样谈谈心。竹下当选时,正值日本股票大幅下跌,他女儿说他是个背时的首相,而他自己却说,你不要只看眼前股票下跌,还要看看我上任后能否使股票行情上涨。王光英认为,竹下如此谈话,似乎在向一个中国企业界人士透露他这位新当选的日本首相有信心、有力量保持日本经济的繁荣。 在那天的谈话中,竹下还说:竞选实在太紧张,他突然秃发了。王光英不禁想起中国人常说的“鬼剃头”,于是对竹下说,我们中国有种新药,能使毛发再生,我回国后买来送给你。 王光英回国后真的买了20瓶“章光101”毛发再生精送给竹下,同时送给他一只刻有竹下肖像的中国瓷盘。竹下为此特地关照当时日本驻华大使说:中国有个王光英。你应该去看看他,问一问我们日本人能不能在什么事情上为他效劳。从此,光大与日本财界、商界生意越做越大。在中国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竹下任首相时的日本也是西方国家中在“89风波”后第一个主张取消对华制裁的国家,并且率先给中国提供了极为优厚的政府贷款。 王光英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会长,印尼的一些著名华人企业家如林绍良、黄双安、林文光、李文正等都与王光英有着频繁的交往。1995年,王光英夫妇应印尼―中国友好协会会长苏坎达尼的邀请,到印尼访问。 为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王光英夫人应伊利应邀带领天津华夏儿童艺术团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泗水等城市演出,受到了印尼人民的广泛欢迎。苏哈托总统夫妇、文化部长夫妇等都亲临现场观看中国孩子的精彩表演。总统夫人在观看了一位只有5岁、名叫齐奇的男童的木琴表演后,非常高兴,热情地送给孩子们很多红色玩具。应伊利对总统夫人说,我们中国人喜欢红色,是喜庆也是吉祥。 访问团受到了印尼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对此,王光英说道:苏哈托总统对于我们中国客人是远接高迎的。按国际惯例,现任总统凡接见只作为友好访问,不作双边或多边国际谈判的外宾,都是礼仪性的,一般会见时间只限定为半小时或稍多一点,苏哈托会见我时却没有限定时间。 王光英还说道:大家记得,60年代前后,中国和印尼之间曾经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以至于两国建交20年,关系还不很熟。我们去访问时,带了一个儿童艺术团,因为我认为要增进两国友谊也应“从娃娃抓起”,娃娃是世界上最容易引人喜爱的友好使者。结果效果不错。苏哈托总统在他的独立宫,与我们照了许多相。他又说,印尼的华人资本家没有忘记祖国和他们的“根”,苏哈托总统的义子彭云鹏问我,中国最需要国外投资的地方在哪里?我说是西北。又问西北最需要投资的项目是什么?我说是交通。若要富,先修路。我还告诉他陕西的渭河与山西的汾河之间,是片广阔的地区,很有开发前途。两条河都流入黄河,在两河会合处造一座桥,再修一些四通八达的路,就能把两条河的沿岸地区连接起来,对加强陕西与山西的交通,对两条河沿岸各地今后工商业的发展,当地资源的利用,都会有好处。我在那里视察过,看看是否可作为投资的试点,是否值得;对西北地区的开发究竟有哪些好处;方法和选择是否对头。彭云鹏再问我基础建设约需多少投资,我说初步估算是8亿元人民币。他同意了,并约定先派人到西北去看看。彭云鹏在印尼很富有,与苏哈托很亲近,我访问印尼回国后,彭云鹏很快就来了中国,不仅同意逐步开发渭河、汾河地区,还想到印尼盛产木材,那里有种树木,生长期快,六年就能成林。西北地区山多树少,不妨先试种。如果成功,对开发西北,也许比在渭河口造一座桥得利更大。我很同意在西北造林,并与开发渭河、汾河地区结合起来,使西北农民能多些收益,一举数得。 对大人物,王光英主动交往,不失礼节;对小人物,王光英也是充分尊重,一视同仁。为庆祝光大公司成立五周年,北京光大旅游公司邀请两位日本歌星前来参加演唱会。王光英夫妇特地从香港赶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这两位歌星。席间,听到其中一位说自己患了感冒,担心影响演唱。王光英当即派人到同仁堂去买了两剂专门治嗓子的中药,连夜送到歌星住的地方。那位歌星想不到王光英竟会这样主动地关心他,非常感动,第二晚演唱时十分卖力,效果当然也就出奇的好。 还有一次,一位德国商人到香港来和光大公司洽谈一笔生意。下飞机时恰逢下大雨,全身被淋得透湿。王光英见此情景,请他脱去外衣,当即叫人设法烤干、烫平,并且郑重交代,一定要在十分钟之内送还给那位客人。事情虽不大,人情味却很浓。那位商人很受感动,于是,接下来的商谈也就十分顺利地进行了。 从1983年起,王光英连续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4年起,又开始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这两个重要职位上,王光英都积极从事外事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接待世界各国来访的著名经济界人士、社会活动家,参加各种国际性研讨会等。在这些活动中,王光英总是努力向客人介绍中国,同时不失时机地深入了解对方,不断加深友谊,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从以上历史故事中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是有远见卓识的。他们很善于团结人,利用人,建立广泛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有能力的人做合适的事情。  

时评:锦州各村、社区人民应该耐心等待相信市政府 天宝华府项目正在搭建坚决路线图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记者日前从业内人士获息,锦州市政府通知涉及天宝华府项目的各村,社区的人们,天宝华府项目正在搭建解决路线图,由于市政府联席会没有及时开上,部分购房户,动迁户情绪激动,要求各村、社区及时掌握情况,不能进京上访,把人稳定在家里。

Next 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