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很多人说，人的正常年龄是可以活到120岁的。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不能活那么久，但是，如果能活到王光英这个年龄100岁仙逝，那也是今生今世的最高理想了。
王光英不但活到了百岁，而且还不是空活百岁。他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各个，是红色资本家。解放前是上海的大家族，大资本家，但是，解放后，积极和中央政府配合。光大银行是他的银行。他临终前也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他是10月29日病逝，11月9日举行追悼会，习近平，王岐山，胡锦涛等人都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去出席追悼会。以下是人民网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的一篇关于王光英的红色资本家的情结文章：
王光英出生于民国初年的一个带有明显资本主义色彩的官宦家庭，祖上一辈与民初的达官显贵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都有交往，父亲王槐青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做过北洋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中国政府的特命全权公使出席了巴黎和会。北洋政府覆灭前夕，王槐青辞官隐居。母亲董洁如虽为富家小姐，但思想上追求进步，其亲属中有3人在1928年与李大钊等一起被奉系军阀杀害。晚年的王槐青夫妇一直在掩护子女从事进步革命活动。王光英共有兄妹11人（其中包括同父异母兄弟3人），他排行第6，正好居中。有趣的是，以王光英为界，前面5人皆为兄长，后面5人则都是妹妹。在11人中，除长兄王光德去世较早、四哥王光复追随国民党前往台湾外，其余都与共产党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其中还有4人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王光英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毕业后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到天津的民族资本家的企业中谋生，祈求通过“借鸡生蛋”的方式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不久，他独自创办属于自己的企业，命名为“近代化学厂”，因为在英文中，“近代”和“现代”是一个词。与当时众多厂家所起的“振华”、“兴华”、“强华”等一样，意在使中国经济尽快实现现代化，使国家强大起来。未曾想到，此举使王光英成了王氏众兄妹中唯一的资本家，并且被日后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称为“红色资本家”。
1957年4月，在为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而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示意出席作陪的王光英向苏联贵客敬酒。王光英斟了满满一杯酒，走到伏罗希洛夫面前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我们资本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也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唯一正确的光明道路。您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不称您‘伏老’（当时随行的记者在写的新闻报道中一般都称之为伏老），而称您为伏罗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长寿。”
当翻译将这段话译成俄语后，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使劲地为这位同志的话鼓掌啊！”既而又对王光英说道：“你也讲给大家听听，哦，不行，得由我自己讲，这不是平常的事情。中国经过长时期的流血革命，现在创造出了一条不用流血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这是有世界意义的。”伏罗希洛夫又说：“资本家向劳动者过渡，是非常艰苦的。但你们不要怕。再经过一个阶段的改造，你们一定会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那时，人民一定会忘记你们曾经是资本家了。”说完这段话后，伏罗希洛夫主动与王光英热烈拥抱。此后，伏罗希洛夫又多次称中国和平改造资本家是一个世界性的创举。
见此情景，周恩来在一旁风趣地对伏罗希洛夫说道：“您拥抱的是位红色资本家。”
周恩来称王光英为“红色资本家”，不仅是因为他在从事实业期间，通过商业途径给共产党帮过大忙，而且在政治上，王光英一贯追求进步，对凡是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决定，他都始终无条件积极带头执行。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残酷的经济统治和掠夺使得王光英的救国理想难以实现，因此，他想去延安，为抗日战争直接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等打败日本后再大干一场。但当他找到时任中共北平秘密组织负责人崔月犁说出这一想法时，却遭到了委婉的拒绝。崔月犁慎重地对他说道：“我当然愿意介绍你去延安，多一个人革命总比少一人好。不过，以你的具体情况，我想你即使到了延安，共产党恐怕还是要你做生意。”王光英说：“我去延安是为了抗日、革命。如果还要我做生意，那我为什么要去延安呢？”崔月犁说：“不要把做生意与革命截然分开。在天津干你的本行，与共产党做生意，不是也能为革命做贡献吗？”
这次简短的谈话不仅改变了王光英准备到延安去的想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日后的人生道路。王光英尊重党组织的劝告，真的与共产党做起了生意，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后，王光英开发研制成功了一种高纯度的硫化氢染料，这是一种经过提炼可以用做炸药包引信的化学材料。此前，德国人已经研制成功，并在天津市场销售过这种商品，受到商家的欢迎，后来因战争原因市场上没有了货源。面对自己的产品供不应求的喜人形势，王光英起初还以为只是商人为了追求利润的结果，后来才知道是商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将其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的缘故。王光英为解放区做出的另一大贡献是提供急需的医疗用品橡皮膏。所有这些商品都要经过严密的伪装，陆续运往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王光英于1950年4月由当时天津市工商界泰斗李浊尘先生亲自点名，担任了市工商界联合会的秘书长（李浊尘是该会主任）。这是一个在党和政府与资本家之间充当桥梁、起着沟通和联系作用的重要岗位。王光英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充分发挥了这一职位的关键作用。举其要者，有这样几件事：
首先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光英不仅积极组织了几乎所有的天津工商界私人资本家上街游行，公开抗议和谴责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以及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威胁，而且积极组织资本家认购救国公债，大量捐献战争用品，包括飞机、大炮等武器，也包括生活用品。这对于一向以和气生财为信条、并长期在半殖民地条件下惨淡经营的私人资本家来说，是十分不容易的。毕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技术高超，管理先进，市场庞大，与中国经济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工商界中当时普遍存在着浓厚的亲美、崇美和恐美情绪。他们的义举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并亲笔给天津工商界草拟了电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电报说：“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11月30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这是毛泽东生前以自己的名义给工商界所发的唯一一份电报。
其次，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王光英不仅自己主动将其主持的近代化学厂率先于1953年实行了公私合营，并把该厂在公私合营后按规定分给他的定息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而且积极动员、组织其他资本家进行参观学习，使他们逐步认清了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
再次，在整风反右运动期间，他率先主动发起资本家“向党交心”的运动，这样，就使得天津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被错划成“右派”分子的比例不仅大大低于上海和北京等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大城市，而且也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此外，王光英还多次主动、诚恳地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为党工作。第一次是在刘少奇与王光英的妹妹王光美结婚后，首次以新姑爷身份上门看望岳父母时，作为内兄的王光英正式向刘少奇提出希望党组织能批准他入党的要求，被刘少奇婉拒。王光英再一次要求入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983年，当时他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了入党的要求。胡耀邦这次不仅再次婉拒了王光英的要求，而且明确讲到，王光英不仅生前不能参加共产党，而且就是在死后也不能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因为他在党外所发挥的作用更大。
当然，因与刘少奇的特殊关系而被人们戏称为“国舅爷”的王光英，在 “文化大革命”中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他却从未对党产生过不满情绪，而是始终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同党的高度一致。这缘于他在建国初就确立的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实现富强的坚定信念。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重要决定或许会使王光英产生某种程度的遗憾，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后，美国前总统、力主中美友好的尼克松应邀到王光英任董事长的光大公司做客，不无感慨地说道：我看，中国共产党很聪明，派了一位“红色资本家”而不是派了一位共产党员来当光大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样，我就能到光大来做客，而且双方有些共同语言容易沟通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一些特殊背景下，王光英利用“红色资本家”这一特殊身份从事民间外交活动，为中国走向国际舞台做出了积极贡献。对此，周恩来曾多次称赞王光英“善于做人民外交工作”。
王光英从事民间外交工作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1953年，他以副团长的身份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乘火车到维也纳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当时，团长是一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过伤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将，因不堪忍受旅途劳累，只好改乘飞机飞往维也纳。于是，王光英便承担起了本应由团长负责的一切事务。当时，那个团中仅电影演员、歌唱演员和杂技演员等就达300多人，坐火车到达目的地要有十多天时间。由于得到组织上的高度信任和大力支持，加上全体团员的积极配合，访问前后的一切工作在王光英的统筹部署下，得到了完满安排。
1956年，王光英以副团长身份第二次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国到埃及首都开罗访问。不巧，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而引发英法两国的军事干涉，局势比较混乱。面对这一突发事件，究竟应该如何表态和采取什么相应的行动，团长要王光英去请示我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因埃及刚同台湾断交才一个多月时间，中国驻埃及使馆的建馆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来不及向国内请示，陈家康表示由代表团当机立断。王光英表示：埃及和中国过去都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为求解放，我们义不容辞必须支持埃及人民抵抗侵略。
于是，在塞得港举行的反侵略动员大会上，在几十万人海中出现了一面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写的巨型红色横幅：“中国青年坚决支持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这场斗争最终以埃及的大获全胜而结束。王光英后来回忆说：那次事件我发挥了主动性。我认为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总不会错。我国青年代表团初到开罗时原来被安排住在一家普通的招待所里。由于纳赛尔总统在人流中见到了那面横幅，等我们一回开罗就让代表团搬进一家高级宾馆。
王光英从事民间外交工作最多而且成效也最显著的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在他担任光大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之后。
1981年，王光英作为全国工商联代表团成员先后到澳门、香港考察。回来后，他给中央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建议利用世界经济回升的机会，到香港开办一家大型的、综合的、开放性、世界性、带有民间色彩的公司，专以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或与西方公司合作、合资、合营，开发内地实业，建设大型工程，认为这对国家的现代化，一定能起很大作用。
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决定由他出面负责建立这样的公司。1983年4月，公司正式成立，定名为“光大”（英文名为：EVER BRIGHT）。按照王光英的解释，光大者，光明正大做生意也。并向中外宣告：公司的业务宗旨是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与外商合作，进行合资经营，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并为稳定香港繁荣，发展香港经济做出贡献。
为拓展业务，光大公司先后邀请了一大批世界名人来公司访问，其中有尼克松、基辛格、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财长康纳利和米勒、钢铁大王洛克菲勒等。王光英还与日本首相竹下登、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等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在与这些世界友人的交往中，光大公司充分发挥了作为一家民间企业的优势，广泛开展民间外交，宣传自己，了解对方，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引进了大量资金和技术，并且为国家的改革发展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基辛格曾先后三次光临光大公司。在一次与王光英的谈话中，基辛格问：你的公司将怎样开展中美经济交往？王光英答：凡有利于中美友好的，我都做，凡不利于中美友好的，我都不做。基辛格当即说道，那么，今后你要我办事，我不要你的钱。王光英也随即说道，为了中美友好，今后你要我办事，我也不要你的钱。不过，在实际交往中，光大公司从未让基辛格做过不要钱的事。王光英看得很清楚，光大公司能有基辛格这样一位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美国政治家作为常客，对于维护和发展中美友好关系的大局是极为重要的。
王光英曾在香港最豪华的大酒店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吃饭，尼克松有些过意不去，和王光英开玩笑说：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你到美国后的第一次赴宴得由我请客。王光英后来说，我读过尼克松的回忆录和其他报刊材料，知道他做事常常出人意料，思想观点常常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他出任美国总统前是出名的“鹰”派，带头反共，反对承认“红色中国”。而在1969年1月他刚一当上美国总统，就在就职演说中谈到“新政府愿意与中国对话”；接着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并作环球旅行，寻求打通中美关系的渠道。前后判若两人。带头反共的是他，宣称“我想在我的（总统）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关系”的也是他。尼克松这个变化确实令全世界吃惊。我认为，这是一位政治家、战略家为了本国利益所必须具有的远见、胆量和魄力。
王光英还记得：有个故事对中国人，特别是让美国人印象十分深刻，那就是尼克松访华时以世界霸主的美国总统之尊替周恩来脱大衣。当时有家美国报纸说，总统这一举动，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因为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了极大的好感。有些报刊资料还说，尼克松、基辛格第一次与毛泽东会晤时，是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轻松俏皮的对话使人觉得他们像几个经常往来的熟人在聊天，而不是隔着太平洋对骂了二十多年的中美两国的首脑。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主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中暗示出来了。基辛格后来说，那次历史性的重要会晤，是“华格纳歌剧的序曲”。
王光英认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美国之所以总在演出“华格纳歌剧”，一再强调要维护中美两国间的正常关系，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持接触和对话，并认为保持两国间的对话对美国利益非常重要，实在是由于中国的地位太重要了。
日本首相竹下登是一位始终主张中日友好的重要领导人。王光英是竹下登就任首相后会见的第一位外国客人，他们之间的交往带有浓厚的私人友谊色彩。还是在竹下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有人在一次宴会上当众问王光英竹下能否当选。王光英不假思索地说道，在当时的三位竞选人中，一位有官气，一位有学者气，而竹下先生平易近人，有幽默感，有魅力，应该是竹下当选。想不到过几天竹下真的当选了。
凭着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和好感，竹下和王光英的交往较为融洽。在竹下刚一当选之际，王光英就在日本受到了他的接见。在谈话中，竹下说，今天已经是首相了，应当有点首相的架子，不过还没有正式上任，可以像朋友一样谈谈心。竹下当选时，正值日本股票大幅下跌，他女儿说他是个背时的首相，而他自己却说，你不要只看眼前股票下跌，还要看看我上任后能否使股票行情上涨。王光英认为，竹下如此谈话，似乎在向一个中国企业界人士透露他这位新当选的日本首相有信心、有力量保持日本经济的繁荣。
在那天的谈话中，竹下还说：竞选实在太紧张，他突然秃发了。王光英不禁想起中国人常说的“鬼剃头”，于是对竹下说，我们中国有种新药，能使毛发再生，我回国后买来送给你。
王光英回国后真的买了20瓶“章光101”毛发再生精送给竹下，同时送给他一只刻有竹下肖像的中国瓷盘。竹下为此特地关照当时日本驻华大使说：中国有个王光英。你应该去看看他，问一问我们日本人能不能在什么事情上为他效劳。从此，光大与日本财界、商界生意越做越大。在中国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竹下任首相时的日本也是西方国家中在“89风波”后第一个主张取消对华制裁的国家，并且率先给中国提供了极为优厚的政府贷款。
王光英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会长，印尼的一些著名华人企业家如林绍良、黄双安、林文光、李文正等都与王光英有着频繁的交往。1995年，王光英夫妇应印尼―中国友好协会会长苏坎达尼的邀请，到印尼访问。
为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王光英夫人应伊利应邀带领天津华夏儿童艺术团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泗水等城市演出，受到了印尼人民的广泛欢迎。苏哈托总统夫妇、文化部长夫妇等都亲临现场观看中国孩子的精彩表演。总统夫人在观看了一位只有5岁、名叫齐奇的男童的木琴表演后，非常高兴，热情地送给孩子们很多红色玩具。应伊利对总统夫人说，我们中国人喜欢红色，是喜庆也是吉祥。
访问团受到了印尼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对此，王光英说道：苏哈托总统对于我们中国客人是远接高迎的。按国际惯例，现任总统凡接见只作为友好访问，不作双边或多边国际谈判的外宾，都是礼仪性的，一般会见时间只限定为半小时或稍多一点，苏哈托会见我时却没有限定时间。
王光英还说道：大家记得，60年代前后，中国和印尼之间曾经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以至于两国建交20年，关系还不很熟。我们去访问时，带了一个儿童艺术团，因为我认为要增进两国友谊也应“从娃娃抓起”，娃娃是世界上最容易引人喜爱的友好使者。结果效果不错。苏哈托总统在他的独立宫，与我们照了许多相。他又说，印尼的华人资本家没有忘记祖国和他们的“根”，苏哈托总统的义子彭云鹏问我，中国最需要国外投资的地方在哪里？我说是西北。又问西北最需要投资的项目是什么？我说是交通。若要富，先修路。我还告诉他陕西的渭河与山西的汾河之间，是片广阔的地区，很有开发前途。两条河都流入黄河，在两河会合处造一座桥，再修一些四通八达的路，就能把两条河的沿岸地区连接起来，对加强陕西与山西的交通，对两条河沿岸各地今后工商业的发展，当地资源的利用，都会有好处。我在那里视察过，看看是否可作为投资的试点，是否值得；对西北地区的开发究竟有哪些好处；方法和选择是否对头。彭云鹏再问我基础建设约需多少投资，我说初步估算是8亿元人民币。他同意了，并约定先派人到西北去看看。彭云鹏在印尼很富有，与苏哈托很亲近，我访问印尼回国后，彭云鹏很快就来了中国，不仅同意逐步开发渭河、汾河地区，还想到印尼盛产木材，那里有种树木，生长期快，六年就能成林。西北地区山多树少，不妨先试种。如果成功，对开发西北，也许比在渭河口造一座桥得利更大。我很同意在西北造林，并与开发渭河、汾河地区结合起来，使西北农民能多些收益，一举数得。
对大人物，王光英主动交往，不失礼节；对小人物，王光英也是充分尊重，一视同仁。为庆祝光大公司成立五周年，北京光大旅游公司邀请两位日本歌星前来参加演唱会。王光英夫妇特地从香港赶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这两位歌星。席间，听到其中一位说自己患了感冒，担心影响演唱。王光英当即派人到同仁堂去买了两剂专门治嗓子的中药，连夜送到歌星住的地方。那位歌星想不到王光英竟会这样主动地关心他，非常感动，第二晚演唱时十分卖力，效果当然也就出奇的好。
还有一次，一位德国商人到香港来和光大公司洽谈一笔生意。下飞机时恰逢下大雨，全身被淋得透湿。王光英见此情景，请他脱去外衣，当即叫人设法烤干、烫平，并且郑重交代，一定要在十分钟之内送还给那位客人。事情虽不大，人情味却很浓。那位商人很受感动，于是，接下来的商谈也就十分顺利地进行了。
从1983年起，王光英连续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4年起，又开始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这两个重要职位上，王光英都积极从事外事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接待世界各国来访的著名经济界人士、社会活动家，参加各种国际性研讨会等。在这些活动中，王光英总是努力向客人介绍中国，同时不失时机地深入了解对方，不断加深友谊，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从以上历史故事中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是有远见卓识的。他们很善于团结人，利用人，建立广泛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有能力的人做合适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