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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非洲制造倡议首席经济学家程诚:中国为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在最近刚刚结束的斯德哥尔摩和平与发展论坛期间,记者独家专访了非洲问题专家,非洲制造倡议首席经济学家程诚,并就中国对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建设的贡献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解读。

非洲制造倡议首席经济学家程诚接受本报网专访。

记者:你好,非常感谢你能接受我的采访。在本次和平与发展论坛上有一个分论坛讨论了中国在非洲和平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程诚:非洲制造倡议总部在伦敦,我们是专门为非洲国家设计和建设产业园和工业园的。关于中国对非洲的支持问题,

首先,在中国人看来,解决和平问题,首先要解决发展问题。咱们老祖宗都是这样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把发展问题解决好,老百姓吃饱穿暖,甚至更富裕一点,自然就不会出现这些极端主义思想,“有恒产者有恒心”,中国始终是把发展问题与和平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一直矢志不渝地与非洲国家的兄弟们站在一起,我们从来不是以一个宗主国的态度来看待非洲国家,我们从来都以兄弟般的情谊来看待非洲国家的。因此,过去几十年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对非洲提供了最大可能的支持,经济方面,财政方面,金融方面,建设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努力。这在非洲获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目前以单个国家而论,中国是非洲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是非洲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国,是非洲最大的单一融资来源国,也很快会成为非洲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可以说,中国是把自己的发展与非洲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发展问题,改善非洲百姓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善非洲积贫积弱的状况,从而从根本上促进非洲的和平与发展,这就是中国的作用。

记者:有很多人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太多了,例如,坦桑尼亚,据说外债太多了,就说欠中国的外债太多了,因此对未来开始担心了,过于依赖中国,怎么办,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程诚:首先,这个问题应该说是西方媒体不公正报道的结果。感兴趣可以去查一下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什么债务外交等,这都不是真实的情况,目前看,非洲最大的债务提供国始终还是西方国家和以西方为主的国际组织,例如美国,英国,法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在过去几年对非洲的贷款增长很快,但在非洲总的贷款中,中国不是最大贷款国,中国也不是最大贷款拥有者。

记者:有人说,中国对非洲还可以做得更多。你认为中国还可以在非洲做哪些事情?

程诚:中国应该增加更多的直接投资,鼓励中国企业实体到非洲去投资,而不是更多地依赖于政府。免费是不合理的。

中国给非洲的无偿援助有一部分,但不是大头。任何单一的援助都是不合理的。

中国对非洲的无偿援助应该越来越多,实际上,我们的无偿援助并不多。

大多数对非洲的融资是以贷款的形式发布的,这些贷款不仅支持了当地的建设,而且,这些钱给了非洲,但是,建设的人是中国工程队,因此,这些钱又是用来支付中国企业的。因此,也支持了国内的发展。

少量的援助是用来改善民生的,这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应有的责任。如果想到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国,最大的建设国,考虑到这个层面,中国给非洲的免费援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完全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匹配。有的人不明白这件事,因此对中国的援助往往不理解。事实上,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就是中国公司去帮助建设,但也挣了这个工程的钱,把援助的钱又赚回来了。当然,效益就是当地人有了小学,或者是几十座小学,几条道路,几个体育场,几家医院和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

程诚副教授说,中国应该更大幅度支持非洲的农业,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农产品进口市场。中国到2025年,2030年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对非洲的农产品,水果等,有更高的需求。实际上,非洲国家的奶制品,质量比欧美国家都好。

关于广州有很多非洲人的问题,这已经过时了。很多年前就有提案,这是跟中非贸易有关。经济合作水平决定的。现在中国制造并不便宜,因此,原来在广州的非洲商人现在都去东南亚其他国家了,他们的主体都是小商贩。

斯德哥尔摩和平与发展论坛专门讨论那些受过战争和冲突影响的国家如何实现和平重建,保持和平,实现发展,从而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

2019斯德哥尔摩和平与发展论坛关注和平建设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为期三天的2019斯德哥尔摩和平与发展论坛14日在斯德哥尔摩隆重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400多名代表出席论坛。

本次论坛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瑞典对外发展援助部和瑞典外交部联合举办。研究所理事会主席第60届联大主席杨.埃利亚松和瑞典对外发展援助大臣彼得埃里克松等致开幕词,瑞典外交大臣瓦尔斯特伦致首日闭幕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斯泰纳,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彼得.毛尔,世界银行非洲副行长哈菲兹.加内姆、伊拉克、索马里外交部长、黎巴嫩内务城市部长和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国务部长等嘉宾出席论坛。

和平研究所理事会主席埃利亚松首先致辞,他说,在2005年他担任联大主席的时候,联合国就制定了一条和平与发展的秘方,那就是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不可能维持和平,没有和平与发展,人权就会受到极大伤害。没有人权没有法制的社会也就无法实现和平与发展。因此,要想实现发展的目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永久和平,就必须尊重人权,尊重法制。同时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有关各方的利益都要考虑在内才能实现永久和平,政府,议会,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等各界人士都要考虑在内,尤其妇女也要考虑在内,就是包括所有利益相关方才能实现停火,保持和平。他很高兴联合国2030年远景目标中的第十六条提出了实现永久和平与发展的目标。

瑞典对外发展援助部大臣彼得.埃里克松在开幕词中说,他很高兴看到很多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伊拉克、索马里、黎巴嫩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部长副部长都来出席会议,欢迎你们。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维护和平的妙方。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此同时,也要注意气候变化给和平与发展带来更大的挑战。

阿富汗独立人权理事会主席斯马.萨马尔博士致开幕词。她说,人们首先应该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冲突,阿富汗经历了41年的战争冲突。根据他们的经验,凡是人权得到侵犯,法制不能够维持,社会出现严重的不平等,一部分人有特权的时候,就会出现冲突。同时,周边国家会利用不同的人群来对付另一个人群,这样,几乎在所有经历过冲突和战争的国家里都会发现他们的邻居也参与其中的内乱。因此,要实现和平,保持和平,就必须要有男人和女人都参加的和平谈判,一旦停战,必须为儿童提供教育,在阿富汗最大的败笔就是缺乏教育,很多家庭没有办法,最后,还是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塔利班成立的学校里去。最终成为被塔利班利用的人。

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尔在发表主旨演讲中国说,其实,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情况在不断发生变化。过去的一些人道主义援助方法已经不再适应新情况新问题了。现在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也远远不能满足各种难民的需要了。他说,很多时候情况出乎意料之外,例如,有一次,他们在中东救援,本来准备大批药品,但结果人们最急需的是供电和电信,因为人们想赶紧和亲朋好友联系。另外,现在的冲突已经不再局限于最贫困的国家里,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本来都是中等收入国家,结果,也陷入战争和冲突的深渊,刚刚得以停战。因此,国际社会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施加人道主义援助。

在高级讨论会上主持人是瑞典外交部Annika Ben David大使主持。

世界银行负责非洲事务的副行长加内姆说,世界银行在和平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世界银行很注重各国政府的力量,因为支持帮助政府进行和平与发展的援助是对的。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改进了援助方式,以前都是在冲突结束以后再介入援助,现在是在冲突进行时就开始援助,例如在叙利亚。目前世界的难民太多了,挑战也很大。

黎巴嫩内务和城市部长拉雅.哈法尔.阿尔.哈桑说,她首先非常感谢捐助国对黎巴嫩这个饱经战争沧桑的国家多年来的积极援助。他们自己当然需要努力重建。但同时,她也对捐助国提出一些建议。她认为有时候捐助国去捐助时是有自己的目的的,附加自己的一些条件的,这样在当地会引起不平衡,造成援助的效果大打折扣。如果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去捐助,可能效果更好。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国务部长希鲁特.泽美娜对埃塞俄比亚总统大家赞扬,认为现任总统真心希望发展,重视平等问题,因此,希望捐助国继续对其国进行支持。同时,他们也确实是在实现和平与发展过程中重视妇女地位问题,重视有关各方的利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吉姆.斯泰纳说,今年的主题是包括所有利益相关方,这一点十分重要。凡是重视这样的方法的地方,才能长期保持和平。

瑞典首相办公室国际事务国务秘书卡琳.瓦伦斯蒂恩介绍了瑞典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期间的作用。

丹尼斯.氯纶斯普洱是驻马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陆军总司令。他说,这次能把他这位军方人士请来参加论坛本身就说明这次论坛的包括范围广泛,真是各界人士都有。他认为凡是能够进行充分案例分析并让有关各方都参与的案例基本上都是成功案例。

在上午的第二场高级讨论会中,索马里外交部长阿瓦德提出在索马里已经经历了五届总统选举,索马里形势十分稳定,教育,卫生,电信等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索马里如今80%的人都有手机。索马里的工程队可以到邻国去承包建筑工程,索马里的学校都已经到位。现在最美中不足,也缺乏信任的就是政府。其实,政府的组成是由四个部落群的领头人物或代表组成的政府,例如总统是一组人,议会是另一组人,基本上各个族群都有代表,因此,索马里的形势很稳定,现在缺的就是政府需要资金巩固政府的诚信度。他希望捐助国能多支持索马里政府。

在下午的高级研讨会上,伊拉克外长穆罕默德.阿里.阿尔-哈桑说,伊拉克2003年以后面临的是满目疮痍,负债累累的局面。伊拉克欠了很多外债,高达几千亿美元。其中包括对科威特的侵略赔款。本来到2014年伊拉克形势有所好转,但是,又来了ISIS恐怖分子占领了伊拉克三分之一的领土。他们的烧杀抢掠给伊拉克再次带来灾难。但是,到去年为止,基本对ISIS清理干净,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目标和发展框架。包括教育平等和发展。他说,伊拉克其实有很多博士,但是怎样利用他们是一个问题。他们政府内阁中已经有83名女干部,但是,这个数字还不及突尼斯,因此,急需继续努力。他表示,在外交部,他将大力重视女大使女外交官的录用。伊拉克妇女其实很多人都是有学识有能力的妇女。

来自东帝汶的联合国组织代表认为支持战乱国家政府和平与发展十分重要,因为政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比其他任何社会机构都要强有力的多。支持他们,提高他们的信誉有利于和平与发展。否认,象以前西方国家总是支持非政府组织来对于政府组织,很难实现长期和平稳定。

尼日利亚北部的布尔诺非政府组织领导人法体玛.射虎.伊玛目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援助一定要因地制宜,多听从当地人的意见。否认很难解决问题。她尤其担心在尼日利亚有大约50万孤儿,他们没有家人照顾,没有亲人理解,没有政府照顾,他们成为游手好闲的流浪儿,这些孩子如果不加以关怀和教育,很难想象他们将来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国际社会最好帮助提出一些预防措施。

美国布鲁斯金学院院长约翰.艾伦表示,他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参加过很多和平谈判和发展重建,他发现,凡是国际上实行多边行动的时候,成功的机率总是比单边行动大得多。目前,有的国家动不动采取单边行动,这很不利于和平与发展,效果很不好。相反,多边行动成功的机会要多一些。例如有中国,俄罗斯,欧盟,美国,尤其是在美国牵头的时候,加上多国配合效果就会好一些。

瑞典外交部副大臣Annika.Soder概述了瑞典担任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的时候为和平与发展作出的巨大努力,但是,她指出,很多时候瑞典的建议得不到大国的响应,因此,也很为难和无奈。她也间接批评了单边主义的行为。

最后,瑞典外交大臣马约特.瓦尔斯特伦致当天的闭幕词。她说,她想用哥伦比亚的和平道路做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哥伦比亚也是经历了几十年的内战。最后实现了和平,因此其总统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她强调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措施控制和扩散。同时,瑞典的女性主义外交政策还是比较好的,在和平重建过程中,赋予女性权利可以使和平持续下去。要实现和平与发展,必须尊重人权,尊重法制,有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和机制。总之,凡是在和平重建中注重了各方利益的,和平稳定持续时间就长,效果就好。

一天的会议中,人们积极发言,广泛讨论,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和平,相比之下,现在已经从危机反应阶段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与会者认为在和平建设过程中,必须重视男女平等,教育和其他各方面的情况,按照联合国2030发展目标进行对照。从冲突国家的角度讲,他们更希望援助不要带附加条件,要积极支持所在国政府,这样的效果会更好。政府一个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所说,有政府总是比没政府强。没有政府会一盘散沙,和平和信任都难以建立。

当记者和一位尼日利亚代表谈到中国在非洲和平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时,他说,中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中国还可以做更多。另一位代表说,例如,在兴修水利方面,中国可以帮助非洲合理利用水资源,建立水利设施。中国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技术。

图文 陈雪霏

今日头条:2018斯德哥尔摩和平与发展论坛聚焦和平政治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2018斯德哥尔摩和平与发展论坛5月7日在斯德哥尔摩开幕,主办单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理事会主席60届联大主席资深外交官扬.埃利亚松主持开幕式。

他说,瑞典发展专家汉斯.罗斯林是个乐观主义者,给我们希望。如果他在就好了。不过,现在国际形势不容乐观,尽管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些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但是,还是有很多困难和问题需要克服和解决。今天,大家聚在斯德哥尔摩,就是要找到持久和平的办法。

“多年前,我和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一起发明了一句名言,那就是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也很难有和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权状况不好,就容易发生动乱和冲突。同样,如果没有和平的环境,要想发展也非常难。因此,需要大家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来自80多个国家的7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他们有政府官员,也有来自公民社会的人士。

瑞典外交大臣玛格特.瓦尔斯特伦在致辞中首先问大家有多少人已经当爷爷奶奶了。结果没多少人举手。她说,你们太年轻了,不过提到子孙后代,希望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给他们希望,要让他们知道未来还是很美好的。对于年轻人,希望和梦想非常重要。

我们怎样才能实现和平呢?尽管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意愿,也有各种建议。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冲突。冲突的根本原因和驱动是什么?事实上,冲突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要消除冲突的根源。那就是缺乏教育,性别不平等,人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等多种原因。我们需要更多研究,看到底是什么导致冲突。我们需要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第二,要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国际社会要找到可持续和平的因素,妇女的参与是实现永久和平的重要因素。只有她们的参与,只有人口一半的妇女参与,才能实现永久和平。我们很自豪地说,瑞典的女性主义外交政策很有效。

第三,效果可以发挥一定作用。正因为我们小,因此,我们可以起来说出我们的想法,最近,我们就在位于南部乡村的达格哈马舍尔德联合国办公室召开了非正式会议。他曾经说过,沉默是打破思维静寂的一种方法。让我们认真思考,希望在今后三天的时间里大家能够互相交流,学习到一些预防冲突实现和平的方法。

索马里妇女领导力创意组织执行主任阿莎.斯雅德。

论坛邀请了一些经历过冲突和亟待重建的国家的代表。例如,来自阿富汗的副外长阿黛拉.拉滋,利比里亚外长米尔顿.芬德雷,索马里内务,联合与妥协部长阿巴迪.萨布里,联合国大会主席和斯洛伐克外交部长米洛斯拉夫.拉扎克等重量级人物。

利比里亚外交部长芬德雷。

他们与瑞典国际发展合作与气候变化大臣伊萨贝拉.略文进行了高级论坛。

瑞典国际发展合作与气候变化大臣伊萨贝拉.略文

略文指出,导致冲突的因素很多,是整个和平的生态链都出了问题,贫困,教育条件缺失,男女不平等等很多因素,我希望大家在这个论坛上找到有助于实现持久和平的各种办法。

72届联大主席莱恰克

联合国大会主席莱恰克说,我们必须诚实地承认,我们还没有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我想说,我们要实现的是可持续的永久和平,否则,和平不会长久。

饱经战争和冲突的阿富汗代表,副外长拉兹女士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只有31岁,是美国毕业的,因此,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

她认为,女人的力量是强大的。她的母亲是一个人带大了她和三个兄弟。她本人认为,女人之所以经常面临水平不够,难以获得支持等问题,都是因为人们的传统观念。其实如果能够进行教育和培训,积极支持妇女,让妇女支持妇女,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她们经常进行这样的训练。

论坛期间,利比里亚和索马里代表都提到妇女有很多不利条件,如果按比例,就有照顾妇女的嫌疑。还有一种是裙带关系,就是有的妇女只因为是某领导的老婆或者是女儿,所以她才被拉上来参与政治。这样的女人就很难得到其他妇女的信服。

不过,瑞典外交大臣瓦尔斯特伦在论坛中认为,性别平等一定要体现在比例上面,在瑞典就是无论在议会还是在政府,都是按比例,宪法规定就是一定要男女人数平等。她认为,其实有些男性领导也不是很有能力,但是,人们并没有抱怨或担心,那么女性当政,为什么非要强调呢?其实,男女各有各的长处。同时,她强调,妇女的权力也不是男人给的,是她们自己争取来的。瑞典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妇女团结起来,威胁要成立女性政党,结果,男性主导的政府和议会最后妥协,达成了按比例设立领导职位。

阿富汗副外长拉兹认为,还是应该承认,妇女之所以被选为领导,并不是完全因为她是女性,而是因为她是作为一个有能力的人来被选上的。

拉兹认为要想实现永久和平,必须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只有政府机构强大,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计划,落实捐助国给予的捐助。她认为,捐助国在捐助的时候可以提出一些条件,例如,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样可以更有效的利用资金。

但从捐助国的角度,略文大臣比较理性和大度,她认为捐助国不应该强加给受援国各种附加条件,不要从我的角度去看问题,而是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根据当地人的意愿去援助。

欧盟包括瑞典的前任政府在外援的时候,都要附加人权的条件。人权记录不好就不给援助。现任瑞典政府强调的是女性主义的援助政策,更重视妇女儿童的权力。这个政策得到受援国妇女的支持,也确实培养出一篇善于雄辩的妇女。从会议期间的交谈中也确实发现那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女性,更自信,更愿意表达,更善于争取自己的权利。

例如,利比里亚妇女武云就表示,她曾建立流氓团伙集中点。什么意思?就是在大选期间,为了避免青少年暴力的发生,她把一群地痞流氓有暴力倾向的青年集中在一个俱乐部式的地方,然后,她自己单刀赴会,以老奶奶一样的身份去给年轻人讲解为什么不能在大选期间搅局,为什么要保持和平稳定。结果,效果非常好。她的做法,赢得了很多非洲领导人的赞赏。她也在非洲八个国家举行类似的活动。但是,她说,后期如何给这些青年一条更好的生存之路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外,瑞典外交大臣瓦尔斯特伦还强调,在性别平等会议上发现了更多有关妇女受到性骚扰,性侵犯的问题,她说,女性如果不能在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感觉到安全,谁还敢去工作呢?因此她呼吁男性也应该负起责任来,营造出男女平等互相尊重的氛围。

SIPRI执行主任主持了首场嘉宾高级论坛。

小范围交流和平与发展,斡旋与调节的经验。

妇女之间如果能够互相支持,那是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

记者与前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的头像合影以示尊重。这位为国际和平做出过贡献,最终因飞机失事(不排除暗杀)的联合国秘书长曾经因美国战俘问题,同周恩来总理见面,为当时的美中关系进行斡旋。

图文/陈雪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