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冬奥丨花滑世锦赛中国队收获一银 奥运门票暂拿5张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李嘉、肖亚卓)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2021年花样滑冰世锦赛当地时间27日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项目冰舞自由舞的争夺,中国选手王诗玥/柳鑫宇以总成绩182.90分排名第13。随着这场冬奥抢票大战落幕,中国队共拿到双人滑2个(对)名额,男单、女单和冰舞各1个。

  根据规则,在冬奥会时,每个代表队每个项目最多有三个(对)选手参赛。除了世锦赛外,今年下半年的雾迪杯将作为落选赛决定余下的资格。

  中国队的平昌冬奥会亚军组合隋文静/韩聪在世锦赛双人滑收获一枚银牌,彭程/金杨名列第五,根据规则,如果一个代表队在世锦赛某一单项中成绩最好的两个(对)选手积分之和不大于13,则获得3个(对)奥运名额,积分在14-28,则获得2个(对)奥运名额。但有一个新的规定,拿到2名额或者3名额的代表队,必须要分别有2组或3组选手进入到自由滑/自由舞,才能拿到对应数量的奥运资格。不然只能通过落选赛去争夺这个资格。

  由于中国双人滑只有2对选手进入了自由滑,因此目前只锁定了2对北京冬奥会的席位,还需要通过下半年的落选赛去争取满额参赛。

  男单方面,中国名将金博洋发挥不佳,仅获得第22名,闫涵名列第13,两人仅拿到一张冬奥门票。

  金博洋赛后十分自责:“我没有受伤,今天就是不在状态。明年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真希望我能为中国取得(奥运)名额,真希望我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女单方面中国队只有陈虹伊一人参赛,最终排在第21位,拿到一个北京冬奥会女单名额;冰舞比赛王诗玥/柳鑫宇刷新了自己世锦赛的最好成绩,确保中国队拿到一张北京冬奥会冰舞门票。

  俄罗斯队在世锦赛上展示了强劲的实力,女单包揽了奖牌,双人滑夺得了一金一铜,冰舞夺金。拿满了女单、双人和冰舞的冬奥门票,男单锁定2个名额,还可以通过落选赛拿满3个。

  日本队羽生结弦虽然在男单比赛输给了美国选手陈巍,只获得铜牌,但小将键山优真、名将宇野昌磨分别获得银牌和第四名,锁定了男单冬奥3个席位。女单虽然无缘奖牌,但日本女将具有相当的实力,也拿满了3个席位。

中国不再收洋垃圾了!新华全媒+丨五个足球场才能堆放下的“洋垃圾”,退运了!好!

↑海报制作:方金洋

  新华社天津3月28日电(记者邵香云、李鲲、张宇琪)28日,天津港南疆码头,数台门座式起重机紧张作业,将红褐色的粉末装上货轮。作为中国海关系统迄今为止查扣的数量最大的一批走私入境固体废物——49.8万吨硫铁矿渣的最后一部分即将装船完毕,这些“洋垃圾”计划于夜间驶离天津港,全部退运出境。

  “49.8万吨是什么概念?按照一般堆放高度要求,需要约5个足球场才能堆得下!”天津海关缉私局直属队二级高级警长缪斌说。

↑3月28日,在天津港南疆码头,起重机对固体废物进行装船作业。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天津南疆海关二级高级主办杨卫星介绍,2020年3月,天津南疆海关工作人员在查验中发现一票“铁矿粉”比重较轻且伴有刺激性酸味、均匀度特别高,通过对这票货物样品化验分析,他们发现该货物实为中国早已明令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硫铁矿渣。

  接到这个线索后,天津海关缉私部门立即展开调查,检索到涉案公司此前已申报进口5票“铁矿粉”类货物,均有走私嫌疑。2020年6月,天津海关按照海关总署统一部署,开展“蓝天2020”专项行动第一轮集中打击,成功打掉该走私犯罪团伙,抓获主要涉案人员4人,在南疆码头现场查扣涉嫌走私的硫铁矿渣49.8万吨。

↑3月28日,在天津港南疆码头,卡车在卸载固体废物,准备装船。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为查办此案,办案警察累计出差120天,赴湖南、江苏、山东、河北、甘肃等地调取材料近万份,并与多个部门密切配合,自2020年10月起历时5个多月、分7批次7艘船将涉案的硫铁矿渣退运出境,今天装船的是最后的6.8万吨。”天津海关缉私局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缉私分局局长周海说。

  “洋垃圾”通常指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自2017年《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出台后,我国逐步有序减少固体废物进口种类和数量。2017年以来,先是禁止进口废塑料,随后扩展到禁止进口废五金、废纤维、废纺织品等。2021年1月1日起,我国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

↑3月28日,在天津港南疆码头,工程车辆和起重机对固体废物进行装船作业。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全面禁止固体废物进口后,除了像本案一样将固体废物伪报为与其相近或类似的关联商品走私入境之外,一些不法分子可能利用非传统渠道走私入境固体废物,衍生出交叉综合的新型走私手法。海关工作人员需要锲而不舍、守好国门,守卫国家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天津海关缉私局局长孙旭东说。

编者评论:这个消息很好。因为这是从源头堵住了垃圾的进口。一些西方国家之所以很干净,是因为他们把不能处理的垃圾卖给了中国。中国过去靠人工处理垃圾,有毒有害。如果依然那样做,最后可能还是会被始作俑者扣上违背人权的帽子。因此,不收垃圾。西方的垃圾自己处理。在瑞典,大部分垃圾自己处理,甚至购买周边国家的垃圾,但是,遇到电子垃圾,水银灯等有毒有害的垃圾也是通过卖给德国或者其他国家一起送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是否是中国不得而知。

现在西方确实非常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例如,环境,员工是否工作时间长等等。他们希望从源头解决这样的问题。否则,到头来,顾客可能不买他们的产品有了绿色标示,就好卖。这是新的时尚。

欧洲国家的企业都是8小时工作制,甚至探索6小时,所以,如果其他国家有超过8小时的,他们觉得不但对工人不公平,对他们自己也会受到指责。

例如,前些年中国污染严重,一看原来是西方大公司的供应商没有注意环保。所以,现在,他们要从源头开始治理。提出严格要求。其实,这对中国是好事。

当然,新疆棉花一事,可能是与政治经济背景有关。现在的世界纷繁复杂,各种组织很多。他们都有不同的诉求。我们要了解情况,了解的越细致越好。这样就不会误判。透过现象,看本质。

中国自己也承认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管什么问题,能避免的提前避免,避免不了的,来一个解决一个。中国的智慧是无穷的,也是脚踏实地的。

独家调查丨白棉花为何上了“黑名单”?

北欧绿色邮报网援引央视独家调查:近期,H&M、耐克等一些国外品牌公司声称新疆存在“强迫劳动”问题,拒绝使用新疆棉花产品的声明引起了全球舆论关注。而前段时间,记者也接到一些新疆棉企负责人的反映,说去年以来,已经签好的棉产品出口订单突然间全部被取消,企业经营出现了一定问题。除了工人们担心自己会失去工作,就连棉农也开始担心,自己种植的棉花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么,好好运营的企业为什么会突然面临如此的困境?总台央视记者前往新疆进行了调查。

  今年55岁的艾尔肯·艾则孜是新疆尉犁县的一名棉农,依靠家里的150多亩棉田,现在每年的纯收入就有10万元左右。

  尉犁县棉花种植户 艾尔肯·艾则孜:现在一亩地(产量)400公斤到450公斤,多劳动多挣钱就是,现在(养了)七八十个羊,二十个牛,现在羊圈里面,生活好得很现在。

  种棉、养牛、放羊,艾尔肯一家的生活越来越富裕。除了棉田附近的这套平房,2018年,艾尔肯又在尉犁县城里买了一套将近100平方的房子。然而今后,艾尔肯一家的幸福生活,很有可能因为附近工厂不再收购他的棉花而发生变化。

  听说今年棉花卖不出去,老板要是亏的话,我们怎么办?老板要好得很,我们也好干,老板有钱赚,我们也有钱赚。如果棉花老板卖不出去,我们咋办老百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记者来到了尉犁县众望工贸有限公司了解情况,负责人张彪介绍,他已经连续两年从艾尔肯的棉田收购棉花,这些棉花在张彪的工厂加工后销往国内外。2020年,张彪却失去了出口的机会,品牌商不再从张彪的工厂购买棉产品。

  尉犁县众望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彪:很多(品牌)就是终止了新疆方面的原料的供应,包括供应商的选择上,有的是放弃了新疆的,有的甚至放弃了中国的供应商。

  已经签好的订单为何会突然取消?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起因都是2020年8月,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宣布对所有新疆棉企无限期取消担保认证。许多新疆的棉企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新疆国欣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卢春建: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也不明白他们有什么目的。

  总台央视记者 王莉:看到这大家不禁要问,这个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为什么得到这个协会的担保认证会如此重要?甚至直接影响着新疆棉企生产的棉制品是否能够进入国际市场?而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又为何会突然取消了对新疆棉企的担保认证呢?

  记者了解到,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是一家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性棉花供应链标准审核机构,为棉花生产加工企业提供“良好棉花”担保认证。只有经过协会认证的棉花和棉织品,在全球供应链市场才具有竞争力。如果得不到认证,相当于新疆棉产品进入了国际贸易的“黑名单”。

  张彪说,因为他的企业处于产业链上游,所以预期损失不算太大,但一些主要依靠出口的棉企,销售渠道已经被彻底切断,有的企业损失达到几个亿。

  按照“良好棉花”项目的认证标准,要同时符合植物保护、体面劳动、农场系统化管理、水资源管理、棉花纤维品质、生物多样性和土壤健康这7项标准,才能拿到“良好棉花”的认证。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取消认证的说辞,就是“体面劳动”出了问题,也就是协会认为,新疆棉企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

  新疆国欣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卢春建:纯属都胡说八道,有强迫劳动吗?民族同志在我们这干得非常好,一个月有五千块钱的工资,而且我们这提供食宿,提供吃住,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不知道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看到了还是听到了,还是胡言乱语,说这个话是不是有什么目的。今年招聘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八十多个人,来了将近一百六七十个人。我们要是强迫劳动,会来这么多人吗,会这么积极吗?

  新疆国欣种业有限公司员工 穆太力普:我们平时上八个小时班,休息十六个小时,中间有两个小时午休时间,我们夫妻俩一个月的工资是九千元左右,我们的公司没有所谓的“强迫劳动”,我来公司后也没听过没见过这样的事。

  新疆阿克苏金田农场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买买提依明·阿巴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自愿来这里工作,没人强迫我们到这里来。我的家人都知道我来这里工作,因为这里收入稳定待遇好。我们每个月领三千五到四千的工资,家里缺什么就会买什么,家里生活条件也很好。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还要从近几年一些西方媒体炮制的谎言说起。

  2019年以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英国广播公司、《华尔街日报》等一些西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持续指责新疆存在“强迫劳动”问题。在连篇累牍的报道中,他们把新疆棉纺织行业定义为“强迫劳动的重灾区”,甚至聘用当地少数民族工人这些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都成了他们眼中的“罪状”。而这些充斥着谎言和偏见的指责,已经被中国政府多次澄清,大批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也予以了驳斥。

  但是,在西方强大的舆论攻势下,耐克、CK、汤米、Gap等品牌商纷纷停用新疆棉织品。而作为关键角色的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也采取了行动,启动新疆“强迫劳动”调查。那调查又是如何进行的呢?记者找到了在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供职的吴艳。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吴艳:瑞士良好棉花上海代表处在2012年正式设立,我担任首席代表8年多的时间内,其实一直都是带领团队兢兢业业严格地来执行“良好棉花”标准。

  吴艳说,对于新疆棉花是否符合“良好棉花”的生产标准,上海代表处在审核过程中一直遵循的是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三重认证机制”。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吴艳:首先是生产者单位进行一个自我评估,然后由我们上海的团队,他们进行第二方的可信度审核。那么最后是由第三方的审核机构出具一个单独的验证报告。为了回应境外有关“强迫劳动”的舆论,我们上海代表处对新疆的项目进行了严格的复查。

  位于库尔勒市的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经营棉花种植与加工的企业,从2012年起,每年都会通过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评估并得到“良好棉花”认证。2020年5月,是协会来企业进行现场评审的日子。

  新疆泰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杨珑佩:重点是在土地里面看了一下我们种植的情况,另外跟我们农场的员工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一下他们吃饭住宿的情况,劳动时间的情况。因为现在我们农场已经全部采取了百分之百的机采棉模式,(员工)每天(工作)8个小时,很多时候是干不到那么长时间的。

  新疆巴州泰昌农场员工 塔依尔·艾合买提:平时我们住在厂里,我们统一宿舍住宿,环境也挺好的。逢年过节、节假日,就是按国家劳动法的规定走。年底棉花收拾完,我们就回来,在家里休息休息,工资待遇还是一样的。

  新疆巴州泰昌农场负责人 李成俊:我们是各民族平等的,在用工薪酬上,是按劳动市场用人双向选择、多劳多得的原则。不管任何民族的,如果他有能力,那我们就给他合适的岗位。

  经过严格复查,吴艳的团队证实新疆并没有所谓“强迫劳动”问题。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吴艳:向总部提交了两份我们的调查报告,另外我们还汇总了由瑞士通标公司等第三方检测机构历年以来的检测报告上交到总部。同时我们还跟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方一再重申,在中国地区我们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案例。

  吴艳提到的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国际公认的检验、认证机构,对新疆棉纺织行业生产经营情况十分了解。但是,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总部却无视其上海代表处和通标公司提交的评估报告,声称新疆棉企存在所谓“强迫劳动”,并且没有任何理由的无限期取消新疆棉企“良好棉花”认证。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吴艳:那么我们总部作出暂停认证这样的一个决定,实际上会导致近50万吨的新疆棉花无法进入国际棉纺织生产供应链。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为何会执意地不顾事实?这个“强迫劳动”结论又是如何出笼的呢?记者了解到,参加良好棉花调查工作组的一些所谓的“人权组织”,在调查工作中向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总部频频施压,他们也是所谓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始作俑者。

  “维吾尔人权项目”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长期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开展涉及新疆的负面宣传活动,发布了大量与新疆人权保障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不符的报告,甚至积极鼓吹极端和分裂思想。该组织负责人路易莎·格雷乌,曾经担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副总裁。

  “人权观察”号称全世界最大的人权非政府组织。英国《泰晤士报》曾批评该组织只关心美国认定的敌对国家,选择性的报道这些国家所谓迫害人权的案例,奉行双重标准。在涉及中国的人权问题上,该组织罔顾事实、极力抹黑。值得注意的是,“人权观察”和资助“维吾尔人权项目”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因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被我国宣布制裁。

  “公平劳工协会”“国际劳工权利论坛”针对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劳工项目,他们发布的报告,也常常对这些国家的人权保障攻击抹黑。其中,“公平劳工协会”在涉疆问题上表现十分活跃,曾于2020年3月发布“关于中国采购和强迫劳动风险的声明”,施压各国企业放弃采购新疆出产的原材料。

  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项目经理 刘皓然:人权组织要求良好棉花协会暂停在新疆地区的良好棉花认证,还要求良好棉花协会作出的任何决定,对外都要宣称与人权组织无关。

  记者了解到,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总部会作出这种毫无道理的决定,除了人权组织从中干涉外,也与良好棉花理事会的影响有很大关系。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决策机构是良好棉花理事会,其主要收入来源是理事会成员中的玛莎百货、李维斯、苏皮马等品牌商代表,这些品牌商代表大部分来自欧美国家。另外,美国国际开发署是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重要赞助方,这家美国政府机构,左右良好棉花理事会的内部决策,不断授意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总部对新疆棉企采取不正当行动。

  整个2020年,美国政府对新疆棉产业也是频频出手打压。从美国财政部要求美国公司完成与新疆52家棉企的清算撤资,到国土安全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针对新疆棉企发布进口禁令,几项措施几乎封堵了新疆棉产品的出口渠道。

  尉犁县众望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彪:如果说长期的对于新疆棉的禁令也好,或者是停止采购新疆棉来讲,那可能对于新疆棉花的中间加工企业来讲会有比较大的风险,工人的就业机会,农户的种植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他们的收入也会降低。

  新疆巴州泰昌农场员工 塔依尔·艾合买提:劳动是为我们自己好的,根本就不存在“强迫劳动”的事情,我愿意劳动,劳动对我来说是很光荣的事。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许建英:美西方打着人权的幌子,炮制所谓的新疆“强制劳动”问题,不顾事实真相,制造各种谎言,恶意炒作,其根本目的是想破坏新疆的棉产业基础,破坏中国的棉纺产业链,破坏新疆就业和社会稳定,破坏新疆的民族关系。美国所谓的要保护新疆的人权完全是一派谎言,根本目的实际是破坏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也是对新疆各族人民的人权的最大的破坏。

  国际零售品牌在中国地区采购的“良好棉花”,占全球采购量的百分之三十三。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总部作出的无理决定,实际是美国政府涉疆制裁的延伸,导致了供应链脱钩的恶果。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零售品牌商的所做所为,让白棉花上了“黑名单”。因为霸凌思维的驱使、政治因素的存在,还有许多本应正常交易流通的商品,不能进入到供应链;还有许多互利共赢的经贸、科技、人文合作,不能顺利开展。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西方一些反华势力拿新疆(涉疆)问题来炒作,企图制裁我们新疆相关的企业,相关的产业,但是他们采取的这种措施是达不到他们所希望的效果的。这些海外的品牌希望他们能够认清,中国是最可靠的全球生产中心,是正在迅速增长的可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了。海外的品牌商希望他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冷静、理智地思考一下,怎样做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编后

  事实证明,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世纪谎言,是美西方个别政客、非政府组织、媒体沆瀣一气炮制的丑恶闹剧。他们表面上关心的是人权问题,实际却是打着人权的幌子反人权,企图剥夺新疆棉农和最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他们以“强迫劳动”为由限制新疆产品出口,打压中国企业、破坏新疆稳定、抹黑中国治疆政策,甚至对中国内政粗暴干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也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举措,维护中国企业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新华全媒+丨苦难和新生——西藏翻身农奴影像档案(第一集)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颁布命令,在西藏施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从此,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将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历史,滚滚向前。

  新华社记者深入广袤高原,走近那些翻身农奴,感受他们如今的幸福生活。

  在旧西藏,达娃是克松庄园的一名“差巴”(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吃不饱饭,没有任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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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西藏,冲多老人是日喀则白鲁庄园的农奴,老人的祖辈也是庄园的农奴。因为他们一家擅长酿青稞酒,庄园主强迫他们酿青稞酒,抵交青稞酒的税,一家人一年到头酿着甘甜的青稞酒,自己却只能用鼻子闻闻,一直喝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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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西藏,“卓舞”带给老人的是无尽的痛苦。“那时候学‘卓舞’是为了向日吾德庆寺纳税。为了表演需要,‘卓舞’演员都要留长头发,而有些年轻人为了不再遭受这种痛苦,会偷偷把自己的头发剪掉,‘卓舞’老师便把这些人抓起来鞭打。”尼玛老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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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增措姆小时候,他们一家一边给农奴主放羊,一边靠乞讨维持生活。实在活不下去的旦增措姆一家,偷了农奴主的羊,翻山越岭,一路逃跑。农奴主很快把他们抓了回来,旦增措姆的父亲被打成残疾,遮风挡雨的氆氇帐篷也被抢走,一家人只好住在山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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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藏民主改革前,巴桑一直给当地农奴主放羊

  “农奴主吃大山吃不饱,喝大海喝不饱”

  “旧西藏,冬天是最难熬的季节,全家8口人,没有一双鞋”

  “光脚放羊,光脚干农活,真羡慕牲口还有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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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西藏,次旦一家四口没有土地,一直乞讨为生,食不果腹,有时只能吃死去牲畜的肉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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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西藏片多是当地庄园的农奴。她回忆,那时的生活太艰苦,农奴的衣服破旧不堪,满是补丁,有时候连打补丁的布料也没有。到了冬天,没有被褥,只能靠生火御寒,要等白天出太阳才稍微暖和一点。  ↓请点击图片,感受她的故事↓  在旧西藏,卓嘎的日子与眼泪交织在一起。为了支差,她要到拉萨搬运盖房用的石料。“每一次搬运,农奴主就会在我的额头和手臂上盖章,以此作为支差凭据,一天下来,有时候额头和手臂盖满章子。‘打阿嘎’(藏族一种修筑屋顶或屋内地面的传统建筑工艺)时叫我们唱歌,肚子饿得实在唱不出来,农奴主就用棍子打我们。”  ↓请点击图片,感受她的故事↓  西藏民主改革前,巴桑一家要给农奴主上交各种各样的税:人头税、粮食税、羊毛税、羊肉税、柴火税、饲料税……名目繁多的税种让他们苦不堪言。巴桑说:“赋税比水中的波纹和天上的星星还多。”↓请点击图片,感受他的故事↓  次仁拉姆回忆道:“我6岁就被卖给了另外一个领主,那时候我照顾管家的孩子,我当时特别瘦小。我照顾的孩子特别胖,我要背着他,经常会摔倒,他一哭我就会被打。”↓请点击图片,感受她的故事↓  只有经历寒冬的人  才知道春天的温暖  如今  西藏的翻身农奴  早已过上了  祖辈们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  策划:沈虹冰、罗布次仁、兰红光  统筹:曹健、普布扎西、陈铎  摄影:普布扎西、觉果、张汝锋、晋美多吉、孙瑞博、孙非、王泽昊、阿伦、贡觉群培、车刚  海报制作:旦增努布  编辑:邓坚 王南 周大庆

今日头条:从制度的新生到发展的跨越——写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2周年之际 附1997年图片

昌都市芒康县盐井纳西民族乡的家中,85岁的昂旺尼玛享受着四代同堂的天伦之乐(2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对比1997年,如今的西藏人生活水平又提高了一大截。新房子,新衣服。满脸的幸福感。

北欧绿色邮报网援引新华社拉萨3月28日电 题:从制度的新生到发展的跨越——写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2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春到拉萨,小昭寺附近的吉崩岗社区里桃花盛开。这里曾经是旧西藏贵族的庄园领地,如今已成为900多户普通居民的家园。

  86岁的仁增老人在这里已生活了62年。62年前的3月28日,党中央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人奴役人的历史就此在高原终结。

85岁的昂旺尼玛(2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62年前,年轻的仁增摆脱了农奴身份。她用劳动换来的,不再是填不饱肚子的一小捧糌粑,而是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以及用勤劳双手创造光明未来的可能。

  62年间,挣脱了腐朽制度羁绊的西藏,已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向着新征程启航。

  71岁的昌都市左贡县旺达镇列达村老人洛松朗加(2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拥抱自由

  ——废除封建农奴制,进行民主改革,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

  79岁的山南市克松社区居民洛桑卓玛,经常会驻足仰望刻在社区门楼上的那行字——“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克松”。触景生情,老人的思绪常常被拉回至60多年前。

  那时,同样位置悬挂着的不是社区的名字,而是一根冰冷的法杖。

  “在旧西藏,克松是农奴主管辖的庄园,法杖就是农奴主司法特权的象征。”洛桑卓玛哽咽道,那时,农奴主“公堂”上的刑具,曾是无数农奴的噩梦。

洛松朗加和他的家人(2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据统计,民主改革前,占总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官家、贵族、寺院及上层僧侣)及其代理人,占有了西藏99.7%的土地。而占人口95%的农奴却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

  “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饿,从没吃饱过。”71岁的昌都市左贡县旺达镇列达村老人洛松朗加说,民主改革前,他的爷爷负责给农奴主家打猎。一次,因为收获不好,农奴主当着家人的面把爷爷吊起来打了100大板,当场把爷爷打昏了过去。

  “直到解放军来了,才把爷爷身上的伤治好。”洛松朗加说。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考虑到特殊的历史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西藏的政治制度暂时不予变更。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和西藏人民的愿望平定叛乱,并领导各族人民开始民主改革。

  在我国海拔最高的行政乡——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小朋友们在新建成的幼儿园前玩耍(2020年4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12亩地、一匹马和5头牛,我记得清清楚楚!”洛松朗加至今记得一家七口人第一次分到土地时的喜悦,“自己的牛,自己的地,收成都是自己的。”

  而在克松庄园,法杖被取下,不公平的地契被烧毁,这一场面被当时的记者拍下。照片中,获得解放的农奴们群情激昂,宛若庆祝节日。

  这是世代生活在枷锁下的人们,第一次尝到拥抱自由的滋味。

  “长期被当作‘会说话的牛马’的农奴和奴隶,从此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西藏社科院原党委书记孙勇在《西藏:思考的维度》中写道,“民主改革的胜利,实现了西藏社会历史进程的伟大跨越。”

  黑颈鹤在拉萨市林周县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上空飞翔(2019年1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跨越贫困

  ——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发展成果惠及西藏各族群众,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又一历史跨越。

  “这样的生活,以前的贵族也过不上吧!”坐在位于昌都市芒康县盐井纳西民族乡的家中,84岁的昂旺尼玛享受着四代同堂的天伦之乐。他家的三层小楼坐落在一片油菜花田旁。

  在旧西藏,昂旺尼玛住的是用木头搭起来的简易棚子。“以前,我真羡慕贵族家的大房子。”他说,“但他们的生活,连我现在日子的十分之一都比不上!”

  随着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人的解放,让发展生产的活力前所未有地迸发。

  从1980年起,中央先后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注入强劲动力。2015年,西藏全区地区生产总值首破千亿元大关,达1026亿元。

  然而,受制于自然、历史等因素,西藏的发展步伐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脱贫攻坚战打响时,西藏成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民主改革以来又一场划时代的战役,在世界屋脊上打响。

  3月16日,西藏山南市乃东区克松社区居民在参加春耕仪式。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 摄

  海拔5373米的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是我国海拔最高的乡。曾经,这里没有电、没有路,群众连蔬菜水果都没见过。如今,得益于“边境小康村”建设,乡里家家户户住进了带院子的新房,水电路讯畅通。当地还打造高原绿色畜产品特色品牌,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隆子县玉麦乡位于喜马拉雅山深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乡里只有桑杰曲巴和他的两个女儿卓嘎、央宗一户人家,曾是中国人口最少的乡。得益于脱贫攻坚,如今的玉麦通了路、电、网,走出大山更加便捷,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距离北京超过5000公里,但国家的发展没有落下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一个人。”脱贫摘帽后,阿里地区楚鲁松杰乡党委书记罗绍勇说。

  据统计,2016年以来,西藏实施产业扶贫项目2984个,建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点)965个;推进15年公费教育,累计资助在校贫困大学生4.68万人次;11万建档立卡贫困对象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兜底;落地援藏扶贫项目313个,到位援藏资金达195.2亿元……

  2019年底,西藏实现62.8万贫困人口脱贫,消除绝对贫困取得胜利。

  坐望家乡林芝四周的雪山,80岁的藏族老人其加感慨万千:“从翻身农奴做主人,到脱贫致富奔小康,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美的事!”

  一个甲子,高原已换了人间。

  位于山南市贡嘎县的森布日搬迁安置点(2020年9月24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冀望未来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西藏将与全国一道,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如今的西藏,正迎来高质量发展,各项民生事业持续改善。2020年,西藏全年经济增长7.8%,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900亿元;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4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区人均预期寿命由民主改革之初的35.5岁增加到71.1岁。

  如今的西藏,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对分裂,已成为深植于西藏各族群众内心的共识。2020年1月,《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获表决通过,填补了西藏自治区立法体系的一项空白。

  阿里地区楚鲁松杰乡干部群众在牧场例行巡逻(2019年1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尚才 摄

  如今的西藏,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5年来,西藏建设各类生态功能保护区22个,落实各类生态补偿资金296.3亿元,“无树村”“无树户”全面消除。2021年1月通过的《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进一步完善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体系。

  “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大学教授图登克珠说,“从人的解放到社会结构性的进步,经历过这一历史巨变,才能体会到今日发展局面的不易。”

  今年57岁的图登克珠告诉记者,民主改革后,他的父母才得以摆脱奴役,随军参加工作。而他自己也不再重复祖辈们放牧的命运,走进大学,成长为新一代西藏知识分子。

  “十四五”新开局,在拉萨老城的街头巷尾,在广袤高原的农田牧区,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在高原建设的各个岗位,新时代的西藏建设者正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这是藏北草原上的藏羚羊(2020年7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

  “实践充分证明,西藏的前途和命运与伟大祖国紧密相连,西藏的发展和进步与祖国的稳定繁荣密不可分。”27日晚,西藏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在拉萨发表“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2周年”电视讲话时说,西藏正和全国一道,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从制度的新生,到发展的跨越。回望历史,方知来时之艰辛。冀望未来,一个更加美好的西藏,正在路上。(记者王沁鸥、陈尚才、王泽昊、张兆基)

编辑 陈雪霏

以下是记者1997年8月14-9月2日到西藏采访时的照片:

陈雪霏和同事拍摄。以上这些照片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记者到西藏采访时拍摄的。那时,拉萨已经通了国际长途电话。生活有很大改善。但如果看现在,那真是更上一层楼。从人们的音容笑貌可以看出来,生活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越来越好。人权得到了充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