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团队论文正式发表:仅1.9%患者直接接触过野生动物

 据中新社广州2月29日电 (蔡敏婕)广州医科大学29日称,2月2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团队论文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线发表,论文通过大样本的研究揭示新冠肺炎的临床特征,研究结果明确病死率为1.4%;发现了仅有1.9%的患者有直接接触过野生动物的病史等。
  截至2020年1月29日,该研究团队从中国31个省、市的552家医院中提取了1099例经实验室确认的,由2019-nCoV引发的急性呼吸道疾病(ARD)患者数据。
  广州医科大学称,该研究分析了患者各年龄段人群分布特征、感染者症状、病毒传播途径、防护方法、治疗方法、病死率等。该研究指出,严格、及时地采取流行病学措施,对遏制疫情迅速蔓延至关重要,对于疾病的有效治疗方法仍需持续不断努力探索。

  仅1.9%患者直接接触过野生动物

  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关伟杰、梁文华、何建行教授和通讯作者钟南山教授在公众号“NEJM医学前沿”回应,该研究首次收集全国范围的新冠患者,通过分析大样本量数据明确了该研究所确定的病死率(1.4%),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报道数据更为贴近;发现了仅有1.9%的患者有直接接触过野生动物的病史,在生活在武汉以外的居民中有31.3%的患者在近2周曾到过武汉,72.3%患者曾在近2周接触过武汉地区人员。
  该研究指出,近一半的新冠患者在入院时可能尚未出现发热,但随着疾病进展,将近90%的患者出现发热;明确消化道症状较为少见,但是也指出了新冠病毒通过消化道传播的证据(在粪便、胃肠道破损粘膜、出血处分离出病毒),提示社会各界需要注意预防粪口传播。
  此外,该研究还指出确实存在部分核酸检测阳性、有临床症状但是在入院时无任何影像学异常表现的新冠患者,而且非重度患者中这类患者的比例远高于重度新冠感染患者;首次明确了重度新冠患者入住ICU、进行有创机械通气、死亡的风险为非重度患者的9倍。

  回应潜伏期最长达24天:中位数为4天

  此前,该研究曾在医学预印本(MedRxiV)网站公开发表,其中,潜伏期最长达24天引发公众关注。
  潜伏期主要根据患者上报最近一次接触传染源(疫区人员、野生动物)的时间以及首次出现症状(含疲乏、咳嗽、发热等)的时间确定。整个人群的潜伏期各异,研究者使用了中位数以及最小、最大值以呈现潜伏期的集中、分散分布趋势。
  研究发现,重度、非重度组新冠患者各有一例患者的潜伏期达24天。然而,仔细查阅整个人群的潜伏期分布规律,发现潜伏期大于14天的共13例(12.7%),而潜伏期大于18天的仅有8例(7.3%)。单纯根据最小、最大值评估人群的潜伏期容易引起误读。
  此外,长期居住在武汉或者与武汉地区人员接触的患者,其潜伏期多为0天(接触时间按照最后一天计算);研究者在剔除这些不合理数据后重新计算,得出最新的潜伏期中位数为4天。因此,为更好地表示人群的离散趋势,研究者确定了潜伏期的四分位间距为5天(2天至7天)。

  今后的研究方向有哪些?

  对于未来研究方向,该研究团队表示,目前亟待明确病毒传播的动力特征、传播途径、病毒对人体组织的嗜性。既往已有研究用于预测中国新冠疫情的变化趋势,然而,其并未适当纳入政府近期对各地采取的强有力干预措施、全国复工、武汉与黄冈等地封城对人群疫情变化趋势的影响。因此,对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的智能预测模型构建与验证也是当前的工作重点。(完)          

累计治愈首超现有确诊病例 钟南山团队发表论文死亡率1.4%

据中新社北京2月29日电 中国国家卫健委29日通报,28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427例(湖北423例),新增死亡病例47例(湖北45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885例。
  截至28日24时,全国现有确诊病例37414例,累计治愈出院39002例,累计死亡病例2835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9251例。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138例:香港特别行政区94例(出院30例,死亡2例),澳门特别行政区10例(出院8例),台湾地区34例(出院9例,死亡1例)。

    累计治愈出院首超现有确诊病例 钟南山团队论文称病死率1.4%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除湖北省外,28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4例,4个省份各1例;湖北省除武汉外其他地市新增确诊病例3例。全国累计治愈病例与累计死亡病例的比值进一步扩大到13.8:1,治愈率持续上升。
    广州医科大学29日称,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团队论文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线发表。截至1月29日,该研究团队从中国31个省市区的552家医院中提取了1099例经实验室确认的患者数据。研究结果明确病死率为1.4%,仅有1.9%的患者有直接接触过野生动物的病史。 
    研究者在剔除一些不合理数据后得出最新潜伏期中位数为4天,潜伏期的四分位间距为5天(2天至7天)。 

    11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完成 第七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启动

    在29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表示,目前已有11例新冠肺炎去世患者完成遗体解剖,初步结果显示,大体上可以看到痰栓、肺部病变和血栓的形成,对临床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据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介绍,第七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已着手启动。随着对新冠病毒肺炎的认识不断加深,临床实践中经验的积累,以及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取得一些科研攻关成果,从2月初至今,诊疗方案都在不断修订和完善中,现已发布至第六版。 

    国家卫健委发布中国-世卫组织联合考察报告

    国家卫健委29日发布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种动物源性病毒,蝙蝠似乎是该病毒的宿主,但中间宿主尚未查明。 
  报告认为,新冠肺炎在无防护下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在感染者和被感染者之间发生传播,空气传播和粪-口传播均非主要传播方式。在中国,新冠肺炎的人际传播主要在家庭发生,研究显示家庭成员二代续发率约为3%至10%。
    《报告》指出,国际社会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还尚未准备好去组织实施已经被中国证明了的唯一能够阻断或最大程度降低新冠病毒传播的措施。  

    2月份中国制造业PMI降至35.7% 教育部要求疫情基本控制前不开学

    国家统计局29日发布消息说,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35.7%,比上月下降14.3个百分点。但当前企业复工率回升较快,将推动3月份PMI上升。观察2月份制造业PMI特点可以看出,保障基本民生的行业受影响相对较小。
    教育部印发通知强调,原则上疫情没有得到基本控制前不开学。在此期间,未经省级教育部门批准,校外培训机构不得擅自开展线下培训活动。 

    广东医务人员“零感染” 北京规定不得擅自前往湖北接人进京

    广东省政府新闻办29日的消息称,广东目前无一例因救治患者致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该省确诊患者中,重症及危重症患者从1月底的20%下降至当前的10%左右。 
    北京市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前往湖北接人进京;不得擅自前往其他地方接离鄂人员进京;不得擅自接全国范围内的“四类人员”进京。不遵守相关规定的,纪检监察部门要依纪依规处理并予以通报;构成违法犯罪的,司法机关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完)      

“病毒猎手”利普金:发生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疫情也许是二次传播

  据中新社北京2月29日电    “也许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内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次传播,很可能这种病毒在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扩散了。”
  有“病毒猎手”之誉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感染与免疫中心主任、传染病学专家利普金教授(Walter Ian Lipkin),日前在美国接受中国知名媒体人杨澜专访时做出上述表述。
  利普金称,在这次疫情中,他的使命是做他“最擅长、且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试图找到一些线索,获得“病毒情报”。
  他称,他和他的团队经过研究发现,新冠病毒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所发现的一种病毒最为相似,可能是一种蝙蝠病毒。这种病毒在基因结构的重要区域存在差异,表明在它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有效传播之前,已在不断生长过程中适应了其他物种。因此,“我们认为这种病毒存在于蝙蝠体内,可能与动物接触,可能在野生动物市场,也可能是被感染的人类。当它变得能够导致人类传播时,传播链中的下一个环节就发生了,它完成了从蝙蝠到人类的跳跃。现在它是一种人类病毒,不是蝙蝠病毒。”
  利普金强调,他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是人为制造的,或者是偶然释放的,它产生于自然界。
  当杨澜问“您的意思是,当我们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发现这种病毒时,它就已经适应人类了?”时,利普金称,当时,很可能这种病毒已经在武汉甚至湖北地区传播了,与海鲜市场的联系并不那么直接,也许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内发生的是二次传播,很可能这种病毒在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扩散了。(完)  

湖北省台办致信滞鄂台胞:祖国大陆永远是坚强后盾

  据中新社武汉2月29日电 湖北省台办29日通过“鄂台e家”微信公众号发表《给滞留湖北台胞的一封信》,信中强调,虽然民进党当局冷血无情,但祖国大陆永远是台胞的坚强后盾。
  信中介绍,按原定计划,滞留湖北的全部台湾乡亲在2月5日、6日都能够回到台湾。但民进党当局以各种借口一直拖延阻止东航后续运送,各位乡亲始终无法踏上回乡之路。大陆方面考虑所有滞鄂台胞急切返乡心情,提议由东航与华航共同运送,双方安排六个航班,一周内完成全部运送。这个方案,台湾方面仍然拒不同意。
  信中指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民进党当局不但不同意尽快运送,竟然还把东航提交的台胞运送名单,变成了“注记管制名单”,禁止在湖北的所有台湾乡亲自行搭机返台。他们根本就不想让在湖北的台胞回去,能拖就拖,能挡就挡,能堵就堵,何其冷血阴狠。
  信中表示,滞留武汉台胞有自由回家的固有权利,但现在却被民进党当局阻挡禁限,竟然有家难回。这种戕害台胞人权的事情,也只有民进党当局干得出来。
  信中说,湖北省各级台办就是台胞的娘家,无论有多大的艰辛困苦,我们坚定地同你们站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克服。各位乡亲有任何困难、任何需求,请随时与当地台办联系,我们一定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尽心尽力,倾情服务。
  信中强调,两岸一家亲。在艰难困苦面前,两岸同胞应该更亲。请各位台胞乡亲相信,虽然民进党当局冷血无情,但祖国大陆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完)  

湖北新增确诊病例318例 新增出院3203例

  据中新社武汉2月28日电 据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28日通报,27日零时至24时,全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8例,新增病亡41例,新增出院3203例。
  新增确诊318例中,武汉市313例,黄石市、十堰市、襄阳市、荆州市、鄂州市、黄冈市、咸宁市、随州市、恩施州、仙桃市、天门市、神农架林区均为0例。
  新增病亡41例中,武汉市28例、黄冈市4例,黄石市、荆门市、咸宁市、恩施州、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神农架林区均为0例。新增出院3203例中,武汉市2498例、孝感市173例、黄冈市93例。
  截至27日24时,湖北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5914例,其中武汉市48137例、孝感市3517例、黄冈市2904例。累计治愈出院26403例,其中武汉市15826例、黄冈市2041例、孝感市1795例。累计病亡2682例,其中武汉市2132例、孝感市114例、黄冈市114例。
  目前,湖北仍在院治疗32878例,其中重症6270例、危重症1363例,均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现有疑似病例1989人,当日新增332人,当日排除360人,集中隔离1989人。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262195人,尚在接受医学观察43122人。(完)      

瑞典新冠病毒感染已经升到7例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正当中国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取得很大进展的时候,不但韩国出现大爆发,身处北欧的瑞典也从1月31日的一例,到今天突然增加到7例。

据瑞典媒体综合报道,1月31日在延雪平被感染的是一位20多岁的来自武汉的女大学生。但是,最近在哥德堡出现一例是从意大利感染的。意大利目前是欧洲新冠病毒感染最多的国家。已经有650位感染者。据说现在正是滑雪季节,很多人到意大利滑雪,回来感染了。但是,实际上,意大利爆发地与滑雪地不是一个地方。

哥德堡这位感染者又感染了两个身边的人。另外,第四大城市乌普萨拉大学城有一位感染者,据说是在德国开会的时候感染上的。今天,斯德哥尔摩也有一位来自伊朗的人士感染了。伊朗也是新冠病毒感染较多的国家。

瑞典现在开始对疫情表示关注,因为瑞典也有很多伊朗人。其实上次飞机失事,也有17名瑞典人遇难。

现在新冠病毒感染果然是象2019年10月18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模拟的一样,但出发地不是拉美国家,而是先大面积在武汉爆发,已经有7万多人被感染。4万多人确诊,3万多人已经治愈出院,还有一万多在治疗阶段。

现在,日本和韩国都有较高的新冠病毒感染。

然后,是意大利,伊朗,德国,瑞典等。

美国疾控中心宣布美国也有一例新冠肺炎。有人怀疑美国有可能瞒报新冠肺炎,或者是根本就不查。即使是中国在武汉爆发,但中国医学专家钟南山院士说,目前发现的情况是传染源可能不是在中国。

为什么疫情发展的和预测的如此相似?人们情不自禁地要画很多问号。不过据笔者观察,病毒或许要找适合生长的气候和温度。从目前感染国家的温度和气候来看,都是6到12度左右的温凉气候,可能适宜病毒生长繁殖和传播。

华人头条意大利报道意大利前民主党总书记说的话,为什么所有感染者中没有一例与中国人有关?我怀疑这种病毒是在警报发生之前就已经在我们意大利存在,我们只是在已经正在传播这种病毒的情况下去追究中国人。

目前欧洲比较危险的是只有通知和报道,但是,人们不带口罩,现在记者采访和医务人员或专家接触也都不带口罩。媒体多次说带口罩也不能防止被感染,重要的就是要勤洗手,用酒精,多喝水,自动自己隔离。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

中国人从国内回来,武汉或上海,都自动自觉隔离14天。但是,瑞典人这周是体育假期,很多人都去滑雪了。尤其是学生周一要回来上课,也没有隔离14天的说法。

只能是告诉孩子和大人们,千万不要和打喷嚏,咳嗽,发烧的人密切接触。何谓密切接触?就是不要拥抱了,有人咳嗽,或打喷嚏一定要离远点儿。

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凑热闹。

Profile: Yuan Longping, Father of Hybrid Rice

Yuan Longping
袁隆平
BornSeptember 7, 1930 (age 89)
Beijing, China
Education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lma materSouthwest Agricultural College
OccupationAgronomist
Years active1960-present
Organization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nown forHybrid rice
Spouse(s)Deng Zhe (m. 1964)
Children2
AwardsState Preemin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2001
Wolf Prize in Agriculture
2004
World Food Prize
2004
Confucius Peace Prize
2012
Chinese name
Traditional Chinese袁隆平
Simplified Chinese袁隆平
showTranscriptions

Yuan Longping (Chinese: 袁隆平; born September 7, 1930) is a Chinese agronomist, known for developing the first hybrid rice varieties in the 1970s.

Hybrid rice has since been grown in dozens of countries in Africa, America, and Asia—providing a robust food source in areas with a high risk of famine. For his contributions, Yuan is always called the “Father of Hybrid Rice” by the Chinese media.[1][2]

Contents

Biography

Yuan was born in Beijing in 1930. His ancestral home is in De’an CountyJiujiangJiangxi Province.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he moved with his family and attended school in many places, including HunanChongqingHankou and Nanjing.

He graduated from Southwest Agricultural College (now part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in 1953 and began his teaching career at an agriculture school in Anjiang, Hunan Province. He married one of his students, Deng Ze (邓则) in 1964,[3][4] they have two children, Yuan Ding’an (袁定安) and Yuan Dingjiang (袁定江).[5]

He came up with an idea for hybridizing rice in the 1960s when a series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harmful political policies (such a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ad plunged China into an unprecedented famine that caused the death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citizens.

Since then, Yuan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 better rice breed. In 1964, he happened to find a natural rice plant for use in his hybridization experiments that had obvious advantages over other species. Greatly encouraged, he began to study the elements of this particular breed.

The biggest problem by then was having no known method to reproduce hybrid rice in mass quantities, and that was the problem that Yuan set out to solve. In 1964, Yuan created his theory of using a hypothetical naturally-mutated male-sterile strain of rice that he predicted most probably existed for the creation of a new reproductive hybrid rice species, and in two years’ time he managed to successfully find a few individuals of such a mutated male-sterile rice that he could use for his research. Subsequent experiments proved his original theory feasible, making that theory hi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hybrid rice.

Yuan Longping in 1953 in Southwest University. Yuan in the back row, left three.

Yuan went on to solve more problems than followed from the first. The first experimental hybrid rice species that were cultivated didn’t show any significant advantage over commonly grown species, so Yuan suggested crossbreeding rice with a more distant relative: the wild rice. In 1970, he found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species of wild rice that he ended up using for the creation of a high-yield hybrid rice species.[citation needed] In 1973,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s, he was finally able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process for creating and reproducing this high-yield hybrid rice species.

The next year they successfully cultivated a hybrid rice species which had great advantages over conventionally grown rice. It yielded 20 percent more per unit than that of common rice breeds, putting China in the lead worldwide in rice production. For this achievement, Yuan Longping was dubbed the “Father of Hybrid Rice.”[6]

At present, as much as 50 percent of China’s total number of rice paddies grow Yuan Longping’s hybrid rice species and these hybrid rice paddies yield 60 percent of the total rice production in China.[6] Due to Yuan’s hard work, China’s total rice output rose from 56.9 million tons in 1950 to 194.7 million tons in 2017; about 300 billion kilograms of rice has been produced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compared to the estimated amount that would have been produced without the hybrid rice species. The annual yield increase is enough to feed 60 million additional people.[7]

The “Super Rice” Yuan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improving has shown a 30 percent higher yield, compared to common rice, with a record yield of 17,055 kilograms per hectare being registered in Yongsheng 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in 1999.[7]

In January 2014, Yuan said in an interview that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food and that he had been working on genetic modification of rice.[8]

Early stages of hybrid rice experiments

Ideology

As recently as the 1950s, two separate theories of heredity were taught in China. One theory was from Gregor Mendel and Thomas Hunt Morgan and wa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genes and alleles. The other theory was from Soviet Union scientists Ivan Vladimirovich Michurin and Trofim Lysenko which stated that organisms would change over the course of their lives to adapt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y experienced and their offspring would then inherit the changes. At the time, China was a communist country, and the government’s official stance on scientific theories was one of “leaning towards the Soviet side”, and any ideology from the Soviet Union was deemed to be the only truth while everything else would be seen as being invalid. Yuan, as an agricultural student at Southwest University, remained skeptical on both theories and started his own experiments to try and come up with his own conclusions.

His first experiment was on the sweet potato. Following Michurin’s theory, he grafted Ipomoea alba (a kind of flower with high Photosynthesis rate and high efficiency in starch production) on to sweet potatoes. Those sweet potatoes grew a lot bigger than the sweet potatoes he hadn’t grafted the alba on to, with the biggest one reaching almost 8kg. However, when he bred these grafted sweet potatoes and planted them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sweet potatoes produced were still normal sweet potatoes with their original leaves, and the alba flower produced by the seeds of the grafted alba/potato hybrid did not grow sweet potatoes. He continued with similar grafting experiments on other plants, but none of the hybridized plants produced offspring with any of the beneficial traits that had been grafted into their parents, which was a complete contradiction of Michurin’s theory. In Yuan’s conclusions to his experiments, he wrote; “I had learned some background of Mendel and Morgan’s theory, and I knew from journal papers that it was proven by experiments and real agricultural applications, such as seedless watermelon. I desired to read more and learn more, but I can only do it secretly.”[9]

Famine

In 1959 China experienced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Yuan as an agricultural scientist could do little to greatly help people around him in Hunan province. “There was nothing in the field because hungry people took away all the edible things they can find. They eat grass, seeds, Fern roots, or even white clay. At the very extreme.”[citation] Yuan considered applying the inheritance rules onto sweet potatoes and wheat since their fast rate of growth made them the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the famine. However, he realized that in Southern China sweet potato was never a part of the daily diet and wheat didn’t grow well in that area. Therefore, he turned his mind to rice.

Heterosis

Back in 1906, geneticist George Harrison Shull did experiments on the hybrid maize. He observed that inbreeding reduced vigor and production among the offspring but crossbreeding did the opposite. Those experiments proved the concept of Heterosis.[10] In the 1950s, geneticist J. C. Stephens and few others utilized the hybrid of two breeds found in Africa and created the high production seeds for sorghum.[11] Those results were inspiring for Yuan. However, maize and sorghum achieve pollination mainly through cross-pollination, while rice is a self-pollinating plant, which would make any crossbreeding attempts difficult, for obvious reasons. In Edmund Ware Sinnott‘s book Principles of Genetics[12], it clearly stated that self-pollinating plants, like wheat and rice, experienced long-term selection both by nature and by human. Therefore, the traits that were inferior were all excluded, and the remaining traits are all superior. He speculate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advantage in doing cross-breeding for rice. And the nature of self-pollinating make it hard to do cross breed experiments on rice on a large scale.[12]

Contributions

In 1979, his technique for hybrid rice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making it the first ca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ansf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1991 statistics show that 20 percent of the world’s rice output came from 10 percent of the world’s rice fields that grow hybrid rice.

Honors and awards

Four asteroids and a college in China have been named after him.

Yuan won the State Preemin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of China in 2000, the Wolf Prize in Agriculture and the World Food Prize in 2004[6]

He is currently the Director-General of the China National Hybrid Rice R&D Center and has been appointed as Professor at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13] He i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foreign associate of 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6) and the 2006 CPPCC.[13]

Yuan worked as the chief consultant for the FAO in 1991.[13]

source, wikipedia.

海外看战“疫”:中国万众一心抗“疫”值得点赞

据中新社悉尼2月26日电 题:海外看战“疫”:中国万众一心抗“疫”值得点赞
  中新社记者 陶社兰
  “我看到,在这次抗击新冠病毒中,包括军队在内的全国的医护人员都支援武汉;在武汉,10天就建起一所医院,除了中国,其他国家可能是做不到的。这种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情形,不得了,值得点赞。”澳大利亚堪培拉侨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前首席药剂师、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政府前总药剂师黄树梁告诉中新社记者。
  1969年,黄树梁从香港到墨尔本留学,1975年申请到澳大利亚卫生部的职位,一直工作到退休,积累了丰富的医学卫生经验。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作为华人社区和政府部门的联络人,几乎每天都受邀参加政府相关机构的会议,提出应对建议。
  黄树梁说,对付传染病,最好的办法就是隔离。这是被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比如以前欧洲的黑死病、流感等。这次武汉“封城”,是非常及时的措施。
  黄树梁对记者说,病毒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的制度优势,举国上下,团结一心,有能力,有潜力,是打不败的,加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向中国伸出援手,相信人类一定能够战胜病毒。
  24日下午,一架货运包机满载着当地华侨华人捐赠的救援物资,从悉尼飞往湖北。这其中,就有澳大利亚B1集团筹措的医疗防护物资。B1集团董事长祁岳说:“我在澳大利亚生活了30多年,虽然从来没有去过武汉,但武汉暴发疫情,我也很心痛,就想着能做点什么帮到他们。得知当地医院需要医疗防护物资时,我发动公司所有员工,近期专门筹措这些物资。”
  B1集团是澳大利亚本土华人企业中较大的房地产公司,对医疗行业是外行,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但是,公司在两个星期内就采购到第一批近100万元人民币的医疗防护物资,全部符合目前中国防疫要求的医用标准。
  祁岳说,能够为祖籍国提供帮助,捐赠物资,战胜疫情,是我们海外华人最大的心愿。“疫情结束后,我一定要去武汉看看,品尝一下地道的热干面,感受一下火热的民风。相信这个浴火重生的城市将更加美丽。”
  自疫情暴发后,武汉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会长周建发现,身边所有与武汉有着各种关联的朋友都在积极行动,资金募集、医疗物资采购,大家都踊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周建说:“在武汉学习生活了多年,心里一直珍藏着一份挥之不去的情愫。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为了全中国的抗疫胜利,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牺牲。武汉牵动着全球武汉人、湖北人和所有华侨华人的心。”
  日前,周建通过一位武汉籍好友的介绍,找到5万只口罩的货源。当供应商听说是武汉大学校友会捐给武汉的物资,当即决定按成本价把这批货留给校友会。几天后,这些口罩顺利运抵武汉,并在第一时间送到医务工作者手上。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面对疫情,大家的齐心协力。我相信在全中国人民、全世界华侨华人的支持下,武汉一定会取得抗‘疫’的最终胜利。”他说。(完)       

国台办:两岸同属一中是不容改变也不会改变的事实

  据中新社北京2月26日电 针对民进党蔡其昌等人近日鼓吹以所谓“中华民国台湾”调整两岸论述等谬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6日应询表示,这些“台独”言论暴露了岛内某些人推动“渐进台独”、升高两岸敌意对抗的险恶用心。这种伎俩的实质是以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来图利其一党之私,完全是对广大台湾同胞和国际舆论的欺骗。
  朱凤莲强调,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不容改变、也不会改变的事实。“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我们呼吁台湾同胞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维护台海和平。(完)    

点名四类干部,习近平列出选人用人“负面清单”

 据中新社北京2月26日电 (记者 张蔚然)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就中共干部队伍在抗疫一线表现所作评价引起广泛关注。
  习近平指出,干部政治上过不过得硬,就要看关键时刻靠不靠得住。总体看,在抗疫斗争中我们的干部队伍是好的,是经受住考验的,但也有少数干部表现不佳甚至很差。有的不敢担当、不愿负责,畏首畏尾,什么都等上面部署,不推就不动;有的疲疲沓沓、拖拖拉拉,情况弄不清、工作没思路;有的敷衍应付、作风飘浮,工作抓而不细、抓而不实,仍然在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的百般推脱、左躲右闪,甚至临阵脱逃。
  “这些都是对党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的,决不能容忍!必须坚决纠正!”习近平说。
  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的中共党建专家认为,习近平为这四类干部“画像”并提出点名批评,在揭露当下少数干部存在的“短板”的同时,也使选人用人导向更加明晰。
  ——及时点名四类干部,对有效纠正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有很强针对性。
  自疫情发生以来,各地众多优秀干部的责任感、担当意识和牺牲精神有目共睹,但也有一些人在考验面前表现不佳甚至差劲。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戴焰军表示,这些人暴露出的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防控工作进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很大损失和负面影响。
  “被习近平点名的四类干部在平常工作中肯定也有疲沓、散漫、不负责任等表现,甚至个别机关或部门也可能存在类似问题,只是因为日常工作不是‘火线’、没有面临生死考验,这些表现没有酿成严重后果。”戴焰军说。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明确提出不需要、不欢迎什么样的干部,必须坚决纠正哪些行为,为选人用人列出了“负面清单”。对错误的用人倾向,必须零容忍、坚决纠正,这样才能清除抗疫一线“组织力量”中的负面因素,让干部队伍更有行动力。
  ——及时点名四类干部,让问题充分暴露,是在为今后更有效“察识”干部夯实基础。
  竹立家表示,四类干部存在的问题不仅涉及作风、态度和能力,甚至关乎做人的品质和底线。这意味着个别地方和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存在用人导向不够明确、考察工作不够细致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必须给予足够重视并及时纠偏。
  这涉及对好干部标准的进一步明确。习近平在此次重要讲话中以“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要求,强调必须“敢打头阵,用行动展现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在其位谋其政,在其职尽其责,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及时解决群众所急所忧所思所盼”“对风险因素要有底线思维,对解决问题要一抓到底,一时一刻不放松,一丝一毫不马虎”。
  “这些论述看上去是对干部的具体要求,但从本质上讲,是对干部选拔任用标准的完善。只有标准得到完善,考察识别才会更精准,育人理念才能更与时俱进,不符合标准的昏官、懒官、庸官等群体才能被及时筛除。”戴焰军说。
  ——及时点名四类干部,是在为一些地方敲“警钟”,必须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渠道。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共中央多次明确,对表现突出的干部要大力褒奖、大胆使用,对不担当不作为、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各地火线提拔了一批干部,甚至不乏破格提拔,一批在年龄、学历等方面不占优势的人被重用。
  比如,据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科主任莫新艳负责对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登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拟任八级管理岗位领导职务。因莫新艳无大学学历,当地在破格提拔时已报上级组织部门同意。
  戴焰军强调,中共一直强调选人用人不唯分、不唯票、不唯学历、不唯年龄、不唯GDP,但一些地方没有完全落到实处,甚至存在一些“惯性思维”。多地多部门在抗疫一线拓宽了选人用人渠道,这再次证明习近平关于“打开视野、不拘一格,充分盘活干部资源”相关论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将‘战时’状态与日常考察相结合,以更宽的视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方能使更多能打硬仗的优秀干部进入人才的蓄水池,实现让良币驱逐劣币的效应。”竹立家说。(完)       

新疆油气田“迎难而上”产量“逆势上扬

  据中新社乌鲁木齐2月26日电 (孙亭文 莫延兰)新冠肺炎疫情当下,在新疆天山南北的多个油气田“迎难而上”,防“疫”、生产两不误。目前,中国石油驻新疆三大油气田新疆油田、塔里木油田、吐哈油田,中国石化驻新疆的西北油田等油气生产企业均按计划正常生产,日产原油7.65万吨,天然气9100万立方米,石油天然气可满足疆内自用和外送需求。
  上述油田是新疆四个主要大型油田。记者26日从中国石油新疆油田获悉,自1月1日至2月24日,新疆油田日产原油3.2万吨,累计生产原油170万吨,较去年同期多产原油12.7万吨。新疆油田主要勘探开发领域在准噶尔盆地,该盆地油气总资源量107亿吨,其中石油86.8亿吨,天然气2.5万亿立方米。
  面对疫情,新疆油田提前调研摸底油田现场、油水井生产状况,并制定优化复产上产实施计划。对各类作业井按照“先高后低、先易后难”原则,优先保证高产躺井上修,及时组织生产,实现早见产多见产的目标。以新疆油田玛湖油区为例,目前玛湖油区平均日产油5700吨,预计2020年累产原油29.77万吨。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产量亦有增加。截至2月20日,塔里木油田今年共计生产油气逾446万吨,同比增加29万吨;向“西气东输”供气近35亿立方米,有效保障“西气东输”沿线和南疆四地州各族民众天然气需求。
  面对疫情对油气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坚持“原油产量670万吨、天然气产量19亿立方米”的年度产量目标不动摇。截至2月24日,西北油田开井数为1500多口,日产原油量1.8万吨。该油田向社会供应天然气近2.3亿立方米,同比增加9.4%,满足了居民、工业天然气的需求。
    新疆是重要的油气生产基地,油气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资源量占中国的20%以上。(完)   

综合消息:除湖北外无新增死亡病例 49名民警辅警因公牺牲

  据中新社北京2月26日电 中国国家卫健委26日通报,25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406例(湖北401例),新增死亡病例52例(湖北52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422例。
   截至25日24时,全国现有确诊病例4560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9745例,累计死亡病例2715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8064例。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126例:香港特别行政区85例(出院18例,死亡2例),澳门特别行政区10例(出院7例),台湾地区31例(出院5例,死亡1例)。

  除湖北外,全国新增确诊病例5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

  根据国家卫健委通报的数据,除湖北外,25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5例,新增疑似病例128例,无新增死亡病例,重症病例减少25例。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称,随着医疗救治力量的加强和救治方案的优化,全国各地新冠肺炎治愈出院病例不断增加。下一步,在按规范开展出院病例追踪管理和随访服务的基础上,将加强对出院病例的分析,总结相对成熟的诊疗方案和技术路线,为后续救治工作和相关国家疫情控制提供经验和技术支撑。

  49名民警、辅警因公牺牲 中国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杜航伟26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透露,防疫期间已有49名民警、辅警因公牺牲,其中,有的人因打击犯罪而牺牲。
  截至2月25日,湖北、浙江、山东三省5所监狱发生罪犯感染疫情,共确诊病例555例。中国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称,监狱发生疫情,教训十分深刻。他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监狱在押罪犯感染死亡的病例,全国其他监狱没有发生罪犯感染疫情。目前,已确诊罪犯中有11名患者已经治愈。
  中央政法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日前制定《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为企业有序顺利复工复产,为稳定社会预期、维持正常经济社会秩序提供优质高效、坚强有力的执法司法保障。

  多地加强入境健康管理 严防疫情输入风险

  针对韩日等国疫情持续扩大,中国多地加强对入境人员的健康管理,严防疫情输入风险。
  北京市卫健委26日称,对来自或去过离境国家疫情严重地区的入境人员,按北京市疫情防控规定,接受居家或集中医学观察14天。
  上海方面26日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入境管理、严格管控措施,严防疫情输入;辽宁大连市当日发布通告,要求根据入境人员身体状况和申报信息情况进行分类管理。
  针对近期中国一些地区对从韩日入境的人员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6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方对韩日国内疫情感同身受,对韩国和日本人民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愿同韩日双方一道开展联防联控,加强口岸防控措施,减少不必要的旅行。

  疫情冲击中国体育行业 北京冬奥会筹备未受更多影响

  在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行备受关注之际,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副司长彭维勇26日在北京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体育竞赛表演业面临全面调整,特别涉及到众多国际赛事延期或异地举办,国内足篮排球等职业联赛也延期举行,对竞赛表演业的发展冲击非常大。
  此外,体育场所挂牌歇业,体育用品制造业延期开工,都对体育产业有不小影响。
  但他表示,目前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除了原定于2月15日举行的2019/2020国际雪联高山滑雪世界杯延庆站比赛取消外,没有受到疫情的更多影响。(完)     

习近平等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

  据中新社北京2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26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分析当前疫情形势,研究部署近期防控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响应党中央对广大党员的号召,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同志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捐款。
  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同时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其他有关地区疫情反弹风险不可忽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加强正确引导,推动各方面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强疫情防控这根弦不能松,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抓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准确分析把握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保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要继续集中力量和资源,全面加强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要巩固排查和收治成果,切实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要夯实社区排查和防控基础,抽调更多干部支援基层,支持各类在当地的干部积极投身社区防控工作,充分调动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积极性,加快补齐老旧小区在卫生防疫、社区服务等方面的短板,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群众心理疏导。要加强重症患者救治,促进高水平团队协同攻坚、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发挥好重症专业救治力量作用,提高临床治疗精准性、有效性,努力降低病亡率。要及时收治轻症患者,及早实施医疗干预,尽量减少轻症转为重症。要着力提高医用防护物资调拨和配送效率,畅通渠道和堵点,尽快将急需物资送到救治一线。要加强北京等重点省份防控工作,坚决阻断各种可能的传染源。
  会议指出,要强化特殊场所和重点人群防护措施。养老、救助、儿童福利、精神卫生医疗等机构,人员密集、环境封闭,相关服务对象自身防护能力弱,要压实属地责任,实施更严格的管理措施,防止外部传染源输入,对已感染患者要全力救治。要加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直接接触医用废弃物人员、密闭空间服务人员等人群的防护,有针对性落实防控措施。(

广州感染病学专家分析患者治愈出院后“复阳”四个因素

  据中新社广州2月26日电 (记者 王华)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原院长尹炽标,26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了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后出现“复阳”的四种因素,并提出可考虑修改出院标准。
  作为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医师、广东省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成员的尹炽标称,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为例,从1月20日开始收治患者,截至2月26日累计隔离收治共397人,在治愈出院约200名患者中有5例出现“复阳”。
  尹炽标表示,“复阳”比率很低,且基本无症状表现,大部分为出院居家隔离期间肛拭检验“复阳”,回院隔离观察。他分析四种因素:患者已有抗体,至少半年内不会出现再次感染新冠肺炎;急性病毒感染一般不会出现病毒复燃;出院时采集不到位或试剂误差出现假阳性;患者体内已无活病毒,而是死病毒经粪便排出,但无感染。“可考虑修订出院标准,现市八院已进行粪便、咽拭子双检确定出院标准。”尹炽标说。
  对新冠肺炎的治疗,尹炽标提出三点意见。目前,85%的新冠肺炎患者为轻症,对症治疗有效率可达90%;现阶段尚无特效药,通过多学科联手的综合性支持性治疗帮助患者挨过最艰难时期而达到痊愈目的;绝大多数轻症患者治愈后可完全康复,不会出现后遗症,危重症患者可能出现肺纤维化,要注意激素等用药的副作用。
  身为广州市政协委员的尹炽标还提出,此次疫情还暴露出基层医疗系统需要完善、社区处理能力不足。他呼吁,政府立法规范国民责任意识、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如对随地吐痰及大小便出台惩罚性措施。(完)     

习近平13次国际通话中的三大关键词

 据 中新社北京2月26日电 题:习近平13次国际通话中的三大关键词
  作者 黄钰钦 李京泽

  2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分别同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两次通话均包括一个共同主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梳理发现,从疫情暴发伊始到防控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习近平先后13次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介绍中国疫情防控进展,回应国际关切。在每一次通话中,既有对外方支持的感谢和赞赏,也传递出中国必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以及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的态度。

  “感谢”:特殊时期见真情

  在举全国之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之际,中国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问候和帮助:卡塔尔通过航空网络为中方运输抗疫物资提供帮助、巴基斯坦第一时间发声向中方表达支持、埃塞俄比亚总理两次来信表达慰问、阿联酋多次向中方提供医疗物资帮助……
  面对“患难”中的“真情”,习近平在同相关国家领导人通话时一一点出,并表示感谢和赞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于1月22日和2月18日两次来电,对中国抗击疫情表达声援。对此,习近平2月18日在同马克龙的通话中说道,“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总统先生再次来电向中方表达慰问和支持,充分体现了中法两国的深厚友谊和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以及你本人对中国和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我对此表示感谢和赞赏。”
  “此时的感谢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殊含义,中国人讲患难见真情,真朋友还是假朋友在关键时刻更能体现出来。”中国外交学院前副院长江瑞平分析表示,“国际政要通过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表达对中国的慰问和对中国疫情防控措施的认同,有利于中国赢得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

  “透明”:回应国际社会最大关切

  疫情是魔鬼,找到魔鬼藏匿之所的关键在于“公开透明”,这亦是国际社会最大关切。在13次密集通话中,“公开透明”成为习近平与外国领导人交流的高频词。
  “中方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态度,同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开展合作。”“中方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态度,同包括韩方在内的各国加强沟通合作,共同应对疫情,促进世界人民健康福祉。”“中国政府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通报疫情信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加强同国际社会合作。”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董向荣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与外方领导人通话中屡屡强调“公开透明”,既是对国际社会关切的积极回应,也展现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负责任姿态。
  外界注意到,“公开透明”既有来自语言的真诚表达,也有扎实具体的行动支撑。从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提供病毒基因测序情况,到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来华,中方对这一原则的践行,被世界卫生组织称赞为“设立了应对疫情暴发的新标杆”。
  “公共卫生问题不分国界,中国有效阻止疫情向全球蔓延,体现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说,“秉持公开透明原则与国际社会积极合作,中国既可以分享,也可以吸取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处理经验,将为国际战‘疫’作出应有贡献。”

  “信心”:疫情不会动摇中国稳定发展基础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恐慌与不安的情绪在国际社会始终存在。对此,习近平在与外国领导人通话时,就疫情防控多次提及“信心”二字。
  习近平在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中明确指出,中国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有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丰富经验,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阮宗泽解读表示,信心来源于中方采取的措施已经取得积极的成效,“对于国际社会的恐慌,中方需要及时传递信心,将盲目的恐慌情绪加以抑制和管控。”
  负面的情绪既有对卫生安全的恐慌,也有对疫情造成经济冲击的担忧。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居于关键位置,疫情将如何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备受关注。
  习近平在分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时说到,“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中国经济韧性强劲,内需空间广阔,产业基础雄厚,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江瑞平分析指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在30%以上,中方是否有信心战胜疫情将直接影响世界经济,“习近平主席一再明确表态,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战胜疫情,相信会对国际生产、贸易、投资产生稳定作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