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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媒打假:谷歌为不法分子利用名人为比特币做虚假广告拉皮条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瑞典每日新闻DN今天发布整版新闻报道,利用名人的名誉做虚假广告引诱众多小投资者上当购买比特币,比特币骗局是一个全球有数亿资产的陷阱产业。

每日新闻报道在第六版新闻板块中说,他们联合国际媒体在美国,匈牙利,芬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记者就有组织的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OCCRP对比特币骗局和社交媒体谷歌对虚假广告睁一眼闭一眼,并从中挣钱的腐败犯罪行为进行了揭露。

图片来自trijo. 从左到右:伊布, Skavla, 伊布雕塑。

在瑞典早些时候向警方报警的是著名的脱口秀访谈节目主持人Fredrik Skavlan. 比特币利用网站谎说在Skavlan节目中出现的明星都对比特币感兴趣,或者靠投资比特币发了财,因此,你们都来投资比特币吧。

他们甚至指名道姓,足球明星伊布的肖像也出现在比特币革命的网站上,但是,据揭发媒体trijo新闻报道,伊布事实上根本没有购买比特币。

其他还有一长串的明星名字被罗列其中。例如 Filip Hammar,就被说成是因为购买比特币而致富了。英国曼彻斯特联对的足球明星马库斯.拉斯福特也被利用说他解救了很多人出贫困境地。然后,这个链接与比特币链接紧密相连。

更严重的是网站上做这样的广告实际上谷歌也要分成的。据美国的犯罪调查显示,有个公司叫财富咨询WealthAdvisor, 如果他们能搂到一个客户,就要分层2500到4000克朗。

昨天11月29日,DN用了五大版的版面披露名人的名字被盗用诱骗小投资商投资比特币。报道披露这个诈骗团伙是在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公司的名字就叫国际广告Ads Inc. Media. 创始人是一位27岁的男生,名字叫安德斯.阿晒尔.伯克。他是在2019年3月去世的。死因是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到非洲肯尼亚去玩儿,结果,天气突变,飞机失事。但是,幸存者继续他们的生意。

据报道,伯克23岁就开始展露头角,在加州担任政治顾问。24岁,就跻身当地十大青年企业家称号。2019年3月他刚去世时,也正是比特币广告正火的时候。目前他们的办公室已经是人去楼空。但是,他们的数据库还是被发现。而且里边储存了20名瑞典著名的明星,包括网球冠军大熊.伯格(Bjorn Borg),足球明星伊布。前面说的著名电视主持人斯卡乌拉(Skavla)及其采访过的多位明星的资料都在里边。里边还有800篇文章。其中都是用瑞典语写的。内容大体都是某明星投资比特币,发家致富了等等。只是名字不停地换。

报道说,去年夏天的一份报告还显示,该广告公司收入非常好,进账115万美金。但是Skavla说,他的制作组多次向警方报警,但是,警方说没有任何办法。他说,网上的内容,包括在脸书上的内容,和谷歌上的关键词用他们的名字非常多。但都是假的,是骗局。他们并不知情自己的名誉被盗用。

报道说,不仅名人的名字被盗用,普通人家的家庭合照,夫妻和两个孩子的合影也被盗用,瞎说他们也投资比特币了。而事实是他们根本没有投资比特币。有一位女士爆料说她被骗投入了上百万,结果血本无归。

经过这种大篇幅报道之后,谷歌在斯德哥尔摩的负责人回应说,他们将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

比特币从五六年前就开始大吵,有的瑞典年轻人还真信了。当然,这个问题,谷歌,脸书也都成了帮凶。作为媒体,你必须辨别真假是非,否则,肆意传播,你应该脱离不了干系。

新冠肺炎开始大面积泛滥的时候,世卫组织有关负责人还说跟脸书和谷歌合作打假,现在看来,假新闻就是从脸书上传出来的,通过谷歌引擎利用名人关键词搜索出来的。

关于社交媒体的广告问题,笔者以为此次DN还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说句实在话,就是这个网站,在后台已经有10万1294个评论了,我是不是应该高兴呢?他们大部分都说你的网站真好,内容丰富,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网站,内容真好。一开始,也觉得这个评价不错嘛!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他们说的都是这种套话,可以应用到任何场合。根本没有针对性也没有实质内容。同时,他们却把自己的广告链接植入在评论里。如果你允许它公开发布,那就会蝗灾泛滥,洪水滔天。为了不打草惊蛇,笔者一直让这些评论在后台冬眠。永远也不要理它。网站设计者还专门有个屏蔽垃圾评论的功能,但是,你必须加钱。算了吧!让它们冬眠吧!

另外,电话诈骗依然存在。笔者前天早上正与朋友说话时,突然进来一个电话,依然是说,你有一个重要文件需要到有关部门去拿。我半天没说话。里边重复了一遍,然后,挂断了。

时评:从中国的产能过剩说起

北欧绿色邮报网评论员 陈雪霏

说起中国的产能过剩,今天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援助非洲的本质》。其中提到,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大概是这样的:钢铁产量世界第一,超过第二、第三、第四的总合。水泥产量世界第一,占世界总产量一半。电解铝产量世界第一,占世界总产量的65%以上。煤产量世界第一,占世界一半。化肥产量世界第一,占世界总产量的35% 。

看到这里,又让我想起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时候说的那句话。他说,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现在对世界作出的贡献还太渺小。那个时候,他就希望中国的钢铁产量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结果,中国没有马上超英赶美,而是出现了大跃进,大炼钢铁。这是怎么来的呢?我经常觉得伟人的错误不怨伟人,而是怨身边的参谋或者是专家。如果专家都能够实事求是地出谋划策,不至于出现问题。下面是老冶金专家王鹤寿、吕东写的《缅怀毛泽东》里边摘录出来的回忆录,到底大跃进是怎么来的?

毛泽东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
2012-06-08 09:14
  一个光辉的名字——毛泽东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七十多年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和这个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辉煌业绩赢得了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爱戴,所以,他已经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的庄严称号永远载入我们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史册。在纪念他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我们谨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着重在我们转入工业部门工作之后,他对冶金工业的亲切关怀,以及对包括我们个人在内的冶金系统干部、群众的谆谆教诲,记述于后,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仰和思念。  迎接恢复生产和开展建设的艰巨任务  我们两人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转入工业部门的。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会上所作的规划建国宏图的重要讲话中,对中国经济情况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他还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无数爱国仁人志士痛心疾首又无能解决,为此而抱恨终身的一个大问题,在人民取得政权已成定局之际,由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庄重地提了出来,这就到了必须解决而又完全能够解决的时候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被派到工业部门工作,自觉责任重大。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预见到这种新形势的必然到来,他针对当时有些干部不重视经济工作和不愿干经济工作的思想,明确地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我们的许多同志,必须准备从现在的学习或工作岗位上转到经济战线上去。我们下定决心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要象铆钉钉在钢板上那样,牢牢地钉在工业战线上。但是要钉住,就得钻进去,这谈何容易。当时我们在东北工业部。东北的工业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特别严重,百废待举。鞍山、本溪、抚顺等钢铁厂全部停产,高炉、电炉冻结。另一方面,我们接管工业的干部大都是来自军队和农村,对现代工业几乎一无所知。面对主观和客观上的双重困难,我们坚决按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抓住重点,先从鞍钢着手,恢复东北工业,学习工业管理也先从这里开始。为此,我们率领东北工业部处以上干部深入到鞍钢的工厂、矿山。从采矿、选矿、烧结、焦化、炼铁,到炼钢、轧钢等生产工序,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听,从头到尾,向内行学习,向专家技术人员(包括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的专家以及尚留在鞍钢的几位日本技术人员)请教。那一段时间,我们上午实地观摩考察,下午听技术人员讲课。一边学习,一边了解情况,一边研究恢复生产的方案。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各钢铁企业恢复和建设发展迅速。鞍钢从1948年2月第二次解放到1949年7月就恢复了生产。毛泽东同志知道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即委派李富春同志代表党中央到鞍钢亲送“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表示祝贺。与此同时,本溪、抚顺等钢铁厂也先后投入了生产。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鞍钢的恢复和改建。在他1949年12月出访莫斯科时,签订的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50个工程项目(后来逐步增加到156项)中,鞍钢列于榜首。1949年底,中央派李富春同志率老解放区技术干部10人组成中国代表团,与苏方经过充分协商,于1950年3月签订了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恢复和改建鞍钢技术援助议定书》,这是苏联斯大林时代对我国技术援助的第一个议定书。  1952年开始,中国政府批准了东北工业部拟定的鞍钢建设计划任务书,确定鞍钢的建设规模为年产钢350万吨。从此,鞍钢以建设七号高炉、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三大”工程为中心,进行了全面建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型钢铁建设项目。根据东北工业部的建议,1951年12月13日李富春同志亲笔给周总理和毛泽东同志写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毛泽东同志于17日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在毛泽东同志的批示精神鼓舞下,全国各地派遣了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到鞍钢担任厂矿领导工作。据统计,从1949 年到1953年,派到鞍钢的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就有500余人,有力地加强了鞍钢生产建设的领导。因此,鞍钢“三大”工程建设的进展极快,到1953年底,这“三大”工程全部建成投产。鞍钢全体职工当时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向他报告这一喜讯。毛泽东同志亲笔回信:“你们1953年12月21日来信收到了。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七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这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毛泽东同志对鞍钢和整个钢铁战线广大职工的极大关怀和殷切的期望。  1950年2月,毛泽东同志访苏回国途经沈阳时,得知鞍钢等东北钢铁企业生产的钢材已经开始运到全国各地时,非常高兴,对身边的同志连声讲道:“鞍钢出了钢材,还要出人才。”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对我们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指示,那就是要我们不仅抓好当前的生产建设,更要把眼光放远大一些,在鞍钢和整个东北工业战线上,培养出一批新中国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造就出一批又红又专的干部,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还是根据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的精神,从实践中锻炼干部,总结经验,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办法是一个时期抓住一个主要矛盾,用抓中心工作的方法,集中力量加以解决。通过部署一项工作,解决一个问题,把工作推进一大步。而且要求我们自己和各级干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结经验。1951年1月5日,东北工业部对各企业发出了“建立专题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每次总结报告只透彻地说明一个问题或一件工作。一月、一年或几年下来不断地积累经验,从而根本地提高工作质量,达到培养干部和造就人才的目的。我们当时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先后部署了献纳器材、恢复生产、创造生产新纪录和建立责任制等中心工作。毛泽东同志不仅极为关心东北工业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我们的工作进程给予密切的关注。在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中,鞍钢炼钢厂创造了超过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水平的缩短每炉炼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新纪录,全厂职工于1952年12月2日写信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毛泽东同志当即于12月14日回信:“我很高兴地读了你们十二月二日的来信。祝贺你们在平炉炼钢生产上的最新成就。你们以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创造了超过资本主义各国水平的炼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的新纪录。这不仅是你们的光荣,而且是我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1953年度炼好优质钢的新任务而奋斗!”一个时期抓住一项中心工作,而辅之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工作。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来的一项重要工作方法,也是促进工作、提高干部的一个有力的武器,也完全符合他所写的《矛盾论》的哲学思想。我们在领导东北工业的过程中,比较深刻地领会了它的重大作用。所以,当1952年下半年各大行政区撤销,我们两人调中央重工业部任职之后,立即组织力量对关内各企业的情况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查研究,分析情况,研究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确定了1953年要抓好计划管理、建立责任制和加强技术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等三项中心工作。并于1953年初以重工业部党组名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送了《关于目前工作检查及一九五三年中心工作的报告》和《关于一九五三年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亲自批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转这两个报告的要点,于3月31日发至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及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党组。他在批语中指出:“重工业部党组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些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的缺点在全国国营和地方国营工矿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有些单位可能还更为严重。重工业部经过具体的检查将这些毛病揭发、分析和批判以后,就使得他们有可能进一步动员全体干部、全体职工,来逐步地克服这些毛病。这种做法,就是一种最实际的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做法。”实践证明,这种工作方法对改进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和培养干部,效果确实比较显著。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一方面强调我们在进城后必须紧紧抓住生产建设事业的恢复这个中心,同时提醒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注意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转入工业部门之后,感到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教育经济工作干部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腐防变。1952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我们在斗争实践中对东北工业部系统少数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腐化现象和揭露出来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并于1952年2月4日,向东北局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报告说,现有的材料表明,企业中不但掌管大批资财的部门有贪污腐化的老虎,不直接掌管资财的部门和个人,只要有一定权限职责,管理不严,有漏洞的也会有。并且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方针措施。毛泽东同志看到我们的报告后,认为报告所述对全国具有普遍意义,在2月10日就作了重要批示:“各同志:王鹤寿同志等的打虎经验极有用,请你们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这个重要批示对于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坚持廉政建设,坚持反腐败斗争,一直是重要的鼓舞。  归结起来,我们转入工业部门之后,入门过“三关”。以恢复生产,开始建设为中心是一关;钻研业务,培养干部是一关;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腐防变又是一关。这“三关”,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引下走过来的。  探索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道路  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取得了重大胜利。党中央及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我国进入了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建设时期。为了逐步实现总路线规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一五”计划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指导方针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在恢复时期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终究底子太薄,工业十分落后。1952年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43.1%,而重工业尤为落后,其产值在工业产值中只占35.5%。只有重工业发展了,才能保证国防的巩固,才能装备各行各业,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稳步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可靠的基础。  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多次向钢铁战线全体职工发出号召、提出要求,希望钢铁工业发展得快一些。1955年他在全国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讲:我国地大物博,现在每年只有二百万吨钢,实在不象话。我们要全国努力,工商界也要努力,四、五十年总行吧,我们要争这口气,超过美国。李富春说,超过美国用不到一百年,我同意。1956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又讲: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可能达到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毛泽东同志在思考如何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问题上,是很重视钢铁工业的建设的。这从投资结构中可以看出。“一五”计划国家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总投资占42.53%,为250.26亿元。在工业投资中,钢铁工业的投资为37.93亿元,占工业总投资的15.16%。钢铁工业的建设成为“一五”计划时期建设的重点之一。  当时我们两人由东北工业部调到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不久,遵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着重抓了三件事。一是充实和加强基本建设战线,组建了一支工种齐全的基本建设队伍。从勘探、设计、施工进行系统的组建。到1957年,各冶金建设公司下属的工程公司从1952年的8个扩充到83个,有了矿山、土建、机械、电气、金属结构、筑炉等专业队伍,基建队伍职工达15.9万人。二是整顿企业,有步骤地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把钢铁企业的生产与技术等各项管理逐步引上正轨。三是兴办钢铁科研和教育事业,建立了钢铁研究院、北京钢铁学院(在东北工业部时期创建了东北工学院和有高级专家的沈阳金属研究所)等一批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为发展我国钢铁工业培养技术人才。经过一系列的工作,钢铁工业迅速发展,职工积极性高涨。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在张明山、王崇伦、马万水等一些先进工人的带动下,一个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兴起来了,钢铁生产与建设形势发展很快很好。到1957年“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全国共生产出钢535万吨,生铁593.6万吨,成品钢材436.4万吨,铁矿石1937万吨。当年度鞍钢生产生铁338.1万吨,钢291.2万吨,钢材191.8万吨。鞍钢已建成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  毛泽东同志看到我国钢铁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取得的胜利,非常高兴。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说:“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们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吨到一千五百万吨钢……。中国人民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这充满激情的讲话,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同志对振兴中国钢铁工业的期望和信心。  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很大胜利,整个经济发展都是比较顺利的。毛泽东同志根据这种发展形势,开始考虑如何走中国自己的路子,能否使我国工业化建设搞得比苏联快一些。他的出发点是,苏联好的经验我们要学习,但苏联的弯路和教训我们能否避免。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执行,我国经济已有很大的发展,在这个时候借鉴苏联的经验,总结自己的实践,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就提到我们全党的面前。基于这个战略考虑,毛泽东同志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于1956年2月开始,连续一个多月听取了34 个部委的工作汇报。2月25日,我们代表重工业部向毛泽东同志汇报钢铁工业现状和发展规划,其汇报要点:一是钢铁工业可以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计划,当时钢铁工业生产水平与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提高。二是我们钢铁工业的水平还十分落后,我国1955年钢的实际生产量,仅相当于美国1886年水平,落后70 年;1956年钢的计划产量为447万吨,仅相当于苏联1928年的水平,如按人口平均,则落后情况表现得更为严重。在产品品种质量等方面,我国钢铁工业更是十分落后。三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有可能快一些,因为我们现在进行建设所采取的科学技术水平比之美国、苏联建设钢铁工业的初期所采取的科学技术水平(冶炼、轧钢等机械、仪器设备及冶炼技术等)要高一些,我们提出了今后几个五年计划有可能超过苏联的发展速度。  毛泽东同志仔细倾听我们的汇报。当我们汇报到取得的成绩时,他很高兴,不断地插话询问。听到我们讲钢铁工业还十分落后的情况后,对我们说,要迎头赶上去,坚持不懈地干,总是可以赶上去的。当我们汇报到钢铁工业发展速度可以比苏联快一点时,毛泽东同志说,应该是可以的。第一,是因为有苏联的成功经验,又可以少走苏联走过的弯路;第二,是因为我们有广阔的市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巨大积极性。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当面直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我们主管的部门的工作情况。他要求钢铁工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殷切期望,特别是他借鉴苏联经验,对走我国自己发展工业的道路的思考和探索,给了我们一个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经过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正式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同一时期,毛泽东同志还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把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加强,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它可以少搞。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思想,为了加强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部门的领导,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通过,重工业部于1956年5月12日分为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建筑材料工业部。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委托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分管冶金工业部。从此,我们既得到直接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陈云同志的指示关怀外,又有幸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得到周总理的更多关怀、指导、检查和督促。“一五”计划即将结束,“二五”计划即将开始之际,在实践中,我们逐步感到中国的情况在许多方面和苏联不同。我们冶金工业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从技术到管理许多方面照抄照搬,出现了不少不符合实际的作法。如何克服教条主义,探索我国工业发展的道路的问题,已经在我们头脑里有所酝酿。正当我们对这些问题开始有所认识,但还是比较模糊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发表了,使我们心中豁然开朗,感到有了明确的方向。我们很快组织冶金部党组全体成员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身来,集中半个多月坐下来“务虚”,认真地学习领会《论十大关系》。大家共同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不但总结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而且研究了苏联30多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指出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和方针。并且比较深刻地理解到《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正确处理工业以至整个经济、整个国家的最重要的基本关系,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联系到冶金工业的实际,第一个要正确处理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能完全照抄苏联钢铁企业由中央主管部门“一家独办”,越大越好。而要量力而行,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办钢铁企业的积极性,除了中央办一些大的钢铁厂外,还要用很大的力量帮助地方办些中小型的钢铁企业。大型钢铁厂的设备,当时中国不能制造,而中小型的设备中国能造,办起来能快。中国交通运输不发达,中小型钢铁厂就地生产,就地利用,可以减少运输压力。所以要结合中国国情,采取大、中、小结合的方针。于是,我们在1957年3月召开了全国冶金系统的厂矿长会议,专门阐述了我们学习《论十大关系》,发挥两个积极性,走中国自己发展钢铁工业道路的体会和设想。从此,在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直接启发教育下,中国钢铁工业开始有了自己的谋略,形成了中国式的战略布局。  1957年8月4日,冶金工业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总结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安排(草案)》中,提出了钢铁工业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所谓“三大”即当时已经开始建设的鞍钢、武钢、包钢三大基地。“五中”即指选择了五个有发展前途的、可以建成年产30万到100万吨钢的中型厂,即:山西太原、四川重庆、北京石景山、安徽马鞍山、湖南湘潭。前四个是扩建,后一个是新建。“十八小”即指通过调查,规划在十八个省、自治区建设十八个年产10万到30万吨钢的小型钢铁厂。当时我们设想所谓“三大、五中、十八小”的钢铁企业扩建与新建完成后,将来都会有大的发展。“三大、五中、十八小”的布置,是我们学习《论十大关系》的结果,是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贯彻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具体行动。新的方案上报到党中央和国务院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极为重视。陈云同志幽默地说:“三皇、五帝、十八罗汉好,符合中国国情。”毛泽东同志也高兴而幽默地说:“你们有了十八罗汉,好嘛!”  “三大、五中、十八小”方案执行的结果,现在,当时的中型钢铁厂现在已发展为大型钢铁厂,小的也都已成为地方骨干企业,而且在数量上还有很大的发展。从总体上看,除以后新建的攀枝花、宝钢等大型钢铁企业外,现今的钢铁工业还是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扩大和发展起来的。“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方案和布置,是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产物,是他的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指导思想的具体的体现。这一方案执行的结果,不仅在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上,而且在布局的合理展开上,都起了历史性的奠基作用。  1958年1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同志通知我们两人还有高扬,文、徐驰去他的住所。我们扼要地汇报了当时钢铁工业生产建设的情况后,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来是统一的时候比较多,因此地方不大发展。西欧就不同,卢森堡只有一个地委专区那么大,法国和一个省(山东就是一个法国)差不多大。我们要注意发展地方。为什么我们不能一个省有一个钢铁厂、两个钢铁厂。各个部应该有百分之六十的力量去帮助各省搞钢铁厂。你们要把你们的眼光,注意到六亿人民。  这次谈话后,我们立即组织冶金部党组成员反复研究,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1958年3月根据党组的研究,由王鹤寿执笔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了两个报告,一个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一个是《争取有色金属产量飞跃,占领有色金属全部领域》。第一个报告在论述了如何使干部又红又专和如何正确地对待苏联经验,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后,提出钢铁工业发展速度可以更快一些;第二个报告实际上是一个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规划。针对有色金属行业不能满足军工、机械部门和冶炼高级合金钢的需要以及有些人对有色金属工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这两种情况,论述了有色金属工业的重要性,提出了“现在的冶金工业是有色金属时代”的论断。这就是说一般普通钢材已不能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要求,而耐高温高压高速的钢材以及各种特殊性能的钢材必须是具备各种不同性能的合金钢,而合金钢有赖于有色金属中的各种稀有金属。同时尖端工业需要稀有金属合金日益增多。报告提出:“要用最大的力量攻占全部有色金属64个堡垒(元素)。”  毛泽东同志对这两篇报告极为重视和赞成。同年3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说:“冶金部党组开会搞‘务虚’,这种办法可以搞一搞。抽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人,讲心里话,先虚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并且事先准备一篇报告、文章,谈得要有说服力。总之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首先是唯物论。对本质的问题要看得见,抓得起。”在这次会上谈到理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什么叫理论,理论就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冶金部总结了实践经验,对于如何正确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对于学习外国经验怎样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克服照抄照搬的倾向,通过‘务虚’达到了理性的认识,这就是理论。”4月5日中共中央对我们的两个报告作了重要的批示。  1958年1月“南宁会议”和3月“成都会议”批判了“反冒进”。这时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一次又一次地提高了生产指标。1958年钢产量国家原计划是620万吨。后来提出第二本账定为700万吨,接着又加码到800万吨,争取850万吨。1958年6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找王鹤寿谈话,问:“今年钢产量能达到多少?”王鹤寿根据部党组在成都会议后测算的数字回答说:“可以超过原定的620万吨,争取达到800万吨。”毛泽东同志又问:“能不能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王鹤寿回答说,这有困难,回去我们再研究。  1958年8月16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书记挂帅、全民全党大搞钢铁”的号召。8月17日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工业生产建设必须首先保证钢铁和机械生产,特别是钢铁生产。并确定了1958年的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比1957 年翻一番。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正式提出了工业“以钢为纲”的口号。从1958年到1960年,连续三年搞了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虽然指标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我们在测算时也表示过困难,但我们在主观上是想依靠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号召与支持,使钢铁工业发展得快一些。因此,对“大跃进”的思想,当时是完全接受和宣传的。为了达到钢铁生产翻一番,就在钢铁生产上大搞“小土群”、“小洋群”,钢铁工业孤军突出,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而且对钢铁工业本身,也带来了质量下降、设备失修、矿山失调、浪费巨大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这些重大失误和巨大损失,我们作为冶金工业部的主要领导人,负有重大责任。每一念及,深感内疚。  毛泽东同志毕竟是伟大的领袖,是尊重实践的。毛泽东同志襟怀坦白,不掩盖高指标的失误。他在庐山会议前期,曾说过,钢铁产量翻番是他提出来的,错误应当由他负责。1961年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作了自我批评。直到1970年,针对不少钢铁企业又要掀起钢铁翻番的情况,他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起来了,又要发生这个事,一点是材料不够,一点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对当时头脑又一次发胀的人,是一副有效的清醒剂。这里必须特别强调提出的是,当着“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充分暴露出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同意周总理、陈云同志倡议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同时,毛泽东同志1960年6月14日在上海会议上明确提出:“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这个指示,对后来我们狠抓质量、品种,猛攻尖端特别是为国防尖端武器,为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及时提供重要的关键性的材料,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毛泽东同志总是时刻地关注钢铁工业的发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在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狠抓经济工作,钢铁工业从破坏中开始恢复,1973年钢产量达到2500万吨。毛泽东同志知道后很高兴。他兴奋地说:“从1960年到1970年,钢铁工业总是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之久上不去,现在上来了,已达到二千五百万吨了。”直到他临终前一年的1975年,他还说:“要多搞点钢,多搞点油,加强战备。”可见毛泽东同志在晚年,仍念念不忘把中国的钢铁工业搞上去。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从工业布局上还着重论述了沿海和内地的发展战略,基于这种战略考虑,毛泽东同志对钢铁工业的三线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战略决策。1956~1957年间,我们和冶金部党组成员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结合冶金工业实际提出的“三大、五中、十八小”的规划方案中,就有准备在西南和西北再建设“两大”的计划。其中包括在西南建设攀枝花钢铁厂。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王鹤寿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提到准备建设攀枝花钢铁厂时,毛泽东同志询问了西南地区矿产资源情况,积极表示赞成建设攀枝花钢铁厂。大家顿时感到平时党组议论来议论去的一个大问题落实了,当即把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事列入了具体议程,并抓了两件事:一是正式成立了攀枝花钢铁公司筹备处(当时叫西昌钢铁公司筹备处),二是组织开展攀枝花磁铁矿(含有色金属钒、钦)的选矿和冶炼科学研究工作。随后就在西昌地区建了一个小钢铁厂,作为冶炼钒钛磁铁矿的试验厂。后来,由于“大跃进”错误的影响,到工业调整时下了马。  1964年5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国际形势严峻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重新提出加快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问题。他说:“不建攀枝花,打起仗来怎么办,我睡不好觉。”“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同年9月,他还带有批评性地说:“把川黔、滇黔停下来,是没有道理的。把这两条路停下来,又不打别的主意,不搞攀枝花,这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早知道攀枝花有矿嘛,为什么不搞?你们不去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如果说没有投资,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毛泽东同志督促大家尽快地把三线??战略后方的工业、交通、国防基地建设起来,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的。  毛泽东同志把攀枝花钢铁厂作为三线建设的代表提出来了,还专门委托周总理主管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接着,周总理又亲自主持,与冶金部共同研究决定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规模、设计原则、设备制造,以及建设管理体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1964 年春,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又亲临攀枝花,对照设计图纸,拍板批准了设计方案。随后,国家计委、地质部、铁道部、机械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等各部委相继迅速行动起来。就这样,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决策下,在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李富春同志的直接主持制定下,我们拉开了大规模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序幕。  冶金部从鞍钢、本溪钢铁公司抽调大批建设队伍、冶炼系统的技术职工与四川省委合力创建攀钢。广大钢铁建设大军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远离城市和没有铁路、没有平地的狭窄山坡上建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毛泽东同志还及时提出“攀枝花矿高钒高钛,如果钛铁分离不开,铁炼不出来,你们后悔不后悔”,促使我们组织人马夜以继日地攻克技术难关,终于创造了高炉冶炼高钒钛磁铁矿新工艺。1970年7月10日,攀钢流出了铁水,1971年又流出了钢水。  当三线建设轰轰烈烈展开后,毛泽东同志比较放心了。1965 年1月,吕东同志曾向中央写过专题报告,反映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进展顺利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看了很高兴,在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1965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听取长远规划汇报时说:“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所谓钢铁基地,只有一个攀枝花是不够的,那里只能生产大型钢材,而军事工业用的钢材不能完全解决。”所以,在建设攀钢的同时,我们又在西南、西北布置了一批钢铁企业。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们探索中国钢铁工业发展道路时,不仅关注着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工业布局和品种质量等战略问题。还十分注意探索中国特色的工业企业管理,一直在考虑如何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和平建设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怎样使它和工业企业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企业管理的新路子。1960 年3月22日,他在中共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热情地肯定和倡导了《鞍钢宪法》。《鞍钢宪法》是针对《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的一套权威性的管理办法)而言,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并不是象国家宪法那样的安邦治国的总章程。《鞍钢宪法》的提出,带有那个时候的时代特点,是有局限性的,有些提法,也确实不是很确切的。但它的基本精神: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我们现在探索中国式企业管理,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63年12月16日,冶金部总结了近几年来冶金工业战线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向党中央写了《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议在企业里学习解放军的报告》。毛泽东同志看到报告后很快作了重要指示:“我已收到冶金部学习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  接着,毛泽东同志又于1964年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我们冶金系统把学解放军和学大庆结合起来。整个钢铁战线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出现了马鞍山钢铁公司、鞍钢无缝钢管厂、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铁厂等十个大庆式企业和第一冶金建设公司输电队、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钢厂白云石车间党支部等一大批先进集体。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探索中国自己发展钢铁工业道路的过程中,虽然出现过如“大跃进”那样重大的挫折和失误,但总结了经验教训,纠正了失误,钢铁工业又在康庄大道上继续发展了。探索,失误,纠正,再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同志当年领导我们探索前进,也为当今的改革开放,搞有中国特色的钢铁工业现代化建设,指明了航向。当年钢铁工业的水平,当然不能和当今相提并论。但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探索的结果毕竟如列宁所说:“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  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言传身教  我们两人从转入工业战线起,直到“文革”爆发后离开,在将近20年的冶金工业领导岗位上,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对建设和发展中国钢铁工业的一系列指示;亲身经历了在他亲自决策指挥下我国钢铁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进程;还从毛泽东同志指导冶金工业的光辉实践和思想中,学到了使我们受益无穷的宝贵精神,真是言传身教、终生难忘。当然,这也包括着周总理、陈云同志对我们更经常、更直接的思想指导与实际工作中的指示帮助。  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实事求是。他自己就在实际行动中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日理万机,殚精竭虑,夙兴夜寐,考虑着国内外的大事,还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地亲自视察了钢铁战线上的许多工厂、矿山。据我们所知,他去过的就有重庆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钢厂、大冶铁厂、上钢一厂、马鞍山钢铁公司、合肥钢厂、河北邯郸钢铁厂等钢铁企业。他每次深入钢铁企业总是上矿山、登炉台,亲自观察,仔细询问。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同志到大冶钢厂视察了炼铁、炼钢、轧钢、锻钢、热处理等车间。他看到钢铁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忘我劳动,异常高兴,满怀期望地说:“一定要在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上把工厂办大办好。”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同志到重钢视察。他详细询问了中板轧机的年代、规格等情况,并一连三次靠近炼钢平炉炉门,仔细观看这台命名为“青年炉”的冶炼状况,高度赞扬了“青年炉”年青炼钢工人的劳动热情。毛泽东同志直接向工人、车间主任、总工程师了解情况,当他得知重钢虽是个老厂,但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焕发了青春,平炉炼钢实现了双槽出钢,70吨的炉子可以炼120吨钢时,他微笑着连声说:“好!好!好!”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同志乘船到武钢视察。武钢当时的办公地点,都是一排排简易低矮的平房,毛泽东同志在平房里坐下来,满怀兴致地看着墙上挂着的厂区总平面图,听取了武钢领导人的汇报。他赶到现场,要和工人们一道庆祝一号高炉提前建成出铁。在高炉下面,他关心地问:“什么时候可以出铁呀?”“是不是有把握?”当听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但也可能有预计不到的万一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天看不到,我明天来,明天看不到,我以后还来。总而言之。我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当然,他是看到了一号高炉首次出铁的全过程才离开的。当他了解到炼焦能够回收大批化学产品的情况后,一再对武钢的领导说:“你们也可以回收,应该多搞些。你们这样的企业,应该办点化学工业,办点机械工业,办点建筑材料工业,各种工业都办点,办成综合性联合企业。”32年后的今天,武汉钢铁公司、首都钢铁公司等大型企业都已办成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集团公司了。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同志又亲临马鞍山视察钢铁企业。下火车后,毛泽东同志到了炼铁厂。他不断地问:“烧结矿是什么原料烧成的,比普通矿石有什么好处?”“你们有哪几座矿山?”当马鞍山钢铁厂领导汇报到建中型高炉,“在过去要建设投产,一般地得用三年时间。由于广大工人、干部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成投产了。”毛泽东同志极为高兴。那时,九号高炉刚出完一炉铁,毛泽东同志接过现场工人送去的蓝色看火镜,从九号风口聚精会神地观看高炉内矿石、焦炭的熔炼情况,并问:“这座高炉是什么时候投产的。”“这个炉子一天能生产多少铁?”铁厂领导同志回答:“将来一天能出三百多吨。”毛泽东同志还掰着自己的手指算着说:“一天三百多吨,十天三千多吨,一个月一万、一年就有十二万吨了。”他又问:“这样的炉子有几个?”当听说全部建成后有五座时,毛泽东同志非常高兴地说:“那么一年就可以生产六十万吨了。”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详细了解了马鞍山铁矿资源、运输条件和炼铁厂情况后,才作了重要指示:“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马钢五座高炉全部建成后,毛泽东同志于1959 年10月29日又一次亲临马钢视察。  毛泽东同志视察上钢一厂是在1958年中秋之夜。白天他已经在别的企业视察一整天了,工作人员劝他晚上休息,但他却在中秋节的半夜1时30分来到上钢一厂,来到中秋夜班劳动的工人群众中,这对该厂干部群众当然是极大的鼓舞,面对当时已经年逾花甲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是不顾疲劳、连续作战了。  毛泽东同志搞调查研究,特别注意掌握第一手材料。1960年9月30日凌晨3时,毛泽东同志提笔给王鹤寿写了一封亲笔信,信曰:“请查云南、贵州、广西1960年能产多少吨铁、多少吨钢。这是第一件。这三省煤炭(有无焦煤)、铁矿的地下蕴藏量,三省各有多少。这是第二件。以上二件,请你查明告我,于今日(9月30日下午)写明送我为盼!”收信后,我们即按信上的指示进行查核汇报。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研究规划我国西南边疆钢铁工业的发展,随时都在思考着情况。  五十年代,我国炼钢方面到底是发展平炉好还是发展转炉好?还是争端初起,未见端倪。在1956年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时,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宴请一部分先进生产者代表。他和一级冶金工程师、恢复鞍钢的功臣、老专家王之玺在一桌吃饭,王坐在他的身旁。他向王仔细询问了转炉炼钢的工艺过程,转炉和平炉比,有什么优点和缺点,王之玺作了详细介绍。他认真地听取情况,但并不下指示作判决,他那虚心求教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使老专家激动不已。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人,但难免也有失误的地方,重要的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发现了错误,就公开揭露和纠正,并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大办钢铁高指标的失误,一直到1964年李富春和李先念同志向他汇报工业建设方针时,他还严肃地说,高指标浮夸风的教训要永远记住,高指标不能再搞了。  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群众路线。他自己就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典范。他十分关心钢铁工人的生活,注意职工的劳动保护和生产安全,更是非常尊重群众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1948年2月19日,鞍钢解放后,炼铁厂配管工人孟泰以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姿态,带领10多名工人,在几个月之内收集上千种材料、上万个零件,建立了后来被誉之为“孟泰仓库”的小库房,为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几座高炉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1950年9月25日,孟泰作为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见。1959年10月,钢铁战线的老英雄孟泰又参加了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并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孟泰再一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孟泰说:“一个劳动模范首先要起三大作用,就是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通过你们的作用把大家都带动起来。”孟泰说:“我一定要把主席的话贯彻下去。”  五十年代初,鞍钢机械总厂青年工人王崇伦创造了“万能工具胎”等胎具,解决了矿山凿岩机零部件和抗美援朝军工产品零部件加工不过来的重大生产关键问题,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1954年9月,他作为辽宁省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人代会,又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在讨论宪法草案时作了大会发言。毛泽东同志对王崇伦的发言听得很认真,带头给他鼓掌。发完言后,毛泽东同志特别亲切、热情地把他叫到自己的跟前,握着他的手和他交谈,问他:“你的‘万能工具胎,是什么样?你们鞍钢的生产很好吗?”王崇伦用手比划着告诉毛泽东同志,并说:“鞍钢工人当家作主了,生产热情特别高,钢铁产量早就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现在,我们正在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毛泽东同志说:“好啊,你们干的不错,你为国家做出了很好的贡献。”“你回去,要带动大家学技术、搞革新,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多做贡献。”  1951年8月31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党委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反映工资不合理的状况并提出解决的建议。当时工资标准混乱,重工业工人工资偏低,该厂相当一部分工人生活困难,工人反映相当强烈,希望能够较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办信的同志压了几天,毛泽东同志知道后,发了脾气,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批评得非常严厉。毛泽东同志看了来信,即于9月12日写回信:“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常委会同志们:八月三十一日的来信看到了,谢谢你们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们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顺祝努力!”事隔不到一个月,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解决。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同志在重钢视察时,看到成品车间里有一处蔑棚,就关切地问重钢的领导人:“修这个竹房子做什么?”重钢负责同志回答说:“是堆放钢板的。”又看到轧出的钢板是靠工人抬运入库的,微微皱起了眉头,即刻向在场的重钢领导提出:“是不是可以搞些机械化运输?”重钢领导同志当即回答:“我们一定抓紧这方面的工作。”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到大冶铁矿视察。因为他是当天早上视察武汉重型机床厂后,就坐汽车来铁山矿场,所以,矿长请他休息一下。他刚向工地办公室迈出了几步,看到一个山洞,就问铁矿党委负责人:“这是什么?”“是避炮洞,爆破时避炮用的”。矿党委负责人回答。毛泽东同志立刻走进这个小洞,一边观看洞顶,一边关切地问:“这个洞顶很薄,能顶住石头吗?”深切地关心矿工们的安全。  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独立自主。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同样身体力行,坚持独立自主。这在《论十大关系》形成前后,领导我们探索中国自己发展经济道路的过程中,使我们体会最深。到1958 年,中苏关系开始紧张起来,毛泽东同志更加注意在广大干部中培养这种精神。1958年6月,李富春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毛泽东同志阅后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我们正是遵循这条路线,在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专家和工人群众,克服了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自力更生建立了马鞍山火车车轮轮箍厂,解决了当时铁路运输面临瘫痪的危险。以后又自行设计、自造设备、自行建设了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攀钢。并且在这个期间自力更生,技术攻关,钻研尖端,为“两弹一机”,为卫星上天,提供了关键性的冶金方面的新型材料。毛泽东同志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当然不是不要对外交流。建国初期,他就强调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到了70年代,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被逐步打破,中国和法、英、美、日等国相继建交。1972年,毛泽东同志就亲自批准从德、日两国引进了投资总额达40亿元人民币的武钢一米七轧机系统,这是当时最大的建设工程。  
我们从毛泽东同志领导冶金工业的实际活动中,从自己的实践中深刻地感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阐明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完全正确的。这个体会是我们从毛泽东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获得的。我们相信,这比单从书本、文件上学习到的要深刻得多。                                                                      
(本文摘自《缅怀毛泽东》,作者王鹤寿,吕东) 

从上文可以看出,翻一番的说法确实是毛泽东自己说出来的。事实上,如果他确定五年或十年翻一番,或许就不会那么严重了。这个问题还是下到基层时就简单理解了。

实际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理性思维。工业布局也是理性思维。但是,发展确实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惯性动力。

这个理想到2008年基本实现了。但是,因为金融危机,为了保就业,刺激生产,投入4万亿。结果,中国的各项指标都出现了过剩。但是,环境却遭到了巨大破坏。

幸好,有习主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各级政府的宏观政策上都强调绿色发展。现在,连股票都是环保行业股票独树一帜。其他都降,只有环保股反升。

因此,可以说,中国产能过剩,就是实现了伟大理想的一部分。但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过犹不及,生产能力太大了,没有需求,那也是一种浪费。而这种浪费就是我们发改委的责任。就是在规划的时候,没有控制好这个度。事实上,钢铁企业是应该保住大企业,放弃小企业,要生产高质量的钢铁。再说了,如果我们钢铁生产多了,我们盖出铁桶一样的房子,放弃豆腐渣工程,那也是一个巨大进步。事实上,我们的污染是因为工程质量不过关造成的。是监督部门没有监督造成的。是一些人为了钱糊弄国家,糊弄百姓造成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把那些坏人清除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负面效应。历史的发展,往往都是在曲折中前进。毛泽东早就说过。他就是这样走的,我们全中国人民大部分也是这样走的。想走的快,走捷径,当然就是要还的。不过总的来说,当领导的都是急性子。如果不是急性子,似乎当不了领导。因为领导总是要驱使人们去工作。事实是,如果给人们充分的自由和物质刺激,中国人确实比较能干。现在还是应该扎扎实实地继续好好干。

要看你怎么做,做什么。把树砍了,搞基建,搞水泥,空气和水受不了了,那么,人们也受不了。因此,要么转移,要么闲置。正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基础社会和基础工业都比较欠缺。中国完全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因此,这是水到渠成,互利互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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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2000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快速发展。当时我感觉似乎出现了大跃进。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但实际上,那时因为国际需求增加了,中国在全球化的链条上被推着前进。而1956年至1960年中国是因为希望能赶上英美,跟自己较劲。1960年到1963年又赶上自然灾害。因此,出现很大困难。相比之下,2020年当我们再遇到自然灾害,新冠肺炎的时候,中国的实力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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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另一篇关于大跃进的文章。

关于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演变阶段的历史考察
齐卫平/王军


  原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

  「内容提要」“超英赶美”是毛泽东在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发展变化的特征,可把其划分为提出、号召、降温压缩、二次膨胀和终止等五个阶段。

  「关键词」大跃进/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

  “超英赶美”是毛泽东在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深入研究这一思想,对推进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虽有过一些探讨,但线条比较粗,而且大多数的文章仅注重于这一思想提出的原因和评价方面,关于它的变动过程则缺乏阶段性的考察。事实上,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思想从1955年3月明确提出,至1960年底改变和放弃,五年中变化很多,起伏也很大,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根据我们对相关资料的分析和研究,拟对这一思想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进行考察。

  提出阶段:1955年3月——1957年10月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极其艰难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人民甩脱百年屈辱而站立起来的。由于积贫积弱遗留下的破烂摊子,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封锁与遏制政策、逃离大陆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又不断制造不稳定因素,新中国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因此,当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尽管已为新中国的建设作了充分的准备和详细的策划,但对新中国的发展宏图还缺乏一个详尽的规划。1953年党开始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初步得到展开。毛泽东“超英赶美”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

  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赶超”思想,他说:“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1](p392)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具体点出赶超的对象,但“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显然是指美国。10月29日,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就讲得具体了:“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1](p500)这两个资料表明,毛泽东“赶超”的思想早在1955年已经初步形成。

  1956年至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吐露过自己的心愿。讲得最为坦诚、最为急切的是在1956年8月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在谈到赶超美国问题时,他讲了长长一段话:“人家(指美国——引者)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毛泽东还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赶超美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他说:我们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族人民,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2](p89)。同年12月8日,毛泽东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指出:要赶上美国一亿吨钢,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2](p182)1957年5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来访的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萧恢塔时,向外国朋友表示: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3](p399)7月,党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再次强调:“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3](p400)

  根据以上引述的一些资料来看,毛泽东的“赶超”思想在提出阶段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促使毛泽东产生和形成赶超思想的最根本因素,是深感贫穷和落后的现状有损于新中国的形象。第二,提出赶超思想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念基础之上的,尽管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但他确信,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社会主义将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第三,将赶超的目标定位在美国,不仅是因为当时的美国被认为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它也是中国的直接对头,是遏制和封锁新中国的罪魁祸首,党和人民对它憋着一肚子的气,就像毛泽东说的,“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1](p500)。从解放战争打败美国扶植下的国民党军队,到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战争击败美军,中国人民已经与美国间接、直接交战多年,最后的结果使中国人民对战胜美国充满自信。历史也使毛泽东相信,中国完全可以在经济上赶超美国。第四,毛泽东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从一开始就瞄准在钢铁的产量上,这是因为就当时的认识水平来说,钢铁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最主要的指项标准。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的“全民炼钢”显然与这个认识有关。第五,毛泽东将赶超美国的时间设想得比较宽裕。大多数讲话讲约五六十年的时间,最长的估计是75年,主要是以美国钢铁从400万吨到1亿吨的发展历史为依据。这虽然简单了一些,但就赶超时间来看,还是有足够余地的。此前在制定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头脑里,已经明确形成一个时间概念,即用10至15年的时间完成一化三改造任务,届时中国的工业化将奠定良好的基础。按照原定的设想,用五六十年的时间赶超美国,现在看来仍不失其合理性。

  号召阶段:1957年11月——1958年10月

  “超英赶美”思想正式作为号召提出是在1957年底。起因缘于毛泽东于该年11月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会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从一些资料来看,毛泽东对此的反映极为兴奋。(注:关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提出赶超美国的反映及其在莫斯科会议上的情况,可参阅吴冷西著《十年论战——1956年至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01页和119页。)虽然他本人两年前就有了这样的志向,但在莫斯科听到这样的声音使他备受鼓舞。首先,赫氏提出的这一口号使毛泽东感到赶超美国并不是幻想,也不会很遥远,用不了花半个世纪以至更长的时间,就是眼前的事情。其次,在当时两大阵营激烈对峙的情况下,由苏联提出赶超美国更具有导向意义,这样可以形成一种氛围。毛泽东受这种氛围的激励十分明显,他在莫斯科期间接见中国留学生时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著名论断就是证明。因此,毛泽东马上呼应赫鲁晓夫,于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2](p325)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赶超时间表非常仓促,事先没有经过充分的酝酿,也未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完全是在苏联人激励下的即兴发言。

  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间,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4]于是,中国人民伴随着“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走进了令人振奋的1958年。这一年的第一天,《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就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要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5](p6)元月中旬,党中央在南宁召开九省一市的第一书记会议,周恩来等人坚持反冒进的正确举措受到批评,毛泽东的头脑开始发热升温,对经济建设盲目乐观而陷入再一次的急躁冒进。具体表现在讨论二五计划和1958年计划草案过程中,各部门的产量指标不断加码攀高。在这样的气氛下,赶超英美的时间进度表也在不断地修改。

  起先,毛泽东还是基本上坚持“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并且强调:“十五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3](p418)但不久他自己首先就变了。促使毛泽东改变15年赶超时间的事情是他看了两份材料:1958年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呈送了《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和《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的更快一些》两个报告。特别是后一个报告,明确提出了可以缩短赶超时间的建议。报告分析说,英国现在的钢产量为2200万吨,即使它今后每年增长4%,1967年也只能达到3300万吨;美国现在的钢产量为1.02亿吨,这一生产水平估计今后许多年不会有多大改变。我国实行大中小钢铁厂同时建设,建设时又实行投资包干,建设速度可以快一倍,投资也可以省一半。只要有具体措施,1962年的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如果我们1962年能够生产1700-2000万吨钢,则我国钢铁工业的大小基地就初步在全国铺开了。在全国有了几十个大小基地后;1967年产钢3500-4000万吨,就是比较有把握的了,因为每个五年都会有新厂建设,而原有的几十个基地的生产力也会发展。因此报告认为,只要十年超过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这份报告列举得很细致,从毛泽东此后的讲话来看确实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

  4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就将“十五年超过英国”改为“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再过二十年赶上美国”[3](p417)。4月15日,毛泽东写《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批语,他的手稿原话为:“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当时,毛泽东自己也觉得对此要作些说明,他在将此批语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胡乔木、吴冷西审阅时,写了这样的话:“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一些中央领导看到此文后,思想上没有准备,对毛泽东突然改变赶超时间感到有些意外。胡乔木在综合其他同志意见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在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这里,“似觉复杂”的意思是含糊的,但主张谨慎一些的意思则很清楚。所以后来《红旗》杂志发表毛泽东这个批语时,就修改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6](p177、181)没有明确写明时间。但在毛泽东那里,提前赶超英美的想法已经是很明确的了。在“大跃进”的激励下,毛泽东显然认为用十五年的时间“赶超”太保守了。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富春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在批语中改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7](p721)7年再加8年还是15年,但赶超对象已经包括英国和美国,这是赶超加速的一个重要变化,原先15年赶超英国一下子缩短为7年。按照这个批语,赶超美国打得宽一点也只有17年。

  尔后,“赶超”继续升温。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将赶超时间提前,他说: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7](p727)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呈送的《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7](p724)从15年到7年,再到三两年,如此大幅度的变化,可见赶超时间也在搞“大跃进”。

  显然,号召阶段是一个高潮迭起的阶段,“超英赶美”被炒得炙手可热。具体表现在:第一,党中央的会议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不断提出“超英赶美”的问题,至少在党的高层干部中,对“超英赶美”几乎已经耳熟能详,并且胸有成竹,信心百倍。第二,一些主要的新闻媒体对“超英赶美”都有大量的宣传,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部门表态性的文章,还有一些有关赶超的资料发表,在人民群众中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三,赶超时间一再提前,从原来的十五年超过英国缩短到两年。第四,赶超目标从原来的英国扩大到美国。第五,赶超思想已被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全国出现了片面追求钢产量的热潮,使国内经济建设的平衡遭到破坏。

  降温、压缩阶段:1958年11月——1959年7月

  从全国来看,形成“大跃进”运动热潮是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后。而问题的产生和发现就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等兴奋之中时,浮夸虚假、经济失衡等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许多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意识到经济建设的过热现象必须刹车。1958年11月,党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首先表明了这个动向。与此相联系,“赶超英美”的思想也随着这个降温的过程而冷了下来。

  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体现了由热到冷的急转弯。他说:10月钢产量720万吨,还差400万吨,真是逼死人了,脑筋里头就是钢了,农业没人抓了,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另一回事。在谈到“十年规划”的钢铁指标时,毛泽东主张把时间延长一点,认为不要急着去赶超美国,强调现在只赶英国就可以了,还风趣地对李富春、王任重说:我就比你差四年,我就比较右倾一点。[7](p835-836)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根本改变“赶超”的思想,但提法上已经退了许多。在随后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客观说不能速,就是不能速。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把指标降低,我在这里反冒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7](p840-843)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降温努力下,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急剧膨胀起来的“左”倾错误初步得到纠正和遏制,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从原定的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1650万吨,最后降到1300万吨,压缩比例达56%以上。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夕毛泽东甚至对完成1300万吨的指标都信心不足,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8](p77)这个调子与一年前“大跃进”时期的讲话相比,已经全然没有那种“只争朝夕”的口气了。正是在降温、压缩的空气下,“超英赶美”的思想也悄然消退。翻阅1959年上半年的报刊,已找不到“超英赶美”的公开号召。

  很明显,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进程,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头脑暂时冷静的结果。就认识而言,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摔了斤斗、发现问题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是有切肤之痛的。降温和压缩就是要调整急躁的心态,放慢过猛的速度,因此,赶超英美也受到影响。以上资料可以证明毛泽东在思想上对短时间赶超英美有所动摇,但这样的动摇十分有限,具体说就是将赶超英国的时间延长,重新返回到原先15年的提法,将赶超美国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但降温管降温,“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2](p445),毛泽东对超过英国仍然抱有信心,因为英国的钢产量与中国实际相差不多,只要稍微努一把力就可以赶上,至于美国的钢产量则要比中国高出八、九倍,近期赶上它有点悬。所以,在降温、压缩阶段,毛泽东不再强调要赶超美国,只提赶超英国。直到1959年6月29日、7月2日召开的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是重申:“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8](p77),“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多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8](p79)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估算钢产量的增长速度仍然高了一些,但比1958年的翻番劲头要理智得多。然而,暂时的冷静很快就被打破了。庐山会议后的第二次“大跃进”,使赶超思想再次被激发起来。

  二次膨胀阶段:1959年7月——1960年底

  1959年7月下旬,庐山会议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中央纠“左”的进程不幸中断。于是,降温的冷风骤然止住,赶超英美的口号再次震响耳侧,全国上下钢铁元帅重新升帐,华夏大地再次呈现出一派大炼钢铁的繁忙景象,赶超思想又重新膨胀起来。

  与1958年情况不同的是,赶超思想的二次膨胀是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鞭策、激励下发生的。1959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要求继续反对右倾思想,以跃进的速度,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运动。接着10月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口号,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说:“人类历史上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9](p178)会议决定继续大跃进,而且估计1960年将还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年更好。报刊舆论大造继续跃进的声势。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展望60年代》的社论,指出:“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2日《人民日报》再发表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号召将跃进精神贯彻始终。尤其是7月苏联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撕毁协议,撤回专家,更使毛泽东和全国人民憋了一口气,提出要大炼“争气钢”,继续大跃进,提前实现赶超英国的目标。

  1958年赶超时间“大跃进”的情况又重新出现了。195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上批示:“完全可能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58年算起实现‘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3](p488)9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十年一定能赶上英国》的文章。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提出5年赶上英国。[10](p738)这年的夏天,毛泽东在与李富春等人谈话时说:“我们有一点建设,但很有限,今年可能搞到两千万吨钢……明年达到两千七百万吨至两千八百万吨,可以超过英国,接近西德。要破除迷信,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革命斗争中破除迷信一样,敢说敢想。”[9](p180)十年、八年、五年、三两年,赶超时间的进度表一再被修改,复燃的急迫心情由此可见。

  正是在这种急于赶超思想的促使下,原被压缩下来的各种计划指标重新攀高上扬。1959年10月,中央决定将当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248亿元增加到311.6亿元,限额施工项目由原计划的788个增加到1000余个,要求提前两年实现原定的“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1960年初又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3月,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1960年计划的报告里,提出工业总产值在1959年增长39.3%的基础上增长29%,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增长16.7%的基础上增长12%,钢产量(不包括土钢)从1335万吨增加到1840万吨,增产38%.[11](p268)5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冶金部提出的1960年钢产量三本账的计划,三本账即:1840万吨、2040万吨、2200万吨。决定确保完成第二本账,争取实现第三本账,并以此为标准安排和检查工作。为了保证钢产量指标的完成,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争钢、保钢的全民大炼钢铁高潮。12月3日,党中央再发《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出: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的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分抓紧时机,克服困难,集中力量抓煤、钢、铁、运输,把钢的生产突击上去,确保今年工业的继续跃进。[7](p923)三本账的第一本就搞得这样捉襟见肘,实践又一次向“赶超”泼了冷水。

  终止阶段:1960年底——1961年1月

  两次“大跃进”的盲目举动终于让人们尝到苦果。1958年以来“左”倾思想指导的失误极大地破坏了经济建设的平衡发展,再加上中苏关系破裂、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各种压力和各方面的问题纷至沓来,应接不暇。1960年起,严重困难的局面迫使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新的调整。显然,与1958年郑州会议后的纠“左”相比,这次面对的情况更严峻、更复杂。

  面对现实,毛泽东不得不再次使自己冷静下来,并对自己这几年所走的弯路作一反省。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的讲话透现出他心情的沉重。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退不下来了。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份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又大搞,1960年又一年,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7](p923)这虽是粗线条的总结,但意思尽在其中了。毛泽东还说:“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8](p233-237)这里不仅没有再提实现赶超的问题,而且“图虚名而招实祸”的话就是针对赶超问题的,应当说分量很重。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对一些经济建设的指标进行了调整,该压缩的就压缩,该下马的就下马,1960年12月中旬还在紧张突击炼钢,下旬就打住了,关于“赶超英国”的口号也基本上偃旗息鼓。

  当然,毛泽东并没有对中国钢铁生产发展失去信心。1961年1月18日,他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指出:“英国去年产钢2400万吨,日本2200万吨,他们暂时还比我们多,我看再有7年,到1967年总会赶上甚至超过”。[3](p535)可见从心底来说,毛泽东还是存有这样的目标,但这里毛泽东不是作为号召来提出的,从此后的情况来看,赶超英国或美国的口号实际上都放弃了,毛泽东更强调中国经济建设要作长期奋斗的打算,不要急躁冒进。1961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毛泽东对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8](p301)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柯庆施提出了“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的问题[7](p1055),毛泽东在讲话中回答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8](p302)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一百多年的概念已不是时间表意义上的具体设定,而是要强调长期奋斗的意思,因此,这不能理解为将原来的十五年赶超英国,二十五年赶上美国,拉长到一百年。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后来议论过“赶超英美”问题,吴冷西回忆,在1964年因中苏关系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议论到赫鲁晓夫准备12年内在经济上赶上美国的事情,“大家都笑了,大家回忆起我们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大家认为“我们和赫鲁晓夫犯的毛病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是急于求成这一点是类似的”[12](p834-835)。这些资料都表明,“超英赶美”的思想在1960年底以后就终止了。

  从1955年提出“超英赶美”思想到1960年这一思想终止,前后5年正是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刚开始迈出第一步的几年。这几年初步摸索经历的曲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超英赶美”思想的形成、号召、降温、复燃和最后终止,与这个曲折的摸索经历紧密相联,或者我们可以说,“超英赶美”思想的波动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着这个摸索的坎坷。因此,对“超英赶美”思想阶段作具体的历史考察,对于深入总结经验是必需的。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思想,不属于本文所论述的范围,不拟在这里进行探讨。

  「作者简介」齐卫平(1953-),男,浙江人,华东师范大学法政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法政系,上海200062;

  王军(1969-),男,山东人,石油大学政法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化建设研究。石油大学政法系,山东东营25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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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年至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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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荷兰挪威等五国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荷兰特约记者张卓辉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于8月25日到9月1日访问欧洲五国,包括意大利,荷兰,挪威,法国和德国。

据新华社海牙8月26日报道,荷兰首相吕特在海牙会见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王毅向吕特转达中国领导人的亲切问候。王毅表示,中荷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开放、相互信任,两国关系是成熟的,经得起风浪考验。中方愿同荷方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有序恢复人员交往,加快推进互利合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荷兰以开放立国,中荷应携手应对单边主义对世界的冲击和挑战,恪守并践行多边主义,做维护自由贸易的表率、坚持相互开放的表率、倡导公平竞争的表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乐见荷兰在欧盟和世界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吕特热烈欢迎王毅访荷,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吕特表示,荷中关系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荷方始终重视对华关系,希进一步拓展对华合作,尤其是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荷方高度赞赏中方在应对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就,希同中方开展更多抗疫合作。荷方愿同中方就广泛议题进行朋友之间的坦诚对话,以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欧中美三方应加强沟通协调,而非彼此渐行渐远。脱钩的说法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也根本无法实现。荷方期待世界各主要力量之间开展合作,共同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

同日,王毅还同荷兰外交大臣布洛克举行会谈。

另据新华社奥斯陆8月27日电 当地时间8月27日,挪威首相索尔贝格在奥斯陆会见对挪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王毅向索尔贝格转达中国领导人的亲切问候。王毅表示,中国外长时隔15年再次访挪,此行传递的主要信息是,中方珍惜两国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愿同挪方一道巩固好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落实好两国关系正常化时达成的重要共识,确保中挪关系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在疫情长期化、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双方应尽快恢复双边政治交往,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共同彻底战胜疫情,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中方愿同挪方推进疫苗研发生产合作,建立海洋合作与对话机制,加快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以实际行动共同捍卫自由贸易体制,以相互开放加快各自发展。中方乐见挪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愿同挪方加强联合国安理会事务和发展领域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理念。双方还应加强人文交流,深化在冬季运动等方面合作,为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作出积极贡献。

索尔贝格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的诚挚问候。索尔贝格表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即将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为国际社会树立了榜样。近年来挪中关系发展顺利,挪方希同中方尽快完成自贸协定谈判,加强疫苗研发、蓝色海洋等领域合作。挪一贯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愿同中方就安理会事务等进行合作,确保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有效运行。挪方愿同中方加强冬季运动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期待北京冬奥会成功举行。

同日,王毅还同挪威外交大臣瑟雷德举行会谈并共同会见记者。

据外交部消息,出访欧洲五国要达到三个目的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外长首次到外国访问。

在疫情背景下,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就推动国际社会团结抗疫、维护多边主义、重启世界经济开展合作的重要意义更加凸显。中国期待通过王毅外交部长出访达到三个目标:

一是共同落实好中欧领导人共识,积极推进双方重要政治、经贸议程。

二是同欧方就应对疫情、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深化合作,进一步探讨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合作。

三是对外共同发出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一致声音,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因此,王毅周一在中国广西北海与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会面时,谴责了美国的单边骚扰,并呼吁相互开放市场。王毅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批特朗普的“脱钩”既不可行,也不合理。是一条注定走不通的死路。

促进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时,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海牙同荷兰外交大臣布洛克(Blok)举行会谈。布洛克曾在2019年访问中国,会见了王毅部长。 

    王毅表示,此次中国外长在欧洲发生疫情之后访欧,表明中方对荷方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对进一步发展中荷关系的期待。相互开放是中荷关系的特征,也是我们共同进步的法宝,要在后疫情时代加以弘扬。中方愿同荷方共同秉持多边主义理念,做维护自由贸易的表率、坚持相互开放的表率、倡导公平竞争的表率,书写两国开放共赢的新篇章,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应对全球性挑战作出中荷贡献。

   王毅说,中方愿同荷方一道,深化农业、水利、航空航天、教育科研等传统领域合作,挖掘在生物医药、跨境电商、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荷兰是国际交通枢纽,中方愿同荷方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联合打造鹿特丹港与中国港口之间的海上快速通道。随着自身发展,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欢迎荷兰企业抓住中国扩大开放机遇,积极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同时希荷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开放、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
王毅强调,面对疫情冲击和单边主义挑战,中欧要加强协调、深化合作,共同发出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全球治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信号。中方愿同欧方共同筹办好下半年中欧高层交往,年内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深化经贸、气候变化、绿色发展、数字、抗疫等领域对话合作。希望荷方继续为促进中欧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布洛克表示,荷中关系是开放的,两国之间一直保持非常强劲的合作。荷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势头,深化各领域合作,继续携手抗疫,推动两国经济加快复苏。荷方赞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维护开放的自由贸易体系,实现互利共赢。欧中关系十分重要,荷方致力于达成欧中投资协定。

     与此同时,荷兰首相吕特Rutte也部分参加了对话。对话在沃斯霍滕(Voorschoten)的Duivenvoorde城堡举行,由于记者不可能采访部长们有关谈话的内容,因此另据荷兰政府网站报道,双方也谈及香港国安法以及中国的人权问题。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而近日,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府周三宣布,马克龙将于周五下午巴黎时间15点30分,在总统府爱丽舍宫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此次会见是在法中“战略对话”的框架下进行。

王毅外长新冠疫情后首次访问欧洲,凸显中国愿意加强同欧洲深化友好关系的坚强决心和实际行动。同时,也凸显了中国进一步开放的信心和实际行动。

编辑 陈雪霏

时评:洪水过后,应该立即修下水道或者建地上或地下蓄水池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 陈雪霏

已经连续多年,一到夏天就有城市上演城市街道看海,过河的景象。今年,有人亮出长江大堤武汉段的情况,让人误以为武汉大部分又被淹了。结果,有文章驳斥说,人们看到的被淹的公园就是储水池,平时没水的时候,公园可以游玩,一旦长江地区水大,这里就可以作为空地,专门用来蓄水,成为天然的蓄水池。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做法。因为如果造一个人造湖,平时又没有水,比较尴尬,浪费地方。但如果只是公园和绿地,就比较好。

因为水是需要空间的。尤其是长江流域,年年都有雨水过多的危险,江南,两广,两湖都是水多的地方。其实,很多其他城市也必须考虑给夏季雨水留出空间。因为中国是季风气候,夏季雨水集中,一下子会有很多积水。当然,主要原因就是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没有在下水道留下足够的空间,同时,地上也没有河湖或公园蓄水池,结果,一下雨,雨水不能及时排走,就都变成径流了,在地面要呆很长时间。

这个问题需要有关部门细心,有关专业人士要在发生问题的时候,考察好情况。等洪水过后,立即动工,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太尴尬,太难看。例如,北京在前些年也发生一次大洪水,广渠门附近居然死了一名司机,因为他开车进到水里居然被淹没出不来了。从那以后,北京在南城修了两座大型地下蓄水池。这样,北京的街道就都象故宫附近一样,下雨过后,没有积水,因为雨水很快就排到地下蓄水系统了。

其他城市也应该效仿这种做法儿,或者有自己的创新,或明湖或暗河,总之,要留给雨水足够的空间,这样才不会有一下雨就看海的现象。人民生活好不容易好了一点儿,家家都有车了,但如果车都在水里泡着,折旧率也是高啊。主要是危险啊!

或许很多城市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解决,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办法就是要有蓄水池。同时,各种建筑的墙上,屋顶上也可以考虑建大量的可以蓄水的植物建设所谓的海绵城市。海绵城市的概念非常好,但最好要落到实处。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的环境近年来已经大大改善,人们在习主席的两山理论的鼓舞下和指导下,都很重视自然环境的改善。但是,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

其实,一个城市的建设,真的需要在设计的时候就计划好。例如在新西兰的基督城,城市花园里就有小河,河水川流不息,道路高低不平,该平的地方平,马路两边就低洼下去,有利于雨水的排放。河水河湖水河海水几乎都是相通的。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也是一样,马路并不是绝对平的,而是有高有低,有利于排水。斯德哥尔摩的每一座房子都有很好的收集和引导雨水的管道。在人行道上也有留雨水的空间和地面。这样,很少有淤水。

时评:中国加入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值得称赞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 陈雪霏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记者王子辰7月7日报道,欧盟对外行动署新闻发言人7日发表声明说,中国加入《武器贸易条约》有助于推进实现该条约的目标,即规范常规武器国际贸易、防止和消除常规武器弹药非法贸易和防止常规武器弹药转移。

  声明说,与所有国际条约一样,全面执行和普遍加入至关重要。中国加入《武器贸易条约》是一个重要进展,因为更负责任的全球武器贸易将有助于和平、安全和稳定,减少人类痛苦,促进合作、透明度和增加信任。它还将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欧盟支持各国普遍加入和执行《武器贸易条约》,与世界各国分享关于如何根据该条约建立或改进其武器出口管制制度的专门知识。

  《武器贸易条约》于2013年4月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并于2014年12月24日生效。今年6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入《武器贸易条约》的决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7月6日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交存中国关于《武器贸易条约》的加入书。根据规定,加入书自交存之日起90天后生效。中国加入后,《武器贸易条约》共有107个缔约国。

  2013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曾签署《武器贸易条约》,但在美国步枪协会等政治势力反对之下,美国参议院从未批准这一条约。2019年4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撤销在《武器贸易条约》上的签字。

北欧绿色邮报网认为,中国加入《武器贸易条约》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充分展示了中国履行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承诺。众所周知,导致人类生命最大伤害的不是核武器,因为它使用的机率很小,除了二战的时候,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两颗原子弹以外,之后,几乎没有用过原子弹,因为杀伤力太大,以至于在美国前总统里根时代提出了避免第一次打击的理念,那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谁也不要先动手,因为核武一旦被应用,或者说,核武使用之时,即是地球毁灭之日。要想全人类从地球上消失,那就是使用核武器的下场。那种伤害是毁灭性的不可挽回的,是人类必须避免的。任何人如果使用,必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常规武器和小武器往往是非洲,中东等一切不发达地区战乱不断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这些常规武器,小武器更贴近人,因此,往往会造成死伤,而且死伤得很痛苦。就是说,如果你一下子死亡了,痛苦并不是那么大。一了百了。但是,常规武器受伤了,弹片,截肢等等落下的伤害几乎是一辈子的。往往结成仇恨,造成世代不宁。

因此,中国加入《武器贸易条约》表明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都规范了武器贸易,十分有利于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必须为中国点赞。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为世界做出榜样。置身于世界道德至高点。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俄罗斯,法国等老牌武器出口国家都纷纷向印度等蠢蠢愚动的国家和地区出售各种过时的武器,实际上,就是想多卖钱,故意挑起地区的不安和动荡,然后,再继续向该地区出售武器。

美国和俄罗斯在武器方面曾经而且依然是世界大国,没有太多其他产品出口,因为其他基础产品基本上都被中国等其他国家出口了,他们剩的最多的就是武器。同时,超级大国脸皮又厚,以为世界人民拿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就经常明目张胆地,堂而皇之地出口武器。还都是总统亲自出马。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每年的研究报告可以看出,美国年年都是军费最高的国家,武器出口最多的国家。俄罗斯紧随其后。

当然,常规武器和小武器出口的国家更多。现在中国加入《武器贸易条约》,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这是真正值得称赞的实际行动。

纵观世界局势,经常有个别国家长期处于战乱和动荡之中,如果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其背后,个别大国都在其中扮演着很不光彩的角色。可以说,大坏蛋都在背后。欧盟国家多年来,一直扮演着为某些大国在后面擦屁股的角色。所谓人道主义行动固然是好,但如果要知道根本就是某些大国在前面扔武器的结果,那这些努力就很难医治好战争的创伤。造成无数的难民流离失所,最后跑到欧洲来,让欧洲来承受其中的巨大包袱。还有很多难民被关在难民营,经常缺吃少穿,妇女儿童受到虐待。让难民重返家园才是正道。要让他们重返家园,那么家乡重建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才是根本。

中国签署《武器贸易条约》的第二个意义是有助于减少战争和冲突,促进和平与发展。因为它让人们越来越清晰背后的猫腻。越来越让黑暗展示在阳光之下,进而消除黑暗。

第三、笔者相信,中国的实际行动也可以带动一些国家,继续签署该条约,从而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从另一个角度讲,欧盟已经发表声明称赞中国的行动,这说明,这一行动也促进了中国和欧盟的友好关系。也是意义十分重大。

从这些意义上讲,中国的行动十分值得称赞。

相关内容: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即《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下称“《公约》”)于1975年3月生效,截至2020年4月共有183个缔约国。中国于1984年11月15日加入公约。公约对于禁止和销毁生物武器、防止生物武器扩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重视公约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支持公约的宗旨和目标。

  (一) 国家履约

  中国一贯全面、认真履行公约义务。中国制定并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保证公约的有效实施。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12月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三),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或投放毒害性物质和传染病病原体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定为犯罪,并予以刑事处罚。

  中国不断加强履约机制建设,建立了由外交部、国防部、科技部、农业部、卫生计生委、商务部、海关总署、中科院等相关政府主管机构组成的国家履约机制。各部门各司其职,形成了明确分工和协调机制,确保各项履约法规和措施的贯彻落实。

  中国坚决反对生物武器及其技术的扩散,并不断加强生物两用物项和技术的出口管制。2002年12月,中国颁布实施了《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及其管制清单,并于2006年7月修订了管制清单。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生物安全问题,并根据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进行严格管理。

  中国建立了全国性疫情监测与防控体系,不断提高公共卫生水平,增强对重大疫情的防控能力,重视对从事生物科研和教育工作者的生物安全和道德规范教育。

  自1988年以来,中国按照公约二审会的决定,逐年按时向联合国提交公约建立信任措施宣布材料。

  中国还积极参与生物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与“澳大利亚集团”等多国出口控制机制保持对话与交流。

  (二)积极参与加强公约有效性的多边进程

  中国一贯支持加强公约有效性的多边进程,积极参加了公约议定书的谈判及相关国际会议,对议定书未能达成表示遗憾。

  公约第八次审议大会于2016年11月7日至25日举行,对2011年以来多边生物军控进程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通过了最后文件,决定未来四年每年举行一周缔约国会议,并相应延长“履约支持机构”授权。在第八次审议大会上,中国积极、主动、深入参会,提出了“制定生物科学家行为准则范本”和“建立生物防扩散出口管制和国际合作机制”两个倡议。

  在2017年公约缔约国会议上,各方普遍希望就新的会间工作计划达成一致,以推动公约进程不断发展,会议最终通过公约2018年至2020年工作计划,就国际合作、科技发展、国家履约等问题开展合作。

  2018年6月,中国政府与公约履约支持机构合办的“构建全球生物安全命运共同体:制定生物科学家行为准则”国际研讨会在天津举行。各方重点围绕“生物科学家行为准则范本”草案进行研讨,深入讨论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技术等生物科技发展给生物安全带来的影响,不断推进“准则”制定工作。

  2017年至2019年,中国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举办了三期“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与技术国际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传染病防控研究人才提供协助。

  2019年7月,在公约专家会期间,中国举办了“加强生物安全实验室能力建设,促进生物科技合作交流”专题边会,促进会间会进程,分享中国科学家的经验。

  在2019年12月公约缔约国会议上,各方围绕公约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展开讨论,但各方立场分歧较大,未达成会议报告。在会上,中国阐述了中国对全球生物安全形势的看法和主张,介绍了中国在生物安全领域的最新实践。

  中方将继续致力于公约进程,进一步推动加强公约普遍性,促进公约的全面有效实施,深化生物安全国际合作,构建全球生物安全命运共同体。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字体:]      打印本页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下称“《公约》”)于1993年1月13日开放供签署,1997年4月29日生效,至2019年12月,共有193个缔约国。《公约》是第一个全面禁止、彻底销毁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具有严格核查机制的国际军控条约,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公约》的宗旨和目标。中国积极参加了《公约》的谈判,并于1997年4月25日加入《公约》,是《公约》的原始缔约国。中国积极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工作,认真履行《公约》义务。

  1、履约机构

  中国设立了“国家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办公室”(即国家履约机构),负责全国的日常履约事务,还建立了省市级履约机构,形成覆盖全国、管理有效的履约体系。

  2、履约立法

  中国政府先后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1995年)、《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7年颁布,2018年修订)、及《列入第三类监控化学品的新增品种清单》(1998年),确立了中国履行《公约》的法律保障体系,并形成了一整套对附表化学品的生产、经营、使用、储存及进口等的有效管理体系。中国政府还颁布实施了《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含出口管制清单,2002年),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对有关化学品及双用途化学设备和技术的出口管制。为了预防和惩治利用有毒化学品等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12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明确将非法制造、运输、储存或投放毒害性物质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定为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刑事处罚。

  3、宣布、视察及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

  中国根据《公约》规定,按时提交各类宣布,顺利接待了禁化武组织602次视察(截至2019年12月)。中国还积极参加禁化武组织的各项活动,与技秘处联合在华举办过八次防化与援助培训班、两次视察员培训班、三次地区履约研讨会、第二届亚洲地区国家履约机构会议、第十三届亚洲地区国家履约机构会议暨首次亚洲地区教育与外联活动、化工安全与安保研讨会、首届亚洲地区国际合作研讨会、化学品贸易和出口控制研讨会等。

  4、公约在港澳台地区的适用

  2004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化学武器公约(公约)条例》生效,特区政府并通过中央政府向禁化武组织提交了宣布。《公约》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筹备工作正有序进行。中国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积极寻求妥善解决《公约》在台湾地区的适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