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 陈雪霏
昨天下地里干活一整天，我的筋骨都感觉碎了。但是，我无法抱怨，因为那是我自愿的。自作自受。回来以后，我立即感觉困倦，晚饭都没吃就睡着了。然后，又追了两集《唐太宗李世民》的历史剧。到11点不得不赶紧上床真正睡觉。
一晚上，我的大脑皮层里反复出现的就是李世民宣武门杀死兄弟俩的画面。李世民多年以后，等到自己的儿子互相争宠之后，他又回忆起当年，难道他的哥哥和弟弟必须要死在他的刀下吗？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他真是一个好皇帝，想反思一下，甚至去找已经退休的老爸李渊问他是否可以避免这种事情。他老爸说，你也是没有办法。不然他们就把你给杀了。
李渊喜欢二子李世民，因为他能力强，治国有方，胸有大志，还有文韬武略，出去打仗，虽然武艺高强，但都不是靠硬拼，而是采取明智的战略部署，达到取胜的目的。同时，他也不以杀敌多少为目的，而是，差不多了就讲和，对俘虏宽宏大量，主要是争得民心。因此，他比过秦始皇，比过汉武帝，比过隋文帝杨坚，但他也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但是，他也没有躲过诸葛亮和杨坚那样每事必躬亲的命运。
不过，依我看来，他之所以52岁就逝世了，实属医疗技术不过关。当他噩梦连连的时候，其实就是心脏的负荷太满了，大脑也累了，或者是血液循环没那么好了，因此，才心生恐惧，把过去的事情又想了起来。确实，人在弱的时候，就会心生恐惧。就会乱猜疑，不能信任别人。一个人如果能够大胆地信任别人，那是因为他自己能够运筹帷幄。
如果是现在，或许通过各种药物或者是手术等各种方法，或许可以解决问题。中医中药固然好，但是，人的寿命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物质文化需求能够得到满足才能变得越来越长寿。
一觉醒来，已经快八点了。虽然大脑还是有点儿困倦，但我知道，其实我是睡多了。如果我能在10点睡，早上6点起，就会很精神。而我11点睡，起码得到12点能睡着，因此，只能拖到8点起，还不精神，因此，我必须继续努力，争取今晚10点就睡。
然后，和往常一样，给女儿做好早餐，接着看手机信息。一下子被“海边的西塞罗”的公众号发的《正黄旗大妈：千古草民帝王梦》的文章吸引。
说句实话，我也是满族人，是八杆子打不着的镶蓝旗，八旗里最低的那个。但我也是不是会想一下我会不会有64分之一的八旗血统呢？或者是因为人们总是会说自己是谁谁谁的朋友，谁谁谁的后代，例如，我爸是李刚。我是什么格格。我心想，或许我的祖先应该是陈胜。因为中国人的百家姓里都规定好了，因此有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
因此，谁知道我不是一千多年以前的陈胜的后代呢？或许是101代之后呢？
说到这些的时候，我想这应该是在脱口秀大会上的闲扯或者是任何一个喜剧效果充足的戏剧当中，至少不能用正史来描述这种事情。
不过，这也可以用哥德巴赫猜想或者是陈雪霏猜想来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诺贝尔的故乡瑞典啊！这里的人们是相信科学而不相信迷信的。瑞典的图书馆里就存着每个人的家谱。如果你真想去查你的祖辈是谁，或许可以查到。另外，DNA技术的发现，人们也可以验血，知道你的血液里到底流的是北欧海盗的血，还是意大利商人的血。有的人可能是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也有可能是希腊人和乌克兰人的混血，也可能是乌克兰人与瑞典人的混血。说实话，我见过两个乌克兰人和瑞典人的混血。他们可真是帅极了。就是说话太快，表情太丰富，有点儿法国人的特点，说话时会手舞足蹈。如果真的和你面对面说话，会不停地用手碰你，你知道，你知道…….当然如果你真知道能听明白，就会非常高兴。如果你听不懂就会很难受。我在一开始上瑞典语课的时候遇到的那位，就是自学的瑞典语，已经在瑞典呆了两年，做过义工，因此，说话的时候长篇大论，只是连老师都听不懂。
这种情况我在国内时也遇到过。以前我在电台工作时，周六上英语口语培训课。有一个男生，是物理高材生。但是，他是中原人，或者是河南或者河北某地的人，那种口音我只是在坐火车的时候听到过，或许可能就是脱口秀演员王建国形容的那种说张飞，赵云和马超或者马潮的那种吧，总之，他很能说。在我的课堂上也很能说。我问他为什么来这里学口语，他说，他的笔试成绩很好，但是，在跟美国老师电话面试的时候，老师说听不懂他说的话，所以来跟我练习口语来了。
当然，对于这种口音极重的人，必须下苦工夫才行。例如，如果让毛主席说英语，我猜肯定也会有很重的湖南腔。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一代人一代人的不断进步，我们的各方面能力都会不断改进和加强。
又扯远了。回到正黄旗大妈身上。我看了海边的西塞罗的评论到后来有些愤怒，太上纲上线了。为什么一个大妈想要个座位，抱怨了一下就惹出上热搜了呢？
对于阶层化的批判，我同意。但是，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因为让座的问题而争吵呢？
这里实际上是需求与供给的问题。如果供给永远不能满足需求的话，这个问题永远都不能解决，即使你说再多有关道德的问题，那也是道德绑架，因为你的思维是短缺经济思维。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些西方的例子。为什么我在西方看不到这样的情景呢？
由此我也立即想到一个例子。五六年前，我父母来我家住了一个月。有一天，我爸不小心把我妈刚洗的白床单给弄脏了一小块儿，我妈立即没完没了地埋怨我爸，说我爸不心疼她等等。我当时立即有些恼火。我说妈，请你不要抱怨了。这个床单脏了，立即撤掉，柜子里有很多白色床单，随便拿出来一个就可以替换，然后，把这个床单拿到楼下集体洗衣房，放到洗衣机里，一小时以后洗完，两小时后甩干烘干，你就可以重新用了，根本不要为这点小事儿烦恼，伤了精气神儿。
那么我妈为什么烦恼呢？因为在家里的时候，她必须用自己的双手，费很大力气来洗白色床单。她付出很多辛苦，她当然要抱怨了。因此，要解决问题，就是要有自动洗衣机，要有至少两套床单可以来回换。一套也可以，因为三个小时以内可以洗好再用。
同样，关于汽车让座的问题。在瑞典，有老人专座，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也是有老人专座。但是，北京的公共汽车中间空很多地方，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站着。只有一部分幸运的人才能得到座位坐着。这种汽车的设计生产厂家本身就很该死。因为，在他们眼里可能注定要有人站着，有人坐着，至于是站着还是坐着，都要靠个人的自觉。这一点，我在9号线地铁上也发现了只有两边两排座位，中间全是站着的空间。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设计制造者故意这么想的。他们觉得中国人多，就该有人站着。
但是在瑞典，除了有老人专座以外，其他人都有座位。整个地铁车厢，城铁火车车厢都是和真正的高铁一样全部有座位。我认为中国高铁的设计师就是一个充满人性的设计师。我们应该高度赞扬她。高铁上有人因为抢座而争吵吗？没有。因为每个人都有座位。
有人认为公共汽车来来往往，站一会儿没什么。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在新西兰的基督城，我曾经每天坐公交。那里的司机非常负责。那里没有售票员。大家都在前面上车刷票，后面下车。当车满了的时候，每个座位都坐满了以后，没有任何人站着，司机关门，让没有上来车的人等下一趟车。下一趟车最多10分钟来。因此，人满了，司机立即关门。
有一次，一个妇女抱怨一个男人在她旁边说一些脏话，似乎是对她有所冒犯，所谓的性骚扰。一开始，大家也没听见也没在意。但是，过了两分钟，妇女说，你不应该对我说这话。而且声音很大。这时，司机咔嚓把车停了，然后，大声说，请你下车！他命令那个男的下车。男的一开始不肯下，但是，司机非常严厉，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当他再次大声说“下车”的时候，而且把车门已经打开，那个男人只好乖乖地下车了。就这样，大家继续乘车，车里边非常安静。没有任何人大声吵闹或者聊天。
有时候，我们觉得西方人没有感情，感情冷漠。确实，在公共场所，他们确实烦人们大声喧哗。比如，我在地铁上如果和华人姐妹激动地大声说话，旁边的瑞典老太太就会瞪我，觉得我太吵。此时，我也只好乖乖地放低声音。因为，瑞典人就是喜欢安静。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从小也是要求孩子安静。
这一点确实和国内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甚至把坐火车都当成交朋友的机会。十几个人坐在一节车厢里，人们嗑瓜子满地不说，主要是天南地北地不停地聊天。聊了一路，你感觉好像学到了很多地理知识。当然，现在的高铁就和西方的火车和地铁一样，干净，安静。在瑞典，人们一般都自己带一本书，一上车就开始看书。或者带着笔记本电脑，开始工作。现在手机普及了，人们都低头看手机。说起低头族，似乎北京地铁里的低头族确实比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早了一两年。微信发明以前，斯德哥尔摩地铁里的人们大多都是拿着书看或者看地铁报。现在地铁报倒闭了。现在，大家也都拿手机了。看书的越来越少。感觉几乎是没有了。
现在车厢里有时候也开始吵了，你会发现那都是年轻人，而且是有移民背景的。
在美国的一次旅行，我也发现那里的公共汽车是可以让坐轮椅的人上车的。上了车的人，都是有座位的。
斯德哥尔摩地铁运行了80多年了。在这八十多年中，只有最近三四年因为移民多了，才感觉能坐满。否则，10年前，还一直都有大把空闲座位。
当中国高铁刚建的时候，有人批评高铁没有满负荷。好像是浪费了。现在看来，高铁就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最好例证。
当然，高铁也曾经出现丑闻，那就是女人拦高铁。如今，又是大妈和小女孩骂架。我真想提醒我们中国女人，虽然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这些事件，对了，几年前那个四川的女子和司机吵架导致司机把车开到嘉陵江那个事件，虽然说是个案，但也都凸显妇女有时已经捂着天了。光天化日之下，谁也不让谁，非要吵个天翻地覆。这可能充分显示了女子的肝火很旺。大妈的肝火也旺。都觉得只有把火发出来，才能痛快。压不住火。
那么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是个大问题。它就是如何满足群众需求的问题。公交是公共服务系统，必须要给大家提供良好的服务。如果北京的公交车车上都是座位。一辆车坐满了可以坐50人或者说30人，这是可以计算的。规定好，坐满了就开车，不让人站着。
这样做，可能车不够，那么就要多提供汽车。10分钟一趟，实在不行5分钟一趟，或者三分钟一趟，要用ICT系统，就是电脑程控系统来控制，让人们知道，下趟车还有几分钟。这趟车上不了，下趟车也就迟5分钟。或者3分钟。这样，就可以避免大妈和小女子的吵架。
大妈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座位而生气，小女子也不必为不让座而遭到责备。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座位。
北京肯定不是提供不起公交车。如果真的提供不起，那就涨价，我并不反对。例如，从北京机场到市区的大巴现在还是16元，这是最大的福利。但是，如果入不敷出，可以提高一些。和城铁一样提高到25元也是可以的。人们不会太有怨言。毕竟坐飞机就是一件罕见的事。 不是每个人都坐。
公交车也是可以的。给老人福利可以，但是，可以减半票价，不一定全免。
再举个瑞典的例子。众所周知，瑞典是免费医疗的。但是，如果全免，可能有人就天天叫。例如，有个老人就天天按铃需要求助。事后发现是精神问题。因此，瑞典的挂号费是很高的。一次300克朗，甚至是400克朗。看三次或者四次以后，达到1200克朗以后才开始免费。这样，一般人一年看了三四次也就够了。从这个角度说，你也没享受到免费医疗，因为如果吃药，也是2400克朗之后才免费。
这两个额度，我几乎都没有用完过。第二年，重头来。这样就避免了很多人的无理取闹。这也体现了政府是要善良，但是，也不能让人觉得比较傻。另外，医疗服务要给那些真正需要服务的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回到交通问题上。那些在国内生产汽车和城铁的人或厂家，我怎么觉得他们很会算计呢？难道你们不能象高铁设计师那样善良一些吗？当然，这可能又设计政府采购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出在采购部门，如果你要求厂家生产有人性的全部座位的公交车，厂家和设计者也会这样设计的。
确实，我们有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都是经历短缺经济的，因此，往往难免小气，节约，为一点点小利而争执。
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在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发展到今天，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所有人共同富裕，能够享受一些应该享受的公共资源。那么，在公共服务方面就应该想到如何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如果公交车能够提供足够的座位，也不需要售票员在那里不停地喊，往里挤，往里挤，往死里挤！或者是高声大喊，谁给老人让个座？好像不给老人让座就可耻似的。确实，就是因为座位太少，所以才需要让座。如果人人都可以有坐，这个道德绑架就不存在了。
有人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实力嘛。我不这么认为。这是分配问题，也是思维问题。人如果在思想上真的希望实现人人平等，改善每个人的人权状况，就会采取正确的行动。
同时，这也是经济发展的潜力，因为经济增长是可以通过需求来拉动的。如果更换了汽车，或者是在汽车里补加了座位，工厂还可以赚钱，老百姓保证都有座位，也可以考虑涨价。如果政府财政可以，那么也可以从税收当中出这笔钱，补足票价不足的短缺。这样，也可以避免大妈和小女子骂架的局面。不要再讨论他们素质如何，内地人，外地人，北京人，还是其他省份的人，如果能够提供真正的公共服务，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人心理平衡了，也就不会生病太多。生病的少了，也可以减轻公共卫生的压力。这样，从另一个方面节省资源。总之，社会各个方面都需要平衡，如果平衡了，就象人的身体一样，就没病，就变好。如果不平衡，就会出现矛盾。
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既然你靠旅游业和文化来发展经济，你就必须提供良好的服务，而不能说外地人如何如何，因为如果没有外地人在北京提供服务，北京也只能是空有好吃懒做的贵族，一切都得靠你自己动手。
其实，西方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是，至少从公共交通这个问题上，解决了人们不必为一个座位而吵架，因为一个座位引发大讨论的毫无必要的消磨时间的话题。
当然，我必须说，中国的交通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有了巨大的进步。至少，从私家车出行和高铁方面，堪称走在世界前列。但是，局部的问题，还是有改进的余地。北京的大饼式交通确实需要改善。我曾建议在劲松再建一条空中高铁或者是打通7号线来缓解那里的瓶颈。有人认为那样会有更多的乘客出入，更容易拥堵。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地方四通八达容易缓解还是堵住两个出口更容易缓解交通拥堵呢？这需要进一步调研。
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美国休斯顿的时候，我发现全程没有从南到北或者从东到西的一条公共交通线。他们的设计是在中间地段找了一个交通枢纽。四面八方的地车都需要到那里停车。然后，换另一辆车再出发到另一头儿。这样感觉每趟车就是坐半个小时。中间下来歇10分钟，再上车，感觉就没那么累。例如，在北京，从八宝山的鲁谷一直坐到北七家，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中间20多站。如果爱晕车的人，往往会坐的非常累。如果中间能有个倒车其实是很好的。
例如，9号线到房山就安排的挺好。倒三次，也不觉得特别累。说多了，如果你觉得无聊，就拍板砖。只是一些感慨。
真的，2000年我在巴黎地铁站的时候，发现那里地铁很复杂，心想北京如果也能有那样的地铁就好了。结果，10年以后，北京地铁成了世界上最复杂的地铁，比任何其他地铁都长。有人说是学伦敦地铁比较多。但我在伦敦呆了四个月，烦透了伦敦地铁。这可怎么说呢？就是要中庸之道。不要太长，太多，太复杂。
现在，北京又开始新的征程，向外移动了。这就是困难多，办法也多。总会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