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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从中国的干部任免看出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是认真的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 陈雪霏

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作出了庄严的承诺。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瑞典对此表示欢迎。但也有人说,要听其言,观其行,看看行动如何。最近看到中国的干部任免,这就可以看出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是认真的,绿色成绩单也是政绩。让各省一把手二把手都是懂生态环保的人来当,给他们足够的权力,这是最好的办法。最近有两条消息引起笔者的注意,一个是原来的生态环保部长李干杰担任山东省省长。一个是海洋局的干部王斌担任海南省副省长。

从2017年的19大开始,每年的两会都要出席李干杰的新闻发布会。他非常能干,对中国的环保从环保部的单打独斗到司法部高检高法都参与的大环保说的头头是道。中国的蓝天保卫战打的旗开得胜,成绩显著。李干杰面对国内外记者,对答如流,对中国采取的措施,如数家珍。

2013年,笔者参加两会报道的时候,人们还在犹犹豫豫,到底是保GDP两位数还是要蓝天白云,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有些犹豫。但是,习李上台以后,立即把向环境污染宣战写在了政府工作报告里。

一切都明朗了,习近平主席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就提出了两山理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目标明确了,环保部也就不再是自己在那里忙活了,各个部位联手,对钉子户,老赖都采取法律行动。中国的蓝天保卫战打的漂亮。原本还有人说18年的说法,立即变成了实际行动。当然,14,15, 16年那三年,北京的空气质量依然没有质的变化。但是,量上确实减少很多。如果没有措施,天更黑,水更黑。但是,坚决措施实施三年以后,到2017年19大时,北方普遍出现了质的变化,比以前要好很多。

蓝天的天数多了,PM2.5也越来越低了。

李干杰干的杰出,干得漂亮,所以现在到山东,中国的人口大省,一亿人口的大省去担任省长。这充分说明中国党和政府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从领导的任命上,直接让一把手就是懂环保,懂能源懂气候变化的人,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来担任,可以说,真是任人唯贤。

第二个任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2月31日电 (任佳晖)据《海南日报》消息,昨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王斌为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王斌,男,1971年2月生,汉族,山东肥城人,研究生学历,在职工学博士学位,1993年8月参加工作,199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9.09——1993.08 河北大学生物学系环境生物学专业学习

1993.08——1994.09 河北省唐山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理站干部、科员

1994.09——1997.07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动力沉积和动力地貌综合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然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97.07——1998.07 国家海洋局海洋综合管理司自然保护区处干部

1998.07——2000.11 国家海洋局办公室(财务司)秘书处干部、副主任科员

2000.11——2002.12 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监督管理处副处长(1999.09——2002.07青岛海洋大学海洋环境学院环境科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工学博士学位)

2002.12——2009.03 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监督管理处处长(其间:2003.01——2003.10皇家荷兰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与进化研究室访问学者)

2009.03——2012.02 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副司长

2012.02——2014.06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副局长

2014.06——2016.12 国家海洋局办公室副主任(副司级)

2016.12——2018.12 国家海洋局海洋减灾中心主任

2018.12——2019.11 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主任(其间:2019.03——2019.07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9.11——2020.12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

2020.12—— 海南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环保干部频频出任地方“一把手”,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绿色成绩单也是政绩,而且还是比GDP更好的政绩,生态环保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已经更加重要了。

这里援引山东大众日报的评论吧,因为观点与笔者相似。


  从部委“一把手”到地方大员

  履新山东后,李干杰很快进入工作节奏。4月14日上午,他出席山东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会议并讲话。这是他赴山东履新后首次公开出席会议并讲话,并且有了两个“新职务”:省政府党组书记、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下午,他主持召开了山东省委经济运行应急保障指挥部第八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调度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情况,研究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此后几日,李干杰连续出席了山东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省总湾长会议、省重点项目专题调度会等重要会议。

  目前,山东省政府领导包括“一正八副一秘书长”:副省长、代省长李干杰,常务副省长王书坚,副省长凌文、于国安、任爱荣、孙继业、于杰、范华平和刘强,秘书长申长友。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十九大的“压轴”新闻发布会,主题是“绿色发展”。

  2017年10月23日,北京梅地亚中心,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环保部部长李干杰出席新闻发布会,介绍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自从2017年6月担任环保部部长以来,李干杰还是第一次出席“两会”、十九大这样级别的记者发布会。无论是相比前任“网红部长”陈吉宁,还是同场的“中央智囊”杨伟民,他的履历都稍显逊色。人们只知道,这位1964年11月出生的部长是当时国务院组成部门一把手中最年轻的一个。

  作为记者会的“首秀”,李干杰的表现还不错。即使被问到“乡村振兴”这样冷门的话题,也能随口说出“中央财政投入375亿元,整治11万个村庄,2亿农村人口从中受益”等一大串数字,显示了对环保工作的熟悉。而在杨伟民提到“有些观点环保部可能有不同意见”时,他也能立刻微笑着做出回应,“完全同意伟民主任所做的分析判断”,显得应变很快。

  他的前任陈吉宁,人称“强势部长”,上任以来大刀阔斧地推行环评等改革,给环保工作带来不少新气象。相比陈吉宁,李干杰没有自带“学者型官员”的光环,此前主要在环保系统内部任职,公众了解不多。上任之初,还有人对他的未来工作轨迹给出预判——萧规曹随。

  不过,随后两年多的事实证明,李干杰的工作可不仅仅是“萧规曹随”这么简单。

  2017年年底,上任才半年,李干杰就迎来了“大气十条”的终期考核,这在当年可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结果,“大气十条”顺利完成,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

  从2018年开始,李干杰又迎来了一项新任务——污染防治攻坚战。这次不仅仅是“蓝天保卫战”了,还扩大到“碧水保卫战”和“净土保卫战”,其中包含“7+4”个战役,范围进一步扩大。

  11场战役,内容不同,难度各异,期间还夹杂着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等,生态环境部的工作一下子比以前忙了很多。黑臭水体整治专项行动还没结束,水源地督查的通知就来了。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刚刚结束,第三轮黑臭水体整治专项行动又要开始了。

  这么多的战役打起来,遭受到的抵触也可想而知。2018年下半年,有关“环保一刀切”“环保影响经济”等的争议就尘嚣甚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进入白热化时期。

  不过,最终生态环境部还是顶住了压力,工作持续开展,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就拿北京市的蓝天来说,PM2.5年均浓度已从2017年的58微克/立方米,进一步下降到2019年的42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持续向好。

  有人说,李干杰与陈吉宁最大的区别可能是“精细化”。陈部长属于“学者型官员”,理论功底扎实,执行时也毫不含糊。而李干杰则长期在环保系统内部任职,更了解底层的情况,出台的政策也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更加“精细化”。

  正是因为其在环境部部长任上的出色成绩,4月9日,李干杰履新山东,完成了由部委“一把手”到地方大员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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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成绩单也是政绩

  事实上,如果对环保系统的人事任免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环保干部升任地方“一把手”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多了。

  李干杰之前,上一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就升任北京市代市长,后来又担任北京市市长一职。

  地方的例子更多:

  最新的一个案例则是,4月7日,原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安德被任命为了临沂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就在几年以前,环保系统内部还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环保局长“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意思就是环保工作压力大,升迁困难,被问责的风险还很大。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0年,安徽省固镇县环保局曾有6名干部遭到县政府停职,原因竟然是“一个月去一家企业进行了三次执法检查,影响了当地的发展环境”。

  这个现在看起来颇有些“黑色幽默”味道的案例,在当时则是普遍现象。直到2014年,曾担任乐山市委书记,后来又转任四川省环保厅长的姜晓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环保厅长这个岗位几乎没有上升空间,这并非他个人消极,而是环保工作的特殊性决定的,与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没有太大关系。

  他说,做环保工作,你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失职,要么得罪人。无论你选择那一条路,结局都是很难看到政绩。群众不太可能拥护你,因为有太多环境问题短期内解决不了,企业不会拥护你,地方官员也未必拥护你,这些都必然影响你。

  “如果你特别追求仕途的进步,最需要做的就是赶快离开环保局。”他说。

  从2014到2020年,短短几年之间,环保官员的这种尴尬处境就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环保干部升任地方“一把手”,只要表现出色,环保干部也一样可以得到任用。

  这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号:绿色成绩单也是政绩,而且还是比GDP更好的政绩。考核“指挥棒”的变化也进一步说明,生态环保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已经更加重要了。

  未来,生态环保工作仍将进一步深化,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此前,北京市长陈吉宁的任命也凸显了让懂环保的干部大展宏图,大显身手。

  陈吉宁,男,汉族,1964年2月生,吉林梨树人,1984年6月入党,1998年4月参加工作,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环境系统分析专业研究生毕业,工学博士,教授。

  1981年9月清华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学习,1986年7月毕业并获学士学位。1993年获英国帝国理工医学院土木系博士学位。1992年12月英国帝国理工医学院博士后,1994年12月英国帝国理工医学院助理研究员。

  1998年3月回清华大学任教,1999年任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2006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2007年任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局级)。

  2012年1月任清华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2015.01 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

  2015.02 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

  2017.05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

  2018.01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

  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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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英国成功脱欧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昨天和欧盟理事会主席谈判结束,成功实现脱欧。瑞典媒体人认为,说它成功脱欧是因为它结束了近年来1600多天的不确定性和摇摆。这种不确定性给欧洲经济带来很多不确定性。现在人们的心可以安定下来了,也知道了双方的底线。

约翰逊说,英国实现了“独立和自由”,仿佛以前感觉英国都是被捆绑在欧盟里,被欧盟大国德国和法国压制,同时,还要掏会费为南欧国家买单。他们不愿意这样做。过去金融风暴以后,英国对于南欧国家的行为很不满意,因此,不愿意再给他们支持。

英国人认为自己自由独立了以后,愿意跟谁贸易就跟谁贸易,不一定全部绑定在欧盟。欧盟与英国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43%。

有人认为英国与欧盟脱钩,贸易会受影响,这不是自由贸易,而是贸易保护主义。 增加了官僚主义。造成失业人数增加。

但是,笔者以为,英国脱欧实际上是给自己增加了更大的自由度,减少了对自己的束缚。这样,自己愿意跟谁贸易就跟随贸易,不必听欧盟的指挥。自己觉得怎么做合适,就怎么做,不必看欧盟的脸色。脱欧以后,英国可以自由地跟中国做贸易,不会受到任何欧盟国家或领导人的指手画脚。不会背负道德的负担。也可能跟美国更铁(已经是最铁的一个哥们儿了)。

瑞典希望一切都听欧盟的,同时,又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和影响力在欧盟中实现,可谓携天子以令诸侯,但据一位瑞典分析家认为,瑞典本来是靠跟英国的友好关系,把气候变化等主题变成了欧盟的主题,但是,现在英国脱欧了,让瑞典感觉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哥们儿。

瑞典的心里是我愿意到大组织中发挥作用,例如联合国,然后,在那里我推行我的思想,借助联合国的影响力,也可以抬高自己。英国的想法是老子本来好好的,加入欧盟以后,净是做贡献了,帮助这个,帮助那个,我们自己得到什么好处了吗?他们觉得自己很亏,没有捞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是英国不知道感恩吗?这得需要经济学家好好去算这个账。但是,英国人确实感觉自己的科技发明,经济货币都不是那么糟糕的,加上和美国的密切关系,从欧盟独立出来没有问题。英国自古以来就喜欢坐山观虎斗,自己运筹帷幄。

想着想着,我脑子里又蹦出一个画面来,那就是中国为了增加就业,就让下岗职工去开电梯,这也是一份工作。本来电梯是应该人们自己按的。但是,早期因为人们还不太会用,所以就派专人来开。这个职业现在也许消失了。

同样,英国脱欧了,以前关税,安检等事务因为和欧盟一体化都不需要,因此这种工作就消失了。那么现在,和欧盟27个国家都要重新签合同,设置了壁垒,这样就必须有人从事这些工作,是否这样就会增加就业了呢?例如前苏联解体以后,一下子为学俄语的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

同样,英国因为贸易对象多了,就需要更多的工作了。就业应该是增加的。但是,行政管理费用提高了,能否对自由贸易更有利呢?

我觉得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的一个新课题。比如,80年代,短缺经济时,我把城里的服装卖到农村,稳稳地赚钱,但是,现在,没有地区差异了,就不赚钱了。互联网一打劫,人们就更没有钱赚了。

因此,是否先进,一体化,集体化,共产主义化就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资本家为什么把牛奶倒到大海里,目的是不想降价。 这也叫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如果人们没有一点困难需要克服了,怎样激发人们的斗志,发挥人们的能量,解救那些Mr Jones呢?

不管对不对,克服犹豫摇摆和停滞不前或许就是一个好的选择。是对是错还是需要时间去检验。

我的意思不是说资本主义好,而是说,如何能够合理调配资源,同时又能合理分配,让人感觉到工作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即不能不劳而获,也不能给予太多,一定要有一个平衡点。

从欧盟和瑞典的关系中,可以看出,瑞典有时候也是受欧盟的制约,不能自己发挥自己的意志。但是,瑞典人是想在欧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对瑞典的有利发展。

因此,可以说,英国是想“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但是,瑞典是想“宁做凤尾,不做鸡头”。或者说做凤尾也是半心半意,因为毕竟自己的货币依然是独立的。可以任凭其贬值,不受欧元的影响。这对瑞典出口十分有利。

新闻分析:防控政策延迟对抗疫十分不利 应该马上开始戴口罩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

刚刚读了新华社的报道说,2020年快过完了,这个国家才首次建议民众戴口罩。我心里还有一丝小温暖,终于悔过自新了,意识到了自己的严重错误。再看内容,又让我无比的失望。

瑞典这个国家凡事都有计划,都留有余地,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在新冠肺炎这个十万火急的自然灾害面前,这种慢性子是十分不利的。为什么?

政府应该吸取教训。新冠肺炎调查委员会日前已经发布了老人院死亡人数集中且大的调查报告。调查显示,政府对老人院的老人关心照顾得不够。什么叫照顾得不够?是你没有天天到她跟前去喂饭吗?

针对新冠病毒,隔离就是关心,越早隔离越好,越早采取措施越好,要稳准狠。瑞典政府4月1日宣布,大概是4月20日开始执行不要去老人院看望老人,避免把病毒带给老人。那么,1号到20号3个星期的时间实际上就是没有采取措施。为什么不说该政策从宣布之日起立即实施,或者三天以后实施呢?

为什么不宣布医护人员必须有足够的防护措施,必须戴口罩,穿防护服,戴护目镜呢?没有,没有就要想办法啊?实在不行求援啊?人命关天的大事,他们还是慢悠悠。夏天的时候,疫情松了,有人居然差点儿开始夸瑞典了,你看人家没有封国封城,也过来了。当别国第二波开始的时候,瑞典人知道还没轮到自己呢。但还是存在侥幸心理。

现在再看新华社的报道,原来,勒文首相宣布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包括聚会从8人降到了4人,买酒从晚上10点降到了晚上8点。有的中餐馆周日本身自觉就开到下午4点就关门了。这样很好。

最新措施还包括第一次提出了建议在公共交通上,汽车,火车,地铁里戴口罩。你再看时间,1月7日。为什么是1月7日呢?假期过后是吧?

为什么不说马上呢?圣诞节了,你如果不说,瑞典公民就会不戴,因为他们听政府的。平时可能不听,但这个时候,他们唯一的依赖是政府。从现在到1月7日又是两个星期,该传染的又要传染一大批了。

圣诞是高峰,应该更严一些。确实,政府提出不要搞圣诞减价促销了,这个措施很好。这个促销可以在夏季的时候延长一段时间,如果情况可以的话。

在“高度拥挤和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戴口罩。在目前的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难道还要制造高度拥挤和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吗?现在就是不要大张旗鼓地去买东西了,能网上买的就网上买,能想好了,到那就买的,去买,否则,不要到外面逛了。

隔离,隔离,就是要隔开距离。以前不让戴口罩的可笑原因是担心人们因此不保持社交距离。瑞典人现在一见到戴口罩的人就躲,所以,只要你戴上口罩,就自然会保持好社交距离了。你自己放心,别人也保持距离。

担心戴口罩也传染,如果两个人都戴口罩,那么防护层是两层了,再加上社交距离,不就更安全一些了吗?

据日本的一项研究,病毒在铁或金属平面可以存活48小时,在其他物品上存活时间都更短。在空气中,很快就会死掉。当然,在瑞典这样的阴雨连绵的天气里,各种病毒也可能象幽灵一样漂浮在空气中。但更主要的还是在人们打喷嚏,咳嗽,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的情况下才感染。

我不是专家,但我怀疑,在瑞典存在无症状感染的情况。因为在瑞典的检测防护都存在三心二意的情况。例如,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是在看病的时候才真正戴上口罩,看完了,马上就摘下来了。对于新冠肺炎的患者,只是在有症状时检测,检测出阳性,就让你在家里呆着。等你的症状结束了,你就可以继续上班,上学。没有进一步的阴性确诊。也没有进一步的隔离。这样的话,你怎么能保证阳性感染者已经转成阴性了呢?是否症状消失了依然会留存一部分病毒呢?或者学生感染了,但没有症状,会不会有?最近比利时一个报道发现中学生确实感染和传播病毒的能力不如成年人。可能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强。有的儿童本身就是在产生抗体的时候,因此,见到新冠病毒有可能把它立即就杀死了。但是否他们可以与病毒共生呢?

关于这个量的问题,此前已经对阴性和阳性都存在争议。

因此,笔者以为,采取措施应该立即执行,不要再推迟三个星期。目前瑞典超市里大部分都卖口罩。药店里也卖口罩。供应应该不是问题。问题还是在大脑,在思想。

现在也是瑞典感冒流感多发季节。戴上口罩,不但防新冠,还可以防止感冒。如果上课的学生都让戴口罩,或许不会有那么多,两三千年轻人大部分是学生感染了新冠。这也不是小数目啊!

好在现在放假了,假期,大家注意防控,没事就呆在家里。在没人的地方散步。出门戴口罩。在家里也可以练习太极,蹦迪,单腿跳,练习气功,深呼吸等很多健身措施。伟大祖国中国已经给我们作出了示范。在干燥的地上游泳,这都是我们的发明创造。

目前还要防止另外一种病毒,就是谣言和重伤,比如说这是对人类的惩罚,对某些站错队的人的惩罚等等。这种思想是极其有害的。不要恐惧,新冠病毒确实是一种给人类健康带来危害的病毒,但只要你防护好了,有敬畏之心,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有健康正确的心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坚持吃早餐,早睡早起,不暴饮暴食,不喝太多饮料,不把自己吃得太胖,不缺乏营养,就应该没有问题。如果缺乏营养,缺少睡眠,这是最不好的。精神紧张也容易睡不着。

当然,实在睡不着,你也要长时间闭目养神,卧床时间够了,也可以恢复体力。可以找一些有利于睡眠的食品吃一吃,例如喝姜枣红糖水,另外,也有中医中药,只要你需要,提出来,就会有办法。

绝不能因为惧怕,或者是听了什么鬼话就茶不思,饭不想,绝食了。那样的话就真的危险了。据中医专家讲,新冠也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吃好喝好,睡好,是可以治好的。偶尔到超市买东西也是可以的。只要不与人面对面长时间接触,就没有问题。

圣诞节即将到来,提前祝广大读者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借助假期,好好休息,好好健身,好好吃饭,多喝水,勤洗手,保持好习惯。

时评:谣言病毒或神经病毒比新冠病毒更有害

北欧绿色邮报网评论员 陈雪霏

12月16日,据瑞典疾控中心数据,截止12月17日14时,瑞典新增确诊8484例,累计357711例,新增死亡71例,累计7908例。斯德哥尔摩新增2590例,累计103105例,新增死亡55例,累计3038例,重症监护82例。

另外最新消息,以前瑞典一直说儿童不容易感染。因此,一直让中小学生甚至高中生到学校上课。现在的消息是,在24小时内,0-9岁增加152个,10-19岁增加1011个,20-29岁增加1443例。这些孩子背后都有一个家庭或者是两个家庭。据记者了解,其中一个10-19岁中间的中学生就在11月份感染了。其母亲也感染了。12月份,同年级的同学也感染了。症状比较轻,就是头疼一天,发热一会儿,然后无力嗜睡两三天。笔者相信,如果这位同学不是早上没吃好饭,或者是晚上没睡好觉,即使是感染了,也可能没有症状。如果不测试,过两天也就好了。

但是,这种不测试,不追踪的方法会导致更多的人被感染。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如果被感染了,后果就难以预料。还好,昨天开始,斯德哥尔摩中学生在最后一周开始上网课了。

但是,现在的措施已经太迟了,很多本可以避免的感染也都已经感染了。瑞典正在向群体免疫前进。我知道有两位都是50多岁的妈妈。也有刚50岁的爸爸。有的人已经被折磨了三个星期了,好好坏坏,高烧或者不高烧。就这样反复。一位朋友6月份被感染了,也是被折腾了两三个星期,时好时坏,感觉很糟糕。

瑞典国王批评瑞典政府的抗疫政策失败。瑞典皇家科学院教授也是前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教授认为瑞典的应对政策不够迅速,不够准确,不够严谨,先松后紧,总是慢半拍,马后炮。

瑞典每日新闻多次发布新闻关于瑞典新冠调查委员会发布报告批评瑞典政府对老人院的老人照顾不够周到。一开始缺乏防护,后来,缺少医疗照顾,医生访问老人太少。

纵使有再多的借口,冷冰冰的事实就是,瑞典一个一千万人口的国家,居然已经有7908人死亡,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每天以两位数或三位数上升,按目前的情况,加上圣诞节,尽管瑞典政府认为他们已经发布了很严厉的措施,但是,执行呢?商店里,超市里依然有很多为圣诞节准备购物的人们。人们是互相保持一点距离。但是,你当局一直不鼓励戴口罩。难道你以为戴口罩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吗?其实,最起码的戴口罩是有利于人们保持距离的。相反,不戴口罩,还是很容易距离拉近。

瑞典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最糟糕的就是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在死亡人数感染人数最多的美国,在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很多国家都要求戴口罩。很好的例子就是自己的邻居芬兰,丹麦和挪威,都是因为严格戴口罩,关闭学校,利用网络,提早行动,果断坚决而让抗击疫情的效果比瑞典要好十倍。 据说,美国感染绝对数字最高,但是,按人均的话,瑞典是最高的。瑞典确实老龄化严重,但扣除此因素,也还是有其他可以改进的因素。

瑞典的决策者在最糟糕的时候就说我们不要比,我们不和别的国家比。很好。但是,听说比利时的感染率比瑞典多的时候,立即踩一下比利时,说瑞典比比利时强。

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时刻,不认真总结抗击疫情的教训,相反,有些个别组织和个人以及无良媒体和记者居然在此时此刻还不忘记给中国抹黑。说什么制造口罩的棉花是从新疆生产的。从新疆生产的棉花是维族人摘的。就是维族人摘的又怎么样呢?难道因此你们就真的都不戴口罩了吗?瑞典人还真是机灵,张口就回答,我们从别的公司买。如果你们是与振德公司有仇,就是想埋汰这家公司,或者是竞争对手,那你们这样诬陷就是没有商业道德。如果就是为了诬陷中国,抹黑中国,借新疆之名,那就是缺少政治道德。是造谣污蔑。

瑞典个别人和无良媒体是紧随德国之声,BBC,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反华人士抛出一条关于新疆的消息来抹黑中国一下。以至于新疆的棉花确实已经被你们污浊的口水给玷污了。新疆的棉花本来是白白的,棉花就是需要用手摘的。如果不用手摘,怎么办呢?我们还没有发明摘棉花的机器。我小的时候也是到地里帮助摘棉花的,是不是我也是被迫劳动的童工?

西方工业化早,而且已经把手工劳动都抛弃了,转移到了亚洲,确实,那些西方的大公司该被批评,他们确实应该加倍偿付那些摘棉花的人。你们如果真的同情他们,就应该加倍付费。而不是拒绝购买。因为新疆是中国的重要棉花产区。也是世界上的重要棉花产区。你不买新疆的棉花,你要药店拒绝购买中国的口罩,是什么用心呢?是希望所有人都没有口罩用吗?是让他们暴露在病毒面前随便被感染吗?难道你们觉得瑞典被感染的人数还少吗?

从新冠病毒出现,你们就别有用心地说这是“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把自己抗疫不利的责任推卸给中国。事实上,中国在这次抗击疫情中表现得相当不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人戴口罩。人人戴口罩的好处不但是预防新冠病毒,它对任何病毒和流感都有一定的防护作用,最起码让你的鼻子保暖,就可以减少鼻炎的发病率。

可是,傲慢的专家已经开始缺少起码的常识。新冠病毒用曾庆宗大师的话说就是地球放的屁,就是地球不健康了,肠胃出问题了,发出了一股臭气。这股气人类就是受不了。但是,一个正直的人,有道德的人,健康,积极锻炼,采取认真防护措施,有敬畏之心的人还是可以避免的。避免不了的就是因为你继续要求学校上课,继续开放商店,让人们有聚集的机会,这确实是政策的失败。而最让人失望的是态度还很执着,一直不鼓励戴口罩,任凭记者问千变,我认为戴口罩没用的观点不能改变。现在,个别组织和SVT居然报道这样的新闻,逼迫药店老板下架振德公司的口罩,这难道不是比新冠病毒更恶毒的行为吗?

从一开始,因为个别供应商的相互竞争,硬说中国的口罩质量不合格,中国的测试剂不合格,中国的中药莲花清瘟不合格,其目的似乎就是不愿意进口中国的东西。如果真的不合格,怎么解释中国上半年就从武汉的严重情况中解脱出来了呢?说句根本的,中国的成功就是得益于严格隔离,严格戴口罩,大部分人使用中医中药,对轻症患者也进行了救治,这样也避免了轻症转重症。

然而,某些人的神经病还是精神病还不止于此,他们一方面不相信中医中药,另一方面,他们还不相信中国没有死那么多人。中国确实没有死他们想象的那么多人,这是因为中国跟你们采取的措施不一样。你们不但不谦虚地向中国学习交流,反而一直在疫情期间用新疆问题来抹黑中国,这样做对防疫有半点儿好处吗?

笔者以为,有些人就是得了精神病或者是神经病,或者是意识形态分歧病,这种病比感染病毒还难治。

世界卫生组织谭德塞说得真对,谣言病毒比新冠病毒更有害。

杂文:做一只乌龟也是挺好的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

有时我就是喜欢瞎想,瞎联系,也不知道是否是有道理。虽然我也学到了硕士,但我感觉很多时候还是很无知。当然,这也是因为学海无涯吧。最近因为新冠疫情,大家都必须憋在家里,很少出去。再一看电脑,看电视,难免颈椎病等各种症状就出来了。

对新冠的恐惧尤其让人感觉紧张,焦虑,睡不着觉。说到失眠,最近也有很多医生讲这个话题。我随意看油管,就看到了熊猫医生,一个在美国的上海人在美国当医生。除了工作以外,他也开了自己的频道介绍一些知识,发挥一些感慨。例如,他就评论辉瑞的疫苗。我倒是没感觉有多深的印象。但是,他介绍的失眠和便秘倒是让我很感兴趣。尤其是失眠。

熊猫医生说,是在大学的时候一个师姐告诉他的。考试前有的人紧张,反而睡不着觉,怎么办呢?他说,睡不着觉是因为身体紧张,不累,所以睡不着,要想放松,就必须更紧张一些。于是,动作是平躺在床上,不要枕枕头。全身不动,只把头抬起来,就靠脖子抬脑袋,肩膀,胳膊和身体都不要使劲,只要脖子使劲,这时你会发现脖子真够软的,要把头抬起来,真的要费很大的力气。然后,等脖子酸痛得不行了,你再把头放下。这样多做几次,脖子和肩膀就都放松了。也就容易睡着了。

正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一个动物园里的千年龟王。不知道这只大乌龟是否还在。

那是1998年到2000年的时候,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到公园去,看到这只大海龟,据说是从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过去的。大乌龟就象一座大石头在那里一动不动。你必须仔细看很久,逗它,才发现原来它的头很小,头很软,一旦有一点儿不安全的动静,它的头就会缩回去。但是,头非常灵活,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它可以把头缩进强大的盔甲里边,然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想到这里,我就想,其实当一只乌龟也是不错的。千年王八万年龟,乌龟都是长寿的。长寿的原因就是它不瞎折腾,它动作慢。同时,它有强大的盔甲。作为一个人,如果你有知识武装你自己,你有能力,那就是你的盔甲。作为国家,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那就是一个国家的铠甲,人家就看得起你。你也不用整天喊你为什么看不起我,你必须得看得起我。

我觉得说一个人王八蛋或者龟孙子也是一种实在拿这个人没办法了,只能这么诅咒一下。如果你说一个人,这人就是王八蛋,就是龟孙子,实际上就是你真的干不过它了。它就是使劲了一切办法,任凭你怎么着,我有一定之规。我就是缩头缩脑了。你把我怎么着呢?我就是有强大的铠甲在保护着我。

总之,我也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我只是觉得我这个脖子如果能象那个大乌龟的脖子那样灵活,怎么动都不疼就好了。我如果能有那个乌龟那样的铠甲保护着,我也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因此,我说,做一只乌龟也是挺好的。也许这个比喻很可笑吧!

我想能当到龟的程度时,也就是王了。真不知道那个千斤龟王还在不在,如果下次再去津巴布韦,一定要去看它。它的身上总是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不要碰我!

时评:看电影《可爱的中国》有感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

今天看油管,本来是想找程前。因为昨天看了一档节目,是程前写了一本书叫《本色》。他讲述了自己的初恋。女孩子的绿色军裤,白色袜子,白色衬衫,一条长辫子,正是那个时代魅力女人的写照。他1963年出生,我们都属于60后。

说到初恋的时候,他说他忍不住告诉妈妈,他收到一个娃娃礼物,妈妈立即说,给人送回去。那是第一次心动,却被妈妈就这样给腰斩了。我立即想说,我们的初恋都被父母扼杀在摇篮里了。记得我那个时候也是那种感觉,根本不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去图书馆的时候,我也去图书馆,我们都假装想借书的样子,然后,就在书架旁边说话。我问他考试怎么样?听说你发高烧了?他说,是啊!所有的倒霉事都赶上了,不咋样。但是,看他说话的表情和语气,他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我也是很高兴的。不管怎样,总算找一个没熟人看见的机会和他说句话。平时,一句话也不敢说,即使听到其他同学和他说话,即使说句平常的话,也不敢说,就好像别人都能听见,都能看见,都能领会似的。初恋的感觉就是15个兔子在肚子里,七上八下的。

等到我爸来看我的时候,就问,你有没有谈恋爱呀,有男朋友吗?还没有,不过,在我后桌有个男生,感觉不错。结果,老爸立即来了一句,不行,咱们找咱们的,他们找他们的。再说了,你还在上学,等毕业以后工作了再说吧!就这样,一棵爱的嫩芽就这么给憋死了。越是想忘掉他,越是忘不掉,然后就自己跟自己较劲。原来,这就叫初恋。当然,我的初恋或许没有那么精彩,因为我没有收到礼物,我也没送过人家礼物。但是,那个时候的思念是比礼物重好多倍啊!或者也许是更隐蔽,因为如果送礼物了,可能就更近一步了吧。我们就是喜欢相互陪伴。我跟他借钱,他也很痛快地借给我。总之,现在想来,也许那时候,他也是那种不会表达的人,或者说就是没有那么在意我。再说程前吧。

我找程前,结果就找到了电影《可爱的中国》讲的是方志敏在狱中的故事。记得我小时候读的第一本书就是方志敏写的一本书。关于揭秘监狱的还有《王若飞在狱中》,但那是听广播。方志敏的书是书,是我刚刚会读书的时候,读的第一本厚书。还有一本书叫《闪闪的红星》。1934年我7岁。这句话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

我一直梦想有一天我如果写书,就写,1974年,我八岁,那时我上学了。方志敏这个名字也是我刚刚懂事的时候知道的一个革命者的名字。

看了这部电影,我留下了激动的眼泪。新中国的建立,就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结果。在电影里的策略就是以少胜多,明知道打不胜,但是,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只有牺牲一小部分人的生命。这些人就是活靶子,就是敢死队。他们打到最后,就剩下几个人,然后,死的死,伤的伤,被抓俘虏。

前一段时间看了电影《红色娘子军》也是感动得我泪流满面。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看完《红色娘子军》我们都会唱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这首歌非常朗朗上口,我们都会唱。而且男孩子,都是洪常青,女孩子就是吴清花。我在家里一边洗碗,一边唱歌,还扭搭两下。我爸说,我闺女象吴清花啊!当时,我还不太高兴,因为我当时觉得吴清花不是很好看。但是,无论什么电影,我都喜欢,一个不拉地都看过了。培养了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大无畏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等等。在这部片子里,也是这样,洪常青,一个党员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自己带领少数人拖住敌人,结果,被抓以后,被活活烧死。

为什么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因为那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革命政权也是用生命换来的。

看到方志敏在狱中的情景,那种坚强的意志,联想到当前的新冠疫情,倒让我觉得,我们也必须发扬方志敏同志那样的精神和意志,即使大门是开着的,我们也必须呆在家里,因为为了避免被病毒感染,我们必须忍受这种煎熬。否则,感染的人会更多,应对病毒会更难。

这样想,我好像也就不那么难受了,也不觉得呆在家里憋屈了。因为过去曾经有更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都克服了,我们现在也必须克服这个困难。如果都能有方志敏那样的坚强意志和信念,我们也就不会有太多的痛苦和悲伤。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是有大无畏精神,对于个人得失不是那么斤斤计较,对于一定的无私奉献,甚至是大多数的无私奉献也都是毫无怨言的,只要生活能过得去就可以。我觉得这种精神对于某些精神病是有帮助的。例如有的人对物质就会有无尽的追求,永远都不能满足,对感情也有无尽的追求,永不满足,于是,无论生活怎样待他或她,他们都会觉得生活对不起他们,社会对不起他们,政府对不起他们,他们总是去抱怨,去批评,而很少从自己身上找毛病。这样的人就很容易痛苦。

方志敏同志在狱中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够憧憬理想,能够用鲜血和生命写出《可爱的中国》,那种精神是非常崇高的。其实,方志敏同志那代人的理想已经实现了。现在的中国更可爱。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积极应对疫情,下手快,稳准狠,舍得花大力气,把新冠病毒憋死。通过有效隔离,全民戴口罩,大量检测等方式,最起码让人有安全感。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向着高质量生活的方向继续前进着。可爱的中国,真的很可爱!

观点:反共者都在学共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

最近有些人又集结在一起谈论中国。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在当今世界,除了谈论中国话题让人感兴趣以外,其他话题几乎没人感兴趣。如果说整天称赞中国,也没人爱听,所以,就要整天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地提中国。

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两件事情就让我想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共产党的英明。一个是前段时间少数民族社团集会主题就是反共。组织者自始至终就说,共产党对我们是最大的威胁,我们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共产党。

我一听,者不是毛主席说的吗?我们一定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定要打过长江去。。。。。

最近北约秘书长挪,威前首相斯腾伯格也被爆料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中国,且说中国有威胁。中国威胁论。其实,中国真的没有想威胁任何人。只是每天外面的人总是在门口高喊,给中国施压,给中国施压,不能让中国发展太快,禁止华为5G,不能让她实现2025计划。这些嘈杂的声音天天在外面喊,在美国大选中,这都成了民主共和两党的牌了,天天喊打。

而在中国正好是民主和共和合二为一了,消除了互相厮杀的反作用力,凝成一股力量,一心一意谋发展,做贸易。这样,中国的发展很快。最主要的是这样做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受老百姓欢迎。中国人民愿意看到习主席领导下扫黑除恶,反腐败,搞好环境,改善生活环境。不管怎样,这都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

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被某些国家抓住把柄,说是中国想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恰恰说明中国有影响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0年前,20年前可能人们并不在意中国做什么。但是,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牵动某些人的神经。这是本该我做,怎么让你做了呢?可是,如果你和平发展,那不正好和中国一样,互相合作不是很好吗?中国只不过是想帮助世界修建好各种基础设施。

说实话,中国就是擅长修理地球,让世界的铁路公路四通八达。有了这个基础设施,一切就都方便了。这个举措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这怎么能被说成是威胁呢?

中国一直寻求同北欧国家协商共同搞一带一路建设。但是,这种协商没有很好地搞起来,就是因为没找对人。或者是北欧的领导人对中国不理解,不了解。

多年来,一直听到欧洲的在野党或者是一些势力经常会说给中国政治施压。可是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遵守国际惯例,中国的目标就是和世界人民一道把联合国目标尽快实现,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改善人权状况。并没有任何想威胁谁。

是西方的一些人一直威胁中国,如果你不这样,我就怎样怎样。例如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都让中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就把中国当成了敌人。

其实,中国只不过是想好好发展。因为西方已经早于中国进入现代化50年,因此,可以说有经验。如果处处打压中国,就是给人感觉你们不希望看到中国发展。这样做对吗?

对了,最近,反共分子又喊出一个口号也很有意思,那就是我们喜欢中国人民,但是,我们不喜欢党和政府。好像中国以前也是那么说的,我们喜欢美国人民,欧洲人民,但是我们不喜欢帝国主义政府。

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民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血浓于水,水乳交融,分不开的。党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能分得开吗?

你们能分得开,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是分不开的。

时评:美媒抛出117页文件说武汉感染人数比实际报道的多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 12月1日,瑞典每日新闻报道驻北京记者报道说,武汉感染人数比实际报道的多,而且在新冠肺炎流行前也有高于新冠肺炎20倍的人数有过大流感。

瑞典记者援引CNN的所谓内部文件说,武汉需要独立调查,因为他们获得了一个117页纸的内部秘密文件,这个文件显示的数据是某日,实际感染多少,对外报道是多少。死亡多少,对外报道的要比实际少470人。根据这个所谓的文件就是中国统计的时候统计了死亡470人。

报道想用这个文件为让世卫组织或者是什么调查组织到中国去进行独立调查。笔者读完这个报道,感觉有点儿和炮制新疆所谓“教育营”的内部文件是一个套路。就是先发制人,先尿你一壶,然后,让你自己去擦尿。在白床单上撒的尿,如果没有好的洗涤灵,真的是很难洗啊,甚至是越洗越黄。

很类似,美国催着要求世卫组织到中国去调查,然后,就弄出文件来说是数字不一样。而且是用各种媒体来说这个事。问题是,美国,瑞典,欧洲其他国家现在依然在每天都五六千人感染,每天死亡人数都过百了,不好好调查自己应该如何应对,反而是到中国去调查起源。

你们应该问问中国你们是怎样抗击疫情的?你们是怎么控制在4600多人就清零了。清零以后,人们去工作依然要检查,依然要戴口罩。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戴口罩?戴口罩有什么好处?你们中医到底是怎么治疗病人的?

从三月份开始到现在看看瑞典的表现,就让我们感觉心里着急,却不知道怎么帮忙才好。中国说用中医疗法可以让感染者尽早恢复健康,减少轻症转重症。结果被理解成没治,轻症可以自己恢复。重症进ICU。呼吸不困难就自己呆在家里。有医学证明莲花清瘟管事,但是,瑞典一验证,立即说,没有别的,只有薄荷。好嘛,问题是薄荷也是可以缓解轻症的,可以化痰的。薄荷就是应对轻症的。你禁止进口,就是剥夺和很多轻症患者可以治疗的机会。轻症如果不治疗,也是可以转成重症的。

再看美国,一天到晚打中国牌,结果耽误了自己预防的大好时机。自由是可贵,但是命难道不是更重要吗?

再说了,中国好不容易取得今天的成效,现在很多案例都是国外输出的,这个时候要求去中国,真的是让人不放心啊!万一中途感染了怎么办?

所以,笔者也是觉得此时不宜让什么所谓检查团再来检查,调查。你们应该到美国去调查。到英国去调查。

说到大流感,也是美国从去年秋季就开始了大流感。而且,有关部门不否认,大流感里可能就有新冠肺炎感染者。

中国有句古话叫己者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你自己不想要的,最好也不要给别人。你自己想让人家怎样对待你,你也就要怎样对待别人。这句话有深刻的内涵和人生哲理。从东西方政治文化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实际上都是在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只是你到底是学好的,还是学坏的,是学皮毛还是学深入的。这都令人三思。

瑞媒打假:谷歌为不法分子利用名人为比特币做虚假广告拉皮条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瑞典每日新闻DN今天发布整版新闻报道,利用名人的名誉做虚假广告引诱众多小投资者上当购买比特币,比特币骗局是一个全球有数亿资产的陷阱产业。

每日新闻报道在第六版新闻板块中说,他们联合国际媒体在美国,匈牙利,芬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记者就有组织的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OCCRP对比特币骗局和社交媒体谷歌对虚假广告睁一眼闭一眼,并从中挣钱的腐败犯罪行为进行了揭露。

图片来自trijo. 从左到右:伊布, Skavla, 伊布雕塑。

在瑞典早些时候向警方报警的是著名的脱口秀访谈节目主持人Fredrik Skavlan. 比特币利用网站谎说在Skavlan节目中出现的明星都对比特币感兴趣,或者靠投资比特币发了财,因此,你们都来投资比特币吧。

他们甚至指名道姓,足球明星伊布的肖像也出现在比特币革命的网站上,但是,据揭发媒体trijo新闻报道,伊布事实上根本没有购买比特币。

其他还有一长串的明星名字被罗列其中。例如 Filip Hammar,就被说成是因为购买比特币而致富了。英国曼彻斯特联对的足球明星马库斯.拉斯福特也被利用说他解救了很多人出贫困境地。然后,这个链接与比特币链接紧密相连。

更严重的是网站上做这样的广告实际上谷歌也要分成的。据美国的犯罪调查显示,有个公司叫财富咨询WealthAdvisor, 如果他们能搂到一个客户,就要分层2500到4000克朗。

昨天11月29日,DN用了五大版的版面披露名人的名字被盗用诱骗小投资商投资比特币。报道披露这个诈骗团伙是在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公司的名字就叫国际广告Ads Inc. Media. 创始人是一位27岁的男生,名字叫安德斯.阿晒尔.伯克。他是在2019年3月去世的。死因是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到非洲肯尼亚去玩儿,结果,天气突变,飞机失事。但是,幸存者继续他们的生意。

据报道,伯克23岁就开始展露头角,在加州担任政治顾问。24岁,就跻身当地十大青年企业家称号。2019年3月他刚去世时,也正是比特币广告正火的时候。目前他们的办公室已经是人去楼空。但是,他们的数据库还是被发现。而且里边储存了20名瑞典著名的明星,包括网球冠军大熊.伯格(Bjorn Borg),足球明星伊布。前面说的著名电视主持人斯卡乌拉(Skavla)及其采访过的多位明星的资料都在里边。里边还有800篇文章。其中都是用瑞典语写的。内容大体都是某明星投资比特币,发家致富了等等。只是名字不停地换。

报道说,去年夏天的一份报告还显示,该广告公司收入非常好,进账115万美金。但是Skavla说,他的制作组多次向警方报警,但是,警方说没有任何办法。他说,网上的内容,包括在脸书上的内容,和谷歌上的关键词用他们的名字非常多。但都是假的,是骗局。他们并不知情自己的名誉被盗用。

报道说,不仅名人的名字被盗用,普通人家的家庭合照,夫妻和两个孩子的合影也被盗用,瞎说他们也投资比特币了。而事实是他们根本没有投资比特币。有一位女士爆料说她被骗投入了上百万,结果血本无归。

经过这种大篇幅报道之后,谷歌在斯德哥尔摩的负责人回应说,他们将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

比特币从五六年前就开始大吵,有的瑞典年轻人还真信了。当然,这个问题,谷歌,脸书也都成了帮凶。作为媒体,你必须辨别真假是非,否则,肆意传播,你应该脱离不了干系。

新冠肺炎开始大面积泛滥的时候,世卫组织有关负责人还说跟脸书和谷歌合作打假,现在看来,假新闻就是从脸书上传出来的,通过谷歌引擎利用名人关键词搜索出来的。

关于社交媒体的广告问题,笔者以为此次DN还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说句实在话,就是这个网站,在后台已经有10万1294个评论了,我是不是应该高兴呢?他们大部分都说你的网站真好,内容丰富,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网站,内容真好。一开始,也觉得这个评价不错嘛!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他们说的都是这种套话,可以应用到任何场合。根本没有针对性也没有实质内容。同时,他们却把自己的广告链接植入在评论里。如果你允许它公开发布,那就会蝗灾泛滥,洪水滔天。为了不打草惊蛇,笔者一直让这些评论在后台冬眠。永远也不要理它。网站设计者还专门有个屏蔽垃圾评论的功能,但是,你必须加钱。算了吧!让它们冬眠吧!

另外,电话诈骗依然存在。笔者前天早上正与朋友说话时,突然进来一个电话,依然是说,你有一个重要文件需要到有关部门去拿。我半天没说话。里边重复了一遍,然后,挂断了。

时评:从中国的产能过剩说起

北欧绿色邮报网评论员 陈雪霏

说起中国的产能过剩,今天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援助非洲的本质》。其中提到,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大概是这样的:钢铁产量世界第一,超过第二、第三、第四的总合。水泥产量世界第一,占世界总产量一半。电解铝产量世界第一,占世界总产量的65%以上。煤产量世界第一,占世界一半。化肥产量世界第一,占世界总产量的35% 。

看到这里,又让我想起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时候说的那句话。他说,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现在对世界作出的贡献还太渺小。那个时候,他就希望中国的钢铁产量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结果,中国没有马上超英赶美,而是出现了大跃进,大炼钢铁。这是怎么来的呢?我经常觉得伟人的错误不怨伟人,而是怨身边的参谋或者是专家。如果专家都能够实事求是地出谋划策,不至于出现问题。下面是老冶金专家王鹤寿、吕东写的《缅怀毛泽东》里边摘录出来的回忆录,到底大跃进是怎么来的?

毛泽东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战略指导
2012-06-08 09:14
  一个光辉的名字——毛泽东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七十多年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和这个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辉煌业绩赢得了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爱戴,所以,他已经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的庄严称号永远载入我们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史册。在纪念他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我们谨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着重在我们转入工业部门工作之后,他对冶金工业的亲切关怀,以及对包括我们个人在内的冶金系统干部、群众的谆谆教诲,记述于后,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仰和思念。  迎接恢复生产和开展建设的艰巨任务  我们两人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后转入工业部门的。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会上所作的规划建国宏图的重要讲话中,对中国经济情况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他还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无数爱国仁人志士痛心疾首又无能解决,为此而抱恨终身的一个大问题,在人民取得政权已成定局之际,由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庄重地提了出来,这就到了必须解决而又完全能够解决的时候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被派到工业部门工作,自觉责任重大。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预见到这种新形势的必然到来,他针对当时有些干部不重视经济工作和不愿干经济工作的思想,明确地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我们的许多同志,必须准备从现在的学习或工作岗位上转到经济战线上去。我们下定决心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要象铆钉钉在钢板上那样,牢牢地钉在工业战线上。但是要钉住,就得钻进去,这谈何容易。当时我们在东北工业部。东北的工业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特别严重,百废待举。鞍山、本溪、抚顺等钢铁厂全部停产,高炉、电炉冻结。另一方面,我们接管工业的干部大都是来自军队和农村,对现代工业几乎一无所知。面对主观和客观上的双重困难,我们坚决按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抓住重点,先从鞍钢着手,恢复东北工业,学习工业管理也先从这里开始。为此,我们率领东北工业部处以上干部深入到鞍钢的工厂、矿山。从采矿、选矿、烧结、焦化、炼铁,到炼钢、轧钢等生产工序,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听,从头到尾,向内行学习,向专家技术人员(包括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的专家以及尚留在鞍钢的几位日本技术人员)请教。那一段时间,我们上午实地观摩考察,下午听技术人员讲课。一边学习,一边了解情况,一边研究恢复生产的方案。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各钢铁企业恢复和建设发展迅速。鞍钢从1948年2月第二次解放到1949年7月就恢复了生产。毛泽东同志知道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即委派李富春同志代表党中央到鞍钢亲送“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表示祝贺。与此同时,本溪、抚顺等钢铁厂也先后投入了生产。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鞍钢的恢复和改建。在他1949年12月出访莫斯科时,签订的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50个工程项目(后来逐步增加到156项)中,鞍钢列于榜首。1949年底,中央派李富春同志率老解放区技术干部10人组成中国代表团,与苏方经过充分协商,于1950年3月签订了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恢复和改建鞍钢技术援助议定书》,这是苏联斯大林时代对我国技术援助的第一个议定书。  1952年开始,中国政府批准了东北工业部拟定的鞍钢建设计划任务书,确定鞍钢的建设规模为年产钢350万吨。从此,鞍钢以建设七号高炉、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三大”工程为中心,进行了全面建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型钢铁建设项目。根据东北工业部的建议,1951年12月13日李富春同志亲笔给周总理和毛泽东同志写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毛泽东同志于17日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在毛泽东同志的批示精神鼓舞下,全国各地派遣了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到鞍钢担任厂矿领导工作。据统计,从1949 年到1953年,派到鞍钢的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就有500余人,有力地加强了鞍钢生产建设的领导。因此,鞍钢“三大”工程建设的进展极快,到1953年底,这“三大”工程全部建成投产。鞍钢全体职工当时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向他报告这一喜讯。毛泽东同志亲笔回信:“你们1953年12月21日来信收到了。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七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这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毛泽东同志对鞍钢和整个钢铁战线广大职工的极大关怀和殷切的期望。  1950年2月,毛泽东同志访苏回国途经沈阳时,得知鞍钢等东北钢铁企业生产的钢材已经开始运到全国各地时,非常高兴,对身边的同志连声讲道:“鞍钢出了钢材,还要出人才。”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对我们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指示,那就是要我们不仅抓好当前的生产建设,更要把眼光放远大一些,在鞍钢和整个东北工业战线上,培养出一批新中国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造就出一批又红又专的干部,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还是根据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的精神,从实践中锻炼干部,总结经验,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办法是一个时期抓住一个主要矛盾,用抓中心工作的方法,集中力量加以解决。通过部署一项工作,解决一个问题,把工作推进一大步。而且要求我们自己和各级干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结经验。1951年1月5日,东北工业部对各企业发出了“建立专题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每次总结报告只透彻地说明一个问题或一件工作。一月、一年或几年下来不断地积累经验,从而根本地提高工作质量,达到培养干部和造就人才的目的。我们当时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先后部署了献纳器材、恢复生产、创造生产新纪录和建立责任制等中心工作。毛泽东同志不仅极为关心东北工业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我们的工作进程给予密切的关注。在创造生产新纪录运动中,鞍钢炼钢厂创造了超过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水平的缩短每炉炼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新纪录,全厂职工于1952年12月2日写信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毛泽东同志当即于12月14日回信:“我很高兴地读了你们十二月二日的来信。祝贺你们在平炉炼钢生产上的最新成就。你们以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创造了超过资本主义各国水平的炼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的新纪录。这不仅是你们的光荣,而且是我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1953年度炼好优质钢的新任务而奋斗!”一个时期抓住一项中心工作,而辅之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工作。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来的一项重要工作方法,也是促进工作、提高干部的一个有力的武器,也完全符合他所写的《矛盾论》的哲学思想。我们在领导东北工业的过程中,比较深刻地领会了它的重大作用。所以,当1952年下半年各大行政区撤销,我们两人调中央重工业部任职之后,立即组织力量对关内各企业的情况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查研究,分析情况,研究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确定了1953年要抓好计划管理、建立责任制和加强技术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等三项中心工作。并于1953年初以重工业部党组名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送了《关于目前工作检查及一九五三年中心工作的报告》和《关于一九五三年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亲自批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转这两个报告的要点,于3月31日发至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及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党组。他在批语中指出:“重工业部党组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些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的缺点在全国国营和地方国营工矿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有些单位可能还更为严重。重工业部经过具体的检查将这些毛病揭发、分析和批判以后,就使得他们有可能进一步动员全体干部、全体职工,来逐步地克服这些毛病。这种做法,就是一种最实际的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做法。”实践证明,这种工作方法对改进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和培养干部,效果确实比较显著。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一方面强调我们在进城后必须紧紧抓住生产建设事业的恢复这个中心,同时提醒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注意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转入工业部门之后,感到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教育经济工作干部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腐防变。1952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我们在斗争实践中对东北工业部系统少数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腐化现象和揭露出来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并于1952年2月4日,向东北局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报告说,现有的材料表明,企业中不但掌管大批资财的部门有贪污腐化的老虎,不直接掌管资财的部门和个人,只要有一定权限职责,管理不严,有漏洞的也会有。并且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的方针措施。毛泽东同志看到我们的报告后,认为报告所述对全国具有普遍意义,在2月10日就作了重要批示:“各同志:王鹤寿同志等的打虎经验极有用,请你们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这个重要批示对于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坚持廉政建设,坚持反腐败斗争,一直是重要的鼓舞。  归结起来,我们转入工业部门之后,入门过“三关”。以恢复生产,开始建设为中心是一关;钻研业务,培养干部是一关;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腐防变又是一关。这“三关”,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引下走过来的。  探索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道路  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取得了重大胜利。党中央及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我国进入了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建设时期。为了逐步实现总路线规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一五”计划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指导方针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在恢复时期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终究底子太薄,工业十分落后。1952年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43.1%,而重工业尤为落后,其产值在工业产值中只占35.5%。只有重工业发展了,才能保证国防的巩固,才能装备各行各业,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稳步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奠定可靠的基础。  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多次向钢铁战线全体职工发出号召、提出要求,希望钢铁工业发展得快一些。1955年他在全国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讲:我国地大物博,现在每年只有二百万吨钢,实在不象话。我们要全国努力,工商界也要努力,四、五十年总行吧,我们要争这口气,超过美国。李富春说,超过美国用不到一百年,我同意。1956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毛泽东同志又讲: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可能达到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毛泽东同志在思考如何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问题上,是很重视钢铁工业的建设的。这从投资结构中可以看出。“一五”计划国家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总投资占42.53%,为250.26亿元。在工业投资中,钢铁工业的投资为37.93亿元,占工业总投资的15.16%。钢铁工业的建设成为“一五”计划时期建设的重点之一。  当时我们两人由东北工业部调到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不久,遵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着重抓了三件事。一是充实和加强基本建设战线,组建了一支工种齐全的基本建设队伍。从勘探、设计、施工进行系统的组建。到1957年,各冶金建设公司下属的工程公司从1952年的8个扩充到83个,有了矿山、土建、机械、电气、金属结构、筑炉等专业队伍,基建队伍职工达15.9万人。二是整顿企业,有步骤地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把钢铁企业的生产与技术等各项管理逐步引上正轨。三是兴办钢铁科研和教育事业,建立了钢铁研究院、北京钢铁学院(在东北工业部时期创建了东北工学院和有高级专家的沈阳金属研究所)等一批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为发展我国钢铁工业培养技术人才。经过一系列的工作,钢铁工业迅速发展,职工积极性高涨。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在张明山、王崇伦、马万水等一些先进工人的带动下,一个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兴起来了,钢铁生产与建设形势发展很快很好。到1957年“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全国共生产出钢535万吨,生铁593.6万吨,成品钢材436.4万吨,铁矿石1937万吨。当年度鞍钢生产生铁338.1万吨,钢291.2万吨,钢材191.8万吨。鞍钢已建成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  毛泽东同志看到我国钢铁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取得的胜利,非常高兴。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说:“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们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吨到一千五百万吨钢……。中国人民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这充满激情的讲话,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同志对振兴中国钢铁工业的期望和信心。  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很大胜利,整个经济发展都是比较顺利的。毛泽东同志根据这种发展形势,开始考虑如何走中国自己的路子,能否使我国工业化建设搞得比苏联快一些。他的出发点是,苏联好的经验我们要学习,但苏联的弯路和教训我们能否避免。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执行,我国经济已有很大的发展,在这个时候借鉴苏联的经验,总结自己的实践,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就提到我们全党的面前。基于这个战略考虑,毛泽东同志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于1956年2月开始,连续一个多月听取了34 个部委的工作汇报。2月25日,我们代表重工业部向毛泽东同志汇报钢铁工业现状和发展规划,其汇报要点:一是钢铁工业可以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计划,当时钢铁工业生产水平与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提高。二是我们钢铁工业的水平还十分落后,我国1955年钢的实际生产量,仅相当于美国1886年水平,落后70 年;1956年钢的计划产量为447万吨,仅相当于苏联1928年的水平,如按人口平均,则落后情况表现得更为严重。在产品品种质量等方面,我国钢铁工业更是十分落后。三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有可能快一些,因为我们现在进行建设所采取的科学技术水平比之美国、苏联建设钢铁工业的初期所采取的科学技术水平(冶炼、轧钢等机械、仪器设备及冶炼技术等)要高一些,我们提出了今后几个五年计划有可能超过苏联的发展速度。  毛泽东同志仔细倾听我们的汇报。当我们汇报到取得的成绩时,他很高兴,不断地插话询问。听到我们讲钢铁工业还十分落后的情况后,对我们说,要迎头赶上去,坚持不懈地干,总是可以赶上去的。当我们汇报到钢铁工业发展速度可以比苏联快一点时,毛泽东同志说,应该是可以的。第一,是因为有苏联的成功经验,又可以少走苏联走过的弯路;第二,是因为我们有广阔的市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巨大积极性。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当面直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我们主管的部门的工作情况。他要求钢铁工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殷切期望,特别是他借鉴苏联经验,对走我国自己发展工业的道路的思考和探索,给了我们一个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经过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正式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同一时期,毛泽东同志还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把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加强,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它可以少搞。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思想,为了加强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部门的领导,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通过,重工业部于1956年5月12日分为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建筑材料工业部。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委托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分管冶金工业部。从此,我们既得到直接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陈云同志的指示关怀外,又有幸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得到周总理的更多关怀、指导、检查和督促。“一五”计划即将结束,“二五”计划即将开始之际,在实践中,我们逐步感到中国的情况在许多方面和苏联不同。我们冶金工业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从技术到管理许多方面照抄照搬,出现了不少不符合实际的作法。如何克服教条主义,探索我国工业发展的道路的问题,已经在我们头脑里有所酝酿。正当我们对这些问题开始有所认识,但还是比较模糊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发表了,使我们心中豁然开朗,感到有了明确的方向。我们很快组织冶金部党组全体成员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身来,集中半个多月坐下来“务虚”,认真地学习领会《论十大关系》。大家共同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不但总结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而且研究了苏联30多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指出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和方针。并且比较深刻地理解到《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正确处理工业以至整个经济、整个国家的最重要的基本关系,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联系到冶金工业的实际,第一个要正确处理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能完全照抄苏联钢铁企业由中央主管部门“一家独办”,越大越好。而要量力而行,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办钢铁企业的积极性,除了中央办一些大的钢铁厂外,还要用很大的力量帮助地方办些中小型的钢铁企业。大型钢铁厂的设备,当时中国不能制造,而中小型的设备中国能造,办起来能快。中国交通运输不发达,中小型钢铁厂就地生产,就地利用,可以减少运输压力。所以要结合中国国情,采取大、中、小结合的方针。于是,我们在1957年3月召开了全国冶金系统的厂矿长会议,专门阐述了我们学习《论十大关系》,发挥两个积极性,走中国自己发展钢铁工业道路的体会和设想。从此,在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直接启发教育下,中国钢铁工业开始有了自己的谋略,形成了中国式的战略布局。  1957年8月4日,冶金工业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总结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安排(草案)》中,提出了钢铁工业建设“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部署。所谓“三大”即当时已经开始建设的鞍钢、武钢、包钢三大基地。“五中”即指选择了五个有发展前途的、可以建成年产30万到100万吨钢的中型厂,即:山西太原、四川重庆、北京石景山、安徽马鞍山、湖南湘潭。前四个是扩建,后一个是新建。“十八小”即指通过调查,规划在十八个省、自治区建设十八个年产10万到30万吨钢的小型钢铁厂。当时我们设想所谓“三大、五中、十八小”的钢铁企业扩建与新建完成后,将来都会有大的发展。“三大、五中、十八小”的布置,是我们学习《论十大关系》的结果,是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贯彻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具体行动。新的方案上报到党中央和国务院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极为重视。陈云同志幽默地说:“三皇、五帝、十八罗汉好,符合中国国情。”毛泽东同志也高兴而幽默地说:“你们有了十八罗汉,好嘛!”  “三大、五中、十八小”方案执行的结果,现在,当时的中型钢铁厂现在已发展为大型钢铁厂,小的也都已成为地方骨干企业,而且在数量上还有很大的发展。从总体上看,除以后新建的攀枝花、宝钢等大型钢铁企业外,现今的钢铁工业还是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扩大和发展起来的。“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方案和布置,是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产物,是他的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指导思想的具体的体现。这一方案执行的结果,不仅在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上,而且在布局的合理展开上,都起了历史性的奠基作用。  1958年1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同志通知我们两人还有高扬,文、徐驰去他的住所。我们扼要地汇报了当时钢铁工业生产建设的情况后,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来是统一的时候比较多,因此地方不大发展。西欧就不同,卢森堡只有一个地委专区那么大,法国和一个省(山东就是一个法国)差不多大。我们要注意发展地方。为什么我们不能一个省有一个钢铁厂、两个钢铁厂。各个部应该有百分之六十的力量去帮助各省搞钢铁厂。你们要把你们的眼光,注意到六亿人民。  这次谈话后,我们立即组织冶金部党组成员反复研究,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1958年3月根据党组的研究,由王鹤寿执笔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了两个报告,一个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一个是《争取有色金属产量飞跃,占领有色金属全部领域》。第一个报告在论述了如何使干部又红又专和如何正确地对待苏联经验,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后,提出钢铁工业发展速度可以更快一些;第二个报告实际上是一个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规划。针对有色金属行业不能满足军工、机械部门和冶炼高级合金钢的需要以及有些人对有色金属工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这两种情况,论述了有色金属工业的重要性,提出了“现在的冶金工业是有色金属时代”的论断。这就是说一般普通钢材已不能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要求,而耐高温高压高速的钢材以及各种特殊性能的钢材必须是具备各种不同性能的合金钢,而合金钢有赖于有色金属中的各种稀有金属。同时尖端工业需要稀有金属合金日益增多。报告提出:“要用最大的力量攻占全部有色金属64个堡垒(元素)。”  毛泽东同志对这两篇报告极为重视和赞成。同年3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说:“冶金部党组开会搞‘务虚’,这种办法可以搞一搞。抽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人,讲心里话,先虚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并且事先准备一篇报告、文章,谈得要有说服力。总之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首先是唯物论。对本质的问题要看得见,抓得起。”在这次会上谈到理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什么叫理论,理论就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冶金部总结了实践经验,对于如何正确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对于学习外国经验怎样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克服照抄照搬的倾向,通过‘务虚’达到了理性的认识,这就是理论。”4月5日中共中央对我们的两个报告作了重要的批示。  1958年1月“南宁会议”和3月“成都会议”批判了“反冒进”。这时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一次又一次地提高了生产指标。1958年钢产量国家原计划是620万吨。后来提出第二本账定为700万吨,接着又加码到800万吨,争取850万吨。1958年6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找王鹤寿谈话,问:“今年钢产量能达到多少?”王鹤寿根据部党组在成都会议后测算的数字回答说:“可以超过原定的620万吨,争取达到800万吨。”毛泽东同志又问:“能不能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王鹤寿回答说,这有困难,回去我们再研究。  1958年8月16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书记挂帅、全民全党大搞钢铁”的号召。8月17日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工业生产建设必须首先保证钢铁和机械生产,特别是钢铁生产。并确定了1958年的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比1957 年翻一番。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正式提出了工业“以钢为纲”的口号。从1958年到1960年,连续三年搞了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虽然指标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我们在测算时也表示过困难,但我们在主观上是想依靠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号召与支持,使钢铁工业发展得快一些。因此,对“大跃进”的思想,当时是完全接受和宣传的。为了达到钢铁生产翻一番,就在钢铁生产上大搞“小土群”、“小洋群”,钢铁工业孤军突出,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而且对钢铁工业本身,也带来了质量下降、设备失修、矿山失调、浪费巨大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这些重大失误和巨大损失,我们作为冶金工业部的主要领导人,负有重大责任。每一念及,深感内疚。  毛泽东同志毕竟是伟大的领袖,是尊重实践的。毛泽东同志襟怀坦白,不掩盖高指标的失误。他在庐山会议前期,曾说过,钢铁产量翻番是他提出来的,错误应当由他负责。1961年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作了自我批评。直到1970年,针对不少钢铁企业又要掀起钢铁翻番的情况,他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说:“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起来了,又要发生这个事,一点是材料不够,一点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对当时头脑又一次发胀的人,是一副有效的清醒剂。这里必须特别强调提出的是,当着“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充分暴露出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同意周总理、陈云同志倡议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同时,毛泽东同志1960年6月14日在上海会议上明确提出:“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这个指示,对后来我们狠抓质量、品种,猛攻尖端特别是为国防尖端武器,为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及时提供重要的关键性的材料,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毛泽东同志总是时刻地关注钢铁工业的发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在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狠抓经济工作,钢铁工业从破坏中开始恢复,1973年钢产量达到2500万吨。毛泽东同志知道后很高兴。他兴奋地说:“从1960年到1970年,钢铁工业总是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之久上不去,现在上来了,已达到二千五百万吨了。”直到他临终前一年的1975年,他还说:“要多搞点钢,多搞点油,加强战备。”可见毛泽东同志在晚年,仍念念不忘把中国的钢铁工业搞上去。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从工业布局上还着重论述了沿海和内地的发展战略,基于这种战略考虑,毛泽东同志对钢铁工业的三线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战略决策。1956~1957年间,我们和冶金部党组成员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结合冶金工业实际提出的“三大、五中、十八小”的规划方案中,就有准备在西南和西北再建设“两大”的计划。其中包括在西南建设攀枝花钢铁厂。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王鹤寿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提到准备建设攀枝花钢铁厂时,毛泽东同志询问了西南地区矿产资源情况,积极表示赞成建设攀枝花钢铁厂。大家顿时感到平时党组议论来议论去的一个大问题落实了,当即把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事列入了具体议程,并抓了两件事:一是正式成立了攀枝花钢铁公司筹备处(当时叫西昌钢铁公司筹备处),二是组织开展攀枝花磁铁矿(含有色金属钒、钦)的选矿和冶炼科学研究工作。随后就在西昌地区建了一个小钢铁厂,作为冶炼钒钛磁铁矿的试验厂。后来,由于“大跃进”错误的影响,到工业调整时下了马。  1964年5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国际形势严峻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重新提出加快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问题。他说:“不建攀枝花,打起仗来怎么办,我睡不好觉。”“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同年9月,他还带有批评性地说:“把川黔、滇黔停下来,是没有道理的。把这两条路停下来,又不打别的主意,不搞攀枝花,这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早知道攀枝花有矿嘛,为什么不搞?你们不去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如果说没有投资,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毛泽东同志督促大家尽快地把三线??战略后方的工业、交通、国防基地建设起来,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的。  毛泽东同志把攀枝花钢铁厂作为三线建设的代表提出来了,还专门委托周总理主管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接着,周总理又亲自主持,与冶金部共同研究决定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规模、设计原则、设备制造,以及建设管理体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1964 年春,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又亲临攀枝花,对照设计图纸,拍板批准了设计方案。随后,国家计委、地质部、铁道部、机械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等各部委相继迅速行动起来。就这样,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决策下,在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李富春同志的直接主持制定下,我们拉开了大规模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序幕。  冶金部从鞍钢、本溪钢铁公司抽调大批建设队伍、冶炼系统的技术职工与四川省委合力创建攀钢。广大钢铁建设大军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远离城市和没有铁路、没有平地的狭窄山坡上建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毛泽东同志还及时提出“攀枝花矿高钒高钛,如果钛铁分离不开,铁炼不出来,你们后悔不后悔”,促使我们组织人马夜以继日地攻克技术难关,终于创造了高炉冶炼高钒钛磁铁矿新工艺。1970年7月10日,攀钢流出了铁水,1971年又流出了钢水。  当三线建设轰轰烈烈展开后,毛泽东同志比较放心了。1965 年1月,吕东同志曾向中央写过专题报告,反映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进展顺利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看了很高兴,在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1965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听取长远规划汇报时说:“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所谓钢铁基地,只有一个攀枝花是不够的,那里只能生产大型钢材,而军事工业用的钢材不能完全解决。”所以,在建设攀钢的同时,我们又在西南、西北布置了一批钢铁企业。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们探索中国钢铁工业发展道路时,不仅关注着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工业布局和品种质量等战略问题。还十分注意探索中国特色的工业企业管理,一直在考虑如何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和平建设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怎样使它和工业企业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企业管理的新路子。1960 年3月22日,他在中共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热情地肯定和倡导了《鞍钢宪法》。《鞍钢宪法》是针对《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的一套权威性的管理办法)而言,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并不是象国家宪法那样的安邦治国的总章程。《鞍钢宪法》的提出,带有那个时候的时代特点,是有局限性的,有些提法,也确实不是很确切的。但它的基本精神: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我们现在探索中国式企业管理,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63年12月16日,冶金部总结了近几年来冶金工业战线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向党中央写了《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议在企业里学习解放军的报告》。毛泽东同志看到报告后很快作了重要指示:“我已收到冶金部学习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  接着,毛泽东同志又于1964年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我们冶金系统把学解放军和学大庆结合起来。整个钢铁战线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出现了马鞍山钢铁公司、鞍钢无缝钢管厂、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铁厂等十个大庆式企业和第一冶金建设公司输电队、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钢厂白云石车间党支部等一大批先进集体。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探索中国自己发展钢铁工业道路的过程中,虽然出现过如“大跃进”那样重大的挫折和失误,但总结了经验教训,纠正了失误,钢铁工业又在康庄大道上继续发展了。探索,失误,纠正,再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同志当年领导我们探索前进,也为当今的改革开放,搞有中国特色的钢铁工业现代化建设,指明了航向。当年钢铁工业的水平,当然不能和当今相提并论。但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探索的结果毕竟如列宁所说:“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  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言传身教  我们两人从转入工业战线起,直到“文革”爆发后离开,在将近20年的冶金工业领导岗位上,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对建设和发展中国钢铁工业的一系列指示;亲身经历了在他亲自决策指挥下我国钢铁工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进程;还从毛泽东同志指导冶金工业的光辉实践和思想中,学到了使我们受益无穷的宝贵精神,真是言传身教、终生难忘。当然,这也包括着周总理、陈云同志对我们更经常、更直接的思想指导与实际工作中的指示帮助。  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实事求是。他自己就在实际行动中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日理万机,殚精竭虑,夙兴夜寐,考虑着国内外的大事,还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地亲自视察了钢铁战线上的许多工厂、矿山。据我们所知,他去过的就有重庆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钢厂、大冶铁厂、上钢一厂、马鞍山钢铁公司、合肥钢厂、河北邯郸钢铁厂等钢铁企业。他每次深入钢铁企业总是上矿山、登炉台,亲自观察,仔细询问。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同志到大冶钢厂视察了炼铁、炼钢、轧钢、锻钢、热处理等车间。他看到钢铁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忘我劳动,异常高兴,满怀期望地说:“一定要在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上把工厂办大办好。”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同志到重钢视察。他详细询问了中板轧机的年代、规格等情况,并一连三次靠近炼钢平炉炉门,仔细观看这台命名为“青年炉”的冶炼状况,高度赞扬了“青年炉”年青炼钢工人的劳动热情。毛泽东同志直接向工人、车间主任、总工程师了解情况,当他得知重钢虽是个老厂,但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焕发了青春,平炉炼钢实现了双槽出钢,70吨的炉子可以炼120吨钢时,他微笑着连声说:“好!好!好!”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同志乘船到武钢视察。武钢当时的办公地点,都是一排排简易低矮的平房,毛泽东同志在平房里坐下来,满怀兴致地看着墙上挂着的厂区总平面图,听取了武钢领导人的汇报。他赶到现场,要和工人们一道庆祝一号高炉提前建成出铁。在高炉下面,他关心地问:“什么时候可以出铁呀?”“是不是有把握?”当听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但也可能有预计不到的万一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天看不到,我明天来,明天看不到,我以后还来。总而言之。我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当然,他是看到了一号高炉首次出铁的全过程才离开的。当他了解到炼焦能够回收大批化学产品的情况后,一再对武钢的领导说:“你们也可以回收,应该多搞些。你们这样的企业,应该办点化学工业,办点机械工业,办点建筑材料工业,各种工业都办点,办成综合性联合企业。”32年后的今天,武汉钢铁公司、首都钢铁公司等大型企业都已办成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集团公司了。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同志又亲临马鞍山视察钢铁企业。下火车后,毛泽东同志到了炼铁厂。他不断地问:“烧结矿是什么原料烧成的,比普通矿石有什么好处?”“你们有哪几座矿山?”当马鞍山钢铁厂领导汇报到建中型高炉,“在过去要建设投产,一般地得用三年时间。由于广大工人、干部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成投产了。”毛泽东同志极为高兴。那时,九号高炉刚出完一炉铁,毛泽东同志接过现场工人送去的蓝色看火镜,从九号风口聚精会神地观看高炉内矿石、焦炭的熔炼情况,并问:“这座高炉是什么时候投产的。”“这个炉子一天能生产多少铁?”铁厂领导同志回答:“将来一天能出三百多吨。”毛泽东同志还掰着自己的手指算着说:“一天三百多吨,十天三千多吨,一个月一万、一年就有十二万吨了。”他又问:“这样的炉子有几个?”当听说全部建成后有五座时,毛泽东同志非常高兴地说:“那么一年就可以生产六十万吨了。”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详细了解了马鞍山铁矿资源、运输条件和炼铁厂情况后,才作了重要指示:“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马钢五座高炉全部建成后,毛泽东同志于1959 年10月29日又一次亲临马钢视察。  毛泽东同志视察上钢一厂是在1958年中秋之夜。白天他已经在别的企业视察一整天了,工作人员劝他晚上休息,但他却在中秋节的半夜1时30分来到上钢一厂,来到中秋夜班劳动的工人群众中,这对该厂干部群众当然是极大的鼓舞,面对当时已经年逾花甲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是不顾疲劳、连续作战了。  毛泽东同志搞调查研究,特别注意掌握第一手材料。1960年9月30日凌晨3时,毛泽东同志提笔给王鹤寿写了一封亲笔信,信曰:“请查云南、贵州、广西1960年能产多少吨铁、多少吨钢。这是第一件。这三省煤炭(有无焦煤)、铁矿的地下蕴藏量,三省各有多少。这是第二件。以上二件,请你查明告我,于今日(9月30日下午)写明送我为盼!”收信后,我们即按信上的指示进行查核汇报。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研究规划我国西南边疆钢铁工业的发展,随时都在思考着情况。  五十年代,我国炼钢方面到底是发展平炉好还是发展转炉好?还是争端初起,未见端倪。在1956年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时,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宴请一部分先进生产者代表。他和一级冶金工程师、恢复鞍钢的功臣、老专家王之玺在一桌吃饭,王坐在他的身旁。他向王仔细询问了转炉炼钢的工艺过程,转炉和平炉比,有什么优点和缺点,王之玺作了详细介绍。他认真地听取情况,但并不下指示作判决,他那虚心求教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使老专家激动不已。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人,但难免也有失误的地方,重要的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发现了错误,就公开揭露和纠正,并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大办钢铁高指标的失误,一直到1964年李富春和李先念同志向他汇报工业建设方针时,他还严肃地说,高指标浮夸风的教训要永远记住,高指标不能再搞了。  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群众路线。他自己就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典范。他十分关心钢铁工人的生活,注意职工的劳动保护和生产安全,更是非常尊重群众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1948年2月19日,鞍钢解放后,炼铁厂配管工人孟泰以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姿态,带领10多名工人,在几个月之内收集上千种材料、上万个零件,建立了后来被誉之为“孟泰仓库”的小库房,为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几座高炉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1950年9月25日,孟泰作为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见。1959年10月,钢铁战线的老英雄孟泰又参加了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并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孟泰再一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孟泰说:“一个劳动模范首先要起三大作用,就是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通过你们的作用把大家都带动起来。”孟泰说:“我一定要把主席的话贯彻下去。”  五十年代初,鞍钢机械总厂青年工人王崇伦创造了“万能工具胎”等胎具,解决了矿山凿岩机零部件和抗美援朝军工产品零部件加工不过来的重大生产关键问题,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1954年9月,他作为辽宁省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人代会,又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在讨论宪法草案时作了大会发言。毛泽东同志对王崇伦的发言听得很认真,带头给他鼓掌。发完言后,毛泽东同志特别亲切、热情地把他叫到自己的跟前,握着他的手和他交谈,问他:“你的‘万能工具胎,是什么样?你们鞍钢的生产很好吗?”王崇伦用手比划着告诉毛泽东同志,并说:“鞍钢工人当家作主了,生产热情特别高,钢铁产量早就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现在,我们正在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毛泽东同志说:“好啊,你们干的不错,你为国家做出了很好的贡献。”“你回去,要带动大家学技术、搞革新,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多做贡献。”  1951年8月31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党委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反映工资不合理的状况并提出解决的建议。当时工资标准混乱,重工业工人工资偏低,该厂相当一部分工人生活困难,工人反映相当强烈,希望能够较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办信的同志压了几天,毛泽东同志知道后,发了脾气,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批评得非常严厉。毛泽东同志看了来信,即于9月12日写回信:“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常委会同志们:八月三十一日的来信看到了,谢谢你们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们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顺祝努力!”事隔不到一个月,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解决。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同志在重钢视察时,看到成品车间里有一处蔑棚,就关切地问重钢的领导人:“修这个竹房子做什么?”重钢负责同志回答说:“是堆放钢板的。”又看到轧出的钢板是靠工人抬运入库的,微微皱起了眉头,即刻向在场的重钢领导提出:“是不是可以搞些机械化运输?”重钢领导同志当即回答:“我们一定抓紧这方面的工作。”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到大冶铁矿视察。因为他是当天早上视察武汉重型机床厂后,就坐汽车来铁山矿场,所以,矿长请他休息一下。他刚向工地办公室迈出了几步,看到一个山洞,就问铁矿党委负责人:“这是什么?”“是避炮洞,爆破时避炮用的”。矿党委负责人回答。毛泽东同志立刻走进这个小洞,一边观看洞顶,一边关切地问:“这个洞顶很薄,能顶住石头吗?”深切地关心矿工们的安全。  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独立自主。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坚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同样身体力行,坚持独立自主。这在《论十大关系》形成前后,领导我们探索中国自己发展经济道路的过程中,使我们体会最深。到1958 年,中苏关系开始紧张起来,毛泽东同志更加注意在广大干部中培养这种精神。1958年6月,李富春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毛泽东同志阅后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我们正是遵循这条路线,在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专家和工人群众,克服了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自力更生建立了马鞍山火车车轮轮箍厂,解决了当时铁路运输面临瘫痪的危险。以后又自行设计、自造设备、自行建设了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攀钢。并且在这个期间自力更生,技术攻关,钻研尖端,为“两弹一机”,为卫星上天,提供了关键性的冶金方面的新型材料。毛泽东同志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当然不是不要对外交流。建国初期,他就强调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到了70年代,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被逐步打破,中国和法、英、美、日等国相继建交。1972年,毛泽东同志就亲自批准从德、日两国引进了投资总额达40亿元人民币的武钢一米七轧机系统,这是当时最大的建设工程。  
我们从毛泽东同志领导冶金工业的实际活动中,从自己的实践中深刻地感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阐明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完全正确的。这个体会是我们从毛泽东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获得的。我们相信,这比单从书本、文件上学习到的要深刻得多。                                                                      
(本文摘自《缅怀毛泽东》,作者王鹤寿,吕东) 

从上文可以看出,翻一番的说法确实是毛泽东自己说出来的。事实上,如果他确定五年或十年翻一番,或许就不会那么严重了。这个问题还是下到基层时就简单理解了。

实际上,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理性思维。工业布局也是理性思维。但是,发展确实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惯性动力。

这个理想到2008年基本实现了。但是,因为金融危机,为了保就业,刺激生产,投入4万亿。结果,中国的各项指标都出现了过剩。但是,环境却遭到了巨大破坏。

幸好,有习主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各级政府的宏观政策上都强调绿色发展。现在,连股票都是环保行业股票独树一帜。其他都降,只有环保股反升。

因此,可以说,中国产能过剩,就是实现了伟大理想的一部分。但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过犹不及,生产能力太大了,没有需求,那也是一种浪费。而这种浪费就是我们发改委的责任。就是在规划的时候,没有控制好这个度。事实上,钢铁企业是应该保住大企业,放弃小企业,要生产高质量的钢铁。再说了,如果我们钢铁生产多了,我们盖出铁桶一样的房子,放弃豆腐渣工程,那也是一个巨大进步。事实上,我们的污染是因为工程质量不过关造成的。是监督部门没有监督造成的。是一些人为了钱糊弄国家,糊弄百姓造成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把那些坏人清除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负面效应。历史的发展,往往都是在曲折中前进。毛泽东早就说过。他就是这样走的,我们全中国人民大部分也是这样走的。想走的快,走捷径,当然就是要还的。不过总的来说,当领导的都是急性子。如果不是急性子,似乎当不了领导。因为领导总是要驱使人们去工作。事实是,如果给人们充分的自由和物质刺激,中国人确实比较能干。现在还是应该扎扎实实地继续好好干。

要看你怎么做,做什么。把树砍了,搞基建,搞水泥,空气和水受不了了,那么,人们也受不了。因此,要么转移,要么闲置。正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基础社会和基础工业都比较欠缺。中国完全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因此,这是水到渠成,互利互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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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2000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快速发展。当时我感觉似乎出现了大跃进。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但实际上,那时因为国际需求增加了,中国在全球化的链条上被推着前进。而1956年至1960年中国是因为希望能赶上英美,跟自己较劲。1960年到1963年又赶上自然灾害。因此,出现很大困难。相比之下,2020年当我们再遇到自然灾害,新冠肺炎的时候,中国的实力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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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另一篇关于大跃进的文章。

关于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演变阶段的历史考察
齐卫平/王军


  原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

  「内容提要」“超英赶美”是毛泽东在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发展变化的特征,可把其划分为提出、号召、降温压缩、二次膨胀和终止等五个阶段。

  「关键词」大跃进/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

  “超英赶美”是毛泽东在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深入研究这一思想,对推进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对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虽有过一些探讨,但线条比较粗,而且大多数的文章仅注重于这一思想提出的原因和评价方面,关于它的变动过程则缺乏阶段性的考察。事实上,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思想从1955年3月明确提出,至1960年底改变和放弃,五年中变化很多,起伏也很大,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根据我们对相关资料的分析和研究,拟对这一思想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进行考察。

  提出阶段:1955年3月——1957年10月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极其艰难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人民甩脱百年屈辱而站立起来的。由于积贫积弱遗留下的破烂摊子,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封锁与遏制政策、逃离大陆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又不断制造不稳定因素,新中国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因此,当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尽管已为新中国的建设作了充分的准备和详细的策划,但对新中国的发展宏图还缺乏一个详尽的规划。1953年党开始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初步得到展开。毛泽东“超英赶美”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

  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赶超”思想,他说:“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1](p392)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具体点出赶超的对象,但“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显然是指美国。10月29日,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就讲得具体了:“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1](p500)这两个资料表明,毛泽东“赶超”的思想早在1955年已经初步形成。

  1956年至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吐露过自己的心愿。讲得最为坦诚、最为急切的是在1956年8月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在谈到赶超美国问题时,他讲了长长一段话:“人家(指美国——引者)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毛泽东还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赶超美国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他说:我们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族人民,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2](p89)。同年12月8日,毛泽东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指出:要赶上美国一亿吨钢,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2](p182)1957年5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来访的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萧恢塔时,向外国朋友表示: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3](p399)7月,党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再次强调:“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3](p400)

  根据以上引述的一些资料来看,毛泽东的“赶超”思想在提出阶段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促使毛泽东产生和形成赶超思想的最根本因素,是深感贫穷和落后的现状有损于新中国的形象。第二,提出赶超思想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念基础之上的,尽管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但他确信,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社会主义将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第三,将赶超的目标定位在美国,不仅是因为当时的美国被认为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它也是中国的直接对头,是遏制和封锁新中国的罪魁祸首,党和人民对它憋着一肚子的气,就像毛泽东说的,“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1](p500)。从解放战争打败美国扶植下的国民党军队,到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战争击败美军,中国人民已经与美国间接、直接交战多年,最后的结果使中国人民对战胜美国充满自信。历史也使毛泽东相信,中国完全可以在经济上赶超美国。第四,毛泽东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从一开始就瞄准在钢铁的产量上,这是因为就当时的认识水平来说,钢铁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最主要的指项标准。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的“全民炼钢”显然与这个认识有关。第五,毛泽东将赶超美国的时间设想得比较宽裕。大多数讲话讲约五六十年的时间,最长的估计是75年,主要是以美国钢铁从400万吨到1亿吨的发展历史为依据。这虽然简单了一些,但就赶超时间来看,还是有足够余地的。此前在制定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头脑里,已经明确形成一个时间概念,即用10至15年的时间完成一化三改造任务,届时中国的工业化将奠定良好的基础。按照原定的设想,用五六十年的时间赶超美国,现在看来仍不失其合理性。

  号召阶段:1957年11月——1958年10月

  “超英赶美”思想正式作为号召提出是在1957年底。起因缘于毛泽东于该年11月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会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从一些资料来看,毛泽东对此的反映极为兴奋。(注:关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提出赶超美国的反映及其在莫斯科会议上的情况,可参阅吴冷西著《十年论战——1956年至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01页和119页。)虽然他本人两年前就有了这样的志向,但在莫斯科听到这样的声音使他备受鼓舞。首先,赫氏提出的这一口号使毛泽东感到赶超美国并不是幻想,也不会很遥远,用不了花半个世纪以至更长的时间,就是眼前的事情。其次,在当时两大阵营激烈对峙的情况下,由苏联提出赶超美国更具有导向意义,这样可以形成一种氛围。毛泽东受这种氛围的激励十分明显,他在莫斯科期间接见中国留学生时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著名论断就是证明。因此,毛泽东马上呼应赫鲁晓夫,于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2](p325)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赶超时间表非常仓促,事先没有经过充分的酝酿,也未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完全是在苏联人激励下的即兴发言。

  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间,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4]于是,中国人民伴随着“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走进了令人振奋的1958年。这一年的第一天,《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就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要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5](p6)元月中旬,党中央在南宁召开九省一市的第一书记会议,周恩来等人坚持反冒进的正确举措受到批评,毛泽东的头脑开始发热升温,对经济建设盲目乐观而陷入再一次的急躁冒进。具体表现在讨论二五计划和1958年计划草案过程中,各部门的产量指标不断加码攀高。在这样的气氛下,赶超英美的时间进度表也在不断地修改。

  起先,毛泽东还是基本上坚持“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并且强调:“十五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3](p418)但不久他自己首先就变了。促使毛泽东改变15年赶超时间的事情是他看了两份材料:1958年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呈送了《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和《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的更快一些》两个报告。特别是后一个报告,明确提出了可以缩短赶超时间的建议。报告分析说,英国现在的钢产量为2200万吨,即使它今后每年增长4%,1967年也只能达到3300万吨;美国现在的钢产量为1.02亿吨,这一生产水平估计今后许多年不会有多大改变。我国实行大中小钢铁厂同时建设,建设时又实行投资包干,建设速度可以快一倍,投资也可以省一半。只要有具体措施,1962年的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如果我们1962年能够生产1700-2000万吨钢,则我国钢铁工业的大小基地就初步在全国铺开了。在全国有了几十个大小基地后;1967年产钢3500-4000万吨,就是比较有把握的了,因为每个五年都会有新厂建设,而原有的几十个基地的生产力也会发展。因此报告认为,只要十年超过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这份报告列举得很细致,从毛泽东此后的讲话来看确实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

  4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就将“十五年超过英国”改为“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再过二十年赶上美国”[3](p417)。4月15日,毛泽东写《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批语,他的手稿原话为:“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当时,毛泽东自己也觉得对此要作些说明,他在将此批语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胡乔木、吴冷西审阅时,写了这样的话:“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一些中央领导看到此文后,思想上没有准备,对毛泽东突然改变赶超时间感到有些意外。胡乔木在综合其他同志意见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在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这里,“似觉复杂”的意思是含糊的,但主张谨慎一些的意思则很清楚。所以后来《红旗》杂志发表毛泽东这个批语时,就修改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6](p177、181)没有明确写明时间。但在毛泽东那里,提前赶超英美的想法已经是很明确的了。在“大跃进”的激励下,毛泽东显然认为用十五年的时间“赶超”太保守了。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富春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在批语中改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7](p721)7年再加8年还是15年,但赶超对象已经包括英国和美国,这是赶超加速的一个重要变化,原先15年赶超英国一下子缩短为7年。按照这个批语,赶超美国打得宽一点也只有17年。

  尔后,“赶超”继续升温。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将赶超时间提前,他说: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7](p727)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呈送的《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7](p724)从15年到7年,再到三两年,如此大幅度的变化,可见赶超时间也在搞“大跃进”。

  显然,号召阶段是一个高潮迭起的阶段,“超英赶美”被炒得炙手可热。具体表现在:第一,党中央的会议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不断提出“超英赶美”的问题,至少在党的高层干部中,对“超英赶美”几乎已经耳熟能详,并且胸有成竹,信心百倍。第二,一些主要的新闻媒体对“超英赶美”都有大量的宣传,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部门表态性的文章,还有一些有关赶超的资料发表,在人民群众中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三,赶超时间一再提前,从原来的十五年超过英国缩短到两年。第四,赶超目标从原来的英国扩大到美国。第五,赶超思想已被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全国出现了片面追求钢产量的热潮,使国内经济建设的平衡遭到破坏。

  降温、压缩阶段:1958年11月——1959年7月

  从全国来看,形成“大跃进”运动热潮是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后。而问题的产生和发现就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等兴奋之中时,浮夸虚假、经济失衡等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许多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意识到经济建设的过热现象必须刹车。1958年11月,党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首先表明了这个动向。与此相联系,“赶超英美”的思想也随着这个降温的过程而冷了下来。

  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体现了由热到冷的急转弯。他说:10月钢产量720万吨,还差400万吨,真是逼死人了,脑筋里头就是钢了,农业没人抓了,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另一回事。在谈到“十年规划”的钢铁指标时,毛泽东主张把时间延长一点,认为不要急着去赶超美国,强调现在只赶英国就可以了,还风趣地对李富春、王任重说:我就比你差四年,我就比较右倾一点。[7](p835-836)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根本改变“赶超”的思想,但提法上已经退了许多。在随后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客观说不能速,就是不能速。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把指标降低,我在这里反冒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7](p840-843)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降温努力下,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急剧膨胀起来的“左”倾错误初步得到纠正和遏制,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从原定的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1650万吨,最后降到1300万吨,压缩比例达56%以上。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夕毛泽东甚至对完成1300万吨的指标都信心不足,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8](p77)这个调子与一年前“大跃进”时期的讲话相比,已经全然没有那种“只争朝夕”的口气了。正是在降温、压缩的空气下,“超英赶美”的思想也悄然消退。翻阅1959年上半年的报刊,已找不到“超英赶美”的公开号召。

  很明显,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进程,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头脑暂时冷静的结果。就认识而言,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摔了斤斗、发现问题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是有切肤之痛的。降温和压缩就是要调整急躁的心态,放慢过猛的速度,因此,赶超英美也受到影响。以上资料可以证明毛泽东在思想上对短时间赶超英美有所动摇,但这样的动摇十分有限,具体说就是将赶超英国的时间延长,重新返回到原先15年的提法,将赶超美国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但降温管降温,“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2](p445),毛泽东对超过英国仍然抱有信心,因为英国的钢产量与中国实际相差不多,只要稍微努一把力就可以赶上,至于美国的钢产量则要比中国高出八、九倍,近期赶上它有点悬。所以,在降温、压缩阶段,毛泽东不再强调要赶超美国,只提赶超英国。直到1959年6月29日、7月2日召开的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是重申:“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8](p77),“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多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8](p79)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估算钢产量的增长速度仍然高了一些,但比1958年的翻番劲头要理智得多。然而,暂时的冷静很快就被打破了。庐山会议后的第二次“大跃进”,使赶超思想再次被激发起来。

  二次膨胀阶段:1959年7月——1960年底

  1959年7月下旬,庐山会议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中央纠“左”的进程不幸中断。于是,降温的冷风骤然止住,赶超英美的口号再次震响耳侧,全国上下钢铁元帅重新升帐,华夏大地再次呈现出一派大炼钢铁的繁忙景象,赶超思想又重新膨胀起来。

  与1958年情况不同的是,赶超思想的二次膨胀是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鞭策、激励下发生的。1959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要求继续反对右倾思想,以跃进的速度,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运动。接着10月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口号,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说:“人类历史上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9](p178)会议决定继续大跃进,而且估计1960年将还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年更好。报刊舆论大造继续跃进的声势。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展望60年代》的社论,指出:“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2日《人民日报》再发表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号召将跃进精神贯彻始终。尤其是7月苏联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撕毁协议,撤回专家,更使毛泽东和全国人民憋了一口气,提出要大炼“争气钢”,继续大跃进,提前实现赶超英国的目标。

  1958年赶超时间“大跃进”的情况又重新出现了。195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上批示:“完全可能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58年算起实现‘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3](p488)9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十年一定能赶上英国》的文章。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提出5年赶上英国。[10](p738)这年的夏天,毛泽东在与李富春等人谈话时说:“我们有一点建设,但很有限,今年可能搞到两千万吨钢……明年达到两千七百万吨至两千八百万吨,可以超过英国,接近西德。要破除迷信,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革命斗争中破除迷信一样,敢说敢想。”[9](p180)十年、八年、五年、三两年,赶超时间的进度表一再被修改,复燃的急迫心情由此可见。

  正是在这种急于赶超思想的促使下,原被压缩下来的各种计划指标重新攀高上扬。1959年10月,中央决定将当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248亿元增加到311.6亿元,限额施工项目由原计划的788个增加到1000余个,要求提前两年实现原定的“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1960年初又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3月,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1960年计划的报告里,提出工业总产值在1959年增长39.3%的基础上增长29%,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增长16.7%的基础上增长12%,钢产量(不包括土钢)从1335万吨增加到1840万吨,增产38%.[11](p268)5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冶金部提出的1960年钢产量三本账的计划,三本账即:1840万吨、2040万吨、2200万吨。决定确保完成第二本账,争取实现第三本账,并以此为标准安排和检查工作。为了保证钢产量指标的完成,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争钢、保钢的全民大炼钢铁高潮。12月3日,党中央再发《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出: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的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分抓紧时机,克服困难,集中力量抓煤、钢、铁、运输,把钢的生产突击上去,确保今年工业的继续跃进。[7](p923)三本账的第一本就搞得这样捉襟见肘,实践又一次向“赶超”泼了冷水。

  终止阶段:1960年底——1961年1月

  两次“大跃进”的盲目举动终于让人们尝到苦果。1958年以来“左”倾思想指导的失误极大地破坏了经济建设的平衡发展,再加上中苏关系破裂、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各种压力和各方面的问题纷至沓来,应接不暇。1960年起,严重困难的局面迫使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新的调整。显然,与1958年郑州会议后的纠“左”相比,这次面对的情况更严峻、更复杂。

  面对现实,毛泽东不得不再次使自己冷静下来,并对自己这几年所走的弯路作一反省。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的讲话透现出他心情的沉重。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退不下来了。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份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又大搞,1960年又一年,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7](p923)这虽是粗线条的总结,但意思尽在其中了。毛泽东还说:“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8](p233-237)这里不仅没有再提实现赶超的问题,而且“图虚名而招实祸”的话就是针对赶超问题的,应当说分量很重。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对一些经济建设的指标进行了调整,该压缩的就压缩,该下马的就下马,1960年12月中旬还在紧张突击炼钢,下旬就打住了,关于“赶超英国”的口号也基本上偃旗息鼓。

  当然,毛泽东并没有对中国钢铁生产发展失去信心。1961年1月18日,他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指出:“英国去年产钢2400万吨,日本2200万吨,他们暂时还比我们多,我看再有7年,到1967年总会赶上甚至超过”。[3](p535)可见从心底来说,毛泽东还是存有这样的目标,但这里毛泽东不是作为号召来提出的,从此后的情况来看,赶超英国或美国的口号实际上都放弃了,毛泽东更强调中国经济建设要作长期奋斗的打算,不要急躁冒进。1961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毛泽东对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8](p301)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柯庆施提出了“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的问题[7](p1055),毛泽东在讲话中回答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8](p302)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一百多年的概念已不是时间表意义上的具体设定,而是要强调长期奋斗的意思,因此,这不能理解为将原来的十五年赶超英国,二十五年赶上美国,拉长到一百年。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后来议论过“赶超英美”问题,吴冷西回忆,在1964年因中苏关系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议论到赫鲁晓夫准备12年内在经济上赶上美国的事情,“大家都笑了,大家回忆起我们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大家认为“我们和赫鲁晓夫犯的毛病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是急于求成这一点是类似的”[12](p834-835)。这些资料都表明,“超英赶美”的思想在1960年底以后就终止了。

  从1955年提出“超英赶美”思想到1960年这一思想终止,前后5年正是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刚开始迈出第一步的几年。这几年初步摸索经历的曲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超英赶美”思想的形成、号召、降温、复燃和最后终止,与这个曲折的摸索经历紧密相联,或者我们可以说,“超英赶美”思想的波动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着这个摸索的坎坷。因此,对“超英赶美”思想阶段作具体的历史考察,对于深入总结经验是必需的。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思想,不属于本文所论述的范围,不拟在这里进行探讨。

  「作者简介」齐卫平(1953-),男,浙江人,华东师范大学法政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法政系,上海200062;

  王军(1969-),男,山东人,石油大学政法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化建设研究。石油大学政法系,山东东营257062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4]人民日报。1957-12-03.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10]廖盖隆。中国共产党发展事典[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11]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年—90年代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2]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年至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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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如何应对瑞典日趋严重的新冠疫情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

瑞典日前进入秋冬,今年气候变暖明显,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下雪。但是,雨水密集,温度在2到8度左右,这和春节和春季时期新冠肺炎疫情泛滥时的温度差不多。国内偶尔有报道说进口水产品上有病毒,说明病毒喜凉不喜热。可能搬用工人或者是收拾水产品的人感染了病毒,打个喷嚏一不小心就弄到了鱼上,或者病毒通过水挂到了鱼上,都是有可能的。

但总的传播途径就是人与人之间,如果感染的人打喷嚏,或者说话可以把病毒传播出来,如果你离的足够近,就会感染。平常年月,笔者感觉每次一坐上地铁,到市中心转一圈,周围都是人,回来以后肯定有小感冒症状,咳嗽,出虚汗,打喷嚏都是有可能的。但那时没有人想带口罩。笔者年轻时在东北总是冬天有鼻炎,作为医生的姐姐总是建议我带口罩。因为鼻子的抗冻能力是有限的。一旦温度低于其抵抗能力,就会有问题。

目前,瑞典新冠感染人数日渐蹿升,24日最新数据显示,瑞典此前一周新增确诊7890例,累计226512例,新增死亡85例,累计6525例。就是说从9月中旬第二波爆发以来死亡700多人。但感染人数却比上半年增加了一倍。感染人数多,年轻人也开始有感染。根据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人们分析认为可能是病毒有所变化,但是,在新增感染地区,都是平时没听说过的小城市,例如哥德堡附近的一个小城市,集中爆发,迅速传播。所以,对于新的地区病毒是否减弱还真不好说。

对于斯德哥尔摩这样感染人数最多的首都城市,瑞典公共卫生局负责人的安德斯.泰格内尔也不敢说斯德哥尔摩的免疫人数已经够了。他说不能这么说。他认为瑞典正处在第二波的高峰期。

笔者也是这么认为,如果把应对新冠病毒当作持久战来打的话,那么现在依然处于高峰期。春季因为没有经验,造成很多老人院老人因新冠死亡。对于这个问题,瑞典依然在调查研究,最新的报告显示,当时,对于一些老人,没有足够的医生给他们看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前的报告显示,老人院的医护人员防护不够,禁止家人访问的规定执行晚了。疫情3月初爆发,这个令到4月20日才真正执行,高峰期已过。为时已晚。还有就是因为担心医院挤兑,所以,有些老人就使用安慰剂或者说姑息疗法。总之,还是关爱不够,照顾不够。

瑞典卫生部门官员认为,现在医院的治疗和护理都有了一些经验,医院也收了不少人在普通病房。目前重症监护197例,斯德哥尔摩重症监护58例。要知道,这里总的重症监护病床就是100多张。这是他们的充分准备。而在三月份的时候,这个准备证明并不充分,有一段时间超过了负荷,人们不得不把病人空运到乌普萨拉或者是林雪平。但是,国际展览中心的临时医院虽然搭建了,后来没用,又拆了。

这种心理我分析就是一开始突然感觉无望了,实在不行就把国际展览中心拿出来用。但是,场地有了是一回事,医护人员够不够是另一回事。由于医护人员各自为战,不能把全国的都调到斯德哥尔摩,所以,即使有场地也没有足够的医护。

另外,如果严格控制病人人数,不到呼吸困难就不收,那么硬挺一挺也就过来了。只是后来一统计,遭殃的是老人院的老人。入夏以后,形势缓解,政府开始调查反思。

一开始,从国外回来的没有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是主要原因(这个官方没有说,是我们华人分析这样认为的,我认为有道理,就是先松后紧的后果)。这个传染源一回来就上班了。所以传播非常快。第二,如果防护非常严格,也会好一些。春季国王,首相也都出来动员。但是,因为没有关闭的举措,舆论上似乎与世界各地唱反调,因此,事实也教育了大家,结果,瑞典变成了世界第一。

因此,入秋以来,政治方面,瑞典首相三次公开电视视频讲话和举行新闻发布会,再三强调瑞典既然没有解禁一说,也没有放松一说,一切规章继续严格执行。而且出台了两项禁令,就是晚上10点以后不许卖酒,10点半基本上饭店夜总会都关门。第二,聚集人数从50人降到8人。事实上就是搞个视频活动的人数。总之,不能超过8人,同时,大家要带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同时执行一切必要的防护措施。

大家继续遵守勤洗手,用酒精或肥皂洗手。其实,一开始,人们很注意用酒精洗手,但是,一天下来,有的人发现体内酒精含量过高。因此,很多营业员开始带手套工作。这样可以少洗手。当然,如果你外出了,回到家一定要先洗手。多喝水。

瑞典依然没有强调必须戴口罩,但我的理解是对戴口罩还是一种默认。因为这个问题每次新闻发布会都被问到。昨天电视台特意找来专家教大家如何戴口罩。事实上,最好的口罩依然是N95或者KN95,因为它不粘鼻子,立体,可以有一点儿空间,鼻子会舒服一点。绿色或蓝色的一次性医用口罩也可以,是专业用的。平时也可以用。而且如果小心点用,普通人可以多用几次。另外普通防护性口罩也是可以的。但是,同样,看你的所处环境。作为医生接触的都是病人,因此,必须戴医用口罩。作为普通人,如果到人多的地方,也要戴这种口罩。如果平时出门买菜之类的戴白色的口罩也可以。但是,不主张戴有空气阀的口罩。因为有空气阀的口罩失去了防护作用。

瑞典卫生局也说过,一方面,在人多,公共场所,例如,公共交通上可以戴口罩。另一方面,他们又说你最好不要用公共交通。此时,你可以自己开车,或者步行,或者骑自行车。事实上,新冠以来,瑞典骑自行车,步行的人多起来了。瑞典人本来就这样。但是,开车的也多了。因此,当中国一到四月份关闭一切生产活动的时候,温室气体排放急剧下降。复工复产以后,又上升了。这个现象在欧洲基本没有发生,因为欧洲没有完全关闭,大部分生产照常进行。受影响最大的就是餐饮业,娱乐业,旅游业等方面需要人气聚集的行业。如果说这些行业下降,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但经历过春季的腥风血雨,现在与新冠的斗争应该说进入了相持阶段。第二波的高峰阶段。何时第三波到来,瑞典卫生局不愿给出答案。但是,从笔者的观察来看,每一次的假期都会迎来一波高潮。春季的春假之后。最近的高潮也是秋季的秋假之后。因为瑞典人总是有一点儿侥幸心理,就是一方面我要继续保持传统,例如,孩子过生日了,老人60岁,50岁大庆了,都还是想过。心想只要我保证人数不超过50,我安排座位宽松一点儿,就可以。据我的一位瑞典朋友讲,她就是在一次朋友60岁过生日时感染上的。一共12个人聚会,结果有3个人感染了新冠。他们是否会传染给其他人不得而知。这说明,人们是注意了,但是,注意的还是不彻底。因为他们确实希望生活能够尽量正常。

否则会有一系列的心理健康精神健康问题。最近记者采访29K基金会负责人费恩霍姆。他说,他的基金会正在给瑞典政府雇员进行心理健康培训,因为很多雇员都感觉到他们有压力过大,睡眠不正常的现象。尤其是受新冠影响,这个问题显得更加严重。因为人们憋久了,确实会出现脾气暴躁,导致家暴等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瑞典中小学都不关闭的原因。事实证明,泰格内尔的担心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此前报道称,今年瑞典的离婚率比去年高出600多例。

因此,瑞典鼓励人们在可能的范围内,继续加强锻炼,可能的情况下出去散步,跑步。因为瑞典的公园多,空地多,这样做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阴雨天多,所以,如果是下雨,最好还是在家里锻炼。这时候,要发扬中国人的传统,尽管家里空间小,但你可以假装游泳,可以原地单腿跳,或者是蹦迪,练瑜伽,听音乐等都是可以让你身心愉悦的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我认为下一次高峰有可能在圣诞节前后。因为那时天最黑,最冷,阴雨连绵,也可能加雪。有的人还跃跃欲试想买圣诞礼物。百般小心,但也还是可能有疏漏,毕竟这样想的人很多。因此,不排除那个时候有新高。然后,就是明年春假。过了那段时间,我想病毒可能就真的会弱化了。

瑞典政府宣布估计在明年一月份会给危险的老人群组打疫苗。但这个饼能不能真的实现,还不能保证。因为疫苗的问题从三月份就期盼四月份,此后就说半年,或一年了。现在都说进入三期试验,但各种消息不一。中国说已经有疫苗了,但是也有人说因为中国没有病人了,所以,试验不好进行了。欧美说有疫苗,但是,据说生产还需要中国配合,那么冷链运输问题等等都是还没有答案的问题。

因此,笔者的愚见是:

第一,继续严防死守,但是不必害怕。不要恐惧,新冠也是可以治疗的。尤其是有中医中药和中医思维,同时,如果真感染了,瑞典医院医生护士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了,目前看比上半年要好。消除恐惧。但要耐心等待。要继续忍。忍耐半年的时间。因为这是世纪大灾难,谁也没有办法。但是,真正的隔离是病毒的死敌。朝鲜的隔离做得最好。中国的隔离做的也非常好。事实证明都是有效的。瑞典人虽然一开始不愿意失去自由不愿意学习中国和朝鲜,但是,现在也意识到了隔离的作用。

第二,瑞典人的思维就是希望继续过好日子。不过用瑞典首相的话说,现在已经是新常态了,与以前有了很大变化,对于病毒的认识也逐渐开始重视并提高。但是,很多人是不害怕的,所以,也不带口罩。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个两个人得过了。感染人数的增加,说明病毒还在肆虐。因此,我们还是必须重视这个问题。注意不到人多的地方去聚集,但也不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吓得要死。有的华人朋友说天天到树林里去散步,这就是很好的行为。

第三,人生几十年,六十年或者一百年一次,赶上了,但是,它只持续一年半到两年时间,大不了三年。我想我们此前已经工作的很辛苦了,大家都觉得超负荷运转,很累了,这也是老天赐予忙碌的人们的一个礼物,让你好好歇一歇。养精蓄锐,忍受一时的孤独寂寞,到了一定时候,就好了。事实上,瑞典今年夏天就感觉很好。人们可以到外面晒太阳,有一段时间几乎清零。人们外出多了,反而清零,说明气候也有一定关系。

平时的年月,到11,12月份也是流感多发季节。在瑞典还有呕吐的问题,圣诞前后,这种呕吐也是传染的。当然,这些问题不会导致死亡。而新冠比流感的死亡率要高。因此我们要注意。但又没必要怕的要死。我想在三月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可能只要出门就有病毒,脚上踩一口痰可能也有病毒,仿佛病毒无处不在。但事实上,病毒只是在寻找对象,只有有合适的载体它才存活。比如从一个人的鼻孔传到另一个人的鼻孔,或者一个人的喉咙传到另一个人的喉咙,这样,病毒迅速通过细胞传到肺部,因为肺在上部离鼻子近,所以攻击了肺,其他部位也会严重受损。因为呼吸是人的根本需求嘛!

如果你不和有病的人或受感染的人接触,就不会有问题。因此,保持社交距离,就是至少一米五或两米的距离,然后,勤洗手,多喝水。从历史上就证明,手是最容易沾染细菌或病毒的,尤其是指甲,如果你不停地抓一个地方,就容易感染。因此,保持手的卫生,保持口腔和鼻子的卫生,眼睛的卫生,就会大大降低感染病毒的机率。

第四,即使是瑞典人,很多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能不聚会都不聚会,尽量有活动网上进行。我觉得这一次对于很多华人华侨商业上的损失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大家都是做餐饮业或旅游业的。一方面,如果能申请补助,申请补助,另一方面,不要在意这一时一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的饭店采取网上订购的方式,这就很好。如果想互相支持,只要大量网上订餐,就是帮忙。昨天也有记者问圣诞大餐的问题,回答是如果能保证距离和空间,还是可以的。这也是要饭店和个人自己决定。但是,没有禁止。 如果是和自己的家人聚,知道都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不提倡和陌生人或家庭以外的人聚,因为你不知道详细情况。

第五,有人在疫情期间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大量的学习,包括唱歌和弹古琴。有敬业的老师教,人们也必须认真学。这样也不会浪费时间。同时,网上作业也要继续。开网络会议,虽然没有见面那么实在,但在一定情况下,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第六,让我们好好准备,估计明年夏天应该可以翻身。网络上联络感情,明年夏天实地考察,付诸行动。有人觉得国内形势好,我们回国吧。其实,国内的形势也是跟国际紧密相连的。国内好不容易清零,突然又从各个角落出现输入病例。每一次出现一个两个病例,就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检查筛查。中国在这方面做的真好,效率高。但是,也是在很多人承受很大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你回去以后要进行两周的隔离,不在北京的,到达自己的家里以后还要求在家里自我隔离两周,有的地方隔离一周。因此,我觉得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有必须处理的事情必须回国才回去。否则,尽量在原地严阵以待。我觉得病毒不可怕,但是,要千万小心,不要接触可能的传染源。这样,我们人类肯定是能够战胜病毒的。尤其是我们华人华侨也是一定能够战胜病毒的。尤其是有祖籍国的榜样力量,有使馆的支持,有瑞典政府的深刻反思,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观点:全世界都在利用中国的36计来对付中国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 陈雪霏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从两千多年前一直到三国时代,一直都研究36计。那么,36计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36计无非就是以少胜多,用欺诈和信息不对称来取胜,因为双方实力不等,相差悬殊,所以弱的一方,总是要千方百计采取一些巧妙的技巧来取胜。这一点用在解放战争中,用在朝鲜战场上等等都是得到了很好的证实。

但是,现在,中国发展到今天,成了一个庞然大物。中国的目标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恢复鸦片战争以前的大国地位。希望自己的经济实力依然是世界第一。而且,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呢?因为以前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很大,西方国家基本上都在享受着自己的优越感,对中国并没有太在意。但是,近些年来,中国不断地学习,非常努力地工作。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伟大理想。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打造世界一流的城市,世界一流的品牌,打造国际大都市。你们跟我们合作吧,我们将会成为世界著名的什么什么……

这让我想起了猫和老虎的故事。猫和老虎都属于猫科动物。猫很灵活,可以上房上树。老虎是森林之王,很厉害。他一开始很谦虚,跟猫学了很多技能。但是,到一定程度以后,他想我也学的差不多了,正好也饿了,于是就想吃了猫。结果,猫一下子穿到树上去了。老虎只能在地上打转转。说你怎么没教我这一招呢?猫说,如果教了你这一招,我还能活命吗?

那么现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就是感觉到中国发展太快了,感到了中国的威胁,于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打压中国。说中国对他们有威胁,实际上就是霸气地夸大事实,霸道指责。

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就是对华为的打压。例如,美国禁止华为,然后,就是小弟英国禁止华为,现在就是瑞典,德国法国也在跃跃欲试。如果他们联手对自己损害不大,那就联手。如果损害很大,才可以改变。

现在说说瑞典。虽然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但是,现在美国也学起中国来,直接干预经济了。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这是非常明显的。很多政治政策都是围绕经济来的。实际上,美国起家也是打出来的。就是自己无比强大。因此,对华为,就是打压,不惜采取绑架华为老总任正非的女儿这样的措施。

以前你弱的时候,咱们搞全球化,可以。现在你越来越强了,我不合适了,所以,我要采取措施。

在瑞典,最近也直接出台政策,指责华为对瑞典安全有危害。其实,华为的设备对任何国家都是没有危害的。它只不过提供最好的技术设备。但是,如果这个设备落入坏人手里,就会产生更坏的作用。

其实,也不一定。例如,斯德哥尔摩恐怖袭击分子乌兹别克斯坦的那个39岁时驾车恐袭斯德哥尔摩王后大街的时候,就是用的华为手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没有手机的良好视频音频功能,警方破案可能会更困难。正是因为有了手机的记录,警方才可以一字不拉地了解了恐怖分子的一举一动。

事实上,瑞典这样直接了当地让运营商不许购买华为的设备,就是说,只能买瑞典爱立信的或者是其他运营商的。最主要的就是爱立信。因此,这里是否是爱立信在贼喊捉贼,也很难说。假装说是军方和安全局说会有安全威胁,不能购买华为的供货。然后,给人感觉好像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当然,在航空方面的设备不卖给中国,就是受美国的压力。美国欧盟对中国就是禁止军售。但可以卖给中国的邻国。

其实,不管是不是迫于美国的压力,都可以理解。如果这世界真的都是那么公平公正,也就不会有这些纷争了。想当初,中国对谷歌,现在谷歌和油管,脸书在中国都不能上。如果你想到这些,再想想瑞典为什么不许买外国的5G,那就可以理解了。

当瑞典十分自信的时候,无论你华为怎么折腾都不构成竞争的时候,他们就说有个竞争对手,有利于自由竞争。但是,现在如果让华为都获得了订单,那么,对爱立信就构成威胁,因此,就直接说军方认为你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威胁,因此,坚决不能购买。那么,最终,只能购买爱立信的。

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瑞典人不买爱立信的,偏要买外国的产品,那不是有问题吗?

现在由于中国人有些人喜欢外国货,所以不觉得,认为买外国货理所应当。但是,在西方,他们觉得买自己的货是理所应当,因为质量可靠,有自信。买外国货的时候,通常可能是因为便宜和方便。质量也差不太多。

因此,我倒是觉得瑞典不买华为而买爱立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倒是象诺贝尔奖那样,不完全奖励瑞典人,而是大部分奖励外国人,真的让人感动,这是不同寻常的。但偶尔也会有偏心的时候,而偏心的时候也是引起巨大争议的时候。

中国本来都是以我为主,为鼓励自己的发展,逼迫谷歌,脸书和油管都不能在国内发展。但同时,很多人还很想把自己的东西通过谷歌,脸书和油管发布出来,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如果有一天,我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毫不在乎,我们有我们的自信,我们有我们的原则和市场,到那时,就是我们真正的强大和崛起了。不光身体块头大,内心也很强大。

现在,还是处在势均力敌互相各有所长的时候,中国本来对世界并无恶意,只是想自己尽早脱贫,自己也能有一天过上好日子,能够赢得人们的尊重。但是,这个过程还是需要时间的。还是需要努力的。

中国如果对某些拙劣自私的手法能够看透,同时也能虚伪地敷衍过去,可能那时就是真的做到不错的地步了。即使如此,也不要盛气凌人,像个暴发户一样,而是要一直保持谦谦君子的姿态。因为中国毕竟是基数比较大。

中国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其实,后现代社会也是有很多社会问题的。例如,不结婚,不生孩子就可能是大问题。

但是,关于华为和中兴的问题,中国还是需要寻找更好的办法,这个世界很大,如果订单都被爱立信拿走,估计将来它还是需要同行帮助的。除非它能全部拿走而且全部自己完成。否则,以华为的实力,还可以赢得其他订单吧!

西方对别人施压惯了,政治上对中国说三道四,经济上争取大单。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暗度陈仓,这些都是存在的。尤其是近些年来,太明显了!那个曾经让你感觉光明正大,十分大度,只做善事的大国姿态已经消失了。现在正是大家都相对平等的时候,因此,真面目也都暴露出来了。

实际上,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是在这种苦苦挣扎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的。谁都不例外。看看瑞典邮政电信局的规定,实际上也是想一切都是自己国产化。

因此,华为或许出路在国内,中国把自己的订单都给自己的中国公司就好了。这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那就是通过政府采购来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华为既然在5G领先,那么立即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全部用上5G。这样就会真的自信和自豪。把所有好的新能源技术和设备都首先在中国推广,而不是指望把好东西都先卖到国外,到那时,中国就真的好了。

杨洁篪署名文章:尊重历史 面向未来 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

北欧绿色邮报网报道(记者陈雪霏)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8月10日就中美关系发表署名文章强调,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习近平主席2014年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下面是全文:

尊重历史 面向未来

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习近平主席2014年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双方应该登高望远,加强合作,坚持合作,避免对抗,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在两国元首庆祝建交40周年互致贺信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历经风雨,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也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充分证明,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美方也表示,多年来,中美关系取得了巨大发展。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责任和使命,需要双方正确看待和妥善处理彼此关系,形成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正是基于这一点,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本届美国政府执政后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推动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但是,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一些政客接连抛出种种谬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蓄意歪曲并全盘否定近50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他们试图用谎言蒙蔽美国人民,欺骗国际舆论。国际社会有目共睹,是美执政当局单方面挑起事端,采取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错误言行,导致两国关系出现建交以来异常复杂严峻的局面。对此,中国政府已经全面阐明了中方立场,予以坚决回应,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事关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当下与未来,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绝不能任由美国一小撮政客出于一己私利,把中美关系推到十分危险的境地。

  一

  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友好交往的历史,曾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战斗。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一批又一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然而,由于美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拒绝承认的错误政策,致使中美陷入长期相互隔绝、彼此敌对状态。历史总是要前进,时代总是要进步,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美两国人民对彼此始终怀有友好的感情,双方寻求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的努力从未停息。1970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表示:“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也指出:“我们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亲自决策并推动实施了中美“乒乓外交”,基辛格博士1971年7月秘密访华,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渐成大势所趋。

  1972年2月,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尼克松总统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宴会致词时表示,我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来。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我们在这里见面,并不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现在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伟大境界的高峰,缔造新的、更美好世界的时候了。中国领导人强调,中美双方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

  中美双方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发表“上海公报”,在肯定两国共同点的同时,如实列出双方存在的分歧,明确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还声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这一历史性文件载明了中美双方愿意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原则处理两国关系的重要共识。“上海公报”充分体现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精神,符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中美关系迈出了走向正常化的重要一步。卡特政府接受中方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与中方就妥善处理台湾问题达成一致。中美双方1978年12月16日发表的“建交公报”申明,美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交。

  在中美关系“破冰”、正常化直至建交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尼克松、卡特、基辛格等中美老一辈领导人和政治家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卓越的政治勇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作出了历史性的政治决断。“上海公报”、“建交公报”以及1982年着重解决美国售台武器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八·一七”公报,确立了一个中国原则,确认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等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历史事实是,中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一直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两国关系就是建立在双方承认并尊重彼此社会制度不同这一共识基础之上。当前,美方一些政客声称美国当初与中国接触和建交是为了改变中国,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已全面失败,污蔑中国多年来欺骗美国,渲染意识形态对立,竭力鼓吹冷战思维。这是对几十年来中美两国各界人士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巨大努力和贡献的莫大亵渎。然而,事实就是事实,历史岂容篡改。我们要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激浊扬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共同维护好中美关系的基础,维护好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否则历史和人民决不会答应。

  二

  中美建交后,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历经风雨和坎坷,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也有力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中美合作从来都是互利共赢的,41年来两国和世界各国都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受益者。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也为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提供了持续的增长动力和重要机遇。中美贸易额较建交之初增长了200多倍,双向投资从几乎为零到近2400亿美元。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实惠,中国广阔的市场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为美国企业提供了丰厚利润。

  中美人员往来从每年几千人次增长到超过500万人次,中国在美留学生总数超过40万人。两国建立了50对友好省州关系和227对姐妹城市。从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到2008年汶川重大地震灾害,中美两国人民感同身受,纷纷向对方施以援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美两国各界相互驰援。中国有关省市、企业和机构向美方受疫情影响的州市、社区和民众捐赠口罩、防护服等医用设备,并向美方供应了大批抗疫物资。

  中美两国同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双方在朝鲜半岛、阿富汗、中东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了密切沟通协调,与相关国家一道推动有关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中美在反恐、防扩散、禁毒、疾病防控、减贫、维和、打击芬太尼滥用走私活动等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即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中美在反恐和防扩散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同时,中方一直强调在反恐问题上不能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和各国合力应对,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美等国携手推动下,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得以签署,为促进全球气候变化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中美双方还在东帝汶开展粮食安全三方合作,联合培训阿富汗外交官,在非洲联手抗击埃博拉疫情,成为两国协助第三国加强能力建设的范例。

  当然,41年来,中美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中美之间也曾经历过风风雨雨和重大波折,但两国都能够从历史和大局出发,管控矛盾和分歧,妥善处理敏感问题,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的势头。事实证明,中美之间没有过不去的坎,关键在于要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诚意,在于要有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担当。

  回顾41年的中美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宝贵的历史启迪:一是要始终从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全人类前途命运出发考虑和处理两国关系,为中美两国好,也为世界各国好。二是要始终坚持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牢牢把握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三是要始终建设性管控分歧,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和精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四是要始终致力于扩大中美合作,遵循合作共赢原则,为两国和世界带来更多福祉。这些有益经验过去管用,现在管用,今后也管用。

  三

  中美关系正面临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在这一背景下,维护和稳定两国关系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尊重历史,与时俱进,继往开来,而不应歪曲历史、否定历史、开历史倒车。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等给各国安全和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同时,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世界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正如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重要演讲指出的,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各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等各异,都在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尊重各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希望各国都发展得好。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坚持走这条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一些政客狂妄无知,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动辄粗暴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美方诋毁抹黑中国政治制度、离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系的图谋注定要失败。他们应该明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得到14亿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根本原因。美国一些政客越是挑拨离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越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更加奋发前行。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中国人民对世界和美国有着清楚了解和深刻认知,有能力对事物作出正确判断,不是美方某些人可以随便蒙蔽的。我们没有兴趣干涉美国的内政,美方也应尊重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发展和美好生活的正当权利理应受到尊重。任何旨在剥夺中国人民发展权的图谋都是白日做梦。中国人民有高度的自信,国际社会看得也很清楚。

  今天,中国人民正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希望其他国家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定不移致力于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中国坚定不移同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携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积极倡导共建“健康丝绸之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严峻疫情下取得超出预期的表现,充分显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我们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继续来华投资兴业,并为他们继续创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政策立场一以贯之,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我们致力于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同时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为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中美对话合作不是单行道,不是单方面的恩惠,是平等互利的。中国是讲原则、讲道理、讲信誉的国家,也是讲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家。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表明,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发展,不希望中美走向对抗冲突。美方一些政客出于一己私利,以种种手段威逼打压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国际社会对此是深恶痛绝的。美方这些政客的图谋决不会得逞。

  四

  中美双方要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握好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以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为念,加强接触对话沟通,美方应同中方一道共同推动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使两国关系重回正确轨道。

  国际社会要继续加强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各国唯有共同应对,才能战而胜之。中方支持国际社会在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下加强抗疫合作,全力争取早日战胜疫情。中国人民真诚希望美国早日控制住疫情蔓延势头,减少疫情给美国人民带来的损失。美国一些政客应立即停止将疫情政治化、把病毒污名化,停止向中方“甩锅”、推责,担负起对本国国民以及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全球抗疫合作,共同挽救人类生命。

  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台湾、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方核心利益。中方严正要求美方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对美方损害我国核心重大利益的言行,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采取坚定、必要的反制措施。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要避免战略误判,管控分歧。对中美两国而言,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美方必须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错误行径。中美双方要开展各领域对话沟通,中方同美方对话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双方应以沟通促进合作,以对话妥处分歧。

  要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希望美方同中方加强配合,为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创造有利条件。美方应停止打压中国企业的霸凌行为,为中国企业经营投资提供公平、开放、非歧视性的环境。双方要拓展能源、执法、禁毒、地方、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中美两军应加强接触交往,用好互信机制,使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因素。双方还应就朝鲜半岛、阿富汗、中东、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国际地区问题继续开展协调合作,让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从中美及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得到更多利益。

  要维护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中美人民友谊蕴含了几十年来两国人民的无数心血,值得我们倍加呵护。美国一些反华势力滥用“国家安全”概念,蓄意阻挠中美正常交往,刻意误导美国民众,企图给两国关系造成不可逆的破坏。美国各界有识之士深知维护中美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性,纷纷站出来对反华势力的倒行逆施表明反对立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不是一些美国政客的政治操弄可以隔断的。中方欢迎更多美国各界人士来华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将继续鼓励和支持两国人民开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青年、媒体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敦促美方决策者尊重历史事实,认清时代潮流,正视美国各界有识之士的呼声,倾听世界各国的呼吁,纠正错误、改弦易辙,同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共同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编辑 雪霏

观点:中国不仅应该在南海种岛还应该开发旅游业把南海变成旅游胜地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陈雪霏

中国不仅应该在南海种岛,还应该在南海诸岛开发旅游业。把南海变成旅游胜地。

中国人口众多,大家都在北京上海呆着,人口密度很大。如果能把南海诸岛都开发出来,象挪威那样进行海上旅游,让游船从海南,从广州,从广西北海都可以出发到南海诸岛去看一眼,住一夜,让那里成为旅游胜地,就像巴厘岛,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

中国人大部分人都是旱鸭子,都是住在内陆,如果能到海上玩一圈儿,他们会是很高兴的。例如,在南非的好望角,可以乘轮船半天来回,专门看看一望无际的大海。

当然,出海的时候,要保证不是在台风季节,不要出现海上事故。但是,不要想海上石油,多想想海上旅游,这样可以提供就业,可以拓展国土。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已经想到开发海洋。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如果能够开发旅游业,象挪威那样把漫长的海岸线都变成峡湾之类的旅游路线,那么南海那湛蓝湛蓝的海水也会吸引很多游客。人们可以在冬天都到南方去。夏天再回到北方。

如果经济繁荣了,就没有必要总是把航空母舰开到那里去。美国其实每次都大摇大摆地开航空母舰去,就是想让那里紧张起来。90年代中期,本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想开发东北亚,后来,因为朝鲜问题就搁浅了。

本来如果是和平的地方,合作的地方,其实是可以发展得很好的。可是,有时候,一剑拔弩张,就会紧张,就会造成发展停滞。

中国人一定要想办法,政治问题,用经济办法解决,经济问题用法治解决,法治问题也可以用经济来解决。环境问题也要用经济来解决。总之,用辩证的方法,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也有智慧,可以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地解决问题。

观点:特朗普打压微信也是开历史倒车

北欧绿色邮报网主编 陈雪霏

自从2013年使用微信以来,笔者以为就想寻找回来的世界。过去中断多年的同学又都联系上了,因为互联网的原因,你想找人,也都能很快找到。昨天看到美国要搞6G,以我的愚人之见,是可以的。实际上,我的很多中国同学就省去了使用邮件这个环节。很多人在2000年开始使用邮件的时候,信消失了。同时,很多人也不用邮件。至少我感觉隔了10多年,突然用了微信,一下子所有同学都能见到,我真的是激动的泪流满面!

现在中国人,14亿人几乎都用微信,连我老妈不会用,也乱按,能按到和我视频,因为它太简单好用了。

但是,用微信还是最近一两年开始学着用的。年轻人自己用,也喜欢教别人用。慢慢就传染了。其实应该说传播了。但是,社交媒体就是有传染的感觉。

那么,中国人,与中国有关系的人都习惯于用微信。现在你突然说禁止使用微信。一方面,确实工作的时候不应该看微信,因为微信的东西也是海量信息,太耽误时间了。尤其是,一开始用,有的人也上瘾。我们甚至担心微信让我们的健康受损。

但是,时间长了,我们免疫了。人们不一定都上瘾。但是,如果你说不允许使用微信,就感觉太武断了。打电话,写邮件,都是很慢的方法。打电话一不注意,时间就花得很长。我也觉得写邮件也费时间。重要事情当然是要写邮件,有记录比较好。但是,要想快,还是微信好。

我感觉不让用微信,实际上可能觉得微信用多了,人们用脸书和油管的时间就少了,丢失了潜在客户。因此,打压微信还是希望争夺潜在客户的问题。

科技之战也是让人心惊肉跳。年轻人使用新软件非常激动。年纪大了,真的不喜欢换来换去,用惯了一种软件,再换别的,真的不适应,有时甚至想骂娘。其实,我是希望大家心平气和地讲道理,不要太激烈竞争了。否则,心脏都有些受不了了。

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它不是机器,人是需要匀速运动的,而不是象电流一样那么快,整天过电,肯定会出问题的。不知不觉,已经进入中老年的队伍,也不知道说话是否能让人明白。或者说,是否我自己已经明白了什么道理。

现在感觉是东西方思想和思维大碰撞的时候,如何能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来,或许正是一个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