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绿色邮报网北欧中华网联合报道（记者陈雪霏）－－中国电影《500米800米》的导演尧天正在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电影节，14日中午，本网记者陈雪霏在斯德哥尔摩国王花园酒店的新闻中心采访了他。
我未来要死在哪里？这是个问题。
记者：尧天，欢迎你来接受北欧绿色邮报网和北欧中华网的采访。首先，我觉得这部电影在斯德哥尔摩放映之后还是很受欢迎的。观众印象深刻。我看完电影之后，也问了一些人，她们觉得电影很美，很漂亮。首先想问你一下拍这部片子的背景是什么？怎么想到要拍这么一部片子？
尧天：大家好！很高兴能在斯德哥尔摩电影节参映这部影片。也很开心大家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也表达更多的关注。创作这部影片的初衷是因为我本身也是80年代出生的人。小时候在农村长大。那时候，我身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他们有的是政府上班的公务员，有的怀孕之后，为了生第二胎，必须要失去自己的工作，包括自己所有的一切，社保医保所有的一切，就是牺牲特别大。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很多人就放弃了生第二胎。但是，也有更多的人，迫切地想要第二个孩子，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不仅是一个传统的人口大国，同时，很多传统观念中的重男轻女的情况也比较多见。如果第一胎是女孩的话，就非常想要个男孩。这种情况也比较多。甚至为了二胎，三胎就要到处去躲。到2016年，中国正式放开二胎，那么这段往事都已经成为历史了。我觉得把它给展现出来就很有意义，让更多的人去反思。去想象这段历史，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
记者：就是说因为政府放开了二胎政策，也就鼓励你来认真反思这个，之前是不是有很多顾虑？
尧天：是，之前大家都知道这是属于非常敏感的一条线。现在政府也放开了，也开始反思，也开始客观地报道这个事情，给更多人一个选择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导向。也是很好的一个事儿。 在这个节点上我就觉得把这个事拍成一个影片，就很有文化价值。
记者：对于父辈来讲，当时肯定有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经历，但你作为80后独生子女，你觉得有哪些好处和弊端？
尧天：从好处方面说，就是家庭的教育投入会集中在这一个孩子身上，会优生优育，会更多地把她／他教育好，把他／她培养好，这确实是好的一方面。不好的方面是，因为过多地把情感关注到她／他一个人身上，他们就无法去分享了，无法和兄弟姐妹分享了，中国古代有句成语叫孔融让梨，但现在就没有孔融存在了。因为这所有的梨都是我的。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感受。
记者：回到影片上，你是怎么找到这个例子的？
尧天：我当时到当地去采风，和当地一个领导边走边聊，他跟我说，你看我们当地啊，就这么一座山，山上的很多人想法都不一样。山上的人就想多生孩子，因为晚上没有什么事情干。山下的人就拼命地挣钱啊，努力啊，奋斗啊，就觉得孩子太多，压力太大，不能要太多的孩子。所以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真实的，就是海拔800米以上的政策，跟800米和500米之间的，和500米以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根本，这是基于政策的真实。也是中国特有的政策现象，中国人多，根据不同情况有不同政策，根据这个出发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儿。所以，就想着把三峡的文化含进来，长江是生命之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再加上搬迁涉及很多价值观念的东西，象故土，亲情的割舍，流失，很多东西都包括在里边，反映人性的故事。
记者：所以，你这部片子不像《一句顶一万句》是根据刘震云的小说来改编的。这是你自己编的，是吧？
尧天：对，这是我自己编剧。我自己写的剧本。
记者：从Idea，到剧本，到拍摄都是你自己做的。
尧天：投资也是我自己。
记者：哇，那你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自己吧。
尧天：这个故事的根本就是当地领导的一句话。那是2007年的时候。
记者：就是说你的灵感就是从那时候来的。
尧天：对，当时我就一直想拍这个故事，也跟很多人聊了这个故事，很多人都说这是个好故事，但是不是风险太大，所以，就一直拖到2010年的时候，我把剧本做完了。2014年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库区拍摄的。我来来回回去了当地三次采访，和老百姓聊，把这个故事植于老百姓生活当中去。
记者：这个地方是当初领导说一句话的地方吗？
尧天：不是，领导说一句话是在重庆綦江县，拍摄是在湖北宜昌。
记者：你出生在哪儿呢？
尧天：我出生在安徽。安徽泗县。泗县在过节或者农闲的时候人们就出去要饭唱戏。当年那时候也经常发大水，所以，我们也有那种经历。
记者：这说明你是有亲身经历，有那种感受，人说八年磨一剑，你等于是差不多十年创作了一部作品。在这之前，你是做什么的呢？有什么背景呢？
尧天：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的是电影导演专业。以前拍的片子多是宣传片。拍过数字电影。不能说好与坏，就是不像我现在拍的这部片子能够很真实地反映人群，原来拍的有宣传的意味。
记者：我注意到拍摄过程中人的脸部不是特别突出，故意的模糊或者是稍微远距离，你是不是全部用的群众演员？
尧天：所有的演员都是非专业演员。很多都是就地取材。都是在山区里找到的老百姓。他们平时生活就是那样。就是生活中的那样，因为他／她不会塑造，只会还原。你给她讲当时是怎么做的，你不用说，她自己就来了。
记者：你现场进行了很多创作。
尧天：现场加了很多东西，我们到一个地方如果不把当地文化给抓起来的话，那么这个电影拍出来不会感人的。因为它是强植性的戏剧性。包括山里边那些拆房子，那种拆法都是当地老百姓特有的拆法。到一个节气，他们要换瓦。
记者：张老头立即上吊了，这个是真事吗？
尧天：象老张这种人，生活中我见了很多。他有他的价值观念，他上山下乡，那个年代的人很单纯，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且是无私地去做。但老张最早是抗美援朝的，打过仗的。肩上是有勋章的。他一辈子获了很多荣誉。结果，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又去上山下乡。他又响应国家号召去植树造林。这回植树造林他又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乡了。真正把根扎下来之后，我又要搬走。到底我要去哪里，我的根在哪里，我是谁？我未来要死在哪里？他的根完全失掉了。他的一切就象水里的浪花一样，最后，他想，我就要死在这里。最后，他决定，我宁可死，我也要把我的根扎在这片土地里。
记者：还有一个镜头，非常真实，红芬被抬到车上了。但当村里人拦他们的时候，村长说，放人。这个给人印象深刻。
尧天：这是真实的。为什么大家都拦它，当时大家都怕摊上这种事。红芬的嫂子告密。其实，这在生活当中是很常见的。我接触过身边很多这种情况，一个妇女怀孕了，不用说回她嫂子家，就是回她娘家，她娘家也不同意回来，我可以给你钱，我可以给你粮食，但你千万不能回来，你要回来，我们全家都完了。你要走得远远的。我见不到你我会想念你，你是死是活我都会挂念你，但你不要来，你一来，我们全家都会完了。这个很真实。
记者：她们有一种羞辱的感觉？
尧天：不是，她一来会牵连家人的。这个政策是对群体的。你一人有事，你们全家都遭牵连。这些人都去拦车，也不是见义勇为，其实，那帮人家里也有很多是怀了孕的。他们必须要拦，因为如果红芬被带走了，她的下场就是他们大家的下场。从这个出发点，车上的人说放人，也是从自身考虑的。如果不放，他也得被收拾掉。
记者：这还体现了这个男人的一点人情味。但是，紧接着漂亮的妇女主任，应该有人情味，但却非常冷漠。
尧天：这里就是反衬。本来女性是应该有人情味，但在那种政策下，被迫放弃自己的善良和母性，而去惩罚另外一些违规的妇女。这个妇女主任就是这样，她也说了，我无所谓，但你们所有人的乌纱帽都要丢掉。这是一个反衬。
记者：还有一个比较感人的就是老孙头儿，为了孙子，本来不愿意下山来，但还是很快就下来了。
尧天：这个人物就是等于，他要下来就等于他要放弃他的孩子。这是片中一个很重大的立意。他的孩子就在那窑里。那个窑就象子宫一样，在那烧着瓷娃娃，那瓷娃娃就是老孙的孩子。老孙为了孙子，就放弃了自己的孩子。他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后来他没有想到，他就说了一句话，我捏了一辈子的泥人，我都捏不住这一条命啊！在他心里，那条命已经丢掉了。所以，他就下来了。
记者：但是红芬和她女儿又特别喜欢下山，这也是非常真实的。
尧天：这就是这种角色的迷失。她觉得眼前看到的是很好的。但是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导致她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其实，片子里很多人物都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就是为了这个生命，所有的人凝聚到一块去了。都是在迷失。看，卫东是一个多么懦弱的男人，到最后，我结扎。为了换取不要追查老婆。就当是惩罚我了。这在政策当中也是可以的。
记者：这也反映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什么事都能想出办法。就是在这种纠结中，眼泪哗哗的，但最终，问题也就这么解决了。
尧天：都能变通。就是太极拳嘛。怎么着都能打来打去。
记者：这也能反映出来，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实际上一开始我们都觉得特别对，后来又觉得特别不对。后来经过时间的冲刷，又拨乱反正了。这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
尧天：对，这也反映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吧。中国好多事情就是摸着石头走的。她没有什么可以效仿的，苏联已经垮台了。没有老大哥，只能自己走，所以好多东西对与错都是在进步。
记者：你下一步有哪些计划呢？
尧天：我下一步有几部片子。都与数字有关，一部叫《18里河》讲的也是关于人在社会中迷失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个《三线三峡》讲的是，大家也都知道，当年有个三线建设。有很多高尖端的人才聚集到三线城市，这是出于战略考虑。但是这个题材太大了。我现在资金都做不到。再拍几部之后，再拍这个，但这部片子肯定会很好看。就有点象南斯拉夫的导演酷斯拍过一部《地下》。就类似那样的感人故事。
记者：祝你未来更成功，多拍些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的这种片子，我觉得是非常感人的。不光感动中国人，也感动全世界的人，也能让世界的人真正了解中国到底是什么样，也能通过普通人的生活了解中国。再次表示祝贺。谢谢接受我们的采访。
尧天：谢谢！
尧天有自己的电影公司，尧天的意思是尧天舜日，天下太平的意思。
他说，他才拍三分之一的故事，后边其实还有三分之二的故事没有真正拍进去。或许以后如果能找到投资商，还可以继续拍上海和北京的故事。
《500米800迷》19日周六下午两点在ZITA1最后一次上映。
图文／摄像 陈雪霏
北欧致公协会总召集人之一叶沛群先生首先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示欢迎。他说，中国致公党的前身是由海外华侨社团组建的海外组织，旨在维护华侨的正当利益。关注民族的独立和祖国的富强。现在的中国致公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被中国各方认可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她为了中国的繁荣与强大团结海外的华侨专家做出了贡献。今天致公党北京市委代表团能来与北欧致公协会进行交流，能见到新老朋友，对此，我致以真诚的谢意。
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秘书长刘学增先生说，我们这次来访问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中国正在搞一带一路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做哪些贡献，我们是带着这个问题来的，第二，我们是来考察华文教育的问题，探讨怎样进行文化走出去。还有北京正在进行治霾的过程中，我们还想了解发达国家在交通，人口和治霾过程中有哪些好的举措。
随后，双方分别介绍了北欧致公协会组织建设与活动的情况，致公党北京市委在过去三十多年，尤其是在过去三年所取得的成就，所做的工作，尤其在科技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汇集了各方面人才。
北欧致公协会成员也分别介绍了各自所在的领域，尤其在科技环保领域都愿意通过相互交流与合作为祖国的科技环保等各方面的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北欧致公协会15位会员参加了本次座谈会。
他说，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开展远程教育项目已经有11年的历史了，考虑到海外华文教师的需求，与北京四中合作开办了这个项目，目前看效果不错。最近几年在世界有70多个国家100多个城市有200多个学校加入远程教育项目。
合影以后，北京四中网校李岩老师进行了生动的《听说读写的课堂组织》课。
